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兄弟每个人单独打开来都是一本书，可以分开来看，五个人合在一起，则堪称一部多篇章、很有些分量的大书。到了晚年，五兄弟的生命可以说是五脉相通。

我想讲讲我对周锡瑞先生的书《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的一些看法，以及我对叶家的一些感受和理解。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既是叶家的成员，又是个做历史的，我是带着双重的身份来评论这本书、讲述自己的想法的。

多年前，我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心中曾经涌动过强烈的寻根愿望，好像突然听到埋在血脉深处的呼唤，亟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来谈叶家，无形中我承受着的是几代人的生命之重。但我毕竟没做叶家史，只是近些天来为准备开会发言看了些材料，越看越觉得自己所知有限，加上时间关系，不可能展开来谈，只能大致搭出个架子，讲一些皮毛。

先讲讲我对周先生书的总体看法。这是一本写给西方读者的书，更确切地讲，是写给美国好大学（哈佛、耶鲁之类）高年级大学生的书，书的分析框架来自西方学者（主要是美国）对中国近现代有关历史的研究。书的“前言”中说，该书目的是humanize 中国历史，中文将humanize翻译成“人性化”。说实话，我不太明白何谓humanize，也觉得“人性化”的译法可以商榷，但就按照我的含糊理解，我首先想说的是，周的尝试非常可贵，书中有些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如对坤厚公（叶坤厚，1802-1889）的描述栩栩如生，把一百多年前的一位清朝官吏写活了。而他是我的老祖宗，这令人感觉奇妙，为此我十分感谢周先生。书中五伯叶笃庄和五娘孙竦也都有血有肉。我小时的记忆中，美丽的五娘脸上总带着些许苦意，表情不舒展。看了书，才知道她当年是天津南开女中“三个摩登女性”之一，是个艺术女青年和性格果敢的“辣子”。她如何变成了后来那个有些畏缩的人！

但同时，用“人性化”的“标尺”来衡量，周书也有不尽如人意处，使我感到像是以西方的中国研究为脚本（script），拿叶家的人和事做illustration。怎么来恰当地翻译illustration呢? 这里我自造个词：“人注”。在书中多处，叶家人被作为“人注”，来阐释和“图解”美国学者的研究。书中写到多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叶家人也身在其中，而缺乏对他们的思想理念、精神追求、内心世界的挖掘，缺乏对他们作为主体性的人的把握，这个缺欠在涉及我父辈那代人时比较明显。

周书的历史跨度一百多年，从晚清一直到当下，晚清部分写得好，反映了周先生的深厚功力；民国和共和国部分，即几乎整个二十世纪，则相对弱一些。我今天想集中谈谈我的父辈。他们在二十世纪早期出生，二十世纪末或二十一世纪初陆续离开这个世界（目前仍在世的是我已年近百岁的父亲叶笃成和五姑叶笃柔）。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二十世纪的中国，用李零先生的话讲，是“血流成河，泪流成河”。我的父辈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并且常常身处二十世纪社会大变动漩涡的中心地带，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历的，他们差不多都经历了，且往往更深，更甚。

多年来，对于父辈，我是带着一些问题的，也有些想法，它们可以被看成是对周书的补充和对照。

何来家族认同？

我们这个家族，从坤厚公算起，到我这一代，已经离开乡土一百多年了，是一个六代城市中等精英家族。在中国，六代城市的家族恐怕不是很多；在“大变局”的一百多年来，“君子之泽、六世未斩”，一直维系着中等精英社会政治地位的，恐怕也不是很多；而对我更加有意义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家庭作为“institution”（制度）受到解构和被重新定位的时代，在战争和社会政治革命频仍的局面下，在1950年代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下，叶氏家族如何不但survive了——存活了下来，并且在进入1980年代后thrive——“发扬光大”了？正是进入1980年代（即“改革开放”时期）之后， “叶家人”这个词开始挂在父辈和我们这代人嘴边，表明清晰的家族认同的形成。一个家族的认同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重塑，我关注的，是以我父辈一代人为主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形的家族认同。该如何在二十世纪的背景下解释一个有着自觉家族意识的城市精英家族呢？

