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看到并采纳哲学的希腊性及其对于各自民族的优越性，也看到希腊生活方式可能蕴涵着腐蚀本民族的巨大风险。罗马哲学家因此极为警觉希腊的为知识而知识的凝思生活，意识到它对于培养罗马精神并不真正有用，从而一改古典希腊所谓哲学生活高于政治生活的赞词，而以政治生活高于哲学生活的论断召唤贵族阶层投身社群和国家。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在各自的传统之上运用希腊哲学的普遍方式，试图抵达对人更具普遍主义的理解。
如果说希腊化时期的柏拉图学园仍然继续保持雅典人的自负，以至于再也无法在希腊化时代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思想路标，无法为整个时代提供诊疗的药方，那么斐洛、西塞罗、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则使得哲学具有普世精神，成为世界人民的哲学。古典希腊哲学在教化了整个地中海区域文明的意义上终结了希腊哲学的形式，却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自由以及更深意义上的生存提供了思考的起点。具有更多样的信念、更复杂的路径的思想家的努力，使得哲学成为多个维度同时展开的精神之张力的源头。希腊化哲学使精神获得了普遍的力量，启发了更深度的探究。
希腊化哲学的丰富性在于其多样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希腊化哲学的力量在于哲学背后永远隐含着其民族的意识和张力；希腊化哲学的深度则在于个体的自由曲折地表达出的群体的高度，即个体的自由是民族尊严的完成，希腊化哲学深悉古典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而不囿于犹太、罗马、地中海诸岛的民族和小国意识而自限探究的自由，相反，每一个看似专属某个社群的思想仍然显示普遍的善好和世界的公义。希腊化哲学在其内在脉络中跳动着希腊思想的音符，这正是斐洛的犹太哲学、西塞罗的罗马哲学和基督教的“第三种人”的哲学都仍然以希腊哲学为名的原因。
由此，希腊化哲学并没有失去希腊哲学的战士精神，没有弱化尼采所谓的希腊哲学的热血，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担当哲学的责任和精神领域的冒险。希腊化哲学家以极大的勇气告诫统治者，希腊人曾经讲述的公正和智慧应该同等地运用于所有人群，被筑以围墙的公正必然不是真正的公正，而公民身份和人的自由的更广范围的认定必使公正得到重新阐释，统治者也必然因此得到公正的更大保护。这种对精神的更普遍的表达是希腊化哲学的贡献，是自然法作为普遍之法的特性。
这也是希腊化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希腊化时期哲学家对哲学作为实践理性的最好诠释。哲学从来不只是理论，更是实践，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单纯的思想活动，而是整个人面向世界的界限和歧义所展开的自由表达。这是希腊化哲学的实践精神。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哲学家，亲证了个体的完整性，以至于作为思辨之自由的观念活动成为实践世界公民精神的自由理想。
公元前二、三世纪，当地中海的城邦罗得面临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三世的威胁时，生于罗得岛的斯多亚主义哲学家潘诺提乌担当起责任，出使罗马，使罗得岛得以保存其在希腊世界的独特地位。公元一世纪，当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深受逼迫，整个族群面临生存危机时，犹太知识分子斐洛率团觐见罗马的皇帝，竭力斡旋，力求民族生存的周全。在基督教兴起的时代，这种真理和生存的责任达到其表达的巅峰，不再是一个哲学家，不再是某个学派的思想者，甚至不再是某个种族的人，而是一群人，一群自称超越了种族身份的人担当起真理的责任，他们用生命殉道，捍卫希腊哲学以来的自由精神，铸造真理作为生活的传统。这些哲学家把个体的自由、哲学的责任
和地中海的视界融铸成为面向真理的生活，使得希腊哲学的精神以其远见卓识成为西方思想的历史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