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由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提出的。他认为，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具备这种心智品质就能够在宏观理论的不同层次及微观经验材料之间进行从容的穿梭，把具体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联系起来，并由此实现社会科学的公共任务与政治使命，这就是社会学想像力。

社会学想像力在新闻采写中的重要性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开篇，米尔斯就描绘了迅速变化的社会，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这些话正好印证当下我们的生活。浸染于各种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中，很多年轻人变成“低头族”。米尔斯说：“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① 　　

记者是受众的信息“把关人”，在采写新闻时，其所具备的“社会学的想像力”，能够增进理性，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自觉地把个人和社会结构、历史变迁联系起来，准确判断出人物和事件在社会和时代中所具有的意义，深刻地透视出人物和事件在社会的横坐标和历史的纵坐标中所具有的新闻价值。这种心智品质在新闻采写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帮助记者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新闻人物和事实 　　

米尔斯认为，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这个区分是社会学想像力的基本工具，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②也就是说，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要理解这种变化，就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捕捉到这些变化彼此间的联系。米尔斯在书中以“失业”为例：当一座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个人失业时，那么这是他的个人困扰，需要了解这个人的品行、技能、机遇等；但是如果一个有5000万雇佣大军的国家，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是个公众论题，不能再指望从个体身上找出解决办法，而必须考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曾供职《南方都市报》的傅剑锋采写过《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是他的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的开篇。稿子源于他看到一篇关于警方抓获一批“砍手党”的消息，其中提到“这些年轻人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傅剑锋的视角其实就是超越了个体，一个农民工抢劫可能是个人问题，但是一个村子的年轻人都出来抢劫，就是社会问题。他采访后发现，这“同一个地方”是广西的一个贫困山村温江村，民风淳朴，那些残忍的“砍手党”在村民眼里都曾是好孩子；他们几乎都有相似的经历：贫困→辍学→到广东打工→学历太低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抢劫，生活观念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他们严重心理失衡，严峻的打工环境与所遭遇的歧视则直接催生了他们的残忍心理。傅剑锋希望读者在痛斥“砍手党”的冷酷残忍之时，更应看到农村的贫穷以及社会阶层的不可逾越，关注贫困，消灭贫困，尤其是农村的贫困，这是我们共同的道义与责任。③ 　　

傅剑锋总结自己的采写原则是“将大尺度观察和细节化表述结合起来”。他所谓的“大尺度观察”，就是不孤立地看待一个事件，而是把这一事件放在它所处的社会原生态与制度背景中，放在纵横深长的历史坐标上。这样的观察视角，不但可以使人明白这一事件与其它事件的联系，这一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这一事件所处的位置与意义，还使人感到这一事件所表征的本质事实与背后制度的特征、方向与趋势。④可见，傅剑锋的“大尺度观察”和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由此，这篇本来只是抓获“砍手党”的小消息，被置于社会大坐标系中，更显深度和社会价值。在社会转型时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记者多一点社会学想像力，报道就有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引导受众更加理性地看待社会问题。 　　

第二，帮助记者更准确地挖掘新闻价值 　　

米尔斯认为，“因为这种想像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想像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⑤ 　　

优秀的记者会有意识地运用社会学想像力。新闻界老前辈郭梅尼曾经提出，“记者要回答时代的提问”。⑥在郭梅尼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过张海迪，但郭梅尼的报道之所以感人至深，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笔下的张海迪回答了当时青年人最重要的问题。经历了“文革”的青年，应该如何面对困难和挫折？郭梅尼写张海迪活着比死了还难，可张海迪为什么还活着?就是因为她还能为社会做事，还有用，所以稿子叫《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不仅是身残志坚的女青年，她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对整个社会一代青年人具有重要意义。可见，郭梅尼正是把张海迪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背景下去写，集中突出了张海迪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因此，记者写人物要体现出人物的时代意义，以个体观照当下的社会问题，才能更具价值。 　　

第三，为报道“想像”一个“意象”，升华主题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像力正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要共同尺度，严肃的小说家、新闻工作者等需要运用这种想像力，人们通过他们的作品以了解社会与历史的真相，找寻意义，理解自己。“要始终关注人的意象，即有关他的人性的一般观点……保持对个人的多样化及时代变迁的宽阔视野，把所看到和想像的内容，作为研究人类变迁的线索。” ⑦ 　　

《中国青年报》“冰点”特刊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范例。特别是在小人物的采写中，这种意象更有深意，透过个体，理解一个群体。2006年“冰点”特稿《无声的世界杯》开篇写道：“天下着大雨，6名农民工卷着裤管，打着伞，深夜站在广州街头一个露天大屏幕下，仰着脖子凝神观看正在转播的世界杯。因为大屏幕只有画面而没有声音，为此，他们中的一人专门花65元钱买了部收音机，6个人支着脖子，边听广播电台的直播，边看无声的大屏幕。”⑧这是“冰点”的一个典型意象，记者在“农民工”和“世界杯”中找到交集，用无声的屏幕来比喻农民工这个转型期中国社会最沉默无声的群体，增加了报道的深度。它串起了那些原本看上去散漫的细节，向读者展示了农民工的城市生活。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一篇“冰点”特稿《回家》引人注目，它讲述了普通农民程林祥夫妇从学校的废墟中挖出儿子程磊的尸体，背着儿子走了25公里山路回家的故事。报道结尾也有一个意象：“通信中断后，他们只能通过一台小收音机，来了解外面的信息。5月19日的全国哀悼日，一家人觉得也应该做点什么。村子里找不到旗杆，也没有国旗，他们便在帐篷边竖起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中部捆上一块红布，就算是下半旗了。每天下午的2时28分，这户农民就在旗杆下站上一会儿，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⑨记者用“竹竿、红布”把大灾难中小人物的悲伤和“国殇”联系起来，这个意象凸显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坚韧品格和最朴素的家国观念，升华了主题。 　　

社会学想像力在新闻采写中涵盖的层面 　　

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记者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具备的社会学想像力至少应涵盖以下层面： 　　

第一，贯穿个体经验和社会结构的能力，即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能够把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结合起来。这是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贯穿转型期社会和转型前社会的历史分析能力。社会学想像力也是一种历史分析能力，我们关注转型时期的社会，就必须了解之前的社会，如同米尔斯曾强调的“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 　　

第三，贯穿当下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比较分析能力，即在国际视野下，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充分的比较性理解。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探索中前行，从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就深受来自各方的影响。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发展迅速，全球化及多元价值观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不可小觑。如果不了解我们改革开放的外部大环境，就不能深刻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最后，社会学想像力是一种专业素养，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是然，对新闻记者而言亦如此。这种专业素养的背后是积累，积累得越丰厚，记者在观察事物时触类旁通、视角转化的能力越强，越能够从容自如地把个体、微观层面与社会、宏观层面联系起来。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项目（项目编号：TJXC13-003）阶段性成果、“国际汉语文化教育与传播”创新团队成果】 　　

注释： 　　

①②⑤⑦【美】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像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第5页、第6页、第12～17页、第244页 　　

③傅剑锋：《砍手党调查手记——“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EB/OL]，傅剑锋新浪博客，2005年12月28日 　　④傅剑锋：《我体悟的两大采写原则》[A]，载邓科主编：《南方周末：后台》（第一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⑥《郭梅尼深情讲述采写张海迪》[EB/OL]，中青在线“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第一期，中青在线-嘉宾访谈-新闻故事，http://www.cyol.net，2011年5月12日 　　

⑧包丽敏 李润文：《无声的世界杯》[N]，《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2006年7月12日 　　

⑨林天宏：《回家》[N]，《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2008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