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运动始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希腊化运动的吊诡之处在于亚历山大扫平东地中海的短暂统一与希腊化哲学持续的思想品性间的矛盾关系。亚历山大开始了世界史，然而，由于没有稳定的帝国作为后盾，这样的世界史便成为没有世界的世界史，只是世界观念的公民史，或者说作为世界公民的寻求者和飘荡者的历史。这样的公民以普遍性为约束，从古典希腊城邦走出，却在宇宙意识中寻找属于其自身的完整正义。唯其如此，当罗马帝国以血战和武功在地中海地区确立霸业时，其公民观念和思想意识始终没有离弃这种普遍意识。

罗马并不只是希腊哲学的仿效者和接受者，罗马哲学也并非另一种语言的希腊哲学。当希腊文化、生活方式和言谈礼仪在罗马迅速传播时，罗马的思想家很快就明白希腊思想的奢靡是罗马社会的危险。当思想完全成了知识分子智性游戏时，思想就不再能自诩承担着理性的责任，哲学也不能说它还流淌着战士的血性，贵族们也不能说他还在勇敢地面向真理。

无论西塞罗、老加图、斯基皮奥，还是公元1世纪的塞涅卡以及一直被误解的奥勒留（许多人把奥勒留的《沉思录》单单看做操练自我的修养之作），始终把政治的品性视为人真正的品性。只有到了罗马，政治作为人的基本品性才不需要知识论作为前提。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希腊精英论证基于知识论的政治才是面向真理的哲学时，他们是将政治作为城邦精英和哲学家的事业。然而对罗马人而言，哲学是政治家的事业，而非单纯知识论的追索。罗马由此走出了哲学的另一维度，即哲学天然地与政治尤其是与古典共和政体成为一体。罗马政治的品性不以知识论为前提，而需要哲学家对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有充分的敏感性并随时捍卫每个人所应享受的这种权利，并为着它应是公民的生活方式而去保卫共同体的特性。罗马思想家认为，只要有机会，每一个人都必须竭尽全力实施其政治抱负，尽一份公共责任。这是罗马哲学的理想，也是罗马哲学的公共理性。罗马的思想家意识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哲学生活高于政治生活，为公民逃避其责任留下了可能，使公民的政治成为不可能。

诚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指出过，伦理学是政治学的预备，政治学是追求最高的外在善的学问。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之善是最确定的自由，因为它完全摆脱了善的任何前提，因此，亚里士多德把理智德性作为最高的善。罗马思想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政治是最高的理智，政治涉及公共性最大的外延，涉及理智的真正目的，把所有个体都安排在理性秩序最合适的位置。虽然西塞罗受柏拉图和学园派影响，并根据斯多亚学派所谓的适当性观念讨论社群，但其理想社群却是共和政体。他认为共和政体实现了最大的善，足以让人看到外在之善就是理智最主要的形式。这就是政治生活何以是最高的哲学生活的原因。奥勒留的《沉思录》绝非只是自我的排遣，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斯多亚的整体主义，通过个体理性形式形成宇宙秩序的严格探究，使人能够以世界公民而自觉。既然每个公民都无可避免地是世界公民，所有的人都必然要把自我作为世界公民的存在者、作为共同体的荣誉来追求。

在罗马思想家看来，希腊哲学所谓外在之善其实并非外在，而是每一个个体身上不可剥离的共同体形式。西塞罗认为，哲学作为政治哲学的最好共同体是共和政制，而奥勒留则认为是帝国政制。二者的差别只在于对宇宙秩序的不同描述，实质上都在捍卫个体秩序的自由。罗马思想所强调的以自然为德性得益于罗马扩张过程中的公民权授予的渐进变革，并最终得以把自然法确定为整个社会和文明史的要旨。罗马思想家宣称:政治生活高于哲学生活，真正的哲学生活必是政治生活。哲学不可能在政治之外，由此罗马拯救了希腊哲学。如果没有罗马的独特性，希腊哲学必将衰亡，政治使得理智找回了现实的兴趣并在现实中扩展理论的力量，即理论必是为了共同体的关切。

 罗马社会为希腊哲学的实践增加了值得继承的内容，使得希腊化哲学进入罗马共和及帝国政制的时代，使得共同体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