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10年了，而我们还要继续祭奠献身的亡灵；有关甲午战争的反思、研究和争论也随之进行了110年，相关的各类著述,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而我们还要继续研究它。只要世界没有停止变化和发展,历史就将永远不会失去重新认识的价值。甲午战争过去的110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使同十年前的甲午百年祭的时候，世界和东亚的国际环境仍有显著变化。中国的崛起将最深刻的改变世界和东亚的格局，东亚再次面临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刻，朝鲜问题恰恰在此时再次成为焦点，这不能不使人回忆起110年前中国日本围绕朝鲜问题而引发的那场战争。
国家因战争而导致割地、赔款甚至亡国并非仅仅战争的失败，而本质上是战争尚未发生之时国家执行的维护国家基本生存需要的安全战略是失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危机逐渐严重。1864年，新疆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事，沙俄乘机入侵。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事件侵犯台湾。清政府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日本立场上的“调停”，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中国赔偿50万两白银兵费，并且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这一事件对后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政府从中看到清政府避战保和的心态。1876年中英为处理“马嘉理”案而签订了《烟台条约》。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在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清政府显示出明显的政策取向是避免和列强发生冲突，保全和局。
在这一历史时期，清政府在经历了几次与列强的战争之后，已经丧失了与列强正面对抗的决心和勇气，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希望通过保持和局，为“兴办洋务”、“徐图自强”赢得时间。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提出了“ 明是和局，而阴为战备”的指导思想。1他认为在中国的武备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2身为洋务领袖，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上述思想无疑也成为当时清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相比之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推行“武国”的方针，以海外扩张为目标，将军事发展置于优先地位，推行向大陆扩张的“武力崛起”的总方针。
日本对于武力的偏爱有着悠久的传统，向大陆扩张的方针也有其历史渊源。丰臣秀吉（1536—1598）在初步统一日本后，就曾于1592、1597年两次发动侵朝战争。
推动近代日本思想启蒙的重要思想家福泽谕吉很早就鼓吹“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与手段。”3他主张日本“专盛武备，扩张国权”，“采取积极远略”，“假如中国果不能自立，落入外人之手，那我日本人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也只有奋起逐鹿中原。”4
1869年初，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木户孝允为转移国内不满情绪，大力主张“争韩”，以“确立皇国之大方向”，同时作为“他日大兴皇国”之机。5
1878年11月，日本设置了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以主管对内对外的作战准备。参谋本部成立后，立即以中国为“假想敌”开展工作，1879年秋，即派将校10余名到中国调查军制，军备及地理情况，为日后发动战争做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在经过长期在华秘密调查后写出著名的《清国征讨方略》。此文件不仅“可视为表明当时陆军构思的重要史料，”而且表明早在甲午战争前的七八年，日本就已经就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进行了周密的策划。1887年新从欧洲考察国际政治回国的商农相谷干城在上奏天皇的奏章中这样阐述日本今后所应奉行的国家战略：“废绝过去之政策原则，摈却倚赖之心，修我内政，整我军旅，以策国家之安全，外树信义，正威严而勿玷辱国光，内振民心，立共守之志，以待欧洲变乱，欧洲之变乱实迟早所不免，虽则其事与我国并无直接干系,但不能不受其影响，因如此一件大事，势必动摇东洋各国，故就欧洲而论，我国虽不至卷入旋涡，然而方此之时，我国却大可一跃而为东方之盟主。”“倘于此时我国拥有坚强之战舰二十艘，精兵十万人，当可争衡东洋，示西方列国以一坚强阵容。于其时，英俄间如有战争，俄国可联我以制英，英国亦可与我结盟而败俄。倘中法间发生战事，我国对俄、英两国的关系亦如上述。……所以，我国显然可以乘此机会，取得东方举足轻重之地位，从而使列国不得不对我敬畏。我国可以同样方法与欧洲各国并立。”6事实证明，谷干城阐述的这项政策影响极为深远，“在二十世纪初期和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反应。”7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是日本这段时间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集中表述。
