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和物质文明的成果令人炫目。技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享受、效率和便利。但另一方面，西方工业现代化伴随的消极后果也显露了出来，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使“先发展后治理”的工业发展摸式遭到了普遍质疑。加上二次世界大战，及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危机，二十世纪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图象。在逐步迈向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新纪元开始之此时，人类的心灵应该冷静地思索。重新塑造文化精神，以建立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势在必行。这里，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凸现了出来。其中，以缘起思想为特征的佛教的文化精神显出了特殊的意义。下面先通过分析大乘佛教的缘起思想，说明大乘佛教的文化精神特质，最后谈其对建设新的世界文化精神的重要意义。
一、大乘佛教的缘起思想的特质
大乘佛教思想纷纭庞杂，但离不开一个核心，就是缘起思想。缘起思想主要谈一种独特的因果关系。它认为，一切有为诸法，也就是现象界的万事万物，皆因缘和合而生。此“和合缘起”思想略有五个特点：
第一，缘起的本质是和合性。佛教认为，事物生起的原因是因与缘的存在、具足与和合。同样，事物的存在亦是因与缘存在、具足与和合的结果。也就是说，事物完全系属于因缘，即依赖于各种条件的具备与会合。这排除了全能、超因果、永恒的造物主的存在，也否定了块然自生的可能。在因与缘和合的关系中，因、缘虽有主次之分，但二者都不可缺少。因是一，而缘却有众多。因对事物的产生及性质的限定起主要作用，而缘起辅助作用。但这并不是说缘不重要。缘不仅帮助事物的缘起，且由于缘的众多性，一事物与余事物才有了普遍联系。
第二，缘起具有变化性，即所谓无常性。佛教认为，事物由因缘和合而成，没有不变之自体性，系属于因缘，完全依存于众缘的同时具备，不可能生起前已存在，也不可能生起后常存。因此，事物的存在仅是一种暂存。现象的这种暂合性或暂存性，被称为无常。佛教用生、住、异、灭四相来描述。大乘佛教更将无常性解释为刹那生灭。一切事物(包括生命)都处于刹那刹那生灭变化的过程中，是一种永恒变动之流。这样，一切事物，由因缘和合而成，前灭后生，相似相续，无有止息。
第三，缘起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佛教认为，缘起是一切时空的一切现象所遵循的法则。虽然现象世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虽然每一事物念念不住，刹那生灭，无有自性，但都逃不脱这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缘起法则。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过去与将来，一切事物莫不如此。换言之，在任何时间、空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恒常的，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生起，亦不可能从唯一因或不变之因得生，或由神创生，也不是无中生有，必须是因与缘和会，即各种条件凑泊，才得生起及存在。
第四，缘起具有彻底性。佛教认为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从一方面看，在一一物作为果的同时，亦是因(或缘)。从另一方面看，一一物作为因(或缘)，同时亦是果。即一切物既是果，也是因(或缘)；既是因(或缘)，也是果。不论是生命物还是无生物，不论是外境还是内心，不论是天体之大还是夸克之微，皆不例外。这样，一事物由余事物为因、为缘而生起，此物反过来亦为因、为缘参与缘起余物。也就是说，万物彼此互为因缘，相依而生。相对于佛教的缘起思想，佛教外的形形色色的因果思想都不彻底，它们要么寻求一本身不是果的终极因，要么试图用一些不变的微细元素为因，等等，以说明事物的生成。在这些因果思想中，总保留有东西是因非果，或是果非因，显然与佛教的缘起思想不同。
第五，缘起具有整体性。佛教的彻底的因果思想表明，一切事物处于一种整体的因果连摄中。一物通过因和缘的“纽带”，联系其他事物；其他事物亦通过因与缘的“纽带”和会于此物。这样，一切事物就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此相互交涉的因果联系，如同一个无所不维无所不纳的“互联网”，竖穷三世，横尽十方。每一事物虽仅位于一时空交叉点上，通过因果联系，却与十方三世的一切事物相通。太虚曾有一非常恰当的说明，“我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语默动静，无一不与万事万物为缘而互通消息；更推广论之，山间的一草一木，海洋中的波涛与空气，天上的星球运作，无不与每一物互相为缘以致其违顺消长。”佛教用“一多相即”或“事事圆融(无碍)”的道理来阐明这种无穷的因果相摄关系，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物物相依，互相含摄，圆融无碍，如同帝释网珠珠相映，所映境界互相涉入，重重无尽；又如华严经言：“于一毛孔中悉分别知一切世界，于一切世界中悉分别知一毛孔性。”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缘起境界。
