笔者于2021年12月赴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挂职锻炼，任寿光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任职一年间，笔者对寿光市工业、农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了解。在了解过程中，笔者既对基层的面貌、基层工作人员的精神及我国新时代基层工作的进展都有了新的认识，也切实体会到科学技术对生产生活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对西方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挂职期间的相关情况和主要经历
（一）寿光市基本情况
寿光市虽然是一个县级市，但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市政设施建设状况很好，居民住房条件、物价水平、汽车保有量等指标也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过去，笔者对这些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经济指标的差距没有感觉。近年来，笔者逐渐意识到仅仅是人们内心当中的理论知识丰富和清晰是不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和解决都和经济的、技术的外部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来到寿光市之后，笔者通过对一些外部条件的比较，更真切地认识到眼前的寿光市在何种程度上优于欠发达地区，在何种程度上与更加发达的地区存在差距。
与国内一线城市相比，寿光市的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都比较低，人们的生活节奏普遍比较慢，但这并不妨碍基层工作人员积极进取的工作精神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虽然他们没有考勤制度，但每个人都按时上下班，甚至有时休息时间也要加班或者开会。包括科学技术局在内的各个单位都有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接受和传达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笔者在科学技术局也承担了值班工作，无论休息日还是工作日，值班当天24小时在岗，晚上睡在值班室，潍坊市新冠疫情严重期间为预防交叉感染，值班室封闭，值班人员就睡在办公室沙发上，随时关注值班电话和寿光市电子政务平台上的新信息。
（二）寿光市科技局的基本情况
寿光市科学技术局的主要工作包括科研投入管理、科技平台和企业孵化器管理、科技项目管理等方面。笔者到任之后，学习了科技局“业务工作指南”，对科技局的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最近又参与修订了该“指南”，根据山东省和潍坊市的相关指示对科技局的具体业务工作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科技局工作之初，由于笔者不懂寿光当地方言，在参加会议以及与同事沟通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听不懂对方说什么的情况。好在有科技局的同事们热情帮助，有的同事主动和笔者说普通话，也有的同事主动充当翻译，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笔者逐渐克服了这一困难。
除了日常的例行工作，包括科技局在内的市委、市政府各个单位都要承担一定的公共服务工作。突降大雪的时候各单位都要在指定的区域承担扫雪任务，无论是新冠疫情常态化管理期间还是疫情严重期间，各单位都要在指定的小区协助物业管理人员做好防疫工作，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活动期间，还要在划定的区域协助市政保洁人员清理垃圾以及整顿市容市貌。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形势逐渐严峻，各单位又承担起监督网格内居民及商户按时进行核酸检测的任务，若系统显示相关人员未按时进行核酸检测，工作人员就要电话提醒他们及时检测。笔者在挂职实践锻炼期间也多次参加上述活动、承担相关任务。这些工作让笔者深刻地认识到基层工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最具体的脚踏实地的工作中，仅仅是各司其职是远远不够的，每个人都要参与一些超出自己日常工作范围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缓解预先划定的工作范围与变动不居的具体情况之间的矛盾。相比之下，各司其职只能说是理想状况下的一种简单的谋划，然而正是由于它过于简单，过于理想化，所以仅凭这种规划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也应当解放自己的思想，不能仅局限于自己熟悉的领域，而要多了解、多参与其他有意义的工作。