综上所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由于面临强邻四逼的外部环境，腐朽衰弱的内部局势，抱着“大兴洋务”、“徐图自强”的梦想，在国家大战略上采取了和平保国的战略。而日本由于崇尚武道，富有侵略性的传统和明治维新对日本经济、军事发展的有力推动和刺激，明确制定了武力崛起的总方针。两国的大战略目标不可谓不明确，但战略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就很值得商讨了，为实现战略目标而推行的战略步骤是否清晰、明确和坚决更是大相径庭，可这恰恰是决定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所在。
朝鲜半岛背靠大陆而伸向海洋，处在中日两国的中间，与两国都有着类似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东端唯一与大陆相连却又不属于任何大国领土的土地，而且靠近富庶的东北平原和直隶平原，可以说是大陆与海洋的桥梁。任何来自海上的力量都最可能将朝鲜半岛作为它觊觎这片大陆的首选之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陆权与海权的分水岭。中日之间的国家基本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冲突因此也就表现为在朝鲜问题中的冲突。如何对待朝鲜问题本质上反映着中日两国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取向。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英国和俄国在远东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峙。法国在中法战争后并没有力量向北深入扩张。鉴于在欧洲与德国的对峙法国在远东地区对英、俄两国的态度都较为谨慎。美国在远东尚无任何立足之地，因此美国较为积极支持日本与列强进行修约活动，希望通过日本打开通往远东的大门。1885年，英国占领朝鲜的巨文岛，扼住俄国南下的咽喉。
巨文岛事件反映了列强在远东的尖锐矛盾。帝国主义在没有准备好瓜分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大家宁肯维持现状。朝鲜半岛在此时成为列强对峙下的真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列强反而愿意承认中朝的藩属关系，希望通过控制中国来控制朝鲜。英国甚至鼓动中国吞并朝鲜。而且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宗藩关系是受到承认的，其合法性远大于殖民关系。在西方国家与朝鲜的最初交涉中，他们希望通过中国来打开朝鲜的国门。在与朝鲜发生冲突以后，朝鲜与列强都希望与中国承担起宗主国的责任，但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仍只限于发挥传统宗藩关系所形成的那种状态，并且担心会因为朝鲜问题而卷入与列强的冲突。这种状况导致了朝鲜彻底的真空状态，也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在探明必会置身事外的态度后，大胆向朝鲜扩展势力，分离中朝宗藩关系，企图通过怂恿朝鲜独立来达到控制并最终吞并朝鲜的目的。
1866年有9名法国神甫（在朝鲜）被斩首，法国代办以兼并之意通知了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但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8
在随后的几次列强对朝鲜的远征中，清政府“没有一次曾经提到中国的宗主权，中国那时还没取得台湾的教训。中国的大臣们不敢负任何责任。”91871年5月美国上将鲁籍寿率领舰队，带着美国驻北京公使镂裴迪及其属僚，抵达江华岛海面，其测量船遭到了朝鲜炮击，在双方的一次函电往来中，“附有一件朝鲜王致北京礼部咨文的副本，在那本咨文中，朝鲜请宗主国为他排忧解难”。10
1875年日舰云扬号不经朝鲜允许闯入汉江河口，遭到朝鲜方面理所当然的还击。日本方面认为这是推行其征韩计划的绝好计划。但为了避免中国干涉，决定先派森有礼为特命全权公使，前往中国交涉，目的在于摸清中国的态度。奕訢告诉森有礼：“朝鲜虽属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自行专立，中国从不与闻。”11“在确知中国必会置身事外一如1873年的情形之后，日本就以2月26日在江华岛签字的那件友好通商条约强加于无可奈何的朝鲜王了。在条约中，朝鲜被公然说成是一个“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12
日本历史学家有贺长雄说：“1876年的条约是日本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第一次明白公布。”马士评价这个条约实质上是“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第一步。”13
此时，李鸿章已经察觉了日本对朝鲜的叵测之心，但是他对此采取的方针却是“以夷制夷”。1879年李鸿章给朝鲜的一位高级官员的忠告是：“为今之计，似宜以毒攻毒……之策，抵制日本诡计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西方各国立约。”14
其实直到1882年以前，中国在朝鲜的内部和外部都占有相当的优势。国际上，英俄之间尖锐的矛盾使双方都愿意中国加强与朝鲜的联系。朝鲜国内不仅统治者一直依赖中国给予其政权的支持，国内民众的反日情绪更加激烈。日本对朝鲜贪得无厌的掠夺推动了反日的“壬午兵变”的发生。
