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6世纪，是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漫长的千年，也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第二次起源，希腊化（泛希腊运动）、罗马意识、犹太基督教问题作为这千年思想流变三股复杂交织的水纹，是今天学界热议的现代性的直接来源。无论就西方哲学史学科还是更大范围的思想史研讨而论，这个领域的探微都将引导我们更准确地审视西方思想的航程。

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已经不复是希腊城邦时代的哲学，而是帝国世界观下的哲学。这并不是说哲学家们都受到帝国意识形态的支配，而是说他们的世界不再是古希腊城邦般自足的小型共同体，在这样的视野下，希腊化思想家必然拥有自身新的哲学边际。他们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来的时代，随后便是罗马的崛起。与亚历山大大帝一开始就宣扬帝国梦想不同，虽然罗马最初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帝国意识，却一步步演绎出帝国的世界观，并最终统一了地中海地区。帝国的世界改变了城邦的命运，改变了区域对于城邦的意义，也改变了人生活的依赖方式。 城邦与罗马之间不再具有古典城邦之间相对平衡的角力关系。人们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巨大的、无法直接感知的世界形态之中，需凭一种更抽象的普遍性才能领会其存在的属性。虽然在罗马征服的初期（约公元前2世纪），希腊诸城邦特别是雅典因在地中海世界的文明的价值，暂时保持自治和自主，然而，公元前1世纪之后，这种理性的价值已经不再具有实体的意义。最终，古典希腊的多元但不乏掠夺的雅典中心主义让位于逐渐显示出来的统一的国家观念。

有趣的是，罗马帝国的大一统观念并没有直接成为哲学家的身份意识，反而成为其自然宇宙意识。希腊化哲学似乎表现出与古典希腊哲学相反的形式。古典希腊哲学尤其是雅典时代的哲学倒颇具“国家”意识，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和亚里土多德的共和政体观念，都诉诸强烈的社会认同和统一意识。而希腊化和罗马共和时期却并非如此。只有屋大维称王的时代，在维吉尔和塞涅卡等有限的思想家中才有罗马中心主义的表达。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希腊化罗马哲学似乎是对于亚历山大和罗马征讨的反抗，其帝国观念表现为自然的帝国——一种自然宇宙视野下的帝国观念，而非社会的帝国。人生活在自然的统一法则及其流变中，真切地体会到种种流动，就如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在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然而自然高于社会，社会只是自然流变的一部分而已。这种自然帝国的世界观以一种时间的、历史的意识解构了古典希腊静穆庄严的秩序和空间视阈，表达出在悲观情绪支配的时代坚执于美好生活的哲学意识。

让个体的生存紧紧维系于宇宙的自然流变，希腊化哲学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抗拒罗马中心主义加在每个非罗马人身上的社会意识，而个体所根植的种族观念以一种强烈的自我观念反抗罗马帝国主义的社会秩序。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自我意识定位为世界公民意识，而非罗马公民意识。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希腊化时代的哲学都具有某种形态的希腊特性和地中海的区域特性。即它们不具有古典希腊哲学的完整形式，例如不接受完整意义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与表达形式，也不采纳古典希腊自然哲学的完整体系——虽然希腊化时期以自然哲学为其哲学的基本起源，蕴涵的却是世界公民意识。希腊化哲学家们选择合乎其民族身份的传统意识，借用了古典希腊的智慧传统。希腊化早期仍然较为普遍地采用知识论的方式，采用柏拉图的某句话或某个命题作为哲学论战的起点（例如斯多亚派），却表达不同的哲学理想（普罗提诺是其典型）虽讨论所有的哲学体系，却以否定的反讽的修辞方式传达本学派的思想。这种方式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视为希腊化和古代晚期哲学的普遍特征。西塞罗和怀疑派都是其高明的运用者。

这些变化对哲学意味着什么?仅仅意味着希腊化哲学的内容有所变化、意味着希腊化哲学走出了古典希腊的城邦的围墙？显然，远非如此。希腊化哲学不再是以城，而是以地中海为其地平线；不再是以希腊人为其思考的出发点，而是以希腊罗马以及各民族的自由人及其自由身份为其界限；不再是以政治的人为其核心，而是以人所应具有的宁静而美好的生活为其目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希腊不再是哲学家的主要产地，雅典也不再是哲学的源发之所，所有民族的人都为着自由的身份和自由的精神接近哲学，整个地中海成了哲学的故乡。这种种变化意味着我们必须重审希腊化哲学，重审其对于人及其生存的把握方式以及人向着世界存在的解释学视野；意味着我们 必须重新领会斐洛的哲学、西塞罗的哲学和基督教的哲学，领会他们是如何将希腊的自由精神和理性冲动转化为各自民族的自由精神和理性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