（三）挂职期间的主要调研工作
2022年下半年，笔者多次到寿光市科技企业进行调研，先后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物泽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力创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宝源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源触控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调研项目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情况，为企业项目申报提出指导意见。在科技局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本年度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科技局的多方支持与指导下，寿光富康制药有限公司的“艾司奥美拉唑镁系列药物结晶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示范”获山东省科技厅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项目公示，潍坊市仅2项。寿光恒蔬无疆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温室自适应控制系统研发”、山东永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优质抗病茄果类蔬菜新品种培育”获山东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拟立项项目公示，获批数量约占潍坊市的1/5。另外，3个项目获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立项支持。推荐山东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寿光市三木种苗有限公司、山东鲁寿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蔬生物科技（寿光）有限公司4家企业申报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种业创新提升行动项目。因寿光市科技项目量质并举，成绩突出，2021年8月25日，山东省科技厅在寿光市成功举办“2021年度省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提振行动计划项目推进会”，有力地提升了寿光市现代农业产业的影响力，同时为山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寿光贡献。
寿光市以蔬菜种植闻名全国，但其农业并是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寿光市有一句口号叫作“农业富民，工业强市”，以化学工业为代表的工业发展才是寿光的财政支柱。寿光工业的发展历程，是一部艰辛而又辉煌的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经过70多年不懈努力，寿光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工业质量明显提高。全市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仅有的500万元增长到2021年的2046亿元。工业门类齐全。已拥有全国工业领域41个产业大类中的29个，形成了装备制造、石油电力、化工医药、造纸包装、橡塑轮胎、建材家居、食品加工等主导产业，主要产品有3000多个品种。产业快速崛起。拥有羊口、侯镇、台头、文家、洛城、古城（高新区）等六大工业产业聚集区，羊口、侯镇2个省级化工园区。2021年，侯镇化工产业园高端化工产业集群、台头防水产业集群入选潍坊市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寿光市获评“全国淀粉深加工产业聚集区”；山东默锐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创建的山东绿色海洋化工制造业创新中心被认定为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成为寿光首家；2021年度“四新”经济投资同比增长29.4%，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2%，7个行业产值过百亿元（石油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9个行业产值过50亿元。企业竞相发展。“龙头企业群”和“隐形冠军群”百花齐放。截至目前，寿光市共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瞪羚企业、“隐形冠军”、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4家；潍坊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隐形冠军”企业119家，各项培育数量均居潍坊各县市区前列。人才强力支撑。全市成立人才发展集团，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团队）262人（个）、“双一流”青年人才149名，新增柔性合作院士6人，入选省级以上产业领军人才5人、鸢都产业领军人才12人。
