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所谓加强，就是2005年仍将在较紧的经济环境下运行；所谓改善，就是在宏观调控中处理好市场化手段、行政性手段和法律手段之间的关系。前者表明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基本判断，后者则反映了对今年调控效果的一种反思。由于宏观调控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是什么？应该如何评价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政府应该从何处着手改善宏观调控？

回首十年宏观调控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三次宏观调控，政府都采取了市场化手段与行政性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保持了经济较为稳定的增长，但宏观调控尚缺乏预警机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基本上遵循相机抉择原则，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有过三次引人瞩目的宏观调控。简要回顾与评价这三次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效果，将有助于政府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的改善。

第一次宏观调控始于1993年。1992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超高速增长，这一年GDP增长率高达14.2%，而1990年仅为3.8%。人们把1992年经济的突然起动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对经济的最大刺激在于激活了两大要素市场：一是以土地批租合法化所形成的土地市场，二是以股市为核心的资本市场。然而，土地市场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提高了所有产出品的要素成本，资本市场的开放使众多融资者可以通过直接融资方式拿到巨额资金，而这些资金中的一大部分又转而投向土地市场，造成了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进而带来产品成本的普遍上升，同时也刺激了与土地建设相配套的进口。到1993年，CPI（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14.7%，1994年进一步上升了24.1%，而外汇储备日益减少。为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大幅度调高了银行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最高时达12%），并实行保值储蓄。为解决国内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出口企业大面积亏损，也为解决外汇储备日益减少的问题，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对美元的汇率从5.8:1一次性贬值到8.7:1，贬值幅度达50%。在这种强有力的调控措施下，至1997年CPI回落到2.8%，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194亿美元上升至1399亿美元，而经济增长率仍保持8.8%。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是成功而有效的。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不可小视。在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不利条件下，人民币顶住了贬值压力，树立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但当时人民币不贬值的背景恰恰是1994年人民币提前大幅度贬值。对国内经济来说，在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了以产品过剩为特征的通货紧缩，

CPI连续五年为负数或接近于零。尽管我们仍保持着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因此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了以扩大内需为主基调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从调控措施上看，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从13%一直下调至6%，连续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开始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从效果看，扩大内需的政策收效并不显著，资本市场持续走低，渐渐失去了晴雨表作用和融资功能。

从2003年开始，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而引致的土地价格的上升，各地出现了竞相圈地、炒作地价的投机热潮，对重化工业的投资也开始加温。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并开始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和部分生产资料领域投资过热现象的政策调控，但在“非典”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主基调仍偏向扩张。直至2004年4月，能源、原材料出现了短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房地产价格进一步冲高，中央才开始实施较为严厉的紧缩政策。

通过回顾以上三次宏观调控，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在三次宏观调控中，政府采取市场化手段与行政性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使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或与目标比较接近，从而使经济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但宏观调控尚缺乏预警机制，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现象已经出现时才进行调控，而当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进行调控，容易使政策力度过猛，再加上宏观调控政策往往具有滞后性，因而会导致调控过度，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基本上遵循相机抉择原则，而没有形成一种调控的规则或制度，由于相机抉择具有随机性，变化速度较快，不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如果我们能够事先知道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势，或能够预测到经济运行的基本拐点，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可顺势而为，就可以减少调控的失误。

经济波动监测预警

建立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可以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大量信息，使政府能够变事后调控为事先调控，化被动为主动。同时，为提高监测预警的精度，尚须根据我国经济格局的变化进行完善修正。

