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凯恩斯与哈耶克是二十世纪的两位重要经济学家，两人在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理论论战。经济学家韦森指出，这场论战推进了人类对具有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和货币市场体系的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认识，也实际上催生了经济学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从而产生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他认为目前对二人理论争论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结合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的评论，韦森从史实和理论全面探讨了两人理论论战的来龙去脉和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本文节选自其新著《重读哈耶克》，本文为第三则。
从1928年哈耶克与凯恩斯第一次在剑桥见面，到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做4次讲座期间，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也正好爆发了，多年来深陷“英国病”的经济更进一步陷入了这场大危机。凯恩斯本人在这次大萧条中资产也损失惨重，个人资产投资几乎全军覆没。从各种传记资料看，这好像并没有影响凯恩斯一生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的经济学著述和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活动。1930年12月，他花费巨大精力而写作了7年多的《货币论》以煌煌两巨卷的形式出版了。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认为经济体内的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一致。凯恩斯还相信，储蓄与投资的背离，是当时英国持续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常被人们称作为“英国病”——主要原因。由此他认为，政府应该对银行体系实行金融管理，操控并调节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最后使经济恢复均衡。
这部让凯恩斯耗时7年多的著作是在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间里写出来的。在这一时段里，他一方面主编英国老牌的“权威期刊”《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又同时管着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财务工作。这一期间，他还结了婚，买了房子，并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资操作，还频繁地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因此，这本上、下两卷的《货币论》，他实际上写得断断续续，前后并不连贯。加上这部著作是货币理论和货币史兼论，内容涉及货币理论、货币史、银行制度、银行实务、物价指数、投资、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体系十分庞杂，结构松懈，甚至前后观点并不一致。
这里应该指出，尽管凯恩斯1928年在伦敦召开的那次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讨论会上曾与来自奥地利的年轻经济学家哈耶克发生过激烈的争辩，但是繁忙、乐观、学术观点多变且宽宏大度的凯恩斯好像没有任何记恨哈耶克的意思，反而在《货币论》中对哈耶克伸出了友好的“橄榄枝”。譬如，在《货币论》上卷第13章中，凯恩斯就曾两次提到哈耶克，说“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这个学派可以被称作为魏克赛尔学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对储蓄与投资之间均衡的关系，以及这种均衡对信用周期的重要性，和本书的理论相当近似”。在一个注脚中，凯恩斯还友善地说：“可惜，当这些学者（指米塞斯和哈耶克——韦森注）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且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够在我思想发展的较早时期到我手中，同时如果我的德文不是如此之差，我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
