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近期发布的《2014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继续快速增长，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超37%，高居全球第二，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国近年迅速膨胀起来的影子银行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原因，它对拓宽融资渠道、提升金融效率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其中蕴藏的风险也值得警惕。被市场称为“影子银行基本法”的国务院107号文出炉已有近一年时间，加之宏观环境改变，今年中国影子银行的现状和风险已与2013年有很大不同。因此对于FSB的评估结果，需要进行客观解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其近期出版的专著《中国影子银行监管研究》（CF40课题成果）中，对于中国影子银行现状、产生原因、监管情况以及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分析，清晰界定了中国影子银行的内涵，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监管政策建议，为客观、全面认识中国影子银行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如何解读FSB报告对于全球及中国影子银行的评估？107号文对于规范中国影子银行产生了什么效果？如何看待以及防控中国影子银行当前面临的风险？为探究以上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CF40成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以及CF40特邀成员、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29期，以飨读者。
客观评估中国影子银行
《21世纪》：FSB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资产达到近3万亿美元。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影子银行的规模可能达到2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39万亿美元）。您如何解读这两个数据？
范文仲：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近期发布《2013年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这是该机构自2011年以来第四次发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
金融危机后，FSB致力于修补全球金融体系的漏洞，并开展了不同层面的业务。这次危机后，我们发现在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机构，和银行间关联性很强，为了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就必须对影子银行体系进行严格的管理。首先，需要监测影子银行发展的趋向和程度。FSB在发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之初，各界对“影子银行”的定义存在巨大争论。对宽定义的理解基本一致，即所有非银行的信贷中介都是影子银行，而窄定义有不同的界定，
FSB此次报告中又提出了一个窄定义，不包括投资基金的部分，这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设置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下，美国影子银行数量大幅降低。其实这个定义也不一定合理，窄的定义应该是，未被监管的才叫影子银行，如果进行了合理监管，就是在处在阳光下的金融业务。
此次报告中的数据是由财政部向FSB的脆弱性评估委员会提交的，主要口径是社会融资总量等。目前所有的数据只是大概的预估数，是用国家的整体金融资产负债表来计算。对于中国来讲，有一部分可能是被高估了，比如信托是接受监管的，我们认为它不属于影子银行。另外，也可能低估了其它国家，比如其他金融机构（OFI），报告也提到很多对冲基金注册地在开曼群岛，因此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因此，对这份报告要有全面性的认识，未来会不断地完善和准确，现在这份报告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沈建光：FSB的统计口径是全球统一的，范围比社科院、银监会的统计口径要小。FSB的定义是建立在排除法上的定义。而社科院的定义是以优选法来定义影子银行的。
社科院、银监会的统计范围存在重复计算的可能性。比如银行同业业务，很多同业业务是通过信托公司、证券资产公司、基金子公司实现贷款投放，会产生重复计算。FSB单纯从资产端入手，统计方法更加严谨一些，但是整个定义框架更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由于具体的数据看不到，很难评估是否能够全面的涵盖中国影子银行的全体。
钟伟：综合多种研究，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规模在18-24万亿元之间。对中国金融体系资产的占比大约在10％-15%之间。直观感受是进入2014年以来，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扩张节奏有所放缓。这和经济增长放缓和货币政策相对克制是一致的。