南开五兄弟

我的看法，人口众多的叶氏家族是以南开五兄弟为核心成员的，家族认同的基础是五兄弟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而他们互相认同的基础，又是建立在相近的理念之上的——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五兄弟在价值观念、对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看法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凝聚叶氏家族的，是五兄弟共同怀抱的理念，而并不仅仅是亲情。要理解这个家族，就需要理解五兄弟共通的精神世界，对此，我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愿意在这儿先把这个看法提出来。

这里出现了“南开五兄弟”的概念，这是与周先生按照出生顺序（birth order）来分组不同的。叶家兄弟姐妹众多，有兄弟八人、姐妹三人。人数一多就有了“分组”的必要，照周先生的分法，我三伯叶笃义在“长子”组里，与大伯和四伯在一起，周先生并引用西方有关理论，说明“长子”的特点。我的分法，是将在天津南开中学受到完整教育的五兄弟放在一组，其中包括叶笃义（兄弟中排三），笃庄（五），笃廉 / 叶方（六），笃正（七），和笃成 / 方实（九）。中学毕业后，五兄弟相继进入北平和日本东京的大学接受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时，笃义已于1934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其他四兄弟仍为在校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五兄弟之外的其他兄弟（大、四、十二）并没有受到系统完整的现代中学和大学教育。

这两种不同的分法，反映了我和周先生对二十世纪社会家庭变迁及学校教育重要性的不同理解。我认为，到叶家兄弟逐渐长大成人、面临道路选择的1930年代，在家庭中出生的顺序已经不那么重要，而学校及社会的重要性则大大提高。特别是，1930-1931年间，叶家遭受重大家庭变故，家中三位长辈：祖母、父亲及一位母亲（笃义、笃廉、笃正、笃成四兄弟之母）相继去世，原有的长幼有序等级森严、似一自洽小社会的大家庭受到重创，开始走向解体；同时，自1931年“九一八”起，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1933年春长城抗战失利后，日寇对华北地区步步进逼，平津成为事实上的对敌前沿。

我七伯叶笃正和我父亲叶笃成于1930年秋同入天津南开初中。多年后我亲耳听七伯说，他上南开前只知有家，上了南开才知有国。我父亲也说过，他是上了南开后才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学校的教育和经历对我父辈由“家”（家庭成员）而“国”（国家一分子）身份认同的转换作用巨大。五兄弟相继经历了这一重要身份转换，这也应是他们日后共同理念的基石。

此时的“国”，受欺侮、遭宰割。我父亲记得日本浪人光天化日下对着河北省政府撒尿，我与七伯笃正最后一次有质量的对话是在他去世前一年（2012年）夏季的某日，此时他已十分虚弱。说起来当年日本人在天津，他“太……太……”了几遍，说不出后面的词，我接下去说，“太坏了”， 这时七伯终于说出，“太欺负人了！”一位九十六岁的羸弱老人说出来的话比我要到位得多。

五兄弟的“民族主义”，是被欺凌民族的“民族主义”，不是用来欺负别人的。七伯晚年看到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入侵者扔石头，说“我们当年连石头都不能扔”。

富家子弟与“革命”

我五伯叶笃庄在兄弟中对这个家族琢磨最多。他曾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为什么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个家庭的孩子里，大（叶笃仁 / 刚侯）、十二（叶笃慎）与“革命”无关，四（叶笃信）同情革命，但未直接参与。五伯指的，就是“南开五兄弟”。按照今天“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叶家的这些子弟，算是“官五代”“富五代”了，他们为什么会“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今天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我在这里姑且将“革命”放在引号里，而不去下定义。我五伯理解的参加革命，并不是后来加入了中共的老六笃廉和老九笃成才算数的，他就自认为当年是革命的。无独有偶，若干年前，我亲耳听到七伯笃正也说自己是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让我有些惊讶，但这是科学家叶笃正的自我定位。而我三伯笃义，则在他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中，将自己称为“社会的革新者”。“革新”与“革命”虽有区别，也有重叠。也许，我们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可以有超越党派、更加宽泛包容的理解。叶家五兄弟在其中有各自的位置，这也应是他们日后在理念上互相认同的另一重要基石。

