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较快发展，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在向这一阶段转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形势在渐进地发生着变化，国际上很多国家由于没能采取有效对策而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才能科学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取向，实现高效稳定发展。
一、前车之鉴：国际经验简要分析从国际经验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突出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宏观调控能力差，经济增长不平稳、动力不足、结构失衡。
1.从总体来看，宏观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差。例如：某些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截至2011年，一些国家仍滞留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平均时间37年，其中，阿根廷更是长达49年(郑秉文，2011)。由于难以保持经济稳态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率，最终落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最典型的特征。
国民经济波动性反映出其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由于政府宏观调控乏力，导致经济危机频发。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王一鸣，2011)。
2.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来看，制度、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多重困境并存。一方面，很多国家面临制度困境。对制度这一关键因素的作用，无论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还是在各国的改革实践中都已经被证实。制度落后、僵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阿根廷“制度”层面的十几个子项目竞争力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均排在130名之后(KlausSchwab，2010)，这有力解释了其在资源、市场、教育优势并存情况下，经济却长期停滞的现象。
另一方面，关键经济要素活力受到抑制。比如，就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劳动力要素而言，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素质较低，必然制约经济长期发展。比如，2007年韩国劳动力中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王一鸣，201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
此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持续动力的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不足。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贡献率达70%(韩保江，2010)。比如，1950—1962年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马晓河，2011)。相比而言，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受制于有限的人力资本和研发能力，大多是依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在资本、劳动力、资源与市场有限的约束前提下，这种低层次竞争优势难以长久保持，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
3.从经济运行结果来看，经济结构存在多重失衡且积重难返。首先，在收入分配方面，根据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原理，经济起飞阶段，往往会伴随着收入分配问题的产生与积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分配秩序会逐步理顺。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单靠不完善的市场来逐步理顺分配秩序，可能会形成长期的“马太效应”，最终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收入分配差距、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其他地区的极端落后并存以及消费拉动不足，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刘伟，2011)。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王一鸣，2011)，有些国家贫富差距过大，甚至引致社会动荡，在稳定这一发展前提被打破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便无从谈起。
其次，在经济结构方面，内部失衡与过度依赖外部经济并存。这既与国家发展路径有关，也与不平衡国际经济秩序有关。内在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于：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而产生的内部消费不足;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及产业政策不合理导致的产业落后与结构升级困难，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最低端。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与被动性是很多经济落后国家的共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其对外部市场、技术、资金等的依赖与对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无奈，这样就使得其在自我发展能力受到束缚的同时，加剧了自身经济体的脆弱性，往往难以有效避免外部冲击。
(二)在社会发展与政治层面的典型特征。
1.过度城市化引发社会问题。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在推进民粹主义城市化的国家中，城市化率接近50qo的只有两个，其余国家的城市化率都接近或远超过60%的水平;与高度城市化率形成对比的是：在2005年，除古巴外，其余国家的工业化率尚不足40%。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未能同步协调的情况下，城市的有限人口吸纳能力与急剧膨胀的城市人口形成一对矛盾，加之城市规划与管理水平欠缺，导致“城市病”蔓延。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贫民窟，局部城市社会管理出现混乱的局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遵循在城市优先发展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协调的非均衡协调化发展路径。而过度超前的城市化也体现了不合理的城乡关系，不仅不能充分体现城市的带动功能，反而加剧了城市内部贫富分化，带来了大量失业问题，也拖累了城市的发展。
2.“福利赶超”式不当社会分配问题。生产决定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社会产品分配应当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物质财富丰富程度相统一，保持同步协调，这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但是，拉美的许多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并未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就盲目追求“福利赶超”。尽管在短期内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提高了民众福利水平。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社会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之间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比例偏高，最终导致了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同时，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体现，导致了非理性的社会分配政策。
