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学研究恢复的30年里，社会分层研究是成果最多和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最近十年来，社会分层研究发展更为迅速，它不仅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点研究项目，而且也成为理论界、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总体上，社会分层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社会分层研究起步阶段（1979年 1989年）：传统阶级理论的反思与新的分层原则的提出
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期间是我国社会学的重建时期，同时也是社会分层研究的起步阶段。社会学者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开始关注社会分层问题，主要是由于伴随经济改革而来的社会层面的变化逐渐显现出来：首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及其雇工等；其次，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另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对传统理论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观念提出了挑战。如何解释日趋突显的社会分化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应该允许收入差距的拉大？新出现的私营企业主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学者借鉴了一些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某些理论解释思路，对传统意识形态及阶级理论提出一些质疑，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当时我国社会的分层现象进行了初步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分层研究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理论层面而非经验层面。上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分层研究刚刚起步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教条化的阶级理论的禁锢，社会学者很快就发现传统的阶级理论难以解释当时的社会分层现象，必须冲破这些理论禁锢，才能推进社会分层研究。因此，80年代后期社会分层研究的重点是对传统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结构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或创建一种新的、对于当时社会分化现象具有解释力的社会分层理论。大多数的社会分层研究者主张，在讨论当代我国社会分层问题时应该以功能论取向取代冲突论取向，以“阶层”概念取代“阶级”概念，因为“阶级”意味着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争夺，而“阶层”之间虽然存在差异或等级分化但并不一定是冲突关系而有可能是合作或妥协的关系。另外，社会分层研究者还主张以多元分层取代一元分层，他们特别强调了德国社会分层理论家韦伯提出的三元分层观———经济分层、声望分层和政治分层。他们认为，经济改革之前的我国社会主要是以政治标准来进行分层或阶级分类，而经济改革以来，随着社会分化现象的发展，我国社会将趋向于经济分层。
二、波折后的重新起步（1990年 1995年）：对社会分化现象的系统描述和分析
1989年之后，社会分层研究成为一个政治敏感性的研究主题，不过这并不能抑制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分层问题的强烈兴趣，社会分层研究仍然是我国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分化仍在全面推进。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经济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与此相伴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职业和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在非公有经济领域，个体经营者的数量迅速增加，他们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个体工商户群体，其中一些个体经营者成长为私营老板，并逐步形成了一个私营企业主群体。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我国大量引进外资，一些跨国公司、外资企业进入我国，这些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形成了一个高收入的白领群体。在公有制经济领域，收入差距也开始拉大。一些有特权的部门、有行业垄断权的单位和新兴行业的企业的工作人员收入增长很快，而一些没有“实权”的部门以及传统、衰落行业的企业的工作人员收入增长缓慢，这导致了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另外，在同一个单位中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首先是白领工作人员与蓝领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扩大，其次是领导干部或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扩大。总之，收入差距在城乡社会和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全面扩大，经济不平等程度明显增加。面对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和急速的社会经济分化，社会分层研究者并没有多少时间进行理论思考或者理论总结，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观察、记录和描述社会分化过程上，试图弄清楚社会分层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后果，以及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的突出特点是：针对社会公众和政府决策者关心的问题收集调查资料，并基于相关调查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成为社会分层研究者的一种主要研究手段。社会分层研究者在这一时期开展的一些大型研究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整个社会的分化现象进行系统描述和分析，通常是以经济改革前的社会分层状况加以比照，观察经济改革开始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许多社会分层研究者都注意到经济改革导致了社会分层规则的变化，他们认为经济改革之前的再分配分层机制正在转变为市场分层机制。有些研究者提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因而干部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将逐步下降（相当对其他阶级阶层），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干部将会失去在计划经济时期享有的优势地位。然而，后来的发展趋势却与这一理论观点相反。
另一类研究是针对某一群体或新生阶级阶层的研究，比如农民分化的研究、工人分化的研究以及私营企业主的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经济改革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重组和社会阶级阶层的全面分化。冯同庆等人的工人阶级分化研究显示，原有的工人阶级已出现了“内部层次分化”，“工资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层）与管理者、经营者，在收入、地位、声望诸方面已出现显著的等级差别”，“工人阶层感到自身地位下降”，“工人阶层与管理者、经营者阶层双方利益矛盾增加”。陆学艺、张厚义等人的研究认为原有的农民阶级已分化为8个阶层。社会分层研究者还对一些新产生的社会群体（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雇工）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其中的一个热点是私营企业主的阶级属性的研究。一些人认为，私营企业主是资产阶级，他们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社会分层研究者大多不赞同这种观点，张厚义等人认为，“私营企业主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成为当代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帮手，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
三、割裂的社会分层研究阶段（1996年 2000年）：本土化的、通俗性的分层研究与西方化的、学术性的分层研究
1996年至2000年期间是我国社会分层研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研究分裂为两类非常不同的研究：一类是深受西方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影响的、追求学术规范化的社会分层研究；另一类是关注现实问题但缺乏理论解释和科学方法的社会分层研究。这两类研究在关注主题、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十分不同。在整个我国社会学追求学术规范化的大背景之下，西方化的、学术化的社会分层研究逐步成为主流，它为下一阶段的社会分层研究积累了理论知识和方法知识，但由于其研究主题的西方化和研究方法的复杂性，这类研究的成果影响范围有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我国社会学家逐步接触到各种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于是在整个我国社会学界出现了一种追求学术规范化的运动———提高我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水平。社会分层研究在这一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有关我国及其他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演变的研究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的热门题目，一些美国社会学家来我国收集调查数据并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如市场转型理论等）。这引起了一批我国中青年社会学家的强烈兴趣，他们开始学习美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借鉴美国学者的理论观点，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类似研究。这类研究包括社会流动研究、职业声望研究和精英研究（私营企业主和干部的地位变化研究）等等，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高封闭度的身份制社会向较为开放的阶层分化的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时，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在我国社会已造就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分层社会结构，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白领工人内部中高层白领与低层白领之间在权力、声望和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着清晰的社会分界线。