五伯曾说，众兄弟走上“革命”的道路，与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周书对这一重要看法似未加特别注意。五兄弟的母亲都是姨太太，在家中的地位处于“主”“仆”之间。虽然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但在“老太太”和“太太”面前，仍不免处处小心，忍气吞声。三伯笃义晚年说到母亲临终前为死后装殓事哀求太太时的情形，仍不禁老泪纵横。兄弟们说起天津叶家，都不约而同地用到“封建”一词，这表明的是一个批判的立场。五兄弟对家庭的感情是复杂的。

多年前，我曾听过七伯笃正和我父亲回忆他们儿时经历过的一件事：一天，六七岁的兄弟俩在家里的大门口外玩耍，迎面走来一对乞讨的祖父和孙女。看到两个小少爷，祖父低声下气地就要磕头，这时小女孩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晚年兄弟俩分别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居然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的话，对她的骨气赞叹不已。当时小兄弟们身上没有钱，看着老人和女孩空手而去。若干年前，已年届九十的七伯在一次访谈中，说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歉疚的事情之一，并说如果那个女孩今天还活着，他愿向她当面道歉。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虽然出身富家，但叶家兄弟对当年社会的不公是有认识的。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社会的革新者”在五兄弟的追求中，包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在今天这个对贫富差距熟视无睹的冷漠社会，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

“一二·九”那代人

我的看法，五兄弟都属于广义上的“一二·九”那代人。近年来，我以南开中学1936班（我父亲的班级）为主轴，一步步地梳理那代人的思想脉络。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南开校园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和“美国试验主义”的土壤环境中，在当时“白色恐怖”围追下中共“自顾不暇、无心插柳”的政治形势里，如何产生出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其中不少人是富家子弟。最近在媒体上听到“三十年代左倾时髦”的说法，让我反感。当年左倾，是要担风险，甚至要被杀头的，哪里像是今天这个“小时代”的人在赶时髦？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迷茫、愤懑中为国家、为民族寻找出路。这里的关键词是“找”，是个主动词。同龄人抱团儿一起找，声气同求、相互启迪。这是有主体性的一代人，是个在相当程度上自发政治化、自觉政治化的一代人。他们都非常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同情劳苦大众，对中共由开始时视作“匪”到逐渐同情。周在书中讲到抗战前的校园和青年时，引用了美国学者易社强和叶文心的有关研究，我认为他 / 她们两位没有能够解释清楚那代人，我自己因为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这么说是有底气的。一二·九运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1933、1934、1935那几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到1935年底，地火喷出来了。平津地区处在对敌前沿，平津学生首先发出怒吼，顺理成章，如果不发声才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哀。

叶家五兄弟都在“找”，寻找的时间段有先后，强烈程度有不同，但都在找。五伯叶笃庄是兄弟中最先左倾的，对其他四个兄弟有深浅不同的影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六（笃廉）、七（笃正）、九（笃成）积极投入，五伯在东京热心参与左翼活动，与中共在东京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并讨论了在天津办书店事宜。他于1936年秋季休学一学期，回国办理此事。大学毕业后的三伯笃义在1936-1937年间有一次极好的留学机会。我父亲后来问他为何不去，他说学生都上街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国家。“一二·九”运动对三伯的感召之深，影响到他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五兄弟都是广义上的“一二·九”人。

可以说，“南开五兄弟”的格局在1936年秋办天津知识书店时就开始形成了。为办书店，倡议人笃庄出资三千银元，其他四兄弟各出一千银元，都是从刚刚分家得到的钱里拿出来的，都不是小数目。此时笃义已有家累，但他也出钱了，并说，兄弟们都清楚书店有中共背景（由中共北方局领导）。在当时的时局下（西安事变尚未发生），五兄弟出资办有中共背景的书店是个可圈可点的举动，但周书对此着墨不多。办书店也是五兄弟和其他兄弟在政治上的一次分野。

1937年7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天津。最先被炸的是南开大学，日机一面扔炸弹，一面撒传单。大批的中国人不去抢看传单，却围在知识书店门前看书店停业告示，告示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矣诸君，望珍重！”三伯说他参与了告示的拟定，而我认定这句话就是他写的。多年后三伯对当年的情景有个描述，读时我脑中浮现出一幅令人泪下的画面：头顶着狂轰滥炸的日机，天津民众与书店作别，也与和平作别。这幅画面一定长久地留在三伯心头。

