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先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研究，后有中国的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的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的实践互相促进，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也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式的挫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站在促进国家发展、保证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从“三个面向”着手，高起点谋划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常态”。
一、“面向世界”赢得全球话语权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和维度是随着中国现实的变化而调整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立足于追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立足于完成国家的独立和革命的胜利。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大量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广泛学习西方的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经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仰望星空”、眼睛向内解决自己的问题。
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道路”在全球变革语境中的份量越来越重。面对着经济更加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特别是在互联网络的兴起、世界变“平”了的大背景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所在关注的，就不再仅仅是如何促进中国的富强与稳定，还需要关注在“西方环伺”的环境下中国怎样体现大国的担当，解决“高处要胜寒”的问题。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们固步自封、自说自话。面向世界，用国际视野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势使必然。
面向世界，就是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怎么“化”中国，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化”世界。
1、以我为主，研究中国道路。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的内涵、特色与本质。《共产党宣言》提到，资产阶级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建出一个世界”；今天，我们要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打造一个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
2、研究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影响。中国不能还停留在满足于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好学生”，还要当好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领头羊。不仅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要研究中国道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意义与影响。
3、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价值。要增强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化”世界的自觉与自信。西方的价值观是长期积淀、发展而成的，有其历史形成过程和合理性，但其实是不能以“普世价值”自居的。因为民主、自由、宪政、博爱等政治观念与形态，即令在西方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在西方各国落地的过程、表现的形式，都印有特别清晰的国别烙印。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政治陷阱。中国同样拥有自己的民主、自由、宪政、和谐等政治理念与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不能因忌惮“西强东弱”的话语权而回避宪政、民主、自由等理念，甚至把把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看成是西方社会的专利而拱手让渡出去。
面向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项新课题、一项迫切任务。其核心，就是要牢牢把握在实现中国梦、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中国话语权，向世界传播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心里、世界在眼底，这样的胸襟与视角，我们的理论自信就会有坚实的基础。
二、“面向大众”践行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人民的理论，必须要为人民所掌握，必须要汇集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打土豪分田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苍蝇老虎一起打，这样的政治主张让群众一目了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梦，这样的愿景与展望很让群众憧憬。这样一些“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大众理解、接受和追随，也大大便利了党的政策的传播与推行。
与革命年代大众千方百计追求马克思主义、建设时期大众认认真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度让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大众产生了距离，有些领域甚至存在一堵无形的“墙”。以至于到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众化仍然遭遇着诸多的尴尬：理论权威越来越老，在高校的“三奔一荒”当中，马克思主义是被“荒”的重灾区；研究的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创新成果日渐式微，多停留在“炒老饭”、吃老本或做注解层面；有效受众越来越少，多是在体制内的自言自语。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对大众话语权的缺失：“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
观察马克思主义研究偏离大众的另外一个现实是，有一段时期，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是强化而是弱化了！理想信念出现了“滑坡”，思想教育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大众的生活态度，更没有形成大众的工作逻辑，很多时候只是被当作了一个政治“宣言”。换一个角度讲，在专业研究领域，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在现实和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甚至被多元文化背景冲击得“很受伤”。马克思主义由一门基础课程变成了“高大上”的学问，被迫远离了现实、远离了大众，甚至是自我“边缘化”了！在许多领域，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了“替罪羊”：取得成绩大众不一定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好”，出了毛病与偏差则肯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坏”。
面向大众，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走群众路线。理论工作者要自觉到社会中去、到群众中去、到老百姓工作和生活的第一线去。要面向大众释疑解惑，用老百姓的语言传经送典。也就是要用现代的（而非十九世纪的）、通俗的（而非专业甚至晦涩的）、老百姓容易接受的语言与逻辑（用“大白话”、中国人习惯的逻辑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主张。
1、研究的内容以大众需求为导向。比如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大的可以上升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小的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困惑。
2、研究过程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社会、基层和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引进大众参与。最终要实现问题是大众所关注的，政策是大众能听明白与掌握的。
3、传播方式要大众化：宣传对象要全覆盖，不能自说自话；教育、宣讲形式要多样化、通俗化，要善于用大众语言进行宣讲；传播载体要多样化，特别是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组合优势。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只有被大众所掌握，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众化，就是要自觉把大众“赞成不赞成”、“接受不接受”，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
三、“面向问题”紧扣时代脉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开花结果，其实就是不断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历史上，我们既有过扛着原著闹革命的惨败，也有过带着问题找答案的机械，最终我们都是在创造性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了进步与成绩。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党、怎样促进科学发展，对一连串紧迫问题的成功探索印证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目前，中国的改革步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污染恶化等，严重影响着社会发展进步、和谐稳定。面对现实的深刻变化，我们的研究缺乏应有的热情和高度。相较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严重滞后于党的政策主张，丢失了理论的应有功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个开放体系，这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与基础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实中我们的研究却有意无意地走向了“封闭”，马克思主义被人为地“悬停”、“断代”了。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满足于关进小楼成一统、“贴近历史讲原著”，到现实最终可能是研究者“进不去”、“出不来”，大众看不懂、听不明白。比如，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勾划出自英国古典经济学以来的流变与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还主要停留在经典作家的表达语境和研究水平，人为地保持着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距离甚至排斥，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与问题意识，进一步放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与大众的距离。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来，研究应直奔问题而去。邓小平曾经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像《资本论》是“揭示当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的运动规律”一样，当下，我们应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从原则上而是从事实出发”，直面中国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案，揭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1、切实解决马克思主义研究、传播中存在的“危机”。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切实置于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优先位置，从人才、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倾斜支持，营造真教真研真学的浓烈氛围，为真懂真信真用打下扎实的基础。
2、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包括加强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研究。
3、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研究：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善法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加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公有制、混合所有制关系及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联性的研究。
5、加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与速度、效率与公平、克服“路径依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要以我为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好地面向社会，解释、解决现实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战略措施。
6、加强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领导与社会领域多元化思潮共存现象的研究。
7、加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保持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的研究，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强化党的执政源泉和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制度化、法治化。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有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发展，准确把握、紧紧围绕中国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案，才能充分体现和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案，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使用的方法”。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据新形势的要求，面向世界、面向大众、面向问题，因势利导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常态，才能时刻擦亮马克思主义这盏指路明灯、保持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