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我查阅了国家领导人讲话以及党的文件中关于宪法权威如何提出的脉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提维护宪法权威，从江泽民任总书记，到胡锦涛任期，十七大、十八大讲话，用的都是“进一步树立宪法权威”，现在看来，“进一步”不管用，也要深化，所以中央这次用“坚决”一词。

“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在中国政治话语里有特定含义，就是不尊重宪法、破坏宪法、挑战宪法，甚至向共和国的价值体系、国家根本制度包括对党的合法性提出挑战，都涉及宪法权威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核心精神。未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实施依法治国中，无论四中全会在文字上如何表达，核心价值精神是通过宪法来凝聚共识，通过宪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核心问题。通过宪法进一步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因此，维护宪法权威、尊重宪法、回归宪法、让宪法发挥作用将是四中全会以后中国法治道路的重大变化。

宪法权威如何理解？

这是一个常识，在宪法发展中，往往是常识性的东西被忽略，有些常识并没有成为具有共识的概念。宪法权威有很多解释，我个人认为宪法权威就是宪法至上。宪法至上也是张德江委员长去年底到《中国人大》杂志社调研时讲过的。强调法律权威、宪法权威，不用宪法至上概念，用一些委婉的词替代，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在法治国家，没有什么规范比宪法更为有效，宪法宣言明确讲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上没有其他领导，只有宪法是最高的，在这点上，中国宪法和世界各国宪法一样，没有其他任何一种领导、任何一种规范能够代替和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一种理念、文化与力量，表现为一种宪法至上，所有公权力、国家活动都要受宪法约束。

宪法权威的出现完成了一个价值命题的核心任务，虽然社会多样化、利益多样化，但是宪法是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虽然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团体包括政党、个体可以对国家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但是，通过制宪权选择宪法时，我们就有了一个内心的道德约定，要尊重宪法，这是价值共识或者社会共识。世界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靠什么治理？我认为他们是靠宪法，尽管各自的宪法可能有不同性质。

谈到宪法时，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种共识？无论管理者、被管理者，大家应当服从宪法文本，个人或者某些团体的权威无法超越共同体的意志，唯有宪法才是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根本规范，唯有宪法才具有最高的权威。当宪法缺乏权威或者不受尊重的时候，社会无法形成合理的利益平衡。社会处于转型期，就更要重视通过宪法寻求共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那么，怎么判断宪法有没有权威？在承认宪法至高无上的前提下，应当让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法律权威、制度权威都服从宪法，维护宪法的最高性，其他任何权威，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有任何理由，都不能超越宪法的权威，这是我对宪法权威的一种理解。

宪法权威对当代中国有何意义？

很多国家都强调宪法权威，宪法权威在当代中国有特殊的意义。第一，宪法是否有权威将关系到国家的根基。一个国家的根基，除制度规范外，还有精神、文化的根基，历史经验表明，当宪法有权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根基是有保障的，当宪法没有权威的时候，这个国家可能成为军事大国、经济大国，但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大国，因为根基没有得到维护。

第二，从历史经验来看，社会治理是否成功也取决于宪法的成功和宪法的有效实施，现代社会中，宪法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保障和根本，凡是有效通过宪法治理的国家，一般来说，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是成功的；不以宪法为基础来推动国家治理，也许这个国家在某些领域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更不能成为现代法治的国家。

第三，宪法有没有权威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依宪执政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宪法有没有尊严，也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有没有尊严，我觉得说的非常精辟。不尊重宪法，就是不尊重党的合法性、不尊重人民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八个字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世界宪政发展规律作出准确判断以后，根据中国宪政实践而提出来的一种法律命题，也是政治命题，也是对人类宪政理论重大发展。

我们不能需要时就说执法基础在于宪法，追求特权时就又忘记了宪法。今年是五四宪法颁布60周年，《共同纲领》颁布65周年，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年，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很遗憾，我们只是庆祝了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成立。人民代表大会是宪法产生的“儿子”，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代表大会60年讲话中表述了一句话，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制订了宪法，通过宪法产生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五四年宪法的产物，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应该纪念五四宪法。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执政党尊重宪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的实践经验。

第四，宪法有没有权威也关系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的信仰体系。我们都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社会价值观、缺乏价值共识，社会信任体系差。这有很多原因和表现，我认为宪法没有权威的国家不可能存在社会价值共识、不可能存在信仰体系，也不可能有超越人们利益的一种规则，未来要重建社会共识，还需要通过宪法凝聚共识。

第五，为什么五四宪法制定不到三四年就有了大跃进，以及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我不同意把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宪法本身的制定上，我们在60年以后仍没有在宪法监督问题上找到所谓的合适途径，怎么能埋怨60年之前制宪者没有规划出宪法执行机构？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有宪法的国家还产生了文化大革命？

第六，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完备的各种法律体系，任何一个体系要真正的发展和完善，必须以宪法为基础。我没有专门讲党内的法规体系，至少不能跟国家法律是并列的，党章的原则和宪法第5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个人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已经明确了党不可能有宪法和法律之外独立的规范体系，所有的规范体系都应该在宪法和法治体系之内，受宪法法律约束，不能理解为单独的治理体系，只是党内的规章。

如何维护宪法权威？

既然宪法权威对中国当下发展特别是对四中全会以后的发展这么重要，在未来宪法实施中，要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思想学术化、命题化。

第一，把被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宪法放出来，靠宪法的力量把权力关进宪法这个笼子里，这是树立宪法权威的一个关键。

第二，党的权威和宪法权威并不矛盾，树立宪法权威的时候，要处理好党的权威和宪法权威。

第三，要确实加强宪法监督和程序，坚持建立一个看得见的、能够行得通的宪法监督，宪法监督说了三四十年，我们不能不解决。

第四，宪法权威还是靠社会信仰和社会文化，树立健全的文化是未来中国从法治大国走向法治强国的根本保障。

我非常期待四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宪法权威将得到维护，中国的法治发展将有一个新的变化。

本文系韩大元在第五届“中国法学博士后论坛”的主题发言，由财新记者周东旭整理，未经作者审阅。中国宪政网转载时对个别表述做了核实订正。

来源： 中国宪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