抗日战争

对抗日战争我需要做功课。周书认为战争导致兄弟们走上不同的道路，进入不同的政治阵营，并决定了他们在毛时代的政治处境。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问题。战争爆发初期，五个兄弟都离开平津，都“在路上”，连已为人父的笃义也一度离家去了山东。六伯笃廉已于1936年春加入中共，“在路上”对其他兄弟意味着继续寻找政治归宿。1939年笃成也加入中共，而此前笃正已决定去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笃义和笃庄的经历最有意思，值得细读，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做到。周书对笃庄与中共关系的处理，有淡化倾向。笃庄确实最终离开八路军去了大后方，但他其实一直与中共有关系，包括加入民盟和与美国人打交道，中共人员都知情；他在重庆和人合开过一个贸易公司，实为中共的地下据点。战争初期笃义在天津“苦闷得很”，1938年初当他听说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与国共双方的地下工作人员都有联系，“怦然心动”，立即与张见面。两人谈到抗日前途时，笃义说非同中共合作不能坚持抗战。抗战期间，因与中共人员有关系，笃庄和笃义都有机会加入中共组织，但两人都表示不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失去个人自由；但同时，他们都与国民党没有关系，而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选择。后来两人都进入民盟，应该不是偶然的。

抗战时期的中国，还存在相对独立的政治空间，笃庄也可以一方面自认为是个“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则若即若离，过着颇为自由散漫，甚至一度颠沛流离的生活。民盟的历史是一部大书。在它最有可能成功立业的1946年，年轻资浅的笃义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此后一直到1949年，叶笃义始终参与民盟的核心事务，以至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注意到他，而并非如最近一篇文章所言，他仅仅是为民盟上层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当当翻译。要写在近代中国昙花一现的“第三方面”的历史，不能不看叶笃义的回忆。

1949年“改天换地”之际，叶家兄弟们没有一人去台湾，这并不奇怪。笃正在共和国成立后马上自美国返回中共建政的祖国，也是一个政治表态。

关于“毛时代”

我有一本小书（《动荡的青春》），以两个在“毛时代”出生成长的女性口述历史的形式梳理那个年代。写这本书时，我带着一个问题，即关于“毛时代”是否只有政治运动史？我提出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审视那个时代，比如从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同时，我也对国人近代以来对自己历史的几次全盘否定深感惶惑。1949年以后，特别是在“极左思潮”肆虐时期，我们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帽子下一笔抹煞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国家的贡献，以致今天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我感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国人对五六十年代共和国历史的认知又有类似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我们又面临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我们是否可以不忙着“选边站”、贴政治标签，而采用“实证主义”的态度来研究那个时代方方面面的历史？比如妇女生活史、公共卫生史、公共教育史、科学技术史，等等，这样出来的会是复杂多面的历史图景，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面。具体到叶家，可以通过笃正的经历来看中国的气象预报史和科学发展史，通过笃义的经历来看当年董必武领导下的法制委员会试图在法制建设上做些什么，甚至可以通过笃庄五十年代主编农业科技刊物的经历来看与民国时期相连续的专业化方面的努力。这些在周书中都没有涉及，反映出的是美国和中国学界共同存在的重政治史、轻其他的倾向。

周书在讲到五十年代叶家各个小家庭的家庭生活时，分有两个“模式”：“中共干部式”和“知识分子式”，贬前褒后，我家当然属于前者。这样来分有些简单化了。前一个模式的“样板”来自在西方拥有众多读者的张戎带点儿吹嘘的关于四川省委干部家庭生活的描述（见张著《鸿》）。我在自己的小书中对五十年代家庭生活的回忆，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张书的。

政治运动

讲叶家，不能不讲1949年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对这个家族的巨大冲击，这也是周书讲述“毛时代”的重点。五兄弟在当年社会中所处的位置，都不可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特别是笃义和笃庄，都在风口浪尖上。他们两人的厄运都自1957年始：笃义1957年成为莫须有的“章罗联盟”重要成员，连降数级，被打发去坐冷板凳；笃庄1958年被秘捕，先是蹲大狱，后在劳改农场就业，1979年春才返京，回到的是一个破碎的家，爱妻孙竦已患癌症去世。“文革”中笃义、笃庄曾因牵涉同案被关在秦城监狱。