在农业方面，寿光不仅是“中国蔬菜之乡”，也是设施蔬菜的发源地和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地，探索实践形成的“三个模式”两次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肯定，铸就了“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的金字招牌。近年来，寿光市坚持以标准体系为核心，强化寿光蔬菜的品质保障；坚持以体系创新为抓手，强化寿光蔬菜的组织保障；坚持以种子研发为根本，强化寿光蔬菜的科技保障；坚持以质量监管为抓手，强化寿光蔬菜的质量保障；坚持以数字农业为导向，强化寿光蔬菜的智慧升级；坚持以消费市场为导向，强化寿光蔬菜的品牌打造；并且主动顺应蔬菜产业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的大趋势，全力抢占全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加快实现寿光由传统生产基地向综合服务基地转型，以寿光为核心的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被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确定为全国首批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先后入选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名单及第一批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成为2021年山东省首批现代农业强县。
二、科学技术及其西方哲学思想渊源
在寿光市工业农业发展的斐然成绩背后，处处体现着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以及寿光市委、市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推动力，这在如今深度科技化了的社会当中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然而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技术却并不总是占据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历史上很多声名显赫的哲学家都不认为科学技术是可靠的、值得依赖的重要力量。众所周知，科学与哲学都来自西方，甚至科学就来自哲学，但二者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却不总是协调一致的，似乎总是有一种相互对抗的倾向。在如今深度科技化的社会中，现实与思想的潜在冲突是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何在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摆正科学技术的地位、恰当地评估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更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的。
（一）西方传统哲学思想述略
西方传统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就在追求一种确定性，西方哲学家大多认为感官和经验是不可靠的，同时又很确定绝对可靠的东西是存在的，可以经过努力而被发现。古希腊时期，尽管可以与现代科学相媲美的理论体系尚不存在，但天文学还是比较发达的。然而对于柏拉图来说，感官和经验似乎对天文学的发展并没有什么贡献，真正有贡献的反倒是理性和智力，因为只有理性和智力领悟了天体的运动，这种运动才能成为知识。柏拉图说：“一个人如果是眺望着天空或注视着地面以期学到一点知识，那我总要否认他能学到什么，因为那样做完全不是科学的事情；他的灵魂是在向下望而不是向上望，不论他的求知途径是水道或陆路，他是漂浮着，或只是仰天躺着。”也就是说，人们在研究天文学时不应该使用感官去观察天体，而是应该通过理性的努力思考来发现绝对必然的规律。柏拉图的这种理念论显然与毕达哥拉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他对数学知识的重视当中可以窥见一斑。对于一个热爱数学的人来说，唯理论确实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数学的论断似乎总是不经由任何感官和经验，仅凭理性领悟而作出的。因此一些西方传统哲学家总是倾向于认为理性本身有一种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他们能够获得绝对必然可靠的认识，于是整个世界似乎也应当建立在这种力量的基础上了，否则全世界似乎也像感官经验一样不可靠，似乎随时都会崩塌了。
