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80后”人群的教育经历及其机会不平等状况进行深入探讨，重点考查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和阶层不平等，并回应由《无声的革命》所引发的争论。数据分析显示：尽管教育机会数量增长明显，但城乡教育差距加剧、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依然存在，教育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以改变现状。

一、媒体误读学术研究数据所引发的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发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引发媒体热议。该文考察了1952—2002年间国内两所精英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结果发现，这两所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和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明显上升后维持稳定，这说明精英大学的学生选择变得更加开放和平等化，作者称之为“无声的革命”。[1]

然而，被媒体广泛引用的并非此文的主要观点或相关数据，而是一个数字——1997年干部子女占北大学生比例近四成（39.76%），以及对此的解读——“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干部子女比例超过专业技术人员，更远超过工人和农民阶层”等。部分媒体评论人由此推论精英大学已为特权阶层所垄断。

媒体对于教育不公平问题越来越关注，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强烈的感知和不满。最近十年来，中国民众对于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关注点从结果不平等（如收入差距）逐步扩展到机会不平等（如就业机会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后续一系列不平等的根源，如城乡收入差距等。

“干部子女占北大学生比例近四成”的说法，在普通民众看来，意味着优势地位家庭的子弟以超高比例涌入名牌大学而挤占了其他阶层——尤其是农民子弟的就学机会，从而导致“寒门难出贵子”。虽然此文作者一再解释他们所谓的“干部”包括了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人员，并通过多家媒体澄清遭遇的误解，却未能消除人们的这种印象——优势地位家庭的子女获得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2012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梁晨观点的同时，在同一版面以《寒门子弟为何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为题发表了其他学者（罗立祝和刘云彬等人）的研究结论：“农村生源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是不争的事实。”[2]

这场争论实际涉及对中国教育不平等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是否的确发生了一场无声的革命，推进教育机会分配越来越开放平等？以往的研究证实，改革开放前的30年（1950—1970年代）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的影响不断减弱、工农子弟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3]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这场无声的革命是否还在持续？城乡教育不平等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此外，这场争论还关注：进入精英大学——教育等级体系的象牙塔顶端的机会不平等是否要比进入普通大学或其他较低层次教育机构的机会不平等更严重？权力因素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争论中观点对立双方所依据的数据大多来自大学录取的学生的背景资料，这类数据虽能反映不同社会人群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布情况，却无法反映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要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准确判断，必须考虑宏观结构因素，尤其是职业或阶层结构和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变化。

最近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体制变革导致城乡人口结构、职业结构和阶层结构变动很大，与此同时，各个层次的教育机会增加很多。195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比例超过80%，农民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接近85%，白领从业者只占2%（管理人员比例仅为0.5%），而现今农村人口比例为49%，农民占就业人口比例下降到约40%，白领从业者比例上升，接近30%。[4]不考虑剧烈的结构变迁而单纯比较大学生家庭背景比例变化，不足以准确判断教育不平等的上升或下降。同样，教育规模扩张及教育机会增加也需考虑这一因素——1950年代100个适龄人口中只有1—2人可以上大学，而现今100个适龄人口中有26人可以上大学。分析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不能不考虑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变化。

为进一步深化讨论，更全面地考察当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状，笔者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最近三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2006，2008，2011）[5]，对“80后”人群（1980—1989年出生）的教育经历及其教育机会不均等分配状况进行分析，从而判断目前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鉴于绝大多数“80后”已完成学校教育的全部过程，通过对这一人群教育经历的考察，可以透视各个层次教育机会的分配状况及其最终效果，同时也可以为上述争议的解答提供实证资料。不过，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宏观调查数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此数据并不提供被调查者“是否上精英大学”的信息。因此，本研究论证的重点不在于呈现精英大学入学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而是试图把握当前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最新整体变化趋势。《无声的革命》虽然讨论的是精英大学的生源变化，但它由此提出的重要命题——“无声的革命”，并非局限于精英大学教育，而是指1950—1990年代中国教育领域的革命，对于这场革命在最近十年的命运走向，《无声的革命》一文并无定论。在此意义上，本文并不打算验证《无声的革命》的具体观点及其数据论据正确与否，而旨在为此文所引发的关于当前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争论提供一些实证分析结果，以期有助于更深入、准确地认识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二、教育机会增长与“80后”升学路径

要全面把握当前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不能忽视教育扩张速度和教育机会供应量的迅猛增长。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教育体系，也是最近几十年教育扩张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80后”无疑是教育迅速扩张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受教育机会远远超过前几代人。