另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凯恩斯本人也非常诚实且自谦地说了一些向读者致歉的话：“当我校阅本书清样时，深感其中大有缺陷存在。原先写作本书时，我还一边在做别的工作，前后花去了数年的功夫。我的思想在这一时期中逐步发展和改变，结果本书各部分相互之间并不完全协调，结束时和开始时的看法相去甚远。我恐怕这样的结果会使本书中有很大一部分代表着我抛弃以往惯有观念和寻求现有观念的过程。有许多已被摈弃的观念残余仍然参杂在字里行间。因此，要是我重新写作这部书的话，就可以好很多，也会更简短些。但是，我还是希望能适当地把这本书就其现阶段的价值贡献给全世界，纵使这只代表着一种资料汇编，而不代表一本完成的著作，我也在所不计”。
尽管凯恩斯在书中对米塞斯和哈耶克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表示比较欣赏，向哈耶克伸出友谊之手，并在“前言”中又如此真诚地向读者的致歉，但是在1931年伦敦经济学院院刊《经济学人》（Economica）8月号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对凯恩斯先生的货币纯理论的反思”书评中，哈耶克却较强烈和尖锐地批评了凯恩斯这部写作了7年多的《货币论》，指责凯恩斯“完全忽略了魏克赛尔理论的一般基础”。
在这篇书评（上篇）的一开头，哈耶克先用奥地利绅士的礼貌态度赞扬了凯恩斯的许多成就，说“凯恩斯先生的任何著作面世，都必然是一件重要的大事情，所有经济学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货币论》的出版”。但说到这里，哈耶克马上话锋一转，用了一些带有情感性的攻击性词语来批评这部著作：“《货币论》很显然仅仅是知识急速发展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达，无非只是一个尝试而已，任何对它的高估都欠公平……”；“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新颖……”。在其后的分析中，哈耶克还在多处说，凯恩斯的“表述艰涩难懂，不系统，也不清楚……”，等等。在这篇书评的第一段最后，哈耶克对凯恩斯更是做了一些火药味十足评论，说“无论这里他是否取得了成功，也不管他是否受限于他在理解‘实际’经济学中的那些基本定理——而任何货币理论只能成功地建立在其上——时投入的精力不足，正如他所必须附带所伪饰地那样，这些问题是须留待未来探讨”。
接着，在第二段中，哈耶克则先是对凯恩斯说了一些正面的和奉承的话，说凯恩斯的“这样一部著作，在理论上能激发人们的思考（theoretically stimulating），这是没说的”。接着哈耶克还指出，尽管这部实际上未完成的著作是凯恩斯所匆匆推出来的，但在这部书中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还是“真的具有革命性的”，“能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是毫无疑问的”。哈耶克还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凯恩斯在鼓励学术研究和现实问题的洞见方面“建立起了几乎无人可匹敌的、非常值得尊重的声誉”，“这些建议是在一个学识渊博和现实知识均表现出来的具有杰出品质作者的文论中所得到阐释的，并且作者已经付出了最大努力，通过参考可用的统计资料而进行理论推理来证明的”。但在对凯恩斯本人工作和的观点做了这些正面的评论之后，哈耶克笔锋一转，又开始批评凯恩斯这部著作的不足起来，说这部书如“艰深、晦涩、无章可循”、“太难懂了”、“谁也无法肯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凯恩斯先生”，从而让经济学家同仁们很难判断到底应该同意他的观点和主张与否。
除了一开始就对凯恩斯这本书的写作风格进行大量抨击外，哈耶克随后也在学理上对《货币论》进行了严肃的学理商榷，批评凯恩斯只是采用了魏克赛尔的一些概念，“而完全忽视了魏克赛尔的整体理论基础，可他自己似乎又觉得有所欠缺，于是就坐下来钻研出自己的另一套”。另外，哈耶克还责备凯恩斯对其和奥地利学派第二代传人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并没有深究，说“倘若凯恩斯先生不但接受庞巴维克理论的一脉，而且熟悉了该理论本身的实质，这不是使他自己的理论任务更容易了么？”。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尽管哈耶克在书评的上半篇（发表于1931年8月号的 Economica 上）中对凯恩斯时而商榷，时而赞扬，且时而用了些带有一些刺激的甚至挑战性的词语进行评论，但通篇而论，哈耶克对凯恩斯的《货币论》的评论还是学术性的说理，而不是刻意地在“找茬”。尤其是书评的下半篇（发表于1932年2月号的Economica上），哈耶克一方面对凯恩斯的观点进行深刻分析，并做出一些直击要害的评论，另一方面则不断宣扬他在自己的《价格与生产》的4场讲座中所阐述的他自己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或者说主要用自己的理论来批判凯恩斯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概言之，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完全是因为学理上见解的不同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而不是像许多有关哈耶克和凯恩斯传记的作者乃至这部著作的作者韦普肖特所错误地判断和渲染的那样，哈耶克这时与凯恩斯的论战，主要是为报答罗宾斯和贝弗里奇的知遇之恩而故意向凯恩斯找茬挑战的。