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流动研究领域的三代人中，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属于第二代开端。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作者用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将个体在社会流动中获得的社会地位作为因变量，建立了一个五变量因果模型。它很快成为地位获得研究的范式。具体而言，地位获得研究一般首先会根据地位获得的理论假设，建立包括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的统计模型；其次，按照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声望等因素对个体职业地位进行测量；再次，将父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初职地位等中介变量纳入模型，测量不同因素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最后，在对结果进行统计检验的基础上，检验理论假设，并推断社会的开放程度。在模型中，如果父子两代之间的职业地位关系主要通过子代受教育程度来间接传递，那么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即为“自致性因素”；若主要通过父代职业地位来直接传递，则为“先赋性因素”。

1960年代末，威斯康辛学派对“布劳—邓肯”模型提出了一些批评。他们认为，一方面，使用父亲的分层位置是毋庸置疑的，而“布劳—邓肯”模型未能将心理因素纳入模型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中介调节的外生变量即社会心理因素被遗漏，这些因素包括参照群体、重要他人、自我概念、行为预期等。基于以上思考，作者构建了一个社会心理模型，即威斯康辛模型。与“布劳—邓肯”模型相比，它在模型中增加了“智力”、“学业成绩”、“重要他人”、“职业抱负水平”和“教育抱负水平”等变项。该模型是一个因果路径分析图，又是一个递归模型。

斯威尔、哈勒和伯茨运用1957年和1964年对威斯康辛部分中学高年级学生的跟踪调查资料，对威斯康辛模型进行了检验。与“布劳—邓肯”模型相较，作者所提出的假设更具解释力。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重要他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第二，抱负在前置因素和后来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第三，关于模型受到文化的约束问题被提上议程；第四，线性模型和路径分析似乎很好地解决了社会心理学分析的命题，但是也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五，在未来研究中，处理交互效应的非线性的统计分析方法值得引入；第六，研究的结论有许多前提，还需要增加样本的差异性，以深化论证社会心理学模型。

威斯康辛模型对原初的“布劳—邓肯”模型增加了一些心理学变量。这些变量可以被认为是对细化家庭背景如何作用于教育和职业获得的有益尝试，而且该模型使解释更为有效。概而言之，威斯康辛学派对人们理解重要他人如何影响地位获得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对“布劳—邓肯”模型的有益拓展。自1970年代以来，威斯康辛学派不再局限于对教育和地位获得的解释，还将社会经济地位和重要他人影响进一步分解，并将收入作为因变量。其后，基于WLS数据，他们继续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议题包括邻里、学校、大学、社会性别对教育、职业和经济成就的影响等，尤其是从家庭结构中深入挖掘内生性机制，如姊妹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威斯康辛模型成就斐然。在短短的二十年，他们在统计技术和方法上有许多创新，主要包括单变量和多变量的无应答偏误效应以及多元模型的可比性、路径分析中的未被观测变量效应、路径分析中的效应分解、姊妹相似性研究、社会经济变量的回应变化性、不完全数据模型和对原初威斯康辛模型中变量的回应偏误效应。

当然，也应该看到威斯康辛模型的不足。其一，它忽视了结构性因素对地位获得的约束。包括与威斯康辛模型同时期出现的哈佛模型、赖特模型和罗宾逊模型等衍生模型，它们的潜在前提都是市场的完全竞争。但事实上，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市场也绝非完美无缺。其二，社会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问题。和经典地位获得模型一样，威斯康辛模型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个体如何得到社会地位，而对地位何以生成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已有文献来看，非正式制度是制度分析流派的重要维度之一。那么，到底哪些非正式制度会影响威斯康辛模型中的变量，它们又是如何影响的，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如果将“布劳—邓肯”模型比喻成一个黑匣子，那么威斯康辛模型在黑匣子里增加了一些东西，但是仍然对许多外生的因素置之不理，诸如社会网络、劳动力市场分割、非正式制度等社会结构性因素。然而，作为地位获得中间机制的教育，社会学务必给予更多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一些与教育相关联的因素如何在地位获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教育的获得如何对未来的不平等产生影响。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