《21世纪》：FSB报告提出，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资产2013年增速为37%，高居全球第二，较2012年42%的增幅有下降。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影子银行规模膨胀最厉害的国家，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范文仲：中国影子银行增速很快的原因是中国银行业处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正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融资渠道多元化，存款已不再是一个主要的融资渠道，且银行收入方式也在多元化，理财、信托、融资、私募等非信贷传统业务快速上升。
沈建光：中国的影子银行真正高速发展正是2012年、2013年。影子银行的高速增长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上来看。
就需求而言，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处于金融压抑的状态，中小企业、农村金融、新兴产业等领域融资需求得不到传统金融机构的满足，为影子银行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在2009年以后，我国因为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政府信用的支持下，基础设施建设、过剩产能领域和房地产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融资行为。在2011年以后，监管当局意识到这样监管套利的存在，对于传统金融机构向这些部门融资实施了种种限制，但是财税改革没有实质进展，政府隐形担保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也就自然成为了这类融资的融资渠道。
就供给端而言，中国金融业近十年以来逐步解除管制和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使得实现影子银行功能的金融创新得以实现，而政府信用的滥用也降低了影子银行投资的门槛，突出表现在刚性兑付上。举例而言，2004年人民银行批准理财产品设立、2008年批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2013年重启资产证券化进程、证监会也批准基金公司券商资管设立子公司从事类信托业务，在过去的若干年，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推动了大数据支持下阿里小贷模式、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的扩张，以及P2P公司的兴起。上述种种都构成了中国影子银行的载体和工具。除此之外，无论是理财产品、信托还是类信托市场都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刚性兑付的潜规则，对政府信用的套利使得影子银行系统的投资者可以冒较小的风险而获得较高的收益，这也推动了影子银行在供给端的迅速扩张。
影子银行的过快膨胀需要警惕，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其实基数很小。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化已经很多年了，而我们这几年才迈出实质性改革的步伐。
钟伟：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扩张，一是中国经济金融总量较大，相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言，有如此规模的影子银行并不令人惊讶。二是中国经济金融在迅速转型之中，尤其是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提速，刺激了影子银行的发展，三是“一行三会”式的金融监管格局，使得金融监管既有冗余也有缺失，给监管套利留下了持续膨胀的空间，四是银行体系的推手，中国影子银行系统大致是银行的影子而已。非银金融机构势力也在扩张但仍是配角。
《21世纪》：FSB报告显示，中国狭义的影子银行规模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英国。对此您如何看待？
范文仲：毋庸置疑，中国未来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影子银行的规模巨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所谓影子银行都是处于监管之下的。而美国、英国的影子银行大都是新业务，以资产证券化、回购市场为主，以及大量承担信贷中介职能的金融市场。
钟伟：英美都在金融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纽约等拥有美元的独特地位，伦敦则是历史悠久的，并且得益于离岸美元及欧元，英美在次贷危机之后，到目前都呈现较好的经济金融复苏态势，在全球影子银行系统中占据前列不足为奇。
总体而言，影子银行系统中，英美投资银行扮演的角色更重，创新含义较多，机构投资者占绝对主导；而中国的情况则是银行扮演主角，监管套利多于金融创新，非银机构甚至普通企业都陷入渗透和追逐金融业务的热情之中。
沈建光：中国影子银行总量世界第三并不奇怪，因为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银行资产也是全球第一。
按照FSB的定义，中国影子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部分：民间融资、理财产品，以及部分银行存款通过同业业务、表外业务实现信贷投放。此外，信托等金融机构独立发行的信托产品、债券基金等对此也有一些贡献。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还很不够，影子银行部门占GDP的比重更小一些，却存在更大的监管套利。美英的影子银行主要是一些相当正式的金融产品，例如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证券等等。
国内对影子银行的态度比较中肯，影子银行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事物，是在金融管制逐渐放开过程中，银行业务多元化、融资手段多元化的体现。总体来看，中国的影子银行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是完全不同，基本上都处于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监控之下。