3.寻租与腐败问题。只有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并建立一系列有效防治腐败的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经济较好地发展，比较成功的有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韩国等。而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大量的设租、寻租行为扭曲了经济资源的配置，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与低效率。腐败会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4.民主乱象问题。从国内视角看，首先，在一个缺乏有效民主的社会，会导致决策者外在监督松弛，从而其推动有效体制改革与进行科学经济社会决策的动力不足。有关资料显示：在1980年的中低收入国家当中，到2000年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组的国家，其1980年的Polity民主平均得分为-1.87(Polity民主量表的取值为-10至10，数值越高表示民主程度越高);相比之下，倒退至低收入组的国家平均得分只有-3.82，而升至中高收入组的国家平均得分为4.75(姚洋，2011)。这至少印证了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存在一定相关度的。其次，无序膨胀的“街头民主”诉求也是危害社会稳定，进而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再次，在缺乏政治稳定性的拉美国家，其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相互交替，执政者采取“杀鸡取卵”式的民粹主义政策，从而形成了“伪民主”，这种看似体现民主的政策实质上是当权者借以笼络民心、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工具。“伪民主”的一个经济后果就是国家经济发展让位于政治集团利益，从而使长期的经济发展基础遭到侵蚀。从国际视角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社会与政治动荡，受到西方国家及其舆论力量的直接干预，成为“西方民主”实验的最大牺牲者。此种情况下，它们不仅缺乏发展的自主权，更缺乏国家的自主权和民主的自主权(胡鞍钢，2011)。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多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有经济性的，又有社会性与政治性的;既有深层次体制与机制性的，又有经济结构性的;既有内因性的，又有外因性的;既有长期性的，又有短期性的;既有直接性的，又有间接性的。此外，从社会文化与历史等其他的角度也可以得到一些解释。
二、审时度势：现阶段我国基本经济社会状况判断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面对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必须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从而充分调动积极因素、有针对性地规避风险与隐患，以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积极因素。
总体而言，无论是从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水平，还是从现阶段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来看，也无论是从国际经济环境还是从政治社会发展来看，目前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1.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来看，总体还是比较有利的。在经济上，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进一步发展、国际合作在继续加强。在此大趋势下，我国融入全球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随着国内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作为“金砖国家”与“G20”的关键成员，我国在积极推动着全球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更有利于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政治方面，和平、发展与合作依然是世界的主题，世界格局仍在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步意识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的重要意义。所以，国际形势总体上比较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2.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物质财富逐渐积累，目前总体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从产业结构看，近年来农业保持稳定增长、工业基础更加牢固、服务业有所提升，三次产业的协调性在增强。从经济主体的发展来看，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取得成效，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能力、市场开拓能力、产品创新能力与综合国际竞争能力等都有提高;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也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不断发展，并在活跃市场、引入竞争、技术创新、增加就业与税收等多个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做着巨大贡献。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使财源丰盈，加之财政管理能力的提升，我国财政实力日益雄厚。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已突破12.9万亿元，这为财政职能的充分发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有利于化解公共风险。
3.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来看，积极因素仍占主导。
首先，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仍将发挥积极作用。在劳动力方面，尽管劳动力的供给成本有所上升，甚至预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是，应客观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这部分工资的上涨是必要的，劳动报酬理应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增长，这也是满足工人发展成本的需要;另一方面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成本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另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得到了专业培训，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在逐步提升。在资金方面，由于节俭传统与种种现实因素，我国仍将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水平，据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8月份数据显示，居民储蓄余额已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位居全球储蓄率之最。这为经济建设所需资金提供了一定保障;同时，关于国外资金的使用方面，我国经济金融部门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相应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在技术要素方面，我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企业逐渐增多，这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提高了生产效率。
其次，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前期已经进行的大量社会先行资本投入，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提升，为后续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另外，从城乡经济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起初都采取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初期各种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优先发展了城市部门和具有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目前总体形势的变化要求进行发展战略调整，进入了促进城乡统筹与区域经济协调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战略的转换，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会提高农民收入与其综合素质、促进农业发展与农村社会进步，还会进一步开启农村市场，从而提高国内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拉动消费需求;从区域经济协调化发展的角度看，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城市群、经济带逐步形成与发展，将会逐步提高国内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与增长的持续性，从而削弱外部经济冲击的不利影响。在原有增长极的边际效应减弱的情况下，新的增长极在逐步形成，如果各个区域间能够处理好产业趋同与区域间无序竞争的问题，则不同增长极之间的互补性、互动性会大大提升我国经济整体实力。总之，在工业化、城市(镇)化与新增长极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比较稳定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4.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发展规划与宏观调控)能力来看，我国宏观管理框架基本健全，宏观调控经验逐渐丰富。在管理主体上，我国的财政税收、货币金融、区域产业、统计规划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设置合理、功能齐全，部门间协调机制不断完善;在管理方法上，越来越转向间接性管理、制度性管理，更加尊重市场的运行规律，注重完善体制与机制建设。具体而言，国家制定的长期发展战略(如国民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在沿着既定方向稳步实施，在此基础上，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制定中期性规划(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明确阶段性发展方向与工作重点。就宏观调控政策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经历了几次小幅波动与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冲击。就这一阶段总体来看，在宏观调控下，我国经济保持了相对较为平稳的运行态势。在应对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准确把握经济形势与果断科学决策的能力在增强。宏观调控经验的积累将更加有利于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
