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文化演变：生态文化意识的觉醒

人类文化与人类生存、思想的开展紧密关联，处于不断演变中。在此过程中，人类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化整体教化意识，即以人类整体为教化对象的文化意识。其普遍出现，标志轴心文化的诞生。自此，人类进入大文化时代，即以种种文化整体教化意识为代表的文化时代。此前因为尚未诞生人类文化整体教化意识，所以可称小文化时代。在大文化时代，各种文化整体教化意识相互竞争，强弱不断异位。以东西方为论，二者文化存在差异，西方渐兴盛起神学，东方则渐流行圣学，可总称神圣文化时代。其中，神学与形而上学关联在一起，而圣学与道学不可分割，但神本与圣本的特征是鲜明的。在西方作为对神本的反抗，兴起人本主义，而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相激荡，迎来科学文化时代，即现代性时代。科学思想作为新的文化整体教化意识，压倒一切传统神、圣文化整体教化意识，所谓“祛魅”，实现普世化。这正是我们现今所在的时代，可称普世文化时代。作为其反动而兴起的文化，即是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乃是人类第一次普遍有意识地走向与其他生命以及自然成为整体的时代，一切共存、和合，可称整体文化时代。当然，生态文化并非人类文化形态的终结，与时俱变，仍将有新文化出现，除非人类已然毁灭。简言之，人类文化的历程可略分成小文化时代、大文化时代、普世文化时代、整体文化时代等等。人类正处在受普世文化即科学文化所困扰、整体文化即生态文化意识逐渐觉醒的阶段。

二、生态文化的基本立场：一体论意义上的整体论

生态文化乃基于对传统自然观的反省、批判。在传统文化中，除印度是将人与其他生命合为众生来探讨与自然的关系外，一般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形成自然观。生态文化所要取代的普世文化兴起于西方，亦是如此。其主张人与自然的外在关联与对立，难免趋向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唯科学主义立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自然与人皆为上帝所造，自然存在的目的是为人类的生存与福祉服务，但二者的本质却是相互外在的，人类有征服、压榨与控制自然的天然权力。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不断提升乃至膨胀，这种观念与科学理性的发展交合在一起，使技术通过科学而将理论解释为一种控制自然的系统纲领。结果，以此为精神驱动力的近现代西方的工业化发展对自然造成不可逆的极大破坏，乃至影响整个人类都受制于这样的科技文化以及工业发展道路，以致环境污染，物种灭绝，江河断流，完全是一幅末世的景象，前景暗淡。

在这样的末世状况中，人类开始觉醒。随着环境与动物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对“增长的极限”的思考，生态文化逐渐成为人类的共同意识。在生态意识中，人类与其他生命以及自然乃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但毋庸讳言，生态文化趣向是人类受到生存压力而被逼出来的，仍隐含着人类中心主义诉求，仍视自然界包括其他生命为人类生存与利益的索取域，只不过换以克制的方式以谋求持续的发展。这样的生态观在哲学上属于消极的整体论。在笔者看来，生态文化要树立积极的整体论，即人、其他生命以及自然一体的立场。一体论不仅强调万物关联、依存而有限的生存论意义，而且强调万物各有其自身价值而平等的价值论意义，并进一步强调万物作为生命统一体的一体意义。

科学文化是在与基督教对立与互补的复杂关系中发展起来的，现今已全球化为普世性质，生态文化要形成取代，并非通过直接否定，而是要扬弃，其中关键在于获得与其易构成互补与互动的文化传统。这样的文化传统乃是生态文化的生长基，最优者当属直接具有生态意识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乃具有中印文化融合意义的中国儒释道传统。儒道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及作为佛教基本思想的缘起观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一幅和谐图景。尤其要从佛教中得到启示。佛教认为，人乃至一切生命体以及自然是一个缘起关联中的整体，所谓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而且主张众生（包括人与其他生命）作为有情世间与其所依的自然界作为器世间乃众生所造共业所感引而成，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在业的意义上直接决定了人类乃至自然界的状况与命运。因此，中国只要重新激活儒释道传统，在生态文化的建构与开展中，无疑将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源，且作为一个大国，最终可成为生态文化的希望之乡与主要支撑者。当然，从现今看，这还仅是一个希望与理想。