1957年“鸣放”时，科学家叶笃正也“出洞”了，是本单位的党书记硬把他拽回去的，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中笃正作为“美特”被单位关押。笃义、笃庄、笃正都曾背负“美特”罪名，这是那个年代诸多罪名中极为严重可怖的一种，带有冷战时代的特色。一家三兄弟同为“美特”是叶家人当年罹难的一个特点。到了“文革”中挨整被斗的，还有在辽宁省委宣传部任职的笃廉和在新华社国内部任职的笃成，他们均作为“黑帮”和“走资派”被揪出。

周书中有三处讲到政治运动中五兄弟之间的关系，三处都是负面的，给人以兄弟间避之惟恐不及，不联系，只求自保的印象。是这样吗？

我是有些不同的儿时记忆的。我记得五伯笃庄出事后，爸妈从未对我们说过要划清界限之类的话；还记得每次三姑（叶笃雅）来，大人们就关紧了门说话，我直觉又有五伯的消息了。最近听维建堂弟（七伯的儿子）说，他记得跟着家里的阿姨来我家取给在狱中的五伯的东西，一并送到三姑家。三表哥（三姑之子）说，通过三姑之手，诸兄弟（三、七、九）“多次”为五舅笃庄提供过钱和物品方面的帮助。维建还记得，1975年五伯被放出劳改农场时，九叔笃成来找父亲笃正，商量怎样给五伯的几个女儿做工作，让她们接受多年未见的父亲。后来证明，叔叔们的担心没有根据，孩子们主动与父亲取得了联系。

最近我的堂表兄弟姐妹回忆起不少当年政治运动中父辈之间关系的感人细节。我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更多的东西永远随着父辈走了。

满满姐姐记得，1957年父亲（笃义）被打成右派后，他和到京出差的六弟笃廉见面时的情景：两兄弟互相拍拍肩膀，轻轻地搂了搂。怡怡姐姐记得，1972年父亲笃义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七叔和九叔在第一时间前去看望。在狱中受了四年多委屈回到家里的笃义，在子女面前并未落泪，见到兄弟们，痛哭失声。

五兄弟中笃廉和笃成都是中共党员。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只讲党性，亲情和人性被踩到脚下，政治运动和政治标签将五兄弟分割在不同的、属于敌我的营垒。其中，因为我父亲人在北京，又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包括党务，他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当时他做了一些什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作为女儿，也作为一个做历史的，我需要知道。为了准备这次发言，我认真翻阅了“文革”后退回的我父亲在“文革”中的大量检查和交待，其中涉及他和兄弟的关系，以及他对当年不停顿的政治运动（整人运动）的看法。我愿意在某一天将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让人们了解一个中共中层干部的内心纠结和想法。

叶家人在那些年所经历的，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经历的，其中有恐惧、惶惑、焦虑，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违心之言、人格分裂；同时，也有在组织面前一套，在家人面前一套，有对亲人的担忧和惦念，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关切，有像做地下工作一样给受难的兄弟提供一点物质援助，而政治形势稍有转机时（转机是稍纵即逝的）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提供政治帮助。其中的一些做法，可以被视为“策略”, 比如身为家庭妇女、政治色彩最淡的三姐（我的三姑），成为在外面和在狱中的兄弟之间的联络人，孩子们的作用也不那么单纯。最终，兄弟们艰难地维系住了手足纽带，没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共党员笃廉和笃成经受住了考验。写到这里，我在心中为父亲流泪。

美国大学生不需要知道中国人经历的这些曲里拐弯、沟沟坎坎，他们也不会懂得。但中国人应该知道，应该懂得。叶家人的经历可以被当作关于那个时代政治生态和家庭史的一个案例。这里，有兄弟之间关系的被分割，也有他们对手足之情的勉力维系。前一个是被动的，后一个是主动的。在主体性已经被挤压到几乎是无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被坚守着。“文革”后，兄弟之间的关系不需修复，因为手足之情从未受到过真正的破坏。其中的底线在哪里？在每个兄弟的心中。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点何其不易！

