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扬与冯雪峰》（作者徐庆全）一书，感慨颇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扬和冯雪峰无疑是两位具有重大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著名人物。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崛起，成为文坛令人瞩目的弄潮儿和光辉的前躯；又在建国后相继被拉上政治祭坛，扮演了可悲而又可惜的角色。这种角色转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启人深思，正因为周扬和冯雪峰是这样两位著名而复杂、特殊的人物，我一直对他们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搜集了一些资料，想对他们加以系统的研究。遗憾的是，别的事总忙不完，这方面的研究至今没有来的急做。但高兴的是，读了徐庆全同志所著的《周扬与冯雪峰》后，又勾起了我对两位文坛先驱和那一段历史的兴趣。
徐庆全是我熟悉的朋友。这本《周扬与冯雪峰》，是他近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与已有的关于周扬和冯雪峰的著作相比，本书以周扬和冯雪峰的矛盾纠葛和身世浮沉为主线，对周扬、冯雪峰、鲁迅、胡风及“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人物的重要思想、活动、作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勾勒了他们人生发展的轨迹。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对有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一些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的分析，不乏新意，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作者也是下了功夫的。从文字来看，也是简洁而清晰的。尽管书中有些地方还可以推敲，有些分析还有待于深化，有些提法还值得商榷，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周扬和冯雪峰生平思想研究的可喜的新成果，是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一定可读性的好书。作为一名我的同龄人，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课题能作出这样的把握，写出这样的水平，很不容易。
关于周扬和冯雪峰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觉得还很不够。周扬与冯雪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是两颗灿烂的明星，但现在关于他们的研究，特别是对冯雪峰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说到周扬和冯雪峰不能不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学运动，不能不提到五十年代的批胡风、反右，不能不提到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不提到置身于历次运动中的那些历史人物，这一切书中都较为详细地涉及到了，而且有些资料还是第一次披露，可以说弥足珍贵。
读完此书，我有两点感想，一是尽管作者把当事人放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但对左的思想根源解释得还不充分；二是对当时的左翼作家内部的“宗派”情绪反应不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本书中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的悲剧都是极左惹的祸，不把这一切归到极左思潮上就无法解释那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当时文坛的极“左”思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文学艺术与文艺活动的政治功能，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二是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
“左联”本来是一个文艺组织，但在当时却成了一个政治团体。“左联”行政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委会。第一任执行会由鲁迅、郑伯奇、洪灵菲、田汉、冯乃超、夏衍、钱杏邨等７人组成。在党的组织领导方面，“左联”内设有党团，直接受文委领导。文委领导“左联”，主要通过“左联”执委会内的党组织，设一名党团书记。“左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是潘汉年。
周扬在晚年的回忆中说得更为直接：“当年的‘左联’成了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跟党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却专门谈政治。”（注：《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2期。）当时的“左联”领导人，实际上也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文艺上，而是热衷于组织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鼓动工人罢工等各种激进的政治活动。相反，谁要是热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被说成是“作品主义”，谁要是热心想做作家，就被说成是“作家主义”，就会被视为“右倾”。（注：《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有的作家本人，也特别看重作为作家的政治个性。殷夫在论述文化工作与实际工作的关系时曾指出：“做文化运动的人，也即是参加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人”，并这样讥讽过那些不愿直接参加政治活动的作家：“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畏惧实际斗争，怕做艰苦的工作，便自动地投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去呐喊几声，自以为是既安全又革命的妙计。”（注：郑择魁等：《左联五烈士评传》，第405页。）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作家，表现得更为激进，他们主张，要把文学作为宣传革命的留声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声称“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要掀起文学领域的新的革命，要是“五四”文学传统来一个彻底的脱胎换骨，要把文学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社会革命的时代大合唱中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文学发挥政治作用，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完全不顾文学自身的特点，甚至将文学与政治等同视之，这又势必会影响文学自身的发展，甚至使一些作家陷入困惑。