二、大乘缘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特质
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关键是要解决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的生命体悟和实践历程，表明了个人、社会、自然间相依相生的一体关系。大乘佛教的彻底的缘起思想深刻地把握了这种关系。以这种缘起思想来观照人与社会、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揭示出大乘佛教的文化精神，这是一种新的文化透视观。
按照缘起思想，佛教谈人与自然界、社会的关系，有三个层次。首先涉及的对象是一切事物的全体即宇宙，它含摄一切事物，不论是生命(包括人)还是非生命体；这也可称为自然界。其次是生命界，指一切生命。最后是人类社会。当用佛教的缘起观去观照这三个层次时，就产生了佛教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佛教的文化特质。这可以概括为四点：一体平等，相生共存，同感亲和，自利利他。
第一，相对于宇宙全体，缘起观提倡一种一体平等的精神。如前所述，大乘佛教的缘起思想，揭示了一个和合缘起的整体性的宇宙。在缘起观的观照下，宇宙的一切事物和合为一整体；而在这整体性的宇宙中，每一事物又是平等的。在整个时空范围内，一切事物刹那不停，前灭后生，相似相续。它们互依互缘，连合而起，无一物而有例外。这样，万物一多相即，相涉相入，圆融无碍，浑然一体。换言之，森然万象虽然形形色色，变动不居，但一体相连。进一步，可以看到，一体的万物彼此相缘，又各有自位，平等平等。因为，从缘起的角度看，一一物皆依缘和合而生，皆赖缘合助而存，不能自生自存，其生存的意义是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获得的。这样的生、存，说明无一物比余物更重要，任一物都不能凸现出“唯我独尊”式的重要性。同时，任一物在余物的缘起中都不可替代，不可或缺。这又说明物物各在本位，各有其用，无欠无余。这两方面的道理表明，一切事物彼此平等。综上所述，可给出万物间一体平等结论：由宇宙万物互依互缘，说一体；由皆依缘起缘存，说平等。在一体平等精神的观照中，宇宙万象前灭后生故生生不息，刹那不住故活泼新奇，因缘所生故平等一味，相互涉入故和谐共处。人、动物、植物乃至一切生命、非生命体，皆一体平等，和谐无碍。这是大乘佛教缘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的第一层含义，也是其最基本的含义。
第二，缘起观揭示了一种相生共存的文化精神。在普遍的缘起关系中，每一事物都依因缘和合而生；由因缘和合而生，则无有自性；由无有自性，则不能停住；由不能停住，则刹那生灭。刹那生灭的万物，本没有相续的存在，但由因缘力，能前后相似。刹那前后相似的事物，在人的眼中，就是一个相续的东西。由此，事物就获得了连续的“存在”。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事物生、存的本来意义：因缘和合而起即生，前后相似相续即存。这样的生与存表明，不仅生离不开缘，存亦离不开缘，即生需依缘合，存亦赖缘助。如禾苗需种子、土壤、水份、空间、适当的温度等等条件凑合，才能生；同样，需土壤、空间、水份、肥料、阳光等等条件相助，才能长。且一物的生，必涉及余一切物的生，一物的存，亦必涉及一切物的存。即一物的生、存，依赖于一切物的整体性生、存。还举前例，禾苗生长所需的那些缘，同时亦由其他事物缘合而成，而后者也待缘成；如果这样反复追寻下去，会发现，一株禾苗的生长，必借助一切事物的缘力才能实现。因此，一切事物生必相生，存必共存，不能独生、独存。
从生存和发展角度看，相生共存的一个重要例子是自然界中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说明，万物互依互缘，平等一体，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人类的命运与整个自然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相待而生，相待而存，真谓“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我们的本位是人，但是，应该知道，人并没有优越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或事物的特殊的生存地位。人的肉体，需自然界的食物、阳光和空气，人的劳作休息需以大地为场所，人的情感需自然界的山水、草木、光色、声默、动息来滋润，人的精神与自然界的生气和一，消息相感。在此意义上，自然界是人类的父母和伴侣，同时又是人类的孩子，需要人类的诚敬、关爱和呵护。可以说，人类和自然界消息感通，彼此相生共存，这既是二者生存的原则，也是二者发展的原则。
第三，当观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所属的生命界时，同感亲和也是一种基本文化精神。佛教认为，人与动物同为有情，皆五蕴和合之体，二者皆既有物质性的肉体，更是具有感、知觉属性的生命。换言之，一切生命之间不仅具有缘起和合性事物的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依存性，还有由感受知觉能力带来的可沟通性。由此，人对生命界本能具有同感之心、悲悯之心。由此，佛教认为，一切生命本是一体，相生共存，互感互知。并进一步说明，一切生命的苦即自己的苦，感同身受；自己的乐是一切生命的乐，无私播与；故有大慈大悲，以悲拔除一切生命之苦，以慈给与一切生命乐。这就是佛教的同体大悲，反映了对一切生命的深切同情及一切生命的平等观照。正因为如此，佛教五戒的第一条就是杀生戒，而对生命的慈悲也就成为了佛教的基本价值导向。如果反映在文化精神上，就是同感亲和：与生命相感通，对生命生悲心。
