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邓小平之后，新一届领导人恐怕是最不掩饰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了。在他2013年的“就职演说”中，新一届领导人明确提出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实现 “中国梦”而鞠躬尽瘁。而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梦”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而“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新一届领导人的爱国主义似乎又和以前的几代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爱国主义都有所不同。新一届领导人的爱国主义至少有四个新的特点：超越朝代更迭；超越党派及意识形态（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爱国主义不是“喊口号”而是和现实政治紧密相连；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警世危言。新一届领导人所展现的“新爱国主义”对中国的未来也许意义重大，因为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必须拥有这样的一种“新爱国主义”。

不再割断历史的新爱国主义

120年前的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以满清帝国的惨败并向日本赔款和割让领土而结束。在新一届领导人主政之前，尽管中共时不时会提到“甲午之殇”，但大部分时候，新中国都是试图和腐败的晚清帝国划清界限的。但今年，新一届领导人却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场合提及“甲午之殇”，并强调“甲午之殇”乃“剜心之痛”。

今年还是第二次中日全面战争爆发77周年。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迫使国共两党至少暂时摒弃前嫌，共同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8年的全面抗战，中国人民拼死抵抗，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冲突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之一。但此前，中国大陆的“抗战胜利纪念日”是8月15日（即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终战”的那一天），而不是国民政府在1945年宣布的9月3日。今年，大陆正式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为9月3日，从而实现了与国民政府的“历史对接”。在9月3日，大陆民政部还公布了首个大陆官方版的“抗日英烈名录”。这一名录最醒目之处是它不仅包括了许多大陆中小学生耳熟能详的共产党英烈，国军将士也占到了名录的三分之一。而新一届领导人在9月3日的抗战胜利日讲话中更是特别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这几个看似没有太多联系的举动表明，新一届领导人心目中的爱国主义是一个不再割裂历史的爱国主义。尽管新一届领导人的新的爱国主义仍旧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地位，但却不再只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新一届领导人的新爱国主义承认了历史的延续，因而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新中国的荣辱当然是我们的荣辱。但是，如果汉唐辉煌和“四大发明”都是我们的辉煌，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清帝国和中华民国的荣辱也是我们的荣辱。至少在1840年以降，在中国近现代国家观念逐渐形成的历史脉络中，我们不能只要满清的荣耀，却不承认满清的耻辱就是中国的耻辱。同样，我们也不能只要1911-1949年国民政府的荣耀，但不承认国民政府的耻辱就是中国的耻辱。雅尔塔协议不仅仅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耻辱和损失，而是整个中国的耻辱和损失，就像波茨坦宣言也不仅仅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荣耀，而是整个中国的荣耀一样。

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总是以我们是少数几个有着延续文明史的国家而骄傲，那我们就不能“选择”和“剪裁”历史，更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国史”，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现代化的“爱国主义”。

基于现代公民身份的“新爱国主义”

前面提到，在9月3日，大陆民政部还公布了首个大陆官方版的“抗日英烈名录”，而国军将士在这份名录中占到了三分之一。而新一届领导人在9月3日的抗战胜利日讲话中更是特别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这些举动也同样表明，新一届领导人心目中的爱国主义是一个不再强调党派之争（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不再过于强调信仰或意识形态之争的新爱国主义。新一届领导人的爱国主义因而使得中国大陆可能真正开始拥有一个超越党派、阶级、信仰和族群的“新爱国主义”，而这样的“新爱国主义”是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精神支柱。

无论如何看待，无论是谁的责任，1927-1937年和1945-1949年的两场国共内战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在内战的战火中，中华民族死伤无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并最终导致国家至今分裂的局面。而两岸的分裂又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岸均不能按一个正常的中央政府来管理国家，也不能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在外交上失误和损失巨大。事实上，1949年后，为争夺其他国家的承认，两岸都付出了难以估量和刻骨铭心的代价。

因此，中国要想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一个超越党派、阶级、信仰和族群的“新爱国主义”。换句话说，中国要想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需要的是一个基于公民身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基于党派、阶级、信仰和族群的分割之上的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强调的是一个公民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而不再以其他的东西来划分爱国与否，尽管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新一届领导人展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正是这样的“新爱国主义”的雏形。

爱国主义不是“喊口号”，而是实际的行动

新一届领导人身上的爱国主义也不仅仅是停留在“喊口号”和思想教育上，而是呼唤实际的行动。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中共在反腐风暴中对“裸官”的清查和清洗上。对“裸官”的清查和清洗当然是深得民心，但这也许不是清查和清洗“裸官”的全部意义，甚至不是其核心意义。至少，清查和清洗“裸官”是构建更加坚实的“新爱国主义”的必要。

很显然，我们不能指望那些举家都已经怀揣他国的护照，资产已经转移，因而随时都可以弃这个国家而去的人士会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能挺身而出，奔赴疆场；我们甚至都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仍旧忠于这个国家。

同样的，我们大家都明白，当一个官员为了个人的利益牺牲了国家利益时，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爱国者，无论他在官方场合多振振有词宣称自己对国家和党的忠诚。换句话说，在一个官员成为“裸官”和“贪官”的过程中，他已经用他的行动宣布了他对中国的不忠诚。而显然，如果中共的官员都不能做到基本的爱国，中共也就失去了要求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要爱国的道义基础。在任何一位“贪官”和“裸官”面前，任何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都是更加“高大上”的爱国者：因为普通的中国公民都是实实在在的。

新一届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是那些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嘴里喊着爱国口号却干着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爱国主义”。新一届领导人和他的同事，通过反腐风暴中对“裸官”和“贪官”的清查和清洗，正在为这样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爱国主义”打下一点基础。

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警世危言

毫无疑问，新一届领导人和所有的中国公民一样，都完全有理由为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和进步而对中国的未来更加充满希望。但是，在肯定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发展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新一届领导人和他的同事们都在不断地提醒他们自己中国的未来仍旧需要艰苦奋斗，而不是一味强调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尽管这些成就肯定是重要的。新一届领导人和他的同事们深知，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警世危言。

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光是论证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和辉煌无助于我们的国家治理的改善和社会发展的提升。无论是否有“中国模式”，中国在近代后的现代化历程肯定有它值得研究的地方，但是，一味说中国模式的好却无法让我们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中国模式。

因此，那些研究中国模式的中国专家们如果只会一味歌功颂德，他们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一味的歌功颂德只会让我们固步自封，要么让我们重新回到蒙昧时代，要么让我们在自我陶醉中让中国失去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任何益处。

纵观历史，多少朝代和帝国都在歌舞升平和自我陶醉中衰败甚至灰飞烟灭了。大唐盛世不是衰落了么?康乾盛世不是也衰落了么?罗马的辉煌不也只空余“多少楼台烟雨中”了么?西班牙的辉煌不也只剩下“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了么?

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和一个伟大国家的精英们最重要的素质永远都是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炫耀和自我陶醉。歌功颂德国运衰，警世危言国运昌。

新一届领导人的“新爱国主义”及其含义

任何割裂历史，仍旧秉承党派、阶级、信仰、族群、地域的分割的爱国主义都将撕裂一个国家和社会，从而减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因而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罕见拥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因为爱国主义要么从属于某个党派或阶级，要么从属于某种信仰。

现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必须是超越党派、信仰、阶级、族群和地域的爱国主义，也就是以现代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爱国主义，中国才真正有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新一届领导人身上的“新爱国主义”正是这样的一种爱国主义，因而有其深远的涵义。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