正是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有不少作家遭到了不应有的非议乃至批判。蒋光慈因《丽莎的哀怨》中流露了悲愤与消沉情绪，不仅遭到严厉批判，甚至被开除出“左联”。阳翰生在回忆录中谈及：“在这时期，我觉得有两件事做的有偏差，一件是因为郁达夫对徐志摩说‘我是个作家，不是个战士’，便把郁达夫除名，而我当时是主席，至今觉得负疚。还有一件，茅盾告假半年，专心写《子夜》，大家曾开会攻击他。”（注：《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第7页。））鲁迅也多次遭到攻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与敌人“调和”，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是“渗有毒汁”的“花边文学”。
《周扬与冯雪峰》也提到了来自苏联文艺界的“拉普”和日本文艺界的“纳普”等极“左”思潮的影响。正是与其影响有关，左翼文艺界一直存在着过分强调文艺作品的政治功利目的倾向，而无暇顾及艺术本身的探索。
遗憾的是，这种极“左”思潮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警惕。此后，在中国文艺界不时出现的许多争论中，往往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建国之后，这种思潮竟愈演愈烈，批胡风，反右，一直发展到“文革”这般不可收拾的程度。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仅就文艺界而言，一次次的极“左”思潮，不能不说与“左联”时期形成的“左”的心理定势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
正是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关，在当时“左联”一些政治活动中，冒险主义曾一度极为盛行。这种冒险主义，不仅使一些作家内心衍生了对革命的疑虑，更为严重的是，直接导致了革命力量的无谓牺牲。据夏衍回忆：“一次在南京路飞行集会，闸北区委负责人布置了一二百人‘占领’山东路附近的一个‘慈善’机关，结果二十多人被捕”。（注：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180页）夏衍在回忆录中还谈到：那次南京路飞行集会活动中，他侥幸脱险后，在外滩碰到了李求实，“他就很气愤地对我说‘这样就等于把同志们主动送到巡捕房’，我听了很有同感，但是连‘我同意’这句话也不敢说。又如，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组，晚上到三角地小菜场附近去写‘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标语，当时下雨路滑，同组的孔德沚（茅盾的夫人）不小心滑倒，弄得满身泥水，我们把她送回家去的时候，她发牢骚说‘连自己也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苏联’，我们还批评了她。我们这些人不都是知识分子吗？为什么会这样傻？一方面说当时组织纪律很严，而党内又缺乏民主生活，当时我们最怕被说成‘右倾’，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不也因为右倾而被开除出党了么？” （注：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180页）可见，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即使像夏衍这样坚贞的共产党人，对当时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也不是没有看法，只是由于担心受到指责，不敢表露而已。
当时，在左翼作家内部，宗派情绪也是十分严重的，突出表现在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冲突。“左联”成立之初，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关系原是密切的。胡风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之后，周扬曾亲自登门看望；鲁迅第一次见到胡风，也是周扬陪同前往的；胡风出任“左联”宣传部长，也是周扬提议的。有一段时间，按照约定，胡风常和周扬一起，到一家饭馆里边吃饭边向鲁迅汇报工作、征求意见，饭费每次都是由鲁迅抢着掏腰包。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鲁迅与周扬，冯雪峰与周扬，胡风与周扬之间的关系竟越来越僵，甚至发展到恶言相向、相互敌对的程度。“左联”成立不久，鲁迅即流露出对周扬的不信任态度，最后，竟发展到公开以讥讽的口吻称周扬等人为“四条汉子”。周扬也以不同的方式，多次表示出对鲁迅的不满。胡风与周扬之间的公开冲突，则是围绕“典型问题”的论争开始的。这本来是一次学术论争，但因双方早已存在芥蒂，竟逐渐发展为政治性的互相攻击：周扬指责胡风破坏“左联”团结，在搞宗派活动，跟南京国民党有关系；胡风则反过来控告周扬用党的权力压他，甚至用“转向”分子穆木天的挑拨诬陷来整他。1936年，“左联”解散前后，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达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目的，茅盾与冯雪峰商量，请鲁迅先生出面，再写一篇文章，正面表示他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意见，同时也不排斥“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同意了，于是在病中口授、由冯雪峰笔录完成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文章。在文章中，鲁迅从大局出发，按茅盾、冯雪峰的正确意见，以诚恳的态度，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角度，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进行了明确解释。文章发表后，为了扩大影响，茅盾按冯雪峰的提议，又把文章送到了周扬主持的《文学界》月刊，希望再一次刊发。但出乎茅盾意料的是，编者竟造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另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虽然登了，却不仅故意排在后面，且加了一个800字的附记，表示不赞成鲁迅肯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仍在强调“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正统地位。由此可见双方分歧的严重，正如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说过的：“从这里，我直觉地感到了宗派主义的顽固。”（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
