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70年代，美国大学曾进行过两个社会心理学实验，因为其出乎意料的结果、令人不安的结论而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几十年过去了，这两个分别被称为“服从实验”和“监狱实验”的心理学实验依然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几年前还有人重复了“服从实验”，并不断有学者试图重新诠释其结果。

“服从实验”发生在1961-1962年的耶鲁大学，设计者是当时还初出茅庐的社会心理学助理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这个实验中，一名以耶鲁大学研究人员身份出现的测试者要求志愿者担任“老师”，给坐在隔壁房间的一名“学习者”施加电击，作为“学习者”犯错时的惩罚，每次电击的电压都比前一次高，直至450伏。根据米尔格拉姆发表的结果，尽管担任“老师”的志愿者表现出紧张、焦虑、担忧和愤怒，还是有约65%的“老师”对“学习者”施加了450伏的致死电击。“监狱实验”是几年之后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把参加实验的学生分成两组，分别饰演“囚犯”和“狱警”，原计划是把他们封闭在大学的一个地下室里，让他们饰演各自的角色两个星期，观察双方的行为变化。但实验开始不久，津巴多就发现“狱警”很快进入角色，对“囚犯”施行严苛的惩罚和心理虐待，程度远远超过原先估计。实验第六天津巴多在前来观察实验的女友督促下，提前中止了实验。

两个实验很快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普通的美国人中，竟然大部分可能对他人施虐，这个结论实在出乎意外，同时又让人震惊，更有些人说美国人中有不少是“潜在的纳粹”。当时人们对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疯狂屠杀行为依然记忆犹新，就在“服从实验”举行前不久，以色列公开审判了前党卫军上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作为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的主要责任者，艾希曼辩解说自己不过是“服从命令”。不少美国人相信之所以会出现纳粹，是因为德国人的性格中有“天生的邪恶”成份。“服从实验”的结果则显示服从作恶的行为不分国籍，米尔格拉姆本人也认为“服从实验”为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提供了某种心理学上的解释。

“服从实验”在社会心理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对它的批评主要在于其结论是否过于简单，以及实验方法是否对志愿者造成了心理创伤。有许多心理学家质疑这个实验采用了不符合伦理的方法。几十年过去了，“服从实验”的重要性已不可动摇，但有关的争议却没有中止。最近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吉娜·佩里 (Gina　Perry)花了四年多的时间研究“服从实验”的记录，接触了许多当年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并采访了一批心理学专家，撰写了新书《电击仪的背后》(Behind　the　Shock　Machine)，不仅批评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设计，而且质疑“服从实验”的结果。

“服从实验”的设计是很有创意的，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事先被告知他们参加的是耶鲁大学一项有关学习与记忆的实验。当志愿者在指定时间来到校园内的一座楼房前时，有一名“实验者”出来迎接，不久另一名志愿者也到了，于是“实验者”让两人抽签饰演“老师”和“学习者”，第一个到达的志愿者永远都会抽到当“老师”，原因是第二名“志愿者”其实是米尔格拉姆雇用的演员。接着，当着“老师”的面，“学习者”被绑在了椅子上，手上接上电极。然后“实验者”和“老师”一起来到隔壁房间，并让“老师”坐在一个颇为庞大的仪器面前，面板上有一排30个按钮，每个按钮旁标着电压，以15伏递升，最高450伏。按钮还被标识成好几组，由低到高标为“轻微”、“中等”、“强烈”、“剧烈”、“危险：极高电压”等，最后两个按钮被标为“XXX”。“实验者”向“老师”解释他的任务是通过话筒向隔壁房间内的“学习者”念一长串的配对单词，比如“忧伤”配“女孩”等，然后对“学习者”进行测试，念出配对的单词之一，同时给出四个选项，“学习者”通过按钮在一二三四这四个数字中选一个作答，显示在“老师”面前的仪表板上。“实验者”还告诉“老师”，因为这个实验测试的是惩罚是否有助于增强记忆，所以如果“学习者”答错了，“老师”必须给他施加一次电击，每犯一次错，电压都要升高一挡。

实验开始后，在答对三道题之后，“学习者”开始犯错，“老师”于是一次次施加电压。刚开始时“学习者”并无特别反应，但是当电压到了“强烈”阶段时，隔壁的“学习者”开始惊叫、抗议、哀求，说自己有心脏病、觉得很难受、要求马上停止，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声音。此时“老师”们普遍出现紧张、担忧、焦虑、恼怒情绪，有些威胁要退出，但是“实验者”一次次冷静地回答说“请继续”、“实验必须继续”等。在实验中，一些担任“老师”角色的志愿者拒绝再给“学习者”施加电击，但是在第一组40名志愿者中，有26人给“学习者”施加了最高电压450伏，“服从”的比率高达65%。

即使担任“老师”的志愿者不一定了解450伏是致死电压，但从“学习者”的反应上，也能判断出他正遭受痛苦，并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是在一个代表权威