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测预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早在上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商学院就开发出包含商情指数、货币指数、投机指数的哈佛景气指数，用以预测经济运行的趋势。以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开发出由领先指标、一致指标和滞后指标组成的景气监测体系。二战后，亚洲各国，尤其是日本开始引入这套体系，并逐步开发出以扩散指数为核心的景气信号体系。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NBER开始着手编制国际经济景气监测体系。80年代后期，由美国国际商业循环中心为首的研究机构在经合组织（OECD）内建立了国际商业循环监测体系。尽管监测效果仍有不理想的地方，但这些体系在跟踪国际经济衰退与复苏，揭示经济增长与衰退的原因，预测外贸流动转向以及事先发出景气趋势警告等方面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少专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世界性大衰退危机的逐渐消失都与对经济的跟踪监测和及时预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国对经济波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经济波动的轨迹与五年计划基本吻合。改革开放后，尽管由五年计划所引起的投资冲动，以及由投资冲动所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依然存在，但经济波动中也渗入了市场供求冲击的因素，再加上体制变革所带来的经济能量释放，导致经济波动的规律难以把握。为此，不少研究机构开始对经济波动的状况进行跟踪监测，力图寻找到预警的方法。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研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国家统计局建立的景气监测预警系统。

国家统计局的这套系统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此后一直作为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参考依据。从90年代后期至今的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看，经济波动基本趋于平稳，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基本控制在7%-10%之间，大起大落的现象已基本消失。这种经济波动状态正是我们一直追求的。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已大大加强，调控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证明有没有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大不一样，这套系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大量信息，也使政府能够变事后调控为事先调控，化被动为主动。

然而，不可否认，这套系统在监测预警的精度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这次经济过热，景气系统直到2004年4月才出现红色预警。其实这轮经济过热的迹象早在2002年下半年就已显现，只是被2003年的“非典”所掩盖，但“非典”过后经济依然顺着2002年的轨迹在运行，而这套景气系统却失去了敏感性。再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的经济迅速从通货膨胀转变为通货紧缩，但当时预警系统并没有及时提示，导致1997年底我国继续实施紧缩的调控政策，延迟了政策转变的最好时机。可见，对经济景气的监测预警系统必须根据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不断修正。就目前来说，至少有以下因素必须纳入该系统：

其一，国际经济发生的重要变动。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已达1.1万亿美元，占我国当年GDP总额的比重已超过70%。在如此高比例的国际贸易额下，很容易产生输出输入型通胀或通缩。因此必须将国际经济的变化纳入预警系统，尤其对那些占我国对外贸易额和直接投资额比重较大国家的经济变动状况必须进行一体化监测。

其二，对影响经济运行重大事件的监测。有些事件可以改变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势，而有些则不会。例如2003年的“非典”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势。但如果发生像美国“9·11”事件或这次印度洋海啸事件，则可能会改变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势。因此监测预警系统中必须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有所考虑。

其三，对投资进行结构性跟踪监测。实践证明，投资波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但不同的投资项目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投资项目所形成的产业链非常长，对这些项目的投资会引起一系列的后续投资，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会大于那些产业链相对较短的投资。此外，由于我国已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那些大量消耗资源的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很大，也必须加以区别对待。

规则胜于相机抉择

对于如何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不少专家认为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从原则上说并没有错。但是，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可信的宏观调控规则。