改革开放

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对五兄弟非常重要，对叶氏家族非常重要。这一部分周书很简短，我想多说两句。

改革开放之初，兄弟们都已进入六十岁的年龄段，此后，每个兄弟都有二十年左右的有效时光，有的人长些，有的人短些，没有一个人闲着：三伯笃义，不但担负民盟的领导职务，写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留下无比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一位老人的肺腑心声，还在他被中风击倒之前的一个月，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给统战部刘延东写信，说要牵头整理、编纂出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活动大事记”。三伯在信中说，“如能以身殉职，伏案而终，亦无悔矣。”但此愿未能遂，留下深深的遗憾。五伯笃庄在重见天日之后，终于在他去世之前两年的八十四岁看到浸透了他心血泪水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出版；他生命的最后二十来年，用他自己的话讲， 是“焚膏油以继晷”，分秒必争、日以继夜地工作，人们通常说的“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对叶笃庄是嫌轻了。七伯笃正年届八十,仍然在大气物理等领域里有新的、世界水准的开创，他总是带个小本本，有什么想法随时记下来。我对“科学家”一词的理解，来自我的七伯。我父亲叶笃成（方实），从1991年到2005年的十四年间，是《炎黄春秋》杂志名义和实质上的第二把手，这是“炎黄”最艰难的开创和立足期。他原来干的是“耳目喉舌”的工作，他的出彩儿在晚年，“炎黄”是他的心血，是他和一批老人的精神家园。我目睹他如何全身心投入编务，坚持每周三天上班，四处组稿，亲自改稿。八十八岁他被中风击倒时，皮包里有没改完的稿件和其他与“炎黄”工作有关的材料。一位“炎黄”朋友说，老头儿不声不响，没想到他牵了那么多的头，说的时候眼圈红了。六伯笃廉，言语不多，我了解得少，也是我最感到好奇的一位伯伯，据一位亲戚说，他在中央党校主持编写“一二·九”运动史时，顶住了高官、也是他当年清华同学的压力，据实写史。

我前面说五兄弟都属于“一二·九”那代人。对那代人，我们今天仍然缺乏理解，不知道在历史上该如何定位，给他们的待遇是“老红军”，只会挂靠军事履历。我们家有三个“老红军”（笃庄、笃廉、笃成）。他们不是老红军，他们是“一二·九”。

2006年我去南京，参观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认真看了牺牲烈士的生平履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知识青年。出了纪念馆到公园门口，看到一组巨大的花岗岩烈士群雕，前面站着的都是工农兵，只在后排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我估计在雨花台被枪毙的没有农民，也不知道有几个是工人和士兵。曾彦修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在他的家乡四川被枪毙的，都是“大少爷、二小姐”，都是知识青年（见曾著《微觉此生未整人》）。

延安审干时，审查的重点是从白区来的青年学生，怀疑他们是特务。审来审去，后面真正的问题是，你们生活优裕，有吃有喝，你们干嘛来了？不明白他们干嘛来了。当时的上层，很多人都不明白。今天我们就明白了吗？

余英时先生有个说法，说参加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走投无路的穷人，今天管他们叫“流民”，一种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该说具体出处待查）。我想请问，叶家兄弟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吗？

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对中国革命颇有微词的海外学者，都讲不清楚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讲清楚“一二·九”这代人，不仅需要对日本侵华的大背景和政府对日政策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也涉及如何理解1930年代的中国城市和城市知青，如何理解沿海“现代化”造成的城乡紧张，以及那代人对一个“好社会”的想象（不仅是抗日），很多东西并没有梳理清楚。这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再回到叶家五兄弟。这次出版我五伯的自述，将书名定为《一片冰心在玉壶》，来自他书中的一句话；我曾建议的书名是“人生有何罪”，是我五伯的绝笔，我想这两个说法可以并存。我三伯的书名为《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想说，他也有悔，这两个说法也可以并存。