基于调查数据，在2858个接受调查的“80后”当中，98.2％进入学校系统接受教育；接受小学教育的2807人中有88.8％升入初中；接受初中教育的2493人中52.7％升入高中、职高、技校或中专；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1315人当中有50.6％考入大学。总的来说，这一代人普遍享有基础教育机会，初中教育也接近普及，不过，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淘汰率比较高。2858人当中不到半数的人（46％）接受了高级中等教育，不到四分之一的人（23.3％）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与前几代人相比，“80后”接受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极大提高，其初级中等教育机会也比前几代人有大幅度增长。综合几代人的教育机会增长状况来看，“80后”的教育机会增长最为突出，基础教育在前几代人当中已经普及，而小学升初中和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这两个阶段，前几代人的机会增长较为缓慢，直到“80后”在这两个阶段的升学率才有大幅度增长。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机会在“70后”之前基本没有增长，而且还有所波动， “70后”上大学的机会增长幅度较大，“80后”的机会继续上升。不过，虽然“70后”的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比例上升较快，但其小学升初中和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比例远低于“80后”，故“70后”的大学毛入学率（10.9％）远低于“80后”（23.3％），“70后”之前的几代人的大学毛入学率更低， “40后”为3.3％， “50后”为3.6％， “60后”为5.3％。“80后”上大学机会猛增主要得益于大学扩招政策，该政策使“80后”上大学的机会比前一代人翻了一倍多，“80后”是大学扩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参见表1）。

三、升学机会与家庭背景

教育机会在短期内迅猛增长为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原本机会较少的社会弱势群体有可能在机会数量猛增的情况下分享到新的机会。但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没有享受到机会增长的人，他们为什么在机会猛增时仍被淘汰出？

在这场由媒体所引发的争论中，人们最关注的是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为对此问题进行详解，表2列出了“80后”各阶段的升学者与出局者的父亲职业背景（代表阶层地位）和父亲户口身份（代表城乡身份）比例，以及“80后”总体的父亲职业和父亲户口比例分布，如果教育机会分配平等，那么各个阶段的升学者或被淘汰者的家庭背景比例应该与总体比例分布一致，两个比例之比为1，如果两个比例之比不为1，则意味着存在不平等。而各阶段升学者家庭背景比例分布与总体比例分布差距越大（两个比例之比距离1较远），说明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这样的对比分析可以避免单纯比较历届大学生家庭背景比例分布的局限性，也较易于判断不同社会群体在教育机会竞争中的优势与劣势。

我国学龄儿童入学早已普及，但仍有少量“80后”没有上学，虽人数较少，但也占“80后”总数的1.8％。这些未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者绝大多数来自农村（92.2％），其中出身农民家庭者占89.1％，少量来自城镇的（7.8％）基本上都是工人家庭出身（1.9％）。这些人目前处于社会底层且基本没有机会获得上升的社会流动。未升入初中者情况类似，主要来自农村（95.2％）和农民家庭（81.7％），少数来自城镇（4.8％）和工人家庭（11.1％），极个别的人来自办事人员和个体自雇人员家庭（7.1％）。“80后”接受初中教育时正是政府大力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时期，

初中教育的普及率提高很快，不断接近普及水平。但“80后”人群中还有约1／10的人（11％）未能获得初中教育，这批人与未接受教育的人相似，也很可能长期停留于社会底层。

由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是当前教育机会分化的一个关键点。接受了初中教育的“80后”中，接近半数（47.3％）（参见表1）未能通过这个关口，因此中止受教育历程。他们当中有89.8％来自农村，66.7％出生于农民家庭，还有21.4％来自工人家庭，其他阶层家庭子女只有很少比例的人未能获得高级中等教育机会。这一构成与未接受教育的人和未升入初中的人相类似，即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和少量工人子弟。

在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关口，又有大约半数的人（49.4％）出局，仅有不到1／4的“80后” （23.3％）通过各层关口成为优胜者，进入大学殿堂。比较每一级过关者的家庭背景分布比例———进入小学的人、由小学升入初中的人、由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的人和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人，可以发现，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家庭背景的层次也逐级提高，白领家庭背景和城镇家庭背景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农民家庭背景和农村人的比例持续下降。表2右两栏列出“80后”总体的家庭背景比例分布及其与升入大学的人的家庭背景比例之比，显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子女在竞争大学教育机会中优势明显，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约为在“80后”总体中比例的3倍；办事人员子女也有一些优势，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接近其在80后总体中比例的2倍；工人和个体自雇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则与其在总体中的比例接近，未显示明显优势或劣势；但农民和农村子弟的劣势突出，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远低于其在80后总体中比例。