笛卡尔是追求确定性的西方哲学家的又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方面和柏拉图一样认为感官和经验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可以被怀疑的；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放弃对确定性的寻求。经过沉思，笛卡尔最终找到了可靠的、不能被怀疑的东西，他认为那个不可能被怀疑的事实就是“我在怀疑”。于是，由于我在怀疑的时候我是在思维的，而且当我在思维的时候我必定是存在着的，于是“自我”的存在性就这样由一个不能被怀疑的事实推导出来了，因而也就是不能被怀疑的了。笛卡尔的这一著名论证遭到了各派哲学家的批评，近代的科学哲学家更是坚决反对“自我”这一概念的特殊地位。赖欣巴哈曾经评论道：“自我这一概念并不像笛卡尔所相信的那样，是性质那么简单的。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方式并不和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房屋和人物的方式一样。我们也许可以说对我们的思维行动或对我们的怀疑进行观察；然而，它们并不作为是自我的产物被知觉，而是作为分离出来的对象、作为由感觉所伴随的意象被知觉的。说‘我思’这就已经越出了直接经验，因为在这句话里使用了‘我’这个词。‘我思’这一陈述所代表的并非一件观察所得的材料，而是一长串思维的终末，这一长串思维揭示了与旁人的自我有所不同的自我的存在。笛卡尔应该说‘有思维’才对，这样就指的是思维内容的那种分立事件，思维内容独立于意志行动或其他涉及自我的状态的发生。但是，那样的话笛卡尔的推理就不再能作出了。如果自我的存在不为直接感知所承认，它的存在也就不能得到比其他对象的确定性更高的确定性，即采用对观察所得材料作一些动听的添加这一办法而取得的那种确定性，而受到确认。”与赖欣巴哈类似，石里克也认为“自我”并不是一种直接被给予的、带有绝对必然性的东西。石里克从经验的中立性的角度来分析“自我”，他认为经验并不绝对是“自我”的经验，“自我”在获得经验之前并非必然地获知了“一切经验皆属于自我”，而是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才经由后天的归纳最终总结出“一切经验总是我的经验”这一结论。
事实上，在笛卡尔之前，经院哲学家们就曾经试图从上帝的概念出发来推论出上帝的存在性。这种推论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有着很强的相似性，他们都试图把结论建立在不容置疑的前提和推理过程的基础之上，然而后世的哲学家却总是很容易地从这些前提和推理过程当中找到不可靠的地方。作为他们的批判者之一，康德对他们的论证做了系统的分析。他把一切论证中出现的命题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分析命题，另一类是综合命题；分析命题总是有绝对必然性的，但综合命题不一定。根据后天经验归纳而来的命题是后天综合命题，这类综合命题是不可靠的，是没有绝对必然性的，然而康德坚持认为另一类综合命题也是存在的，它们是先天综合命题。分析命题尽管是具有绝对必然性的，但是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哲学家们大都认为这类命题无法推论出超出前提的新知识，因此经院哲学家和笛卡尔主义者的论证都是有问题的；因此对于康德等人来说，绝对必然的确定性只能寄希望于与后天综合命题相对立的先天综合命题，这类命题既可以保证必然性，又可以保证提供超出前提的知识，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把建构世界或者建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归结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性。
然而，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性本身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康德本人曾认为一切数学命题都是先天综合命题，于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命题就是先天综合命题了。可是，非欧几何以及广义相对论的成功极大地动摇了康德的这些观点，尽管直到现在仍然有些学者不遗余力地为康德和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性辩护，但这种辩护总是差强人意的。为了说明先天综合命题以及其背后的追求绝对必然确定性的西方传统哲学的问题，我们最好从先天性本身入手来指出更一般、更深刻的问题所在。
（二）“先天综合命题”与现代物理学、现代逻辑学之间的冲突