当时左翼文坛上的这种宗派情绪，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与这些作家当时的人格特征与心理状态有关。当时的周扬，尚是一个年轻的书生，１９３２年重新入党后，担任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那时还不到25岁，显然还缺乏丰富的社会经验。加上当时的激进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使他对鲁迅这样的文坛宿将，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周扬后来说过，“左联”成立后，有些党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鲁迅的伟大。不知周扬是否意识到，这些“党的文艺工作者”自然包括他本人。从《周扬与冯雪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年轻气盛的周扬对鲁迅有过的误解，也不难看出鲁迅当时的病态情绪，恰恰又处在一种不太冷静的时期。脾气越来越大，疑心也越来越重，甚至对于身边的许多朋友，也时常流露不满。孙伏园本是他看重的学生兼朋友，《莽原》是他支持的刊物，但1926年11月7日是，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具之一。”认为莽原社的人，对于他也“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攻击”。（《两地书》）他与林语堂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1934年，在一封信中，他曾建议林语堂不要再提倡幽默、性灵、小品文之类玩艺儿，希望能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林语堂回信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因鲁迅长林14岁，鲁迅便认为林是讽刺他老了，所以才注重翻译。从此，在鲁迅眼里，林语堂就不再是“朋友”了。有一次，他们同在曹聚仁家作客，闲谈时，林谈起他在香港时的一件旧事：几个广东人在滔滔不绝地谈论时，林插上去同他们讲英语，把他们吓住了。鲁迅闻此，竟勃然动怒，站起来责问林：“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是好。可见鲁迅当时过于敏感的心态。这样一种心态，当然更难容忍本来就关系紧张的周扬等人对他的责难，故而在那封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他竟措词严历地说：“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斥责周扬他们“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些情绪不无偏激的过头话，当然也只进一步加剧他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对立。
胡风与周扬之间的隔阂，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他们均具年轻气盛的个性有关。胡风的耿直是有名的，喜欢与人争论，爱发表不同意见。“左联”时期，除了鲁迅之外，胡风几乎对谁都不肯买账，什么人的话都可以争论一番，特别是敢于经常当面反对周扬的意见。同样有着好胜心的周扬，又怎能不为之恼火。故而在二人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时，便免不了有些个人意气的成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确是由冯雪峰、胡风与鲁迅共同商量后提出的。本来商定，提出这一新的口号时，要解释清楚，只是为了弥补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在文学思想方面不清晰的不足，并不反对原来的口号，以免引起误解，造成纷争。但胡风在公开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却没有按照商量的初衷，而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叫人从文章的口气中感到“国防文学”的口号是错误的，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取而代之。于是，终于引发了“鲁迅派”与“周扬派”之间围绕“两个口号”而展开的又一次大论战。
导致宗派情绪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左联”同仁之间的相互误解，加上个别人的从中挑拨。周扬与胡风之间的隔阂，一个直接原因是：1934年9月，被捕的“左联”盟员穆木天，登报悔过获释之后，竟向“左联”党团检举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在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胡风自然受到了包括周扬在内的一些人的怀疑，他们开始疏远胡风，并默许了他的辞职。此事的真相，据胡风的说法是：从日本回国后，他曾由别人介绍，在孙科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负责翻译各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日文资料。参加“左联”时，他曾向书记处汇报过，得到过茅盾、周扬的同意。（注：参见戴光中：《胡风传》，第77页。）关于穆木天说胡风是“内奸”的问题，《周扬与冯雪峰》中讲得很清楚，胡风是不是“内奸”，是不难查清的。就在“内奸”事件之后，党中央特科曾委胡风以重任，让他担任了与鲁迅之间的联络员，这可以证明胡风的清白。但在“左联”内部，此事却作为疑案留了下来，使胡风一直处于被人误解中难以自拔。周扬等人对冯雪峰的不满，重要一点也是：误解冯雪峰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从陕北重返上海后，故意冷落他们，故意不及时与他们联系。关于此事《周扬与冯雪峰》中论述颇为详细。“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了近一年，盼望中央能派人来领导我们，这个人终于盼到了，而且来的人又是我们的老战友那么他为什么不理睬我们？上海情况复杂，对我们这些人有怀疑么？那么他当过‘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为什么不找他信得过的人，对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一下呢？当时我们这些人的凄苦和愤懑，实在是难以言喻的。” （注：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14——315页）而冯雪峰的说法是：到上海后，他是按中央指示的“先找鲁迅”，“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的原则行事的。故而见过鲁迅等人之后，“我请王学文约周扬同我见面谈话，是我到上海后二十天左右，却遭到周扬拒绝，说他不相信我，要我拿证件（党中央的介绍信）给他看，说我是假冒从陕北来的。” （注：戴光中：《胡风传》，第109页。）事实真相究竟如何，随着许多当事人的谢世，恐怕已很难彻底弄清了。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由于周扬等人与鲁迅、胡风、冯雪峰之间早就存在纷争，故而有着“中央特派员”身份的冯雪峰来到上海，竟先与鲁迅等人见面，这自然会被周扬等人误解为仍是“宗派”情绪的表现。而对周扬等人，冯雪峰本来就有看法，何况一到上海，就听到了鲁迅的诉苦，这也不能不加剧冯雪峰对周扬等人的误解。
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加之，建国后令人琢磨不透的最高领袖的极左文艺方针，胡风、冯雪峰、周扬等在相互攻讦之后也相继被拉上了政治祭坛，就毫不奇怪了。这一部分是《周扬与冯雪峰》最为精彩的部分，让人读后感慨万千。
为什么书中人物命运多舛，读完《周扬与冯雪峰》自然就清楚了，那就是这一切都是极左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