各阶段升学者与未升学者出身背景的比较显示，尽管“80后”的教育机会增长很快，但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相当突出，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较深，管理人员阶层与专业人员阶层的教育机会优势明显，而农民阶层处于最为劣势的状态。2％的未接受教育的“80后”和11％的小学文化水平的“80后”来自于社会底层家庭，他们目前也处于社会底层状态，而他们的下一代很可能仍停留于社会底层。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在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被淘汰出局的人也多数来自乡村。很明显，当前最突出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差异，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既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的后果，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并且通过代际传递使城乡差距得以长期维持。

四、升学路径选择与优质教育机会分配

《无声的革命》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精英大学教育机会是否比普通大学更加不平等，似乎越好的学校入学机会越为特权阶层占据，而寒门子弟获取这类机会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即使在相同的教育阶段也存在等级分化。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同大学的文凭含金量不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和回报差异较大；同样，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进入普通高中还是职业教育学校对于个人未来发展的意义也有所不同。表3列出了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进入不同类型学校的人的家庭背景情况。

比较高级中等教育阶段两类学校的差异。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接近普及的情况下，选择是否进入高级中等教育以及选择进入哪种类型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是当前中国教育分层的关键点，也是考察升学机会不平等的一个始点。在完成初中教育之后，这些人面临着很可能是影响个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他们面前有三个选择：放弃继续升学机会，升学进入普通高中，升学进入职高／技校／中专。47.3％的初中毕业生或初中辍学者放弃继续求学，他们当中89.8％来自农村，66.7％是农民子弟，21.4％是工人子弟，其他阶层的子女则较少（参见表2）。52.7％ （参见表1）的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一部分进入普通高中，另一部分选择职业教育。表3比较了这两部分人的家庭背景情况。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更多选择普通高中，他们在升入高中的人当中的比例是其在总体中比例的两倍多；与此同时，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子女选择职业教育的比例略高于总体比例；个体自雇人员和工人子女对这两类教育的选择较接近总体比例；而农民子女在这两类教育中的比例都大大低于他们在总体中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在进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出现了三个层次的教育分化，不同的社会阶层选择了不同的个人教育发展路径：上层和中上阶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专业人员）子女大多数进入普通高中，然后考入大学；中下阶层（办事人员、低层专业人员、农村专业技术人员等）子女在学业成绩不理想而考大学希望较小的情况下会选择职业教育，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农民子女在学业成绩不理想而考大学希望较小的情况下较倾向于放弃升学，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外出打工挣钱。

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的阶层差异类似。表3数据显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考入本科高校的比例分别为其在总体中比例的4.5和3.9倍，表明这两个阶层在竞争本科大学教育机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他阶层（除农民阶层）子女竞争大专和大本入学机会没有显示明显优势或劣势，他们在大专和大本中的比例较为接近于其在总体中的比例；而农民子女则在这两类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都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他们在大专和大本的比例只有其在总体比例中的一半，在大专中的比例高于其在大本中的比例。

本文所采用的调查数据没有提供被调查者所上大学是否为精英大学的信息，因此无法分析精英大学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是否比普通大学更为严重。但是，从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明显大于大学专科这一事实推断，精英大学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很可能高于普通本科大学，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竞争精英大学教育机会的优势可能更明显。

五、城乡和阶层不平等趋势

《无声的革命》一文的重要观点是：1949年以后中国精英教育体制日益开放，工农子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受教育，这也就是“无声的革命”的含义，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态势仍得以保持。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如罗立祝和刘云彬等人认为，至少在精英大学，城乡不平等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上述作者都是基于部分高校学生来源信息，比较不同年份学生来源的城乡比例和父亲职业身份比例，以此判断教育机会的城乡和阶层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正如本文所提到的，由于近年来城乡结构和阶层及职业结构变化较大，教育扩张速度很快，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比较学生来源比例变化，不足以准确估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研究者需要综合分析结构变化与学生来源比例，才能获得较为可靠的结论。在教育社会学领域，研究者们通常采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梅尔提出的加入年代控制变量的ｌｏｇｉｔ模型，在控制不同年代的教育机会供应量变化和职业及阶层结构变化的情况下，通过交互效应项来准确估计不同社会人群的教育机会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由此判断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6]笔者曾采用此种方法，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比较1975—1979年出生的人与1980—1985年出生的人的教育机会状况，结果发现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有所上升。[7]2005年调查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目前的教育不平等状况。为此，笔者基于新的调查数据，用梅尔模型考察“80后”与“70后”教育机会影响因素及其变化，以此判断城乡和阶层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下降。