根据一种整体论的思想，人类思想中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关联起来的，其中一部分的改变必定或多或少地改变其他部分，没有任何部分是绝对地免于被修正的可能性的。这意味着，没有任何陈述是绝对与经验无关的，所以一方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先天命题”，当然也就不会存在“先天综合命题”了；另一方面任何陈述都不能彻底脱离经验而绝对地为真，于是绝对的分析命题和绝对的综合命题也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取消了分析和综合的二分。如果这些理由不足以说服所有的康德主义者接受整体论，特别是“逻辑真理也有可能接受经验修正”的论断，那么出乎意料的例子或许会有所帮助。
奎因曾援引赖欣巴哈的三值量子逻辑来说明经验科学修改了排中律，但有人仍认为对于三值量子逻辑中的完全否定算子，排中律仍然成立，而量子力学所采纳的正是这种否定算子。然而关于完全否定的“排中律”只在形式上与经典逻辑一致，并不是经典逻辑的排中律。当一个命题的完全否定为真时，我们只能由此推知原命题“非真”，但“非真”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真值，它包括“假”和“不确定”两种可能的真值，所以关于完全否定的“排中律”并没有穷尽真值的所有可能性。其实这一点并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其实很清楚经典逻辑的排中律预设了“二值原则”和“满赋值原则”，因此挑战排中律是容易设想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人们根据量子力学来修改经典逻辑所得到的非经典逻辑统称为“量子逻辑”，那么量子逻辑远远不止有三值量子逻辑这一种，并且有的量子逻辑系统在量子力学解释上的表现绝不逊色传统理论。
可惜的是，包括康德主义者在内，专注逻辑哲学研究的学者们通常不了解量子力学和量子逻辑，这显然是个巨大的缺憾。人们总认为修改排中律的意义不大，而修改同一律则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众多量子逻辑中恰好就有修改同一律的“禁自返逻辑”。其中，修改同一律的理由可概述如下：存在着一种量子力学系统，对它的测量结果使我们不得不认为该系统中含有n个完全相同的粒子。说它们完全相同，是因为假设它们有一丁点儿不同就会使得计算结果与测量结果不符；说它们不多不少共有n个，也是因为差一个就会使计算结果偏离实验值。考虑到这样的量子力学系统，我们在逻辑系统里就不能按照经典逻辑的规则去使用等词，不然三个完全相同的粒子a=b=c，就变成一个粒子了。修改了等词之后，同一律x（x=x）自然就不能无条件地成立了。这就是根据经验事实来修改逻辑真理的典型例子。
明白了这一点，命题所谓的“先天性”就不是绝对必然地建立起来的了。至于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性，就变得更加可疑。不仅如此，一种试图证明数学命题的先天综合性质的论证又很容易被改造成证明逻辑真理的综合性的证明，这更凸显了先天综合命题存在性证明自身的严重问题。例如有人认为：首先，数学归纳法是先天综合命题，特别地，数学归纳法不是自然数的定义；其次，皮亚诺算术公理是先天综合的，因为这些公理并不定义自然数集，于是它们可被视作自然数集的存在性断言，而通过公理的方式断言自然数集这样的数学对象存在就要求这些公理是自洽的，又因为公理及其逻辑推论的数目往往是无限的，所以自洽性的证明必须运用数学归纳法，但是数学归纳法依赖于自然数的定义，所以皮亚诺算术公理的自洽性无法得到证明，而自洽性无法得到证明的公理当然是综合性的。最后，一切算术命题都是先天综合的，因为即便在不考虑0，1和加法的定义的情况下，由于皮亚诺算术公理是先天综合的，建立在这些公理基础之上的、以自然数为运算对象的算术命题也是先天综合的，而且数字0，1具有超出纯粹分析性逻辑规定的综合性内容，其定义不能划归为纯粹逻辑，加法除了不能划归为逻辑之外，还涉及无限，因为它不是定义于某一封闭集合中的算子，而是作用于由无限个数字所构成的集合，其中牵涉到无穷公理，而这也是不能用逻辑来证明的。
首先，能不能说“因为该公理系统不能在系统内部证明自身的自洽性，所以该系统的公理、或者定理都是综合命题”呢？显然不能，不然命题逻辑系统的公理、一阶逻辑的公理就都成了综合命题了；因为它们甚至无法用对象语言去表达自身的自洽性，它们的自洽性显然只能在系统外部的元语言层面上得到证明。
其次，有人认为，在不考虑自然数定义问题的条件下，数学归纳法的先天综合性质必将通过自洽性（注意自洽性是系统的元逻辑性质）的证明流向皮亚诺算术公理，而事实上我们必须先定义自然数再使用数学归纳法。让我们再次回到命题逻辑或者一阶逻辑的公理系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这两个系统的元逻辑性质？当然能。
通常情况下，要证明一个公理化的逻辑系统的所有定理都具有某性质的时候，因为没办法逐个检查每一个定理，我们总是先确认所有的公理都具有该性质，再确认所有的推演规则都会“传递”该性质，最后根据系统内“证明”的定义和数学归纳法就可以证明所有定理都具有该性质了。“命题逻辑系统的所有定理都是重言式”就是这样证明的。可是，如果数学归纳法的先天综合性质必将通过某种元逻辑性质的证明“流向”系统的公理，那么通过证明命题逻辑系统的可靠性或者完备性就可以知道该系统的公理（它们都是逻辑真理）都是综合命题——康德主义者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吗？而且，先天综合性质具体是如何通过证明过程从数学归纳法“流向”系统的公理呢？要知道在这里被证明的是像自洽性这样的元逻辑性质，在这类证明的过程中，系统的公理并不直接出现，而是以“某某公理在该模型下为真”或者其他形式的元逻辑性质命题的形式出现；即便先天综合性质可以通过证明过程发生“流动”，我们也只能说“这个公理具有某性质”是先天综合命题，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说这个公理本身是先天综合命题。