与此同时，90年代后期的社会分化进一步深入，分层现象出现了新的趋势。这一时期实施的部分改革政策（如国有企业改革等）对于资源配置两极分化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这一时期大规模推进的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急剧下降，大批的下岗失业人员的经济状况恶化，他们逐步落入社会的底层。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大、中型私营企业主，他们的经济财富迅速增加而且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另外，这一时期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急速拉大，农民及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了社会矛盾冲突的激化，在城市，下岗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频繁发生，在乡村，农民与乡村干部的冲突事件时常发生。急速扩大的收入差距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公众越来越关注社会分层问题，收入差距、不平等、群体冲突以及阶级和阶层等词汇都成为社会公众热议的话题，人们隐约感受到一个阶级或阶层分化的社会正在出现。尽管这一时期多数的社会学家并不认为我国社会正在成为某种阶级或阶层社会———社会学家倾向于使用利益群体分类而不是阶级或阶层概念，但一些非社会学专业的人士（记者、作家或理论家）对当代我国社会进行阶级阶层分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这类所谓的阶级阶层分析虽然不被社会学家所承认，但却因其通俗易懂、接近现实生活而受到社会公众的欢迎。
四、全面深入的社会分层研究阶段（2001年以来）：对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共同关注
2001年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成果剧增，研究内容较为广泛和深入，部分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在这一时期，传统意识形态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禁锢有所突破，社会分层研究者对于社会公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和相关议论做出回应，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关注政策议题。另一方面，学术性的社会分层研究继续得以发展，在一些专题研究领域取得优异成果。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分化，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与经济改革以前完全不同的分层形态，不仅社会学家意识到一个新的分层结构正在形成，而且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感受到这一分层结构的存在。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继续拉大，成为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主要根源之一。同时，普通民众对于不平等的感受已不仅限于收入分配这一个方面，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包括官员滥用权力、对弱势群体（如农民工）的歧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垄断行业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以及各种腐败行为等等。在此情况下，不平等问题和阶级阶层分化问题———社会分层研究的主题———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迫切需要学者提供相关知识和信息，以解答他们的疑问。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也对这些问题越来越加以关注，希望能获得准确的信息和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利于制定相关政策，抑制不平等程度的加剧，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在这一时期，政府的决策者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经济分化问题。特别是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以及“中等收入群体”和“新阶层”等概念，都体现了决策者的与时俱进的态度，这为社会分层研究者的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较开放的空间。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一些社会分层研究者开始涉及敏感的现实问题，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禁锢，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探讨社会经济分化现象。
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理论家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我国社会是否已形成了某种确定的阶级或阶层结构？一些社会学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另一些社会学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给予肯定答案的一个典型代表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我国社会十大阶层”。陆学艺等人认为，经过经济改革以来二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分化，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正趋于稳定化的阶层结构，社会成员分化为十个阶层。李路路、孙立平等的观点则比陆学艺等人更进一步，他们采用“结构化”、“定型化”、“常规化”和“再生产”这些概念来表明当前我国社会已形成稳定的阶级阶层结构，并且这一阶级阶层结构将被延续下去。
李强等人则持相反观点，他们否认我国社会已形成阶级或阶层结构，他们强调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分化的碎片化的特征。李强等人认为，当前的社会分化是一种多元的、相互交叉的分化，它并未导致界线分明的阶级或阶层，当然更不可能形成确定的阶级阶层结构，最多出现一些利益群体，而这些利益群体在不同的分化坐标上是相互交叉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分割界线。传统的几大阶级或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被分化为许许多多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如同一个个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并未显示出集聚为几大阶级或阶层的迹象。李培林等人的有关社会态度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部分支持了碎片化观点。他们发现，依据客观地位差异所划分出的阶层与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不一致。因而，他们认为，人们在主观层面显示出碎片化的特征，而未能形成一致的阶级或阶层意识。
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的另一个争论是：我国社会分化的趋势是逐步走向两极分化的断裂社会还是社会中间层人数增长而逐步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中产社会？“断裂化”论点由孙立平等人提出，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分化导致了一个“断裂社会”的出现，其表现形态为：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经济财富以及其它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积聚于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则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
与“断裂化”观点完全相反的看法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中产化”或“中间层化”论点。这一派观点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导致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升级，相应地白领职业迅速扩张而蓝领职业逐步减少，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上升流动机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中间层日益发展壮大，而社会顶层和底层都将缩小，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即以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