如果是这样来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这场20世纪经济学中“华山论剑”的理论对决，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的话，那至少也说明这些传记的作者到今天也没真正弄明白哈耶克与凯恩斯到底论战了什么，更不能理解这场论战在20世纪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了。换句话说，哈耶克之所以向凯恩斯发起了理论挑战，主要是因为理念、学理和对现实经济问题判断上分析上的分歧所导致的，而不是源自他们二人之间乃至在与罗宾斯以及与贝弗里奇四人之间个人的恩恩怨怨和情感不合。
这可以从哈耶克的分为上、下两部分的长篇书评再加一个对凯恩斯回应的简短回答这总共多达50多页的评论中的许多地方得以印证。凯恩斯《货币论》中最主要理论主张和学术观点，在哈耶克的书评下篇第一段中被拎了出来。在第12章末尾，凯恩斯说：“如果银行体系以一种方式控制了信用条件，使储蓄等于新投资的价值，全部产品的平均物价水平便是稳定的，而且与生产要素的平均报酬率相符。如果信用条件比这均衡水平更宽松，物价就会上涨，利润就会出现，……企业家就会争相投资生产要素的服务，他们的报酬率则会增加，直到某些事情发生使实际的信用条件与它们的均衡水平接近。如果信用条件比均衡水平更紧，价格就会下跌，亏损就会出现，财富的增长就会慢于储蓄的增长，其差额正好与亏损额相等。失业接着就会出现，并会有一种压力来减少生产要素的报酬率；直至发生某种变化使实际的信用条件与它们的均衡水平在整体上接近。”由此凯恩斯断定，“繁荣与萧条简单说来就是信用条件在均衡位置上上下摆动之结果的表现”。
尽管哈耶克也同意凯恩斯根据魏克赛尔的银行利率（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背离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危机的理路，但是他却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基本判断和政策主张。
哈耶克首先认为，凯恩斯关于银行利率一般理论的阐释，即通过货币供给的变动来影响价格和生产的思路，根本解决不了银行利率与均衡利率是如何偏离的问题。他认为，凯恩斯的论述和理解太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凯恩斯没有看到，银行利率的变动，首先影响的是固定资本的价值，而不是投资。哈耶克认为，凯恩斯把这二者搞混了。哈耶克甚至认为，“资本化（capitalization）并不直接受利率的影响。更真实的情形是，利率和资本化均受一个共同的原因影响，即相对于这些生产资料需求而言的可用投资的生产资料的稀缺和富足程度。假如相应均衡利率变动而发生银行利率变动，这只是[一个经济体系内]相对稀缺的外在表现，而相对稀缺与利率的变动无关”。其次，哈耶克还认为，“在储蓄和投资之间出现非均衡的最重要原因，是有效流通的变化，而不是货币数量的变动，或者说仅仅在于流通速度的有效性”。应该说，哈耶克的这些思想都是非常深刻的，在学理上看来也是正确的。
根据这一点，哈耶克批评了凯恩斯的“救世”药方，说凯恩斯“真正感兴趣的，仅仅是变动现金流（money streams）从而变动价格水平。对他而言，好像从来没有想到，人为刺激投资，使其超过即时储蓄，可能会引致生产的真实结构的非均衡，最后迟早迟晚导致一个猛烈的回跌”。基于他在《生产与价格》讲座中的论辩理路，哈耶克还反复强调：“尽管‘过度投资’这个词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但这好像怎么也进不了凯恩斯的脑子中去，使他认识到，“只要总收入减去储蓄量超过消费品生产产出的成本，物价就会趋于上涨”。但是，这一短期的繁荣“只会维持到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形，一旦需求停止增长，或者反过来在非正常利润刺激下的供给一旦被需求赶了上来，繁荣就结束了。然后消费品的价格就会下跌到成本价，于是繁荣就终结了，……接着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萧条”。
通观哈耶克上下两篇40多页的书评，哈耶克主要是理性地进行说理，并完全可以读得出来，这上下两篇书评中，哈耶克几乎是竭尽全力地想让凯恩斯接受他的论辩思路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是基于过去的某些传记所描写的那样是基于某种情绪和报答罗宾斯和贝弗里奇的知遇之恩而故意向凯恩斯吹毛求疵地找茬争辩。