然而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实际操作中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1882年初，美国人薛斐尔希望通过李鸿章来达成一项与朝鲜的条约。李鸿章也希望通过这个朝美之间的条约来牵制日本在朝势力。李鸿章要求在条约中加上一条“朝鲜系中国属邦”，但遭到美国拒绝。双方约定在另外的信函中提及此款。这样以来朝美条约不仅没有起到牵制日本的作用，反而在实质上肯定了《江华岛条约》的合法性，也就“等于中国承认六年前日本首次提出的朝鲜保有象日本一样的平等主张。”马士认为“薛斐尔条约是走向瓦解中华帝国的一个步骤。”15
朝美条约签订后，朝鲜陆续在随后的几年分别订立了对英、德、意、俄、法的条约。1882年壬午兵变后，日本取得了在汉城的驻兵权。1882年是中日在朝鲜争夺势力的分水岭。朝鲜逐渐脱离了中国，“被置于阴谋诡计的惊涛骇浪中”处于一种无助的“孤立”而非“独立”的状态。
从1882年开始，中国决定比较积极的过问朝鲜事务了。9月，李鸿章颁布了几项中国与朝鲜的贸易章程，在这些章程里，朝鲜被看作是中国的朝贡国。1884年李鸿章派心腹袁世凯赴汉城，企图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但已经为时过晚。此时，在朝鲜的舞台只剩下中日两国了，日本已经决心置朝鲜于单独控制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从此义无返顾的走向了对决的道路。
日本向来将朝鲜视为其对外扩张的必由之路。明治维新以后，征韩论在日本日渐高涨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之一木户孝允便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韩地之事乃皇国建立国体之处，推广今日宇内条理故也。愚意如为东海生辉，应从此始。”16征韩的观点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争论。反对征韩的一方认为，“国家尚处于过渡阶段，财政力量薄弱，国际地位不稳，实无力进行战争。”“在列强之中，俄国最不可侮，俄国的南进运动是世所共知的；因此，日韩相争，则俄国正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英国也是一个强国，日本已经向它举债不少，倘我国因战争之故不能照付利息，则英国必将以此为口实，干涉我国内政，这样就会使我国成为印度第二。”这一问题争议长达十日之久，最终交付天皇裁定。“天皇赞成和平，最终战争推迟了二十年。”17
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开国的《江华岛条约》后，加剧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渗透。经济上，日本加大对朝鲜的剥削和掠夺。从朝鲜进口大量进口农产品，出口工业品。条约签订前的1875年朝日全年贸易额为128717墨西哥元，1881年这一数额增加到3627394墨西哥元，逆差达62080墨西哥元。在短短6年内，贸易额增加了近30倍。18大量粮食运往日本，造成朝鲜国内粮食短缺。几年后，伊藤博文在谈到这一阶段的日朝贸易时曾说：“日本对朝鲜的主张是经济的，也就是说它并不要求对朝鲜有任何法律权限，而日本只是因为地理上的关系并为了供应其不断增加的人口，打算利用朝鲜作为最好的供应地，以补偿其国内米产之不足，并作为将来日本子弟寻求职业最近便的场所。19军事上，怂恿朝鲜政府仿效日本改革军制，并赠送武器，帮助建立一支新式武装。1881年在日本的支持下朝鲜建成“别技军”。这支军队在日后日本蓄意引发的兵变与政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化上，以推进朝鲜文明开化为幌子，建议朝鲜政府从两班贵族中挑选人员到日本留学，在朝鲜培养亲日力量，组织亲日的开化党。1884年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开化党人金玉均引发了朝鲜甲申政变。在外交上，通过让朝鲜与各国立约，削弱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比较中日两国的对朝政策，可以看出两国在国家安全战略认识和行动上的巨大差别。日本对待朝鲜问题不仅目标明确，而且思路清晰，步伐坚定。它一步一步将朝鲜纳入日本的控制范围。相比之下，虽然清政府有明确的和平保国的战略目标，但李鸿章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缺乏清晰的整体认识，未能制定出明确的国家周边安全战略，从而没有及时认识到朝鲜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导致中国在处理朝鲜外交中的一再失误。如果李鸿章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和英俄等列强之间的矛盾有清醒认识，对诸如中俄伊犁争端、中英西藏争端、英缅战争、中法战争以及矛盾等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有一个全盘的考虑，连环出击，势必会得到一个与历史相比有所改善的结局。
战争与和平是一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正义战争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捍卫和平，而和平又必须以武力为后盾。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证明，和平保国的目标不仅需要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而且还要有使用武力的明确底线和决心，这样才能使敌人惮于发动战争。历史还告诉我们，靠武力崛起或许可以实现一时的胜利，但执迷不悟走上武力发展的道路，其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
