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理论界对阶级与阶层问题的讨论已有百年历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不同时代需求，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和论述。中国阶级阶层论述经历了固有理论的反思与突破、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论、多元取向的借鉴与吸纳、本土经验的创新与深化四个阶段。经过百年演进，中国阶级阶层论述大体形成冲突论与功能论两种理论取向、学术理论性研究与政策应用性研究两种研究模式。偏重于冲突论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更偏好采用阶级概念，更强调阶级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和利益冲突。偏重于功能论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更偏好采用阶层概念，更强调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协调阶层利益关系到达分层现状的合理化与合法化。政策应用性研究更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角度分析阶级阶层问题和社会结构变迁，把阶级阶层研究的理论概念融入政府政策目标话语体系，从而产生更多的政策影响力。学术理论性研究更强调相关理论概念的建构，探讨社会经济分化的动力机制。对百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阶级阶层问题论述进行梳理，能够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中阶级阶层关系处理和阶级阶层理论、统一战线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阶级阶层分类；新的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学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2-0032-08

作者简介：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我国理论界对阶级与阶层问题的讨论最早始于20世纪初。当时，伴随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一些理论家和革命家开始阐述阶级理论。之后，经由毛泽东等人的发展和推广，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阶级理论仍是党的执政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相当长时期的政治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对之前的阶级理论产生了不同认识，并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解释。一些社会学家从社会分层视角开始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他们采用阶级阶层概念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重新成为一项研究主题。本文对百年来我国理论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对阶级阶层问题的论述进行梳理，以期为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中阶级阶层关系处理和阶级阶层理论、统一战线学发展提供参考。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结合

1919年至1920年间，阶级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李大钊、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引入中国。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党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印象深刻，由他们撰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著中即有一本名为《阶级斗争》。这是中国理论家对阶级理论的最早阐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苏俄马克思主义者诠释的“舶来品”。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处于内外矛盾斗争严峻时期。列宁等人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理论”予以重视，应该是受苏俄革命家特别是列宁阶级理论的影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中国化的理论家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他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提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阶级分析模式，并把阶级理论提升到党所信奉的革命理论的核心位置。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不仅在革命时期引导党取得了胜利，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党所奉行的执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的社会分层观。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主要体现在他于1925年发表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基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详细考察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状况，分析了各阶级的政治观念和对革命的态度。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1］毛泽东特别强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这句话在后来成为党开展统战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认为，正确的阶级分析是制定有效的革命策略及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和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决定了党在革命时期夺取胜利的总策略：应该依靠谁、团结谁、与谁做坚决斗争。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诚的同盟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根据这种分析，毛泽东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同盟军以及依靠力量等重大战略问题。

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当准确，基于这种分析制定的战略方针十分有效，从而确保了革命成功。阶级分析随之成为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划分采用了两种标准的结合：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经济标准即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主要原则。政治标准是指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这是一种主观指标。把客观经济指标与主观态度指标相结合，是毛泽东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模式的一种实用主义的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认为，客观的经济地位（阶级位置）决定主观态度（阶级意识）。然而，毛泽东明确意识到经济地位不能完全决定主观态度。比如，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地主也要分“开明”还是“不开明”、“左派”还是“右派”、“投靠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不投靠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根据经济和政治两种标准，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进行了如下分类（表1）。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理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将其信仰进行社会化。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党内理论家所发展的阶级理论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分析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维护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稳定的首要问题。直至改革开放之前，阶级理论对当时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以及广大民众的思维定势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过，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根据各阶段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具体需求，阶级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有所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1949年至1957年间，党内理论家有关阶级问题的论述基本追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理论观点。中央政府采用与当年毛泽东类似的阶级分析方法，对社会成员进行阶级划分，并以官方文件形式公布了当时的13类阶级构成：地主、资本家、开明士绅、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贫民，等等［2］。基于这样的阶级分类，政府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打破了旧的阶级体系，消除了原有的剥削阶级［3］。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的八大提出，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阶级斗争已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开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也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4］

然而，在同一年，苏联、东欧局势发生变化，匈牙利事件爆发，国际领域两个阵线的斗争激化。毛泽东作为党内最主要的理论家，开始重提阶级斗争理论。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该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敌我矛盾，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敌我矛盾，压制“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5］这一时期的阶级理论强调，阶级意识（政治立场）是差异的、对立的，阶级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因此，阶级斗争也是长期存在的。

1957年至1978年间，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个人及家庭的阶级身份受到重视。不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成之后，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消亡，不能再用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这一标准来划分阶级。因此，这一阶段的阶级划分主要基于人们的政治身份，比如家庭出身、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等，后来的学者称之为“政治分层”［6］。在这一阶段，阶级成分取代了客观经济地位成为决定个人阶级身份的关键因素；阶级成分不仅是终身制的，而且影响子女一代的社会政治身份；阶级成分影响人们的政治命运、社会地位和经济机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划分为地主或资本家的人，尽管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已经成为普通的农民或工人，但阶级身份仍会追随其一生无法改变，其子女也将继承这种阶级成分。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问题的重新认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分类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中心任务向经济建设转移，推行改革开放。理论界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党内外理论家和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阶级斗争理论，反思由这些理论观点带来的负面社会政治影响，思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层现象。一部分党内理论家倾向于认同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提出的观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消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些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所构成，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指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间不存在矛盾冲突，而是友爱合作的关系［7］。“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分类，遵循的阶级划分标准是政治标准和劳动分工（或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8］。“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分类主要基于劳动分工，但阶级阶层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政治标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同盟军，知识分子阶层是中间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等。为此，我国学者在原有的政治标准和劳动分工这两个阶级划分标准上，增加了生产资料占有这一分类标准。这样就在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类之外划分出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两个阶层。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进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分类包括如下四种：