警惕影子银行风险
《21世纪》：FSB报告显示，全球影子银行规模已超75万亿美元，所占GDP比重已经接近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高点。您对中国和全球影子银行所蕴含的风险如何看待？
钟伟：中国影子银行的特征是主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和产能过剩行业融资，是银行会同其他多种金融机构，民间融资和一般企业编制的复杂融资网络，是游走于规范监管和失范放任之间的融资，因此，其风险显然较银行体系承担的风险更大，考虑到其规模，如果出现风吹草动，对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震动和冲击不容小觑。需要我们以银行为主角对此形成风险处置预案。
沈建光：中国和全球不同，危机前，中国几乎没有影子银行，这两年比重才大幅度上升，而欧美国家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其实是导致2007年危机的重要原因。
金融创新的速度常常快于监管进步的速度。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原来存在一定漏洞的影子银行实施了更加严密的监管，堵塞了一些主要的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影子银行的风险。目前来看，如果各国实体经济本身比较稳健，影子银行占GDP比重回到2007年的水平这一数据本身并不是对金融系统的威胁。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影子银行的漏洞至今也没有完全被堵上。我们仍然需要密切的关注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和演化，对于潜在的风险保持警惕。
《21世纪》：FSB报告称：“在所有新兴市场中，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和增速值得特别关注。”中国影子银行的庞大规模和高速增长是否蕴藏着较高风险？
范文仲：管理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开展。一是加强监控，了解发展趋势。二是做好影子银行风险的管理，加强吸收资本和拨备损失能力、流动性的管理。三是做好影子银行与银行体系的风险隔离。风险隔离是指隔离银行业和非银行业间的风险。不是指通过分离各金融机构来规避风险，在混业经营时，风险隔离完全可以做得很好。风险隔离实际开展非常不容易，需要了解资金链条中各业务主体的风险点，比如银行销售理财产品就承担声誉风险，就需要计提声誉风险损失。
FSB报告称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增速特别值得关注。只要规模上涨和增速过快都会有风险，但是如果采取了良好的监管措施的话，我们更加认为这既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信托、理财等业务，如果能够很好地进行监管，将会是中国金融行业一个新的增长点，就像美国过去不存在的货币市场基金，因为利率市场而产生，后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沈建光：确实如此，中国影子银行的高速扩张与政府信用的隐性担保有较高的关联度。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经济下滑但是利率还在走高的原因。
首先，影子银行在隐性担保下把大量储蓄转化为投资，存在着广泛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些风险最终会表现在信用风险上。
此外，隐性担保扭曲了利率的风险定价，推高了其他部门的融资成本，对健康的实体经济部门造成了负面影响。
第三，在影子银行相关的产品的创造和销售的过程中，无论是融资者、投资者还是金融中介，都缺乏实现更好的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的动力。
最后，许多影子银行产品和行为本身的设计存在固有缺陷，例如信托公司的“资金池”业务和一些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依赖于短期限的信托融资，存在明显的流动性风险。
未来监管方向及风险化解之策
《21世纪》：国办10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出已有近一年时间，对于规范影子银行有何效果？
范文仲：国务院下发的“107号文”及后续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加强信托和理财业务规范的条例，有效地减少了中国影子银行所蕴藏的风险，直接效果就是影子银行增速的下降。但对此我们也不要太乐观，因为某个领域的风险降低之后，可能会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监管规则，能够最大程度地防止监管套利。
钟伟：107号文的技术含量比较高，对抑制影子银行的无序膨胀有显著作用。总体来说，107文出台以来，影子银行的扩张节奏放缓，风险管控得以强化。但一些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例如以多方世抽屉协议为特点的委托贷款业务增长迅猛，已取代了信托成为风险难以把握，信息披露不足，投向不明的业务种类。金融机构总是能在监管法律法规中找到监管的真空和回旋之策。