时间一天一天的发展，中日关系由于朝鲜问题而日趋紧张，逐渐走向战争的边缘。战争首先意味着死亡、动荡和损失，这对于正在力图复兴的中日两国来说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大事。
在战略目标明确以后，必须要以清晰的步骤来实现，而清政府在“武保”与“和保”的道路选择上犹豫不决，导致战备与外交的双重失误，是战败的根本原因。
中日矛盾激化后，清政府首先追求的目标是通过保全和局，避免战争。洋务派的“自强”计划尚在建设之中是清政府避免开战的主要原因，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是清政府避免战争的直接原因。清政府企图通过三种方式来保全和局。
第一，先行撤军。这是清廷内部主和派的重要主张。1894年清政府应朝鲜方面邀请，根据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知照日本政府出兵朝鲜平乱。部队入朝后，朝鲜起义军已经和政府签订了和约，所以清军渡海部队并没有参战，而是驻扎牙山。日本则于6月5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派陆军4000人入朝，并且占据汉城附近之要地，海军则有8艘军舰停泊朝鲜海面，摆出了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汉城局势的平静和清军屯住牙山让领大军前来的日本大使大鸟圭介感到尴尬。当时日本驻汉城代理公使杉村濬记载道：“综观京城的形势，甚为平静，当然用不着众多警卫部队。不仅如此，就连先期入朝的400多名水兵也如平地风波一样，不仅使朝鲜政府感到为难，各国使节也对我方举动感到震惊和抱有异议。大鸟公使见此情形，稍稍改变了原来的想法。”20
日本大兵压境让朝鲜感到特别紧张，国王李熙小心的劝袁世凯，希望“天兵去，倭兵自去。”袁世凯只看到了这位朝鲜国王的懦弱的一面，却没有察觉这是中国争取有利局面的好机会。
日本当时处于一种师出无名的尴尬境地，在外交上陷入一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要避战保和，那么单方面撤军或者应朝鲜方面的要求撤军，就会在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并且使日本寻机挑起与清军冲突从而引发战争的计划落空。那样，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日军不仅没有理由继续驻扎朝鲜，更不敢无端向中国本土发动攻击。
日本政府为了改变这种外交困境，由大鸟圭介与袁世凯商谈双方共同撤军。这其实是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将清军拖在朝鲜不走，以便为日军的继续留驻提供借口，然后寻机与清军开战。李鸿章和袁世凯为日本谎言所迷惑，幻想使中日同时撤军从而在朝鲜问题上占得先机，结果反被拖入与日本冲突的境地。
李鸿章对与日本的和谈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应有的警惕，不但制止后期部队入朝，而且电令叶志超“整饬归装，订期内渡。”然而，日本随即停止谈判，坚不撤兵。李鸿章遂不得不改借外力压服日本。
第二，乞求俄国干涉。`俄国虽然对朝鲜早有垂涎之意，但此时俄国认为卷入远东事务的时机并不成熟。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正在修建之中，远东兵力薄弱。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认为：“英国显然正在等待时机，而一旦我国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很可能站在俄国一边。”俄国经过反复权衡认为“不便直接干涉朝鲜的改革，因为在（中国）建议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个愿望，即把我们卷入朝鲜纠纷，从而取得我们的帮助。”21
第三，乞求英国干涉。英国虽然对远东局势十分关切，但英国更加重视日本在对付俄国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李鸿章寻求英国干涉的同时，英国正在与日本就修约问题进行谈判。当时，英国政府愿意早日达成协议，利用日本来对付俄国，而日本则担心英国与中国结盟，使它侵略中国和朝鲜的计划难以实现，1894年7月13日，陆奥宗光在得知英国即将在新约上签字后，第二天就向中国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第二次绝交书”。
英国公使欧格纳在中日调停中，既想迫使中国让步，以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又担心弄不好把朝鲜局势搞乱，俄国从中浑水摸鱼，故又有两国共保朝鲜的想法，这就形成了英国建议在朝鲜划分中立地带的主张。但是总理衙门又不肯对日让步，这让欧格纳深为不满。他愤然对奕劻说；“如此说，贵衙门即是不愿商量，我算是白费话了。”22
当李鸿章还沉迷于列强调停之时，丰岛海面日本袭击中国军舰的炮声轰响了。清政府不得已以武力保卫国家的和平。
“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23熟悉甲午战争列强调停内幕的赫德这样评述道。清政府武力应战的努力从一开始就落于人后。
早在6月18日，袁世凯就曾建议李鸿章抓紧兵备：“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与此同时，叶志超也来电告急：“日在汉仁已密布战备，应如何筹办，候示遵行。”24当时，李鸿章正醉心于列强调停之中，对于袁世凯的建议和叶志超的告急，他并不太重视，只是添调振远、广丙、超勇三舰往仁川，“聊助声势”25而已。