5.从制度性与社会性因素来看，也存在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
首先，关于制度与体制。从政治制度方面讲，我国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方向性与根本性的优势，是历史实践所证明的能够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同时，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原则，也是相对其他民主形式而言，最能充分保障真正民主与科学决策的有效制度。从经济制度上讲，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进行了有效约束。一国发展所坚持的道路是其最终发展结果的决定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历史证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即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凡是按资本主义老路发展的，大多数都刚刚日子好过一点便中途夭折，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时代背景(杨承训等，2011)。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一步理顺，市场的法制性、公平性、竞争性与有序性等都会逐渐增强，其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也会得到克服。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效率将会进一步释放。
其次，关于政治理念。由我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执政理念也是值得一提的。无论是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到“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还是从基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到“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到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再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理念，都反映出我国上层决策者对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些执政理念也是克服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政治保障。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绩，我国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指标的国家。党的十七大还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目标。
此外，在近几年，我国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了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引领下，全面深化改革在深入开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在逐步推进。随着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科学发展的理念会转化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实绩。
最后，关于社会心理。当今，社会公众虽然对个别社会问题持有不满情绪，但是总的来看，理性情绪是占主导的。一方面，我国民众自古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公众对社会问题的不满，更主要是社会民主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提高的表现;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在大是大非面前必然立场坚定，会积极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再者，社会公众的集体主义观念与社会凝聚力依然较强，加之国内的正确舆论导向，国外那种偏激的民主形式不会在我国出现。随着经济的增长、群众生活的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的理顺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完善，不必过分担心“民主陷阱”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
(二)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良好，处在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但由于历史性与阶段性的原因，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同时，由于面临着人口转型、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政府转型、财政转型与社会转型等多元复合转型问题，各种风险与隐患又使我国处在一个转型过程的矛盾凸显期。
1.发展方式落后，影响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建立在粗放式基础之上。由于经济起飞的初期，基础薄弱，不得不采取依靠廉价的要素来获得比较优势，这样“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就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前期的特定经济条件下，这种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模式或许是可取的，支撑了我国工业化的较快发展，尤其是加工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增长。同时，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吸引了外资、外企的进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国内的资金瓶颈约束，也带来了国外比较成熟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
当前，由丁同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已经不允许再依靠低嘤素成本来支撑粗放型发展的模式，否则，将难以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首先，关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社会生产扩大与劳动者消费能力的提升不匹配，不利于经济可持续运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在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必须充分重视分配环节的问题，努力使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保持同步增长，以此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否则，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将得不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建立于低工资基础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则劳动者技能难以得到有效提高。另外，劳动者收入能力及其发展型消费能力不足，则其自觉提高劳动技能的概率降低。再者，从劳动力的需求方分析，如果低要素成本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则其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技能、改善经营管理来打造竞争优势的动力将不足。
其次，关于资源环境成本。在资源利用的廉价性与企业对环境的负外部性得不到矫正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资源的大规模过度使用、浪费与环境的破坏。在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下，目前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接近极限。