由于小学教育早已普及，初中教育也趋于普及，教育分层主要表现在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因此笔者的模型重点分析这两个阶段的情况。表4列出了2个logit模型的比率比，一个模型分析进入高级中等教育者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以及“80后”与“70后”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另一个模型分析考入大学者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以及“80后”与“70后”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两个模型都控制了不同年代的教育机会数量变化和职业结构变化。这两个模型中，父亲职业的比率比显示的是阶层之间的差异，父亲教育年限的比率比则体现了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父亲户口身份的比率比则表明城乡教育不平等差距，年龄组比率比代表“80后”和“70后”两代人的教育机会差异，其后的自变量都是交互效应项，交互效应项则是检测“80后”与“70后”在上述差距方面的变化情况，即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是扩大了、缩小了还是没有变化。

在高级中等教育方面，表4数据显示，对于“70后”升入高中／职高／技校／中专的机会来说，管理人员子女是农民子女的2.9倍，办事人员子女是农民子女的1.4倍，个体／自雇人员子女是农民子女的1.7倍，工人子弟与农民子弟差异则不明显，专业人员子女与农民子女的升学机会也没有明显差异，但如果把城乡专业人员区分开，城市专业人员子女升学机会远高于农民子女，而乡村专业人员（如乡村教师、医生、农机技术人员等）子女的升学机会与农民则差异不大。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是否能进入高级中等教育有显著影响，平均而言，父亲多接受1年教育，其子女升学机会提高19％。父亲户口的比率比显示城乡升学机会差异较大，城里人进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7倍。模型中所有交互效应项系数的显著水平都不显著，即“80后”升入高中／职高／技校／中专机会的上述差异与“70后”完全相同。这表明，在这一阶段的升学机会上，“80后”与“70后”相比所遭遇的阶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减少，但也没有增加。

在高等教育阶段，同等条件下， “70后”父亲职业所导致的升学机会差异只体现在管理人员子女、个体／自雇人员子女与农民子女之间的差距上，管理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2.4倍，个体／自雇人员子女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2.1倍，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和工人子女与农民子女的升学机会则没有明显差异。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上大学机会的影响显著，父亲多接受1年教育，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提升22％。城乡（人）之间上大学机会差异也很大，城镇人上大学机会是农村人的4倍。这一模型中所有交互效应项系数的显著水平也都不显著，这说明，在高等教育阶段，“80后”与“70后”在上述几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没有变化，阶层之间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没有下降，但也没有增加。表4的两个模型分析结果表明，“80后”群体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明显减少，前一代人的不平等在这一代延续，没有证据显示“无声的革命”在“80后”这一代身上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的阶层背景（父亲职业）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比较表4数据分析结果与表3和表2的数据，可以发现不同。表3和表2的数据（百分比）所反映出的父亲职业身份对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似乎比表4两个模型所体现的更加明显。表3和表2数据显示出，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子女进入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表现出最大优势，办事人员和个体／自雇人员略有优势，工人子弟的机会虽少于前面几个阶层但明显多于农民子弟。然而，表4数据结果却表明，与农民阶层相比较，只有管理人员阶层具有较强的优势，办事人员和个体／自雇人员略有优势但显著水平较低，专业人员和工人则未显示出与农民的差异。导致两部分数据分析结果差异是因为表4的模型加入了父亲教育控制变量和城乡控制变量，如果没有加入这些控制变量，表4的数据结果将与表3和表2相一致，但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后，父亲职业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极大弱化。即现实社会中直接观察到的不同职业人群子女上大学机会、上高中机会的差异，主要由家庭文化资源（父母教育水平） 和城乡因素导致，比如，专业人员子女升学机会多于其他阶层，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阶层的文化水平较高；工人子女升学机会比农民子女多，这主要是城乡差距所导致的后果。但是，在控制父亲教育作用和城乡差异的情况下，管理人员阶层仍显示出较强的优势，这表明权力的确干扰了教育机会分配。不过，这里所说的“权力”，并非单指“官员”特权或政府公权力，本文数据分析中所界定的“管理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各类企业的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企业主，该群体在社会分层中是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阶层，因拥有管理权而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教育机会竞争中，他们具有较大的优势。