丰岛海战爆发前一个月，即6月25日，光绪旨令李鸿章筹备战守之策：“现倭已多兵赴韩，势甚急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与彼，再图挽回，更落后着。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26而李鸿章不仅迟迟不肯复奏守战之策，反而屡次电告：“俄廷并驻倭使令告倭必须共保东方和局”、“俄皇电谕勒令撤兵，（日）如不肯撤，俄另有办法”之类的消息，以制造乐观气氛。27正是由于他轻信俄国参赞巴福禄“已电请国家派兵驱逐（日兵）的瞎话，制止海军大队出海接应，才造成丰岛海战的挫败。
对于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的战备松弛论述已多，这里无须敷述。
再来看看日本的战备情况。日本从1883年起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到1890年已占总预算的30%，而1892年8，400万元的总预算中军费竟然超过3，450万元。海军军费增加更是惊人，和1881年相比，1887年陆军军费增加了40%，海军军费则增加200%。从1885年起日本开始实行十年扩军计划，更在1887年日本参谋部拟订了一份《征讨清国策》。计划进攻北京，占领长江流域，妄想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以及长江两岸划归日本版图，同时将中国其他地区划为东北、华北、江南、青藏、蒙古、甘肃、准格尔等小国，分别附属日本。这份计划还规定，“以5年为期，作好准备，军部于1893年4月成立了“出师物资经办委员会”。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以漫游的名义，到处组织间谍网和进行实地勘测。到1894年，发动战争就只是需要一个借口的问题了。
综观历史，和平保国的种种努力最终并没有让清政府摆脱战争的命运。这种努力的结果是疏于战备，从而使日本在战争尚未开始时就占得先机，“自负必胜，口头上对各国的调停连声感谢，而行动上毫不理睬，大有宁可一战决不屈从人意的气势。”28也可以说中国在安全战略上的和战不定，不仅没有逃避战争的来临，反而推动了战争的来临。准确的说，清政府并没有坚决的走和保的路线。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想保持和局，如果不以足够的御敌力量来使敌人惮于动武，就必然以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为代价。清政府既不向朝鲜增派派援兵，做好战备，亦不肯在调停中放弃对朝鲜的权利和地位，可谓不战不和，导致甲午战争最终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双重惨败。事实证明，没有足够的武力基础和明确的使用武力的决心，想寻求和平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做不到的。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安全战略上，必须要有清晰而全面的考虑，和战有别，进退有据，方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的利益，也才能最大可能的争取和平。
注释：
1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1页
2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13爷
3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5页
4 《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58——1964年版第5卷，第313页
5 《日本外交文书》卷2，第一册，第205页——208页
6 （美）马士 宓亨利 《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第362页
7 同上，第362页
8 同上，第365页
9 （美）马士 宓亨利 《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第367页
10 同上 ，第367页
11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1页
12 （美）马士 宓亨利 《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第370页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第372页
16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第53—54页
17 （美）马士 宓亨利 《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第369页
18 林子侯：《甲午战争前之中日韩关系（1882—1894）》台湾嘉义玉山书局
19 [加]诺曼：《日本维新史》第一册，第185页
20 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第10—11页
21 《中日战争》（七）第245页—第246页
22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148）第14卷，29—30页
23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59页
24 《李文忠公全集》电镐，第15卷，第45页。
25 同上，第46页
26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043、1048），第13卷，第25页
27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043、1048），第13卷，第27、29页
28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49页
（原刊于《大国》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