从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的效果看，宏观调控对稳定我国经济确实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宏观调控政策所具有的滞后性。例如，1993-1994年实施了针对通货膨胀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到1997年通货膨胀问题得到有效控制，但1998年我国经济就全面进入了通货紧缩。原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效应在通货紧缩时期仍起着作用，以至1998年以后实施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直至若干年后才开始起作用。可见前期政策的滞后性影响了后续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政策滞后性所导致的问题被称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就有获得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他们在197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的著名文章，认为，由于政府执行经济政策能力的不完善性，经济政策与实际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由于各个时点的约束条件不同，政府事先认为的最优政策，如果影响了人们对政策的预期，通常在事后的执行中会产生偏差。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所制定的政策，到真正实施有一段时差，这时经济状况已发生了变化，原先制定的政策到那时就不会停留在最优状态。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改变政策，但如果政府经过重新考虑选择的最优政策与最初的最优政策存在一定差异，仍会形成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因为当公众形成了政策预期，他们就会根据预期改变自己的对策，也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就会迫使政府不断修正自己的政策，造成政策之间的不稳定。因此，他们认为，规则比相机抉择更为重要。如果政策不是按可信的规则，而是相机抉择的话，最终执行的可能会是一个较差的政策。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上述思想对我们改善宏观调控政策是有启发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不断完善调控的规则，建立起一种可以预期的制度，而不是相机抉择，那么就可能达到宏观调控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例如英国、德国、瑞典等国运用了这一理论对央行进行改革，通过立法正式授予央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权。由于央行会在事先确定物价稳定的目标，所以就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了按不变的长期规则执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在欧盟进行的关于新欧洲央行设计的讨论中，也是坚持制度设计要使政策措施可信可行的原则，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领域改革的重点，正从孤立的政策措施转变到能够消除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政策抉择制度框架上来。而正是这种改革，保证了近年来欧洲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从这点上看，我国经济政策在时间一致性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例如在证券市场上的政策就一波三折，对国有股减持问题、股票全流通问题、新股发行方式问题、对违规上市公司的处置问题的政策前后不一致，这些缺乏一致性的经济政策使投资者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政府所期望的政策效果也就不容易显现。

对于如何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不少专家认为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从原则上说并没有错，但是，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经济现象是很难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的。例如，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时，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生产资料价格日益攀升，消费需求却始终不能被带动起来，表明生产性扩张无法向消费领域传递；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内需却始终不能被激活，导致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进出口；一个储蓄水平最高之一的国家，资金却是如此匮乏，以至于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外资的引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与一般经济理论相悖的现象是最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也是我们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所必须把握的。就我个人的理解，这些现象的存在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国长期存在着的二元经济结构有扩大之趋势。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导致城市化过程的成本过高，城市化由东向西推进的速度比较缓慢。已经基本城市化的东部地区资金运用效率比较高，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往往会通过市场化方式流回东部地区，从而导致有钱的更有钱，没钱的更没钱的“马太效应”。东西部投资规模的差距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增长水平上的差距。由于城市与农村在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上差异巨大，而以城市消费结构为主导的消费品生产体系与消费模式难以向广大农村地区传导，从而形成了消费模式的阻隔，这就导致了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

第二，从人均角度看，中国是一个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除了能源和基本原材料外，土地资源也十分贫乏。对13亿人口来说，粮食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但由于环境污染和土地沙漠化，我国的耕地面积越来越紧缺。从历年通货膨胀的起因看，粮食价格的上涨都是主要导火线。但是，从产业升级角度看，我国正处在向重化工业转轨时期，大量从事重化工业的外资也源源不断向中国转移，各方面的舆论也在推进把中国建成“世界工厂”的步伐。然而，无论从能源、原材料瓶颈还是从土地有效使用的角度看，“世界工厂”之重任并不是那么好承担的。因此，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遇到了不可回避的阻力。

第三，由于地方政府被赋予了经济增长之使命，因而投资冲动很难得到控制。作为一个大国，财政的分权管理是一个必然趋势。从信息充分与否的角度看，地方比中央更清楚本地区经济的优势劣势，也更了解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因此其决策更贴近本地区的实际。然而，分权也会导致重复建设、地区间相互封锁、不利于市场一体化建设等弊病。因此在分税制条件下，必须对地方政府的事权进行重新界定。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的事权也应该不同。对于轻纺工业和与生活相匹配的第三产业，地方政府的权限可以大点，而在发展重化工业以及与国土整治有关的领域，事权应该向中央集中。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波动正面临着需求与供给的双重冲击，结构性调整的任务相当繁重。在这种国情下，任何单一的宏观调控手段都会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宏观调控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立完善的制度（规则）为主要目标，培育公众稳定的预期，通过对分权体制的重新整合，采取市场化为主、行政管理为辅的方法，逐步改变相机抉择机制，使宏观调控向更高层次的宏观管理过渡。（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