第四，从人类社会的角度出发，缘起思想阐明了一种自利利他的精神。按照缘起的思想，万物内在地处于紧密和普遍的相互联系中。人作为万物之中的一员，总是生存在与万物相缘的关系中，绝不能独立地生、存，生存需依赖于万物作为因缘的合助。因此，人与万物相生共存，一体平等。人与万物的关系如此，人与人之间也不例外，内在地连属在一起，声气感通，平等共存。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这种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关系，是一种普遍恒存的“自然联系”。进一步，由于人具有情感与理智，即具有思想行为的特殊能力，人与人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自然物间所没有的“社会联系”。即人自己的身口意即行为、言说、思想意识的串习及人和人、人和自然间的相互影响，人与人间形成了“社会联系”，产生了生命界的特殊群体人类社会。必须注意，“社会联系”与“自然联系”相较，后者比前者更基本，但前者比后者更明显也更紧密。因此，个人的生存不仅受“自然联系”的影响，也受“社会联系”的制约。在社会中，人直接地依赖于整个社会，反过来，个人的思想、行为对社会影响亦大。这表明在社会中不仅人人的生存，而且人人的发展皆是相互依赖的。因此，人的存在由“自然联系”与“社会联系”所决定，必定是“依他”的；人无法只通过自身而不藉他人他物获得独立自足的存在，必定是“无我”的。依据此无我依他的生存本质观，对别人有害的行为，在根本意义上会有害于自身；反过来，利于别人的，在根本意义上会利于自身。但最恰当的行为应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亦有利，即是自利利他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道德的或者负责任的行为，必定是自利利他的。而且，于此自利利他中，不是从利自向利他扩展，而是通过普遍性的利他回到个体性的利自。这种以利他为先的自利利他的精神，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萨行的精神。这样，根据普遍缘起的思想，大乘佛教发展出一种自利利他的精神。
这四种文化精神是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深刻观照，是人应具的文化意识，也是佛教文化的现实意义。
三、缘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的现实意义
前面已经说明，万物间相依相生、相离各灭。彼此相互为缘，不可分离，和合成一整体。就人而言，每一人与社会的其他人、与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体、与一草一木都连属在一起，相互依存。个体人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社会全体的体现，自然、社会和合的全体离不开个体的存在，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人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个人、社会、自然界的相生共存、趋同发展。但是，人类在其生命的历史长河中，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了追求自己的短暂利益，经常忽视人、自然、社会的一体共生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使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存前景蒙上了暗重的阴影。
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经过二个半世纪的历程，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物质繁荣，其国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样亦带动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人类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物种类的大量灭绝、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污染与破坏(江河断流、土地沙漠化、能源危机、臭氧层的破坏等)，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人类的心头。换言之，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却引发了致命性的生态灾难。可以这样说，人类如果再按惯性走下去，不仅物质文明只会昙花一现，人类的生存家园地球也将提前报废。这说明，人类一味追求物质的繁荣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是自掘坟墓。因此，必须放弃“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究其根源，此模式来自于西方文化中狭隘的技术中心论、人类中心论以及“相克式”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传统设定了一个永恒的、无限的自然界，后者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既是人类桀骜不驯的敌人，又是人类获取财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样，人类的任务就是穷其思虑地征服自然界、变本加厉地压榨自然界，使它在人类面前低头，乖乖地交出它所有的一切。殊不知，自然界是一个有限的、非永恒的存在，象人类一样脆弱。对自然界的破坏与掠夺，必然导致生命和自然生态的灾难，最终必定反作用于人类自身。