除了学理上的见解和结论完全相反外，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引起了二人的理论冲突。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二人在这个时候都实际上处在各自理论创新乃至孕育新的经济学理论革命的初始阶段上，为了展示他们的思路和理论逻辑，他们都新创了一些前人都没有使用过的一些经济学术语和词汇，且由于时间的紧蹙二人并没有很好地界定这些他们各自所新创的词汇和术语，这就成了他们“三来一往” 的公开理论商榷中以及在他们以后的私人通讯中纠缠不清和各人要反复解释的主要缘由。在凯恩斯方面，他在写作《货币论》时，曾新创了许多新的概念，如“收入存款”、“生意存款”、“旧资本”、“新资本”、“旧资本存量”、“新储蓄”、“新投资”、“资本品的水平分工”、“投资的价值”“投资增量价值”、“真实资本和借贷资本总值”、“储蓄存款”（saving deposits）、“不活跃存款”（inactive deposits）、“需求存款”（demand deposits）、“流动性资产”、“非流动性资产”、“储藏起来的货币”、等等。除了这些新创的术语他在《货币论》中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外，更为关键的是，在凯恩斯酝酿他的新的革命性理论的这个阶段上，他尚未成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最核心的两个基本概念“储蓄”（saving——请注意，英文和宏观经济学中的这个概念并不等于中文意义的银行“存款”——即bank deposits）与“投资”（investment）及其二者的关系，他自己界定和阐释得还不是很清楚，这就叫一般读者乃至大多数经济学家同行很难理解凯恩斯在讲什么、到底在主张什么了；甚至连哈耶克这样熟悉凯恩斯思想来源的魏克赛尔的学说和思想的人，也抱怨在很多地方根本不清楚凯恩斯在讲什么，尤其是指出他实在不理解“按照凯恩斯先生的思路为什么储蓄与新投资总是相等”。
尽管如此，当时应该说最理解《货币论》理论论辩思路和问题的，还是哈耶克。而哈耶克这上、下两篇和一个简短回应的“两剑一匕首”的商榷，在整体上是想在学术上指出凯恩斯理论的一些问题，并试图用他自己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来说服凯恩斯，让凯恩斯接受他哈耶克的观点，或至少改正凯恩斯的理论错误。在这上下两篇书评的最后，哈耶克总结道：“任何想通过信贷扩张来治愈危机的努力，不但只是把病症当病因来治疗，而且可能通过延迟必要的真正调整而延长萧条时期。就此而论，在1929年大危机后[西方各国政府]所立即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哈耶克接着总结道：“非常不幸，与许多其他当代经济学家一样，凯恩斯先生的这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却误导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为治疗这些次要病症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然而，正如我在这一反思性书评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他忽略了更深层的‘真实’现象，使他不能对大萧条更深层原因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读到哈耶克的这些评论，尤其是读了在开头那些“非常不客气”甚至带有尖刻批评词汇的语句，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凯恩斯先生自然大为光火。据这本书的作者韦普肖特考证，凯恩斯读了哈耶克长达26页的书评，手里握着铅笔，越看越生气，在刊物页旁的空白之处写下了34处反驳。比如在一处凯恩斯曾批注说：“哈耶克在读我的书时，根本就没有怀着善意，而作者有理由期待读者的一定程度的这种善意。在他能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或弄清我到底是否正确。他显然是对我吹毛求疵，但我搞不懂他这种情绪的原因何在”。
尽管如此，凯恩斯在1931年伦敦经济学院院刊《经济学人》（Economica）11月号一篇回应文章“货币纯理论：回应哈耶克博士”，对哈耶克商榷文章的前半部分进行了说理和回应，并用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英语进一步阐释和解释了他自己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并不时用他那调皮甚至有些辛辣的文笔对哈耶克的商榷进行了不失语言尖刻地回击。
首先，凯恩斯在文章第一段中就指出，尽管哈耶克博士在文章中信誓旦旦地说我的结论错了，但并没有说明他所指的是我的哪些结论。针对哈耶克责备他说他让人们很难把握这本《货币论》中的真正观点，“也因而也让人非常不容易来辨识出他论证的错误之处”，从而让人很难不同意他的观点，凯恩斯自我辩解说，哈耶克所断言的他自己在这本著作中的“术语的混乱”并不成立，也与他的中心论旨无关。凯恩斯在一开始还说：“我确实感到我几乎无法说服哈耶克博士。这实际上不是由于我语言运用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这远非是一本完备的著作而使他有诸多困惑。这牵涉到一些更根本性的问题。在仔细阅读过他的文章后，我确信无疑地知道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接着，凯恩斯指出哈耶克极大地误解了他的结论，把哈耶克自己的观点和理解强加给他，然后又反过来批评哈耶克自己在评论文章中术语混乱不清，说这无非是在“故意找茬”。