2.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协调性矛盾突出。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失衡。工业化与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将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由于金融服务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足等原因，农业与农村发展缺乏活力，农民增收困难、消费能力受到抑制，农村消费市场难以扩大。
二是产业结构失衡，优化升级困难。实现现代农业、先进装备制造业与完善的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目标还存在诸多难题。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6%，近五年来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维持在35%左右，这与发达国家的水甲还存在较大差距。①
三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这是经济运行层面的突出矛盾。最近十年来投资率平均高达42%，尤其是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4万亿元财政投资计划启动，更使我国投资率上升到47%的最高水平，而居民消费率则下降到35%的历史最低点(郑新立，2011)。另外，尽管有学者指出我国的高投资率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同时，单从规模总量来分析，国内消费水平近年来也是在增长的。但是，在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背后，投资效率低下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却比较严重。
四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在宏观层面，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慢、中小企业面临增收困难的局面;就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而言，区域、行业与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就不同收入来源而言，与资本、管理等要素收入相比，劳动报酬的增长明显较慢，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调研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0/0(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大多在50%以上)。从国际经验看，“收入分配陷阱”是中等收入阶段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达到0.4是警戒线，而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巳超过这一警戒线。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状况已经严重违背了国家收入分配政策初衷。同时，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条件下，居民之间生活条件的差距就更加被拉大了。
五是外需与内需不协调。在内因上，我国长期依靠成本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占领海外市场;在外因上，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经济服务化与虚拟化，其实体经济则国际化。与我国出口导向经济相反，其生产环节主要在外，消费环节主要在内。加之我国进口国外高新技术产品存在人为障碍，这种国际分工格局造成了我国多年的贸易顺差与高额外汇储备，并增加了贸易摩擦与汇率风险。
3.经济转型压力增加，社会阶段性矛盾凸显。
首先，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相应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空间地域组织变化和转换的过程也在加快。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比较复杂的人口转移问题。按照国际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500'/0~60%时，就业不足、贫富差距拉大、住房与能源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矛盾会集中凸显(姜伟新，2011)。未来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信息化、精细化与科学化的城市管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城市特色的培育等都是我国城镇发展质量面临的严峻挑战。
其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显现。在我国经济尚未迈人高收入阶段之前，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已经提前到来。如果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社会服务体系不能及时跟上，则会对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严重制约。
最后，在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承担着诸多经济社会建设职能，而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其收入与支出职能不匹配，使其面临资金困境。为筹集建设资金，近几年来地方性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审计署最新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直接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规模为108859.17亿元。这也构成了一种财政风险。一方面，大量政府性债务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而“土地财政”显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稳定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地方性政府债务的监管与风险预警机制不健全，这更增加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同时，财政风险金融化的问题也有可能出现，这将会造成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将给我国带来很大挑战。一方面，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基础不牢固，一些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危机难以化解。外部经济的频繁波动造成外需不稳定;另一方面，在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全球流动性增加会带来输入性通胀问题，这无疑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在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还将面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等问题。
三、未雨绸缪：未来我国宏观政策取向把握
现阶段，在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要着眼当前，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放眼未来，大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改善民生福祉。
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新阶段，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对总体上比较有利的发展战略机遇，必须抓住时机，从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人手，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和宏观政策体系，从而促进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国际与国内的统筹协调发展。
1.完善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缺位与市场失灵是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所以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明确各自分工，从而解决政府的缺位和市场的失灵问题。一要促进有序竞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克服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与社会福利损失;二要促进人力资源、土地、资本与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完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与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各类要素的潜能;三要加强政府合理有效监管与完善市场法制，减少直至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违背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行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障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四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经济功能定位，提高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引导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性。同时，还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职权范围划分，促进各级政府之间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尤其要着重加强县乡财政建设，在“省直管县”与“乡财县管”财政体制改革框架下，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以财力的提高保障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2.增强政策理性，促进公共福利。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多元政策目标之下，必须要提高决策理性水平，亦即实现各个政策目标之间的相对平衡。