世界的很多国家对此已有所反思，试图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确保人类在保持生态平衡的条件下能够长久稳定地发展。它开始关注人、社会、自然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全体关系，试图调整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但人类谋求物质快速发展的强烈渴望与自然界冷漠的约束及残酷的报复，构成一种永恒的冲突。因此，如果不彻底抛弃人类中心论及“相克式”的思维模式，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以从根本上对治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及社会失衡，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关系。这种新的文化精神，作为人类中心论以及“相克式”思维模式的对立物，应该昭示出，人类和自然界(包括生命界)都是有限存在。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毫无疑问，不可能有离开自然界的人类，同样不能想象离开人类的自然界，二者一体共存。人类应该亲近自然界，珍惜、爱护它的一草一木与每一生命，与它亲和相依、并同发展。而在享用自然界的财富时，不要掠夺、破坏、浪费，要保证其再生能力，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同时，这种新的文化精神，还应告诉人们，人与人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人不是与己断然不同的存在，实际就是以“他”的面目出现的自己，自他本是一体的。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独存，必依赖于社会提供的生活与生产资料、信息，及需要社会的爱与安全的保证。社会也需要每个人负责任的参与与奉献。换言之，人须认识到他人的重要性，破除“自我”的壁垒，彼此间相互尊重、亲和友爱、自利利他，这样，自私与贪欲就能得到对治，从而建设一个和谐平衡、持续发展的社会。这种文化精神，可称为“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因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在人类的意识形态和心灵中确立亲和相生的“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并以这种文化精神为基础，建设新的世界文化。
但是，这种文化资源和文化意识在西方文化中是缺少的。现代化发展的后遗症和两次世界大战，显示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弊病。人类不可能按照西方的发展轨迹走向未来。因此，东方的古老智慧开始重现异彩。特别是前面所述的佛教的“和合缘起”的思想，指示了一种现时代西方未有、东方已失的人文精神，对建立“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有独特的意义。首先，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精神表明了万事万物的相互联系，即自然、人的一体性和平等性。只有珍惜、爱护自然界的每一生命个体和一草一木，与之相缘共存，人类才能生存与发展。其次，同感亲和的精神表明生命个体的平等性、一体性，也表明对生命的尊重、珍惜，对生命的觉受与苦难的同情。一体平等、相生共存、同感亲和的文化意识能够消解人类心理结构中的过度扩张与征服的冲动，逆转人类对自然界的强势压榨，建立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同盟，使自然界的生命和事物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人类的生命之源和精神家园。而以利他为先的自利利他精神能够对治人类的“唯我”情结，增进道德意识，关心全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的福祉，自利利他，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安宁与和平的社会中。因此，如果能借鉴大乘佛教文化倡导的一体平等、相生共存、同感亲和与自利利他的精神，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就有利于树立“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进而就可逆转“相克式”文明建立“相生式”文明，使个人、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协同发展。
换言之，以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精神观照人、社会、自然界的相属联系，用同感亲和的悲心关爱生命界，将自利利他的意识融入社会，显示出一种亲和相生的精神特质。因此，新的文化精神作为一种世界文化的基础，首先要吸收大乘佛教的缘起文化精神，以此才能完成一次世界性文化的创造性大融合。这样一种亲和相生的“相生式”(“亲和式”)新文化是人类的希望。
(此文曾载于《寻根》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