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俨然正在迎接一个“人人都是精神病”的时代。去年，北大教授孙东东曾经施施然地对媒体表示：“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在舆论强大的压力之下，孙教授不得不出面道歉。然而，尽管孙东东收回了自己的话，但先生言论之衣钵，却已然广布中国，继承及实践者日众。

南都网新近以“中国式精神病院：谁有精神病地方官员说了算？”为题，关注到“两起骇人听闻的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新闻事件”。一起是河南漯河市农民因帮残疾邻居状告镇政府，被镇政府官员送进精神病院，且一关就是近七年。另一起是湖北十堰，两个市民因在上访现场拍照，被闪电送进精神病院。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于4月25日终获出院。十堰事件中，市民彭宝泉、邓复华在精神病医院住了5天之后获准出院。吊诡的是，两地政府或警方对这三位上访者的病情诊断，均为“偏执性精神障碍”。正与孙东东教授的判断相一致。

我不太认同报道将这两起事件视为“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新闻事件”的说法。严格地说，它只是发生在上访路上的新闻事件。那些企图走向救赎与公正的人们，在半途被劫了下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显然不是事件的发生地。当然除非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专门的精神病院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精神病院。因为只是在这里，为人们做精神鉴定的，不必是白衣天使，而是一些身着公权力外套的职业人士。

是不是有一所更大的精神病院，我们都身在其中？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主题歌唱道：“我们活的这个世界就是疯人院/里面的疯子不知自己活在疯人院/你是否需要力量抵抗这疯人院/和我一起飞越这疯人院……”我们今天，是否有力量抵抗这“疯人院”？

我们无法容忍像孙东东那样的“真话”，却又不得不默默见证一个个上访者被投进精神病院。不论是徐林东还是彭、邓两人，与其称为之“偏执性精神障碍”，不如说是上访型精神病患。他们显非第一例，肯定也不会是最后那一个。只要在地方权力看来，一切不能顺从或匍匐于权力之下的民众都需要被矫正，那么精神病就总是难免的，“人人都是精神病”的判断也就与这个时代如影随形。虽然我不知道，需要多少间精神病院，才能收治上访路上那些心怀怨怼、偏执而不顺从的民众。

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过目不忘的论述。有论者撰文指出：米歇尔·福柯曾对精神病院以及精神病学的政治应用——“精神病学政治”或“政治精神病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福柯认为，精神病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实际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所，“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现代精神病治疗“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

我并不以“政治精神病学”来作为对今天中国一些地方权力的批评，但的确同样悲从中来。

“人人都是精神病”显然并非实情。作为一个笃定的事实，当越来越多的上访型精神病患者奇异地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表明的恰恰是一种权利意识的生发与崛起。因此应反思那些赋予精神病院以维稳目的或软禁手段的权力行为。或许，一种权力本位与人治意识，早已使他们优先地成为了他们所声称的那种“偏执性精神障碍”患者？我们宁愿相信，这样一些人，为数并不太多。我们也因此相信徐林东说的：我不怨恨政府，只是个别人所做的事违法，但他们不能代表政府。

徐林东哪怕是在“被精神病”近七年之后，仍然深怀着对于政府与大多数权力者的信任，实在让人感慨系之。这样的信任，不应被辜负。而与此同时，我们仍必须清醒的是，哪怕只有一个公民在“被精神病”着，则我们所有人仍然都被拘束着，得不到自由。正像列宁在读完俄国作家契诃夫描写沙皇时代精神病院的小说《第六病室》之后说的，“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似的。”

除了这样的感同身受，我们将从哪里寻找力量，来抵抗这“疯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