一要理性处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关系。经济结构失衡与高速经济增长目标高度相关，因此，要主动地、理性地控制经济增长率。权衡增长与就业等目标之间的关系，目前保持在8%左右的增长水平会有利于化解资源紧张、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贫富悬殊、国强民不富等问题。为此，要通过税收与信贷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以便于调整经济结构(张卓元，2011)。
二要理性处理发展生产与完善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当前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提高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也不可矫枉过正去追求“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应按照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将保增长与惠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在政策操作上，宏观层面，要深入研究当前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性，并渐进、适度地调整。提高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和劳动收入所占比重;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提高其创收能力。在居民收入分配层面，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税收调节作用;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以财政再次分配调动三次分配来弥补市场初次分配的缺陷;继续深入推进国家扶贫战略，提高贫困群体收入水平;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公共需要、增进社会福利。
3.加强宏观调控，优化经济结构。
一是在国际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的情况下，要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投资等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按照新的中央经济工作要求，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控风险、稳物价、惠民生”等目标组合。短期视角上要审慎灵活，既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长期视角上要着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事业发展相统一。
具体来讲，从社会总需求的角度看，今后要继续“扩内需、稳出口”，使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重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出口结构优化。为扩大内需，一方面，要在政府投资合理增长并着力扩大民生支出的基础上，带动、引导与大力支持社会投资，提高社会资本运行效率;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工作、加强贫困群体技能培训与提高“三农”服务水平等，以此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为稳定外需，要充分发挥金融、财税以及信用保险等政策功能，支持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尤其是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品牌产品出口。另外，还要积极扶持有条件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外经济良性互动。从通胀管理的角度看，针对通货膨胀的类型和特点，除了要处理好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和加强流动性有效监管外，还要在产品供给与流通环节采取措施。比如，支持农业生产力提高，保障农产品(尤其是小麦、大米、玉米等粮食作物)市场供应;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与消费品价格监测信息;大力发展流通产业以降低流通成本。
二是要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城乡发展的角度看，要做好统筹规划，注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加强农村综合改革与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从政策引导和制度建设上促进城乡经济形成良性互动。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要在政府基建投资、财政(横向与纵向)转移支付、税收与金融信贷等政策方面进一步支持中西部发展，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并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升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三是要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首先，大力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加大农民技能培训、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巩固其基础地位;其次，采取财税金融与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和生态环保的产业发展，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落后产能;再次，要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促进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最核心的是，通过完善教育与科技创新体制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并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4.加强国际经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着力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加强国际协调、提高国际“合作力”。应积极发展多边贸易、改善外贸环境、加大海外投资，促进进出口贸易均衡增长;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并建立更为灵活合理的外汇使用制度，动员商业银行通过外汇贷款支持企业走出去;通过逐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范围与规模，有序地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与国际化;通过金融发展逐渐增强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的话语权;完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与完善。
5.健全公共选择机制，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不仅直接决定了政府行政的公正性与效能性，也决定了宏观政策的科学性与效率性。而切实有效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值得探讨，现阶段应借鉴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从政府理财、公共资源配置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着手，通过健全公共选择机制，加强权力制衡与公众参与，推动理财民主化，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这正是发展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路径(贾康，2011)。当前的信息技术进步和舆论媒体发展，为提升政府理财的透明度和科学性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外在监督，要充分合理地加以利用，推进民主理财机制的形成。
通过以上体制机制改革与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会逐步增强，现阶段经济社会矛盾(包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政府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国际与国内等一系列矛盾)也会得到逐步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