此外，如果我们必须先定义自然数才能使用数学归纳法，那要怎么解释关于命题逻辑和一阶逻辑的一些结论的证明中使用数学归纳法这件事情呢？或许只能说，局部地看逻辑真理的时候不需要自然数，只有把所有逻辑真理“编排”成系统的时候才需要自然数的概念。即便如此，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是数学帮助逻辑展示出它的整体性质的。
如果这些不足以揭示康德数学哲学和现代数理逻辑之间的冲突，下面的事实或许可以。首先，无论是命题逻辑中的命题变元还是一阶逻辑中的个体变元，都是与自然数一一对应的，我们在为命题变元赋真值或是把对象代入个体变元的时候，可以认为是把一列真值赋给无穷多个命题变元或者把一列对象代入无穷多个个体变元；如果无限性就意味着综合性，那为什么同样涉及了无限性的逻辑真理就偏偏没有“感染”综合性呢？其次，光有初始符号显然不足以定义所有的逻辑公式，还需要一个递归定义才行；可是，如果没有“理性的综合”，只靠纯粹“逻辑地”一步一步“组装零件”，又怎么能把握所有的合式公式呢？所以无限递归的过程无法“划归为逻辑”，所有的公式都是综合命题的公式——康德主义者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吗？最后，上述第三步论证谈到了“加法涉及无限”的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逻辑连接词同样是一种运算，它们也“不是定义于某一封闭集合中的算子，而是作用于由无限个公式所构成的集合”，如果仅凭加法的“无限性”就可以断言7+5=12是综合命题，那么仅凭“∧”的“无限性”同样可以断言重言式p∧（p∨q）→q所表达的逻辑真理是综合命题。
康德主义者总是认为，尽管康德没能预见到现代数学，但他的数学哲学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数学的正确认识，无论数学将会如何发展变化。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数学哲学对数学的限制与现代数学向人类知识和实践的各个领域蔓延的趋势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冲突。如果人们一定要维护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避免用自然数、无限递归等数学概念和方法来定义逻辑概念，禁止数学“侵犯逻辑学的地盘”，最终导致历史的倒退。否则就只能设法在某个层次、某种意义上把已经融合在一起的数学和逻辑分割开，而这将是非常困难、或者非常牵强的。
我们知道，希尔伯特为了证明几何公理系统的自洽性，把几何学解释为关于实数的理论，并证明只要数学分析是自洽的，几何学就是自洽的。这就非常巧妙地把疑难问题转化到大家比较熟悉的领域加以解决，是数学家们早就熟练掌握的一种手法。不过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再明确地知道几何学公理所言说的概念到底指什么了，因为这些概念并非只能是关于“点”“直线”“平面”的，还可能是关于实数的，甚至可能是关于“桌子”“椅子”“啤酒杯”的。这个情况对于主张“皮亚诺算术的公理不能定义自然数”的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并且这意味着几何公理不可能是分析命题，从而只能是综合命题。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一个康德主义者不能放任概念被随意地解释——几何学公理所涉及的概念必须是言说几何学对象的，是能够捕捉实在的，否则就会成为“理性的灾难”。
对于结构主义者或者结构实在论者而言，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它甚至不是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概念根本不捕捉实在，只有整个公理体系形成的结构才可能是实在的。但是有的康德主义者不打算采纳结构实在论或者关系实在论的观点，他们认为关系必须有关系的承载者。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困难了，一方面完备的公理系统中的概念要像完备的方程组中的未知数一样有“唯一解”，另一方面这个“唯一解”又不能仅由公理来提供，那到底要由谁来提供呢？
有人认为应当让知性来扮演这个提供者的角色，因为实在作为对象，不再似康德所说的那般只能以直观的方式给予人们，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越过直观通过概念构造的方式被直接领会。同样地，希尔伯特几何公理系统对作为数学实在的几何对象及其关系的捕捉，越过直观的感性方式，而以概念和逻辑的知性方式进行。可是“概念和逻辑的知性方式”具体又是如何唯一地确定对象的呢？恐怕很困难。