六、结论

《无声的革命》引发的媒体及相关学者的争论所关注的焦点是近十年以及当前的教育不平等变化状况，显然，《无声的革命》中的数据分析并未涉及这一时期。另外，《无声的革命》仅讨论了精英大学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情况，但它所引发的社会争论并不局限于精英大学教育机会的分配，而是涉及更多层次的城乡和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毫无疑问，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最近十年教育机会分配的变化趋势，特别是城乡不平等和阶层不平等的变化。为更深入了解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最新变化趋势，本文采用较新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80后”教育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1.对“无声的革命”的反思。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我国政府推行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和扩大基础教育规模的政策的确导致了教育领域的“无声的革命”，带来教育机会分配平等化水平的提高，虽然它同时也导致教学质量——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下滑。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小学和中学教育成本上升（学费猛涨），农民家庭教育负担沉重，农村中小学学生大量辍学，从而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提高。最近十几年，政府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减免中小学学费、增加大学助学金和奖学金数额等政策，为重新启动教育领域的无声革命、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从“80后”的教育经历来看，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没有明显下降。

2.城乡教育差距明显。在“80后”群体中，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倍，城里人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7倍；此外，在小学教育普及和初中教育趋于普及的情况下，有一些来自农村的“80后”没有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从小学升入初中、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从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等层层关口（加上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辍学），有大批农民子弟被淘汰。多数最终突破层层关口的农村子弟进入的是二、三流大学，即使获得大学文凭，还面临着更难突破的关口——找到有发展前途和稳定保障的工作。

3.教育路径选择的阶层分化。优势地位家庭的子女有更多机会获得优质教育机会，在初中毕业后，他们更多选择进入普通高中，为高考做准备；更可能进入比较好的大学获得高附加值的大学文凭，为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奠定基础。中间及中间偏下阶层子女有较多机会考入二、三流大学，如果在中学阶段成绩太差而觉得考大学成功率较低，他们会选择中等职业教育，毕业后寻求一份技术工人岗位或低层白领工作。农民子女如果初中阶段成绩太差，而考大学希望不大，只有部分人会选择中等职业教育，而多数人则放弃升学机会，离开学校外出打工，或者停留在县城和集镇无所事事。教育路径选择显示出明显的阶层分化。在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管理人员显示出超越其他所有阶层的明显优势。不过，专业人员子女获得教育机会比率与管理人员子女相差不多（略低于管理人员子女），其背后的机制是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在排除家庭文化资本作用情况下，管理人员仍表现出很大的优势。

4.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有可能加剧。目前“80后”基本已完成学校教育过程，对“80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的分析，反映的是过去十年的教育机会分配情况；当下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是“90后”。在“80后”接受教育期间，民众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批评是针对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学录入机会的地区不平等。但近几年人们对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感知要强烈得多，这是否表明“90后”遭遇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比“80后”更严重？

5.教育改革虽有巨大成效但需更加关注教育不平等问题。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取得诸多成就。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心是建立和完善一套制度体系——日益严格化的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等级分类系统，这一制度选拔和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平等后果。严格的考试制度虽然提供了机会公平竞争的途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竞争的过程值得探究。拥有较多资源的优势群体会通过各种方式为其子女争取更多教育机会，帮助其在激烈竞争中获得成功；而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子弟则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更可能在层层考试选拔过程中被淘汰。如此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导致父辈中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在子辈身上得以延续甚至强化，从而导致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结果。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在实施严格竞争考试制度时，也需采取某些手段，扶助教育机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降低其教育成本和失败风险，提高他们的教育回报率，激发这些人的教育进取心，从而控制和弱化考试竞争所导致的城乡和阶层教育机会差异，使教育发挥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

注释：

[1]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叶铁轿、田国垒：《寒门子弟为何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6日，第7版。

[3]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4]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2006、2008和2011年度“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CASS）是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其中包括了个人教育和家庭背景信息。三次调查基于同类的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共采集到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总样本量为21236个（三年的调查获得有效样本依次为7061、7139、7036）。本文选取2858个“80后”样本进行分析（排除2006年样本中1989和1988年出生的人，因为他们在调查时普遍未达到上大学的年龄）。

[6]Robert Denis Mare，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75，no.370，1980，p.370；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6，no.1，1981，pp.72-87.

[7]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