三、生态文化的对象域与场域：人类界、生命界与生态界

现今人类普遍认识到，地球乃至生命的整个生存环境是有限、脆弱的，有其生命周期。人类与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凌驾于其上予取予夺的特权。换言之，人类与其他生命以及自然本为一个生命整体，传统的自然观念中所含的客体性、无限性、永恒性乃一种文化幻象，必须消除，而且动物作为客体物或食物的观念也应摒弃。在此意义上，传统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或者人、社会、自然的三元狭隘关系必须打破，改变为三界观念，即：一者人类界，包括人以及社会；二者生命界，谓人类界扩充到一切生命之界；三者生态界，即将生命界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换言之，文化的对象域以及场域不再是过去二元或者三元的构成，而是须作为整体不断扩充，最终实现全体存在的整体，构成广义生命整体，即生态界。生态界作为一切人、其他生命与自然关联存在的整体，是生态文化建立的基础。在此意义上，生态文化又可称整体生态文化或者整体生命文化。

人类界、生命界、生态界三界的三重递进关系，意味生态文化有不同层次的开展，即从人类界出发，立足于生态界，再回到人类界。在其中，生态界是一切存在的整体，而生命界是生态界中的生命界，人类界是生命界中的人类界，也是生态界中的人类界。三界互相关联在一起，仅属或总或别的不同视角而已。人及其社会的一切存在或者文化意义上的开展都要基于生态界为本这个最高原则。

四、生态文化的意义域：文明、文教与文生

生态文化是整个生态界活动的结果，也是其意义的开显，以及新意义的生成。在此意义上，生态文化的意义域有三重，即文明、文教、文生，代表了从过去通过现在走向未来的意义指向。

文明是生态界过去已成者，指生态界一切事物之所成，包括物质、精神与生命三个维度。这不同于传统以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的创造为文明，意在把三界皆作为文明的创造者，构成创造整体以及意义整体。

文教乃生态界的意义开显，具体而言，是在其上进行的意义选择，即基于全体文明以及生态文化精神的文化建构。换言之，文教指生态文化中开放、成长与教化的部分，是其最有活力与体现其直接意义者。通过文教，即基于生态文化意识的普遍教化，新人类得以成长，新文明得以生成，新生态界得以诞生，从而在生态文化意义上开显生态界的整体存在及其意义。这代表生态文化的现在即现实层面。

文生乃生态文化的未来层面，指在生态文化意义上的新人类乃至新生态界的生成，人类乃至生态界获得崭新的意义。这是生态文化的目的，以此来代表在生态文化中生态界不断获得新意义，物质、精神与生命的品质不断提升。

五、生态文化下的生存模式：容生、共生与善生

生态文化基于生态界的整体性，通过指向未来的文生观念，给出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即三种生存模式：容生、共生与善生。

1、容生

容生指在生态界持续、稳定而不恶化的前提下所容许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初级生态模式。这是人类发展的“放肆”极限，所谓“增长的极限”。但即使是在这种最低生态模式中，人与其他生命以及自然也绝非对立、冷漠控制以及单向索取的关系，而是要试图建立一种最高限度的持续增长的共存模式。从消费角度看，人类需实现著名的“三R”原则。其中，“三R”者：第一个R乃Reduce（减量），即减量消费，谓不浪费，并尽量减少耗费；第二个R是Reuse（复用），即重复使用，谓能重复使用的物品要尽量重复使用，而且要多用能重复使用者；第三个R是Recycle(回收)，谓所用或所耗费物，要尽量回收作他用。这种人类生存可称浅绿色生存。这是现今人类认识能够普遍共许的生存模式，乃有限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但实际并不能实现永续发展。

2、共生

共生乃是生态界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模式，在其中人类整体与其他生命整体以及自然环境整体间处于基本的协同合作关系中，人能够体会到万物的相互缘起关联，生态界构成为一个彼此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生态园。由此，人类试图形成一个最低限度的持续发展的模式。这时的消费观可以另一个著名的“三E”原则显示：第一个E是Ecology，即生态，谓关心所使用物品对其他生命以及生态环境是否构成危害；第二个E是Economy，即经济，谓生活素朴简单，但又舒适；第三个E是Equitable，即平等，指人与其他生命以及自然平等。这时的人类生存可称绿色生存。但不得不指出，由此试图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持续发展仍是难以期望的。

3、善生

善生，如果从佛教的视角看，是将生态界视为一个“人间净土”来经营，整体生命界以及自然环境都要以善念去关切，而善业乃人类共同趣求的合理行为，这时，人与生态界的生态关系不再属于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自觉，如华严经中所揭示的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无尽缘起所开显的境界，彼此间平等、亲缘、和谐，真正成为一体。可用本文提出的“三S”即“三善”原则刻画：一者善食，谓素食，珍惜生命的价值，以及简食，只保持适用的营养摄取；二者善念，即关爱整个生态界，与其亲和而融合在一起；三者善业，即行为不仅不危害其他生命以及整个生态界，且增进其他生命以及整个生态界的活力与品质。这样的人类生存不再以增长为念，能实现生态界永续的和谐共存，可称深绿色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