在转述了哈耶克在上篇书评中对他两点批评后，凯恩斯把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拎了出来：“非常明显的是：为了达到现实资本的供求均衡，银行的贷款不得多于或少于储蓄存款的数量（包括节省下来加以储藏的货币增加额在内）。这自然意味着，银行无论何时都不应该改变货币的流通量。同时，一样明显的是，为了保持物价水平不变，货币流通量必须随生产量的增减而变动。银行或则把现实资本的需求保持在储蓄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或则保持物价稳定；但他们却不能同时完成这两个职能”。对于这一点，凯恩斯则明确指出，“我的分析与他的观点尤为不同。照我看来，仅仅是由于人们会改变他们的储蓄率，或者企业家亦会改变他们的投资率，储蓄和投资（如我界定的那样）可以发生脱节，而没有在银行体系中改变‘货币中性’——如哈耶克博士所界定的那样，因而，在经济体系内部并不存在一种自动机制使公众的储蓄率与企业家的投资率保持相等”；因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只是固执地相信储蓄大于投资只能用“不活跃存款”（inactive deposits）的增量来衡量，而凯恩斯他自己则相信他所新发明的等式S+Q=I,即储蓄（S）加企业家的利润（Q）总是正好等于新投资的价值（Ｉ）这一点。
接着凯恩斯还用他辛辣而活泼的文笔说哈耶克过于理论自信和固执己见，要让他否定自己的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他认为我的结论与他的观点不一致时，就是我说上千言万语来证明他错了，那也如向一只鸭子背上浇水，它丝毫不沾”。针对哈耶克在上下两篇书评文章中说他的《货币论》“艰深、晦涩、无章可循”、“太难懂了”、“逻辑混乱”，凯恩斯也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反过来嘲讽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
整体看来，尽管哈耶克想苦口婆心地说服凯恩斯让他接受自己的理论有问题，在许多地方是错的，并试图说服凯恩斯认同他哈耶克的理论，但是凯恩斯本人并未有认真回答哈耶克所提出的问题，而是草草回应了这篇短文，并在回应文章最后说：“我感到，在他[指哈耶克——韦森注]和我的思想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大雾之墙将我们分隔开来”。这场论战，正好验证了凯恩斯在后来所说的一句话：“在经济学中，你不可能判定你的对手有错；你只会让他愈发相信自己。况且，即使你是对的，如果你自己的阐释和说服力上有瑕疵，如果他脑子里已经充斥了相反的概念，跟不上你向他展示的思路，你也不可能说服他。”。
哈耶克向凯恩斯发起的这场论战，第一个回合就这样匆匆草草地结束了。两大经济学高手的这场“伦敦-剑桥论剑”，大致可以归纳为，哈耶克凝重地刺出了“两剑”并回扎了“一匕首”（对凯恩斯回应的回应），繁忙的凯恩斯匆匆回了“一枪”就匆忙退出了，而是让他的一个信徒、意大利籍的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去与哈耶克继续进行理论缠斗。就连目睹并参与了这场争论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思想和生平传记的权威解释人哈罗德（Roy F. Harrod）在1951年出版的《凯恩斯传》中也认为，对于哈耶克的批评和商榷，凯恩斯的“回答是虚晃一枪的躲闪开了”。
对于这场论战，这部著作的作者韦普肖特评价道：“伟大的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这场决斗，是一场技术性的、模糊的、难以理解的，且脾气暴躁的。这基本上是两位重量级思想家的推理逻辑的角力（logical sparring）。哈耶克坚信，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难以认识的，只能从市场中个体间的互动中去部分地理解。而凯恩斯……则相信，一个经济体最好从一个大的图景中来认识，即从自上而下地来考察诸如供给、需求、利率这些经济构成要素的总量来观察。哈耶克卡在了现在所知的‘微观经济学’的思维上，着眼于成本、价值这些不同的经济构成要素；而凯恩斯却正朝着思考经济运行的新思路上酝酿着突破：宏观经济学，即把经济视为一个整体的来理解”。应该说，作者这里对哈耶克与凯恩斯大论战的理解是传统的思路，即基于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表皮理解。而更深层的认识是哈耶克的学生、且一生坚持哈耶克和奥地利经济学分析理路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在后来提出来的。拉赫曼曾指出：“更敏锐的人会认识到，他们正在见证经济世界中两种不可调和的观点的冲突。不怎么敏锐的人只会迷惑不已，不知道论辩双方在吵什么。这并不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普通的央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之间的一场争论，而是经济思想史上两大流派之战所打响的第一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