沈建光：这份国务院的文件构成了中国监管影子银行领域的基石。在文件发布的前后，相关其它监管部门也都出台了一些其他的文件，这些规章与这份监管规则一起构成了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监管框架。107号文定义了影子银行的范围，明确了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责任，确立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阻止监管套利的监管原则，并且对一些主要影子银行参与者的金融机构的行为作了指引和规范。从我们调研和监测的一些数据上来看，影子银行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一些明显的监管套利活动有所收敛。模拟影子银行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社会融资总量中去除信贷、IPO部分，可以看出今年已经下降很多，增速非常低。可见107号文所起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已经全面下降。一方面，融资活动的放缓可能和整个经济处在下行周期有关，经济周期的因素对我们看到的数据改善可能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更新兴的影子银行的活动，例如基金公司子公司和券商资管子公司的通道业务和相关活动仍然增长迅速。在一定程度上，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存在陷入到猫鼠游戏、按下葫芦起了瓢困境的风险。
影子银行对促进银行业务多元化，促进资本市场的发育都有好处，关键在于发展哪些业务。如果明年资产证券化大力铺开的话，可能影子银行还是会维持一定的增长，但是不可能再持续30%的增长。优化影子银行的结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大有裨益。
《21世纪》：为防控影子银行的风险，您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其中哪些最为紧迫？
范文仲：由于金融创新不断发展，未来会很难区分什么是银行，什么不是银行。所以，应该从信贷信用中介的本质功能上来进行监管，而非从机构的角度进行区分。
首先，影子银行作为信贷中介，不论是市场还是机构，只要它是从社会公众、市场或互联网吸收资金，就需要有准入审查。
其次，只要金融活动存在信用转换，存在显性或隐性的收益承诺，就一定要有吸收损失的能力和风险分担机制。比如销售理财产品，投资者会考察销售者（商业银行）的信用，其中就存在信用转换。投资风险其实不是看项目的风险，而是看机构的风险。如果出现了信用转换，机构就要参与分担损失，就要计提资本拨备。另外，机构做了显性、隐性承诺，也要有资本和拨备的要求。
第三，如果存在期限错配或流动性转换功能，就要有流动性要求。期限错配是吸收的资金为短期的，但投资都是长期的。流动性转换是指资金是零散收集的，但是大家可能同时来兑现，银行就会面临很大的流动性压力，这就需要有流动性标准的要求。
第四，对这些类型的机构，都要做好投资者保护，要让合适的人购买合适的产品。这并不是让所有产品都不能破产，而是要对投资者进行风险偏好分类，对金融产品要进行风险类型的分类，做好风险偏好匹配工作。
第五，要做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处置机制安排，出现问题如何恢复？无法恢复时，如何倒闭？要有生前遗嘱的预案。生前遗嘱是指“恢复与处置计划”（RRP）。其中包括很多目标，一是金融机构在出现问题时，首先进行内部恢复，自己制定规则，模拟情形，自己如何筹资解决问题。第二阶段，如果实在无法生存，比如雷曼兄弟，如何有序地破产？以前我们主要是指存款保险制度，更多地是保护存款者的利益，但是现在不光是存款者利益。经过金融危机之后，会看到市场的功能很重要，雷曼不是一个商业银行，它没有吸收存款，但是它扮演了大量的金融做市商的职能，它倒闭后把交易对手全部拉下水，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崩溃。所以，现在除了保护存款人外，还要研究金融功能，有序地延续其金融功能。中国的“恢复与处置计划”需要银监会、央行、财政部共同谋划制定。
未来，银监会不一定只针对银行业进行监督管理，可能作为信用中介的监管机构更加合适，因为金融创新就很难界定什么是银行，不应通过机构来监管，而是对业务进行监管。
虽然目前中国是机构监管，但是要有功能监管的思路。另外，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做好信息交流，这样的机制就没问题。永远不要只想改变机构，机构变化永远不如市场变得快，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监管框架，关键是对风险的认识和信息的沟通，监管机构的形式变化都是次要的。
钟伟：最为紧迫的是反思目前的监管框架，目前金融机构多牌照多领域混业经营日益流行，业务也在本外币、境内外一体化进程中，业务出表化绕监管争收益日益明显。这提醒我们，一行三会式的监管模式是否对金融体系变迁具有足够的适应性？此外，民间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也在迅猛发展，事实上已形了一行三会和地方政府应当共同负担金融监管职责的现状，但却仍未有相应的责权划分。这都值得我们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认真反思。
沈建光：从根本上防控影子银行的风险，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需要理顺财税和金融的关系。中国影子银行的核心风险，在于政府信用的透支与滥用。治理的要点和最紧迫的任务也在于阻止政府信用的滥用。从影子银行的借款端，需要建立对于借款主体的预算硬约束。对政府而言，要让整个财政预算透明、可控、受到监督，彻底杜绝政府在一个黑箱里拼命花钱不受限制。对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而言，要以企业本身的信用作为金融市场评估其信用的基础，杜绝政府信用对企业背书。从影子银行的投资端而言，也需要彻底打破刚性兑付的潜规则，让投资者自己为投资的风险负责。近期的财税改革可能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开端。
在政府信用担保退出之后，一方面要推动相关金融机构的转型、对投资者实施教育，建立起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能够有效评估风险、正确的实施信息披露和解读，以及对金融产品定价的能力；另外也需要监管部门及时跟踪金融创新的进展，及时的更新自己的监管框架，确保金融创新不会带来新的监管套利，维护好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