即便我们承认公理系统加上知性能够唯一地捕捉对象，也不能忽略公理系统的多样性。非欧几何为我们提供了人为地构造几何学的范例，现在要论证几何学的唯一性已经非常困难了。可是康德主义者又不太可能退让太多，几何学的任意性会剥夺“理性”存在的价值。有人认为，多种几何体系的并存体现了理性的、能动性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尤其在制定几何公理的自由度方面。而这种自由度并非命名般具有任意性，而是由体现理性的规定性的力量的特定数学结构所制约的，由此更加体现综合性的原理。可是，这种“规定性的力量”具体是怎么施展的呢？能够被“理性”认可的几何学一共有哪几种呢？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即便有可能回答，也不得不慎之又慎。我们不是预言家，谁知道多年之后的数学会变成什么样呢？而且这个问题不像“正多面体一共有哪几种”那样可以根据明确的限制条件加以证明，“理性”的限制条件，即便可以明确，又是怎样和几何学发生关系的呢？
上面的这些问题并不能说绝对无解，但要回答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窘境：一方面，不能照搬康德的方法，因为感性直观既不能把握非常大的自然数又无法解释非欧几何；另一方面，仅仅依靠知性和理性又难以限制对象和系统的任意性。康德提出的感性直观即便缺陷再多也是容易说明唯一性的，康德哲学即便再不可取也是个非常精密的、环环相扣的系统；想改变一处又不影响别处，其中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命题逻辑系统、一阶逻辑系统、皮亚诺算术和希尔伯特几何公理系统不仅在一定意义上相互包含，而且都在系统构建的最初阶段不可避免地运用了数学概念和数学方法。于是，正如前文指出的、对皮亚诺算术的论证会牵连到一阶逻辑和命题逻辑一样，对几何公理系统的论证也难免影响其他依赖数学的公理系统。现在，既然“理性”允许我们修改欧氏几何的公理，那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修改皮亚诺算术的公理呢？为什么不能修改经典逻辑的公理呢？看来康德主义者不但要回答“理性”允许哪几种几何学的问题，至少还要回答它为何只允许一种算术的问题。有人在反驳穆勒的经验主义时似乎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说：“如果发现七个事物加五个事物不等于十二个事物，人们不应该怀疑7+5=12的正确性，而应该审视计数行为的准确性以及这些事物的物理、化学性质是否干扰到计数。”可是，当我们发现光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弯曲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审视测量行为的准确性以及相关事物的物理、化学性质是否干扰到测量”，为什么非要怀疑平直空间的正确性呢？这些问题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回答的，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要保证特定的算术和几何学不受经验冲击，仅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以解释理性或知性对于算术与几何理论具体的作用机制也是不够的，还要应对我们现在可能完全无法想象的经验现象，特别是要考虑这些现象与未来的主流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冲突。若是执意坚持康德数学哲学，就难免要处理这些无头案；即便真有成功的那一天，这样的理论恐怕也是臃肿不堪的。失去了康德哲学的巧妙和精致，又能吸引多少人为了所谓的“真理”而保持耐心呢？
三、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真理”概念的反思
有人认为，整体论“不能区分真理和有根据的信念”，这是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什么叫“不能”？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能力缺陷，可是能力多高才算是没有缺陷呢？康德哲学不能说服所有人，可以根据这一事实反对康德哲学吗？我们只有事先确定了“正确的哲学理论能说服所有人”，才能把“不能说服所有人”当成某种哲学理论的能力缺陷。然而事实上有些人就是冥顽不化，不能说服他们很正常。所以我们并不能确定“正确的哲学理论能说服所有人”，因此不能把“不能说服所有人”当成康德哲学的能力缺陷。同样的道理，要把“不能区分真理和有根据的信念”当成能力缺陷，首先得确定“真理”和有根据的信念真的有区别才行。
“真理”一定是有根据的信念，这似乎没有问题。问题是要确定“有些有根据的信念不是真理”，否则“真理”和有根据的信念就没有区别。然而，当我们不明确什么是“真理”的时候，并不能绝对地确定这一点：当我们发现从某些有根据的信念出发推导出了矛盾的时候，并不能立刻把责任推给信念。例如，我们有理由相信“运动是可能的”，而芝诺说这会导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放弃“运动是可能的”这个信念，而是会在芝诺的论证过程中找问题；只有预先认定他的论证过程是“真理”（的一部分），才能确定“运动是不可能的”，才能放弃最初的信念。