五兄弟都是“赤子”。三伯笃义曾有两次出国机会，一次去留学，一次是四十年代末去联合国工作，他都选择不去。晚年子女问起来，他很认真地说，再回到青年时代，并且知道了后面的路会是那么坎坷，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在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离开她，也绝不肯离开她。我三伯这个人，就如我父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的，从来不唱爱国高调，非但不唱，也不爱听。他们哥儿几个都是这样的人。我七伯当年放弃的是在美国实实在在的高薪工作，不像今天有些“海归”说放弃高薪回国，水分很大。他回来了，做了事，但在“文革”中如果不是因为关在牛棚里，失去了自由，就会自杀。“文革”后他访美，过去的友人觉得他一定后悔回国，他说不悔。留在美国他顶多是多发表些理论水准高的论文，中国给他提供的是一个平台，他参与开创了一个学科，我本人就多次听他这么说过。这是无悔的一面，是我五伯说的“一片冰心在玉壶”。

但是还有另外一面。三哥笃义在七弟笃正八十岁生日时说自己是父亲的不孝之子，本该去学科学技术，却入了政途。耄耋之年说自己不孝，这不是很重的悔吗？笃庄说如果不是父亲去世得早，如果不是当年国将不国、“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叶家兄弟中不会只出老七一个在科学上卓有成就的——这不是一辈子的遗憾吗？

除了笃正，没有哪个兄弟达到事业的高峰。“毛时代”的中国有我七伯做科研的平台，却没有我三伯发挥才智的政治舞台，甚至没有我五伯的容身之地，弄得他家破人亡。极富才华的笃义和笃庄两兄弟整整二十年的生命被废掉了。我真是想替他们问一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代知识分子爱国者——我这里说的不只是叶家兄弟——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样子？可以

想象吗？我还想问，如果其中一些人，包括我的三伯和五伯，不在政治上被整肃、被吞噬，那么中国革命的legacy （遗产）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我三伯在他的书中有一段问话：“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他是用自己的话问：“人生有何罪？”——这是他的五弟笃庄临终前夕，用抖动不堪的手给前来告别的七弟和九弟写下的生命里的最后一句话。我父亲说，五哥是带着深深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的三伯和五伯也许都不后悔他们年轻时的选择，但是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留下了无比沉痛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

“反思”贯穿在几个兄弟晚年生命中。三伯有《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为证，我爸有《炎黄春秋》为证，该杂志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二十世纪历史的平台。过去，我爸和我伯伯们给我的感觉，是很胆小怕事的。到了晚年，他们都不怕了。我最近看到五伯1997年给我爸的一封信，提到他的好友孟用潜“文革”后写的一份材料，接着用这么一句做结语：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五伯晚年笔头很勤，不但译达尔文，还写了不少回忆文章。他生前最后一篇写的是1950年代被迫离国的农学家李景均，发表在《炎黄春秋》上。他是“炎黄”的忠实读者，写过《我爱读〈炎黄春秋〉》一文。七伯也是“炎黄”的忠实读者，期期必看。

这里我想说一句，周书对我七伯笃正的书写，有“去政治化”倾向，其实他走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骨子里还是要救国，不是搞纯科研。而在八十年代后期，他是企望积极参政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对政治多有“忍不住的关怀”。听七伯近年来对社会上一些事情坦率的批评，我多次在心里想，老七伯自由了，没有顾忌了，不怕了。

七伯晚年时对我说，“我的兄弟们走的路都差不多。”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总结。1984年天津南开中学八十周年校庆，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六伯笃廉写道，南开教给他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科学。我特别注意到“爱自由”三个字，我想一贯严谨的六伯不是随便说的。当年的左翼青年是热爱自由的人。他们追求的，是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是人民大众的自由平等，也是每个人的自主自尊，包括思想上精神上的。如果要我简单地概括晚年连接叶氏南开五兄弟的共同理念，六伯总结的“四爱”应该是核心，其中的“爱自由”，在经过了大半个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应该让每个兄弟都别有体会和理解。

五兄弟每个人单独打开来都是一本书，可以分开来看，五个人合在一起，则堪称一部多篇章、很有些分量的大书。到了晚年，五兄弟的生命可以说是五脉相通。他们共同的理念是我们叶家家族认同的核心。他们是大时代之子，每个人单独站出来也许不能算是那代人中最出色的（我七伯在科学上是），但一门出了五个这样的兄弟，令我们后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