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东汉“党锢之祸”
党，英语为party（含有一部分的意思），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如今特指政党。在当下话语里，执政的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入党是很光荣的事情。但在古代汉语里，党却是一个贬义词。党的繁体字为“黨”，从尚，从黑；凡是与党沾边的，都不是什么好词，比如结党营私、朋党、奸党、逆党等等。在古代，一个人如若被划为“××党”，肯定要摊上大事，甚至遭致杀身之祸。
东汉桓、灵帝时，许多士大夫、太学生由于评议朝政，被专权的宦官集团划为“党人”，遭到了残酷打击与迫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这个事件发生在桓、灵二帝时期，时间跨度约十年，前后共两起三波。
要说祸事的起因，还得从当时政治局势说起。自汉和帝起，东汉的朝政主要由外戚、宦官把持，两股势力犬牙交错，轮番专权。汉桓帝初期，朝政由外戚梁冀掌握，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氏被宦官单超等诛灭，政权落入宦官之手。无论是外戚专权，还是官宦当道，内政都搞得一团糟。以梁冀为首的外戚集团作恶多端，人神共愤；清除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了酬谢官宦，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贪赃枉法。他们像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宦官文化素质不高，在治国理政上无所作为，搞腐败却不亚于外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大都心理阴暗变态，心狠手辣，本是“孤家寡人”，却异常贪婪，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者侯览传》）。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朱穆传》）；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者单超传》）。他们胡作非为，把朝野弄得乌烟瘴气。
外戚专横，宦官凶狠，皇帝昏庸，不禁令朝野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尤其是，宦官、外戚及其爪牙控制了选官大权，选举不实，暗箱操作，贿赂公行；以至于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状况。官员选用上的腐败，严重堵塞了太学生和州郡学子入仕的出路，引起广泛而强烈的不满。出于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担忧，一些士大夫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外戚、宦官专权，对他们进行抵制或反击；太学生们评论朝政，臧否人物，激浊扬清，对贤能大臣给予褒扬，对弄权的外戚、宦官予以鞭挞，逐渐形成了所谓“清议”，太学因此成为当时的舆论中心；全国州郡学子亦与太学生联络，遥相呼应。
太学当时有学生三万余人，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朝中大臣李膺、陈蕃、王畅等交往，相互敬重、赞赏。太学里流行一种说法：“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与此同时，太学生们对朝中大臣、地方官员及社会名流进行画像与归类，“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在社会上广为传颂。三君，指窦武、陈蕃、刘淑三人，窦武虽为外戚，但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与陈蕃、刘淑同为“一世之所宗”；八俊指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俊者，即为人之英也；八顾指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八人，顾者，即为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八及指张俭、翟超、岑晊、苑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八人，及者，即为能导人追宗者也；八厨指度尚、张邈、王孝、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厨者，即为能以财救人者也。太学生与朝中大臣“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对于宦官来说，更感觉到压力很大，因为他们擅权妄为，正经做不了，坏事干了不少，自然引起了舆论界批评或指责。为此他们很不高兴，时常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并试图予以打击。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徐璜、侯览、赵津的家人或党羽在大赦之前竞相为非作歹，徐璜的侄子徐宣戏射杀人，侯览的家人在故乡残暴百姓，赵津的党羽张泛借横行。而地方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侯览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为受罚的官员辩解，建议桓帝斥黜佞邪，结束宦官乱政。桓帝不予理睬。宦官由此嫉嫉恨陈蕃，因其位高名重而不敢加害于他，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成瑨、刘质等最终下狱遇害，岑晊、张牧等人逃窜得免。宦官与士大夫间的矛盾更加恶化，彼此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河南人张成，擅长占卜，预知朝廷将要大赦，纵子杀人。李膺时任司隶校尉，下令逮捕张成之子，大赦后仍将这个蓄意杀人的恶棍处死。张成系宦官党羽，平素以方伎结交宦官，其子被处死，宦官便借题发挥，指使张成弟子牢修向皇帝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不禁大怒，下令布告天下，逮捕党人，一起波及全国的党锢之祸就此拉开序幕。
李膺被捕入狱，受牵连党人达200余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名士陈寔、范滂等皆被通缉，全国各地都在搜索拘捕党人。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不肯平署诏书。桓帝更加恼怒，干脆跳过正规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拷打，依然宁死不屈。