因此，“真理”是在确定“有些有根据的信念不是真理”之前就必须被掌握了的东西。可是，如果“真理”并不存在，我们又如何掌握它呢？于是问题就变成了“真理”的存在性。假设有人主张，如果“真理”不存在，那么“真理不存在”就是真理。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主张包含矛盾，那么导致矛盾的责任是属于“真理不存在”呢？还是属于“‘真理不存在’是真理”呢？这样的判断先于“真理”的存在性证明，此时并没有“真理”来帮助我们做出绝对正确的判断，因此该判断依赖着一种信念；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矛盾认为不能说“真理不存在”进而只能说“真理存在”，那么“真理”的“存在”就是依赖信念的。如果我们认为那个主张不包含矛盾，那么“真理不存在”就是唯一的“真理”——其他的东西如果是“真理”，那么我们一开始就不能有根据地相信“真理不存在”；特别地，这个唯一的“真理”不能帮助我们推知其他的“真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的“真理”），于是除此之外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就只能是信念。
所以，“真理不存在”这个假设本身并不意味着“真理”存在并且有价值，于是我们还是要证明“真理”的存在性。很多人认为同一律就是一个典型的先天真理，假若同一律是“真理”的一个例子，即便我们有可能预先通过某种方式证明这一点，也无法预料到量子力学的理论和实验会和同一律发生冲突。当然，面对这样的冲突，人们总是有不止一种选择：或者修改同一律，或者修改量子力学，或者修改实验，也可能有其他选择。至于究竟怎么选，恐怕还是要诉诸信念——热爱哪个，就保留哪个，然后想办法修改其他的；如果我们宽容一些，就应该认为这些信念都是有根据的信念，所以“同一律是否是‘真理’的实例”取决于有根据的信念。“可是，根据刚才的假设，同一律是‘真理’的一个例子不是已经得到证明了吗？”是的，“运动是不可能的”也曾经得到证明，“上帝存在”也曾经得到证明；但是如果这样的结论实在太难接受——如果修改量子力学的理论或实验实在太困难，就总会有人去质疑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无论它曾经看起来多么无懈可击。同样的道理，对于“真理”的任何可能的实例，都无法根据目前能够设想的情况排除与之相冲突的现象或信念；而在处理这个冲突的过程中，“维护‘真理’的实例”这个选择至多是由某种有根据的信念决定的，所以“真理”的所有实例以至于“真理”的存在性本身都取决于有根据的信念。
综上，“真理”和有根据的信念是否有区别，取决于“真理”是否存在，而“真理”的存在性又取决于有根据的信念。如果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证明了没有“真理”，只有有根据的信念，那么我们的证明是否也取决于某种有根据的信念呢？是的，但这并不成问题。“真理不存在”并不一定是真理——它最好别是真理，“真理不存在”也可以是信念——就像“真理存在”是信念一样。不仅如此，秉承着不同信念的人的努力方向很可能是一致的，只不过有的人认为自己在追求“真理”，有的人认为自己在追求信念而已。
这样看来，“真理”与哲学并不总是同一个东西。它们都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原本都不被所有的民族文化所共享，但相比之下后者更容易融入其他的文化背景。因此，包括康德主义者在内的哲学家们不应该把“没有真理”当成反对某一哲学派别、或者贬低其他民族文化的理由。具体说来，坚持经验主义、抛弃先验观念论之类的行为伤害的是“真理”而不是哲学，或者说，这样做伤害的只是某几种哲学而不伤害哲学本身，因为经验主义本身就是哲学。于是我们知道，反对“真理”是可能的，但反对哲学则会困难得多。因为反对哲学的观点本身就是基于某种信念的哲学思想，对这种观点阐发得越多，哲学就越充裕；而反对“真理”的观点并不是“真理”本身，阐发这种观点也不会使“真理”更充实。真正对哲学有害的既不是反对哲学的观点也不是其他“忤逆”“恶毒”的理论，而是沉默。如果从某天开始所有人都停止思考和追问并不再述说任何观点，那么哲学就只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除此之外，任何毁灭哲学的可能性都是难以想象的。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了“真理”而维护任何哲学，包括康德哲学。尽管维护康德哲学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康德主义者最好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在现在已然深度科技化的社会当中试图追求西方传统哲学中的那种确定性并非不可以，但过于强调绝对必然性则会导致对科学技术的贬低和轻视，这并不符合深度科技化的时代要求，我们在不断发展、革新和反思的过程中必须对其保持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