一是由李慎明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国目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提出的三大类十三小类的阶级阶层分类。三大类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其中，工人阶级包括：职工阶层、干部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国有、集体企业经理阶层及士兵阶层；农民阶级包括：农业专业大户、兼业农户、小耕农、集体农民和农村干部；其他社会阶层包括：个体经营者阶层、非公有制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9］。

二是阎志民等提出的两大阶级和若干新阶层的分类模式。两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中，工人阶级包括：体力劳动工人阶层、办公室工作人员阶层、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工作者阶层、科学技术人员阶层、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阶层；农民阶级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林牧渔业劳动者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外出打工农民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农村党政干部阶层。新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阶层、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阶层、个体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10］。

三是段若鹏等提出的两阶级两阶层分类模式。两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其中，工人阶级包括：普通工人阶层、管理者阶层、公务员阶层、低收入职工阶层；农民阶级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11］。

四是周罗庚等提出的两阶级和若干新阶层的分类模式。两阶级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中，工人阶级包括：体力劳动者阶层、脑力劳动者阶层和领导者阶层；农民阶级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村基层管理者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新社会阶层包括：个体经营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专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阶层、边缘群体［12］。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引发了有关私营企业主群体阶级属性的争论。这些争论在理论界持续了多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的阶层群体的出现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当今中国社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马克思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同，他们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13］。

四、从阶级概念转向阶层概念：十大社会阶层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展开，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社会经济分化现象日益突出。社会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阶级阶层问题，并提出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理论不同的阶级阶层分析模式。社会学界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与经济改革以前完全不同的分层形态，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日益明显，一个新的阶级阶层结构正在浮现。这一时期多数社会学研究者认为，阶层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着等级差异，相互之间有利益冲突但可以协调合作［14］。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团队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分类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阶层分析模式。他们认为，经过经济改革20多年来的社会经济分化，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正趋于稳定化的阶层结构，社会成员分化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十个阶层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权力资源的拥有量以及职业地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依据职业地位的高低和资源拥有量的多少，这十个阶层组成了一个高低排列的等级结构。“十大社会阶层”分类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为划分标准［15］。此后，还有许多学者对各个阶层进行了专门研究，关于中产阶层和新社会阶层等群体的研究是其中的热门主题。

五、阶级结构化理论及其阶级分析理论复兴：“回到马克思”与“重返阶级分析”

与陆学艺等人强调阶层概念取代阶级概念的取向不同，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则倾向于采用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概念。他们认为，当前的社会经济分化导致阶级形成，出现了阶级结构化现象，应该采用马克思或其他一些理论家的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这些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社会经济差异已结构化，或者说阶级结构稳定化，而且阶级结构将被延续下去［16］。另外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农民工群体时发现农民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中国社会正在经历阶级形成的过程［17］。这类研究认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重返阶级分析”的思路［18］。还有一些学者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以生产资料占有为基本的阶级划分原

则，结合劳动分工指标，提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分类框架，并进行阶级关系的分析。比如，有的学者依据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四种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提出了四个阶级的分类：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管理者阶级，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不过，多数阶级分析理论家认为，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阶级，并存在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会产生阶级对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下，阶级冲突将走向阶级合作。

六、超越阶级阶层分析框架：阶级概念消解与功能论分层观兴起

随着阶级理论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超越阶级阶层分析框架，用功能论分层观取代冲突论的阶级斗争理论，以新的视角研究当代社会分化问题。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马克思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所定义的那种阶级，即由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所定义、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存在阶级利益冲突、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阶级。这些学者指出，马克思当年的阶级分析方法基础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理论，而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只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不适用于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需要跳出单纯的阶级分析思路和政治分层标准，应从多维视角、多元标准来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19］。还有一些学者主张采用利益群体概念取代阶级阶层概念。这些学者认为，在我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分化的现时代，以往传统的阶级分析无法准确反映社会群体的关系结构，因为阶级阶层多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地位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而“利益群体”概念能够更好地描述正处于分化阶段的社会群体［20］。这些学者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21］。

七、结  语

我国理论界关于阶级阶层问题的论述，经历了固有理论的反思与突破、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论、多元取向的借鉴与吸纳、本土经验的创新与深化四个阶段。当前，相关理论讨论还在持续，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在推进。对社会经济分化的群体应该称之为阶级、阶层或者利益群体，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冲突对立还是合作妥协等问题，学者们的解答日益多元化。大体而言，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研究在理论取向上可以区分为冲突论取向与功能论取向，在研究模式上可以区分为学术理论性研究与政策应用性研究。不同的理论取向和不同的研究模式产生了不同概念建构和理论阐述。相对来说，偏重于冲突论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更偏好采用阶级概念，更强调阶级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和利益冲突。偏重于功能论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更偏好采用阶层概念，更强调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协调阶层利益关系到达分层现状的合理化与合法化。政策应用性研究更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角度分析阶级阶层问题和社会结构变迁，把阶级阶层研究的理论概念融入政府政策目标话语体系，从而产生更多的政策影响力。学术理论性研究更强调相关理论概念的建构，探讨社会经济分化的动力机制。不论哪一种理论取向、哪一种研究模式，其研究成果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迁，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地了解社会分层现象和阶级阶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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