当时被捕的“党人”大多是天下名士、社会贤达。宦官大肆迫害“党人”，引起了朝野的强烈不满。度辽将军皇甫规就耻于未被列为“党人”，故而上书申述自己为“附党”，“宜坐之”，请求朝廷按“党人”治罪。陈蕃再度上书劝谏，桓帝嫌他言辞激切多嘴，以“提拔用人不当”的理由，免除他的太尉职位。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出任城门校尉。窦武广交名士，清廉刚正，同情党人。次年五月出现日食，窦武趁机上疏请求释放党人，并以托病交上官印相胁，迫使桓帝态度有所松动。安排宦官王甫重新审讯党人，王甫被范滂等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们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于是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宜大赦。当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得以获释，放归田里，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就此告一段落。
永康元年(167年)底，桓帝去世，十二岁的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窦武掌握实权，起用陈蕃，诏为太傅、录尚书事。在陈蕃和窦武的商议下，任用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又征召曾被废黜的李膺、刘猛、杜密、朱寓、荀翌等人入朝，共理政事。与此同时，曹节、王甫等宦官紧密团结起来，谄事窦太后，深受窦太后信赖，继续为非作歹。
建宁元年（168年）五月，出现日食天象，窦武借此建议窦太后解决宦官问题，窦太后不予采纳；窦武也多次劝窦太后，应及早清除宦官，窦太后仍犹豫不决。到了八月，又出现“太白犯房之上将、入太微”的天象，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于是，窦武、陈蕃等人决意清除宦官曹节、王甫一党，并采取相关措施。
窦武、陈蕃任用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雒阳令。窦武还免除黄门令魏彪，以亲己的小黄门山冰代之，让山冰收捕长乐尚书宦官郑飒，关进北寺狱。陈蕃建议立即杀了郑飒，窦武不同意，命令山冰等人审问之；郑飒的供词牵连到曹节、王甫等宦官，山冰等人立即上奏，建议抓捕宦官。
九月辛亥日，窦武归府住宿。宦官朱瑀有所耳闻，趁机偷看窦武的奏章，顿时气急败坏，大骂：“宦官中放纵不法之人，当然可以杀，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难道都要被族灭吗？”并且高声反诬道：“陈蕃、窦武奏请太后废皇帝，为大逆！”当晚，朱瑀迅速召集十七名健壮的宦官，歃血为盟，阴谋作乱。曹节闻讯，挟持汉灵帝，关闭宫门，胁迫尚书官写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收捕山冰等人。杀了山冰、尹勋，释放郑飒。接着，劫持窦太后，抢夺玺绶；下令追捕陈蕃、窦武等人。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变，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场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都被诛灭，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皆夷其族；虎贲中郎将刘淑、故尚书魏朗等皆被诬陷而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
宦官集团先下手为强，彻底改变了局势。于是一群小人得志，参与政变的宦官趾高气扬，坐地分赃：“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见《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与此同时，他们对被指为“党人”的士大夫、太学生进行残酷打击，疯狂迫害。李膺、杜密等人再次被罢官，李膺被捕入狱处死，杜密愤然自杀。《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记载：“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皆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可见，第二次党锢之祸，株连之广，为害之深，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八年之后的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仗义执言，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汉灵帝看了奏折，勃然大怒，不仅没有采纳曹鸾的建议，反而下令收捕并处死他。随后，灵帝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为官者，一律免职，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这是党锢之祸的第三波，涉及到更多的无辜者。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黄巾起义暴发，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军一同作乱，遂于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直到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去世，被董卓把持的东汉朝廷才正式为陈蕃、窦武等人平反，党锢之祸总算就此结束了，而东汉王朝已然奄奄一息。
“党锢之祸”全过程大抵如此，虽然事情过去1800余年，但这个恶性事件并不是历史上的孤例。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可是，党锢之祸在东汉两次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还是悲剧，或者说是惨剧。类似“党锢之祸”事件，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时常发生，而且每次都是悲剧，这既令人扼腕叹息，更值得反省叩问。
就事论事，咱们不禁要问：东汉宦官集团何以大兴党锢之狱？
问题的答案，或许只有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言最为准确：“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严格地说，外戚也好，宦官也好，即使在封建专制时代，都不具备掌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但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容易与皇帝亲近，故而能窃取权力，把持朝政。即便权力来路不正，只要一朝权在手，也把令来行。尤其是对于宦官来说，一旦掌握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更是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肆意弄权，胆大妄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再说天下是皇帝的，哪怕搞得乌烟瘴气、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因此，宦官专权的时代都异常黑暗。
所谓滥用权力，当然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所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不愿意接受监督或约束。宦官擅权，本来名不正、言不顺，故而面对士大夫与太学生的议论与抨击，他们会感到压力很大；尤其是面临权力被剥夺的时候，他们会趁机找借口报复，变本加厉地打击政敌。而最有效的打击，莫过于让政敌闭嘴或永远闭嘴；永远闭嘴，就是将其人杀害，甚至株连灭族；闭嘴，就是剥夺其人话语权，将他从体制内清除，放逐出去，终身禁锢。
其实，宦官大都是小人，缺乏文韬武略。可是，宦官何以成为“党锢事件”的赢家，而士大夫与太学生却是输家？
客观地说，宦官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他们可以控制或代表皇帝。在那个年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是正义与合法的化身。所以，宦官可以借皇帝的名义打击政敌。一方面能在皇帝跟前进谗言，对那些士大夫与太学生妖魔化，将他们划为“诽讪朝廷”、“为大逆”的“党人”，另一方面借皇帝的诏书发号施令，对“党人”进行打击迫害。
当然，上述有利条件并不足以使宦官注定成为赢家，真正使宦官获胜的原因是他们的小人做派。由于工作需要，东汉宦官都被人为阉割，这不仅使他们丧失性功能，而且扭曲他们的人格与人性；特定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大都成为心理阴暗的小人。宦官一旦得势把持朝政，往往会释放人性的暗能量，形成一股为非作歹的黑恶势力。相对而言，陈蕃、窦武、李膺等士大夫都是正人君子，他们疾恶如仇，试图清除以宦官为代表的黑恶势力，也是为江山社稷着想。
但是，君子与小人交锋，获胜的往往是小人。尽管第一次祸事之前，以李膺为代表的士大夫依法处置了宦官的亲属、爪牙，取得了“打黑”斗争的初步胜利，而最终却一败涂地。
那么，君子何以斗不过小人呢？
问题在于，君子讲规则守法度，即便是“打黑”，也要走程序，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办事。比如，窦武想解决宦官问题，先征求太后意见，太后没有同意，他便犹豫不决；当他决意行动之后，他下令抓捕宦官郑飒，交给北寺狱审讯，查出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罪行，上奏朝廷予以法办。这么做，自然是君子所为，却因此贻误时机，给对手反扑的机会。
反观小人，他们无所顾忌，不守法规，不择手段。君子试图依法“打黑”处置小人，而小人却利用“黑打”收拾君子；“打黑”终究不及“黑打”，君子完败于小人。
宦官施行的“黑打”，主要表现为：
首先，给对手戴上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划为先是以接近皇帝的便利，刻意进献谗言，诬告士大夫与太学生勾结，诽谤朝廷，败坏风俗；然后又污蔑窦武、陈蕃等大逆试图废除皇帝。这样，他们可以牵着皇帝的鼻子走，让皇帝为自己阵营站台，把对手划为图谋不轨的“党人”，使自己阵营占据道义和道德最高点，也为施行“黑打”披上合法的外衣。
其次，以非法手段实施最残酷的打击。他们假借皇帝的名义，不经过法定程序，就对“党人”进行武力镇压，将党人领袖杀害，并诛灭其亲属；即便皇帝不配合，他们也敢于绑架或要挟，“挟天子以令诸侯”。凭借窃取的权力，他们大开杀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再次，以拉网式搜索试图赶尽杀绝。他们在全国州郡发布诏书，命令地方抓捕党人，宁可错抓一批，也不轻易放过一人。除社会名流被指为党人在劫难逃之外，那些与党人毫无瓜葛的人，由于遭到仇家的举报陷害，也被当作党人处置，未能幸免于难。太学生领袖郭泰预感党锢的残酷，选择了回避与沉默，侥幸躲过一劫。
宦官集团如此“黑打”，无非是借恐怖威慑，禁锢人们的头脑，封闭人们的嘴巴。的确，通过捕杀党人和太学生，有效地遏制了社会舆论，“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风顺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 （见《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这种万马齐喑、选举逆淘汰的局面，正是宦官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对于东汉王朝来说，党锢事件严重伤及国本，为它的灭亡埋下了大祸根。
伴随东汉王朝的衰亡，“党锢之祸”总算悄然中止。遗憾的是，类似的祸事不仅没有绝迹，而且往后还频繁出现。东汉宦官集团所制造的“党锢”事端及创造的“黑打”手法，为后世统治者或权臣打击政敌或排斥异己树立了成功的范例。每当他们感到舆论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使出“黑打”手法，给对方罗织各种罪名并扣上什么党人的帽子，从而置之于死地，并且诛杀其亲属与同党，以至于赶尽杀绝，使对方永世不得翻身。历史就这样循环往复，没有规则与文明，只有血淋淋的坑害杀戮，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归根到底，祸事的根由就在专制制度本身。帝王专制时代，不仅容易滋生宦官或外戚专权现象，而且权力运行机制也存在诸多弊端，限于文章的篇幅，这里不做详细论述。可以肯定，只有实行民主宪政，真正走向政治文明，才能避免“党锢之祸”的发生。因为在民主宪政社会，权力的赋予与获得，都必须遵循法律与规则，任何人都有表达权、参与权、选举权，不需要也不能以你死我活的杀害来巩固或获得权力。不管你属于哪个政党，你都可以行使你的政治权力，绝不会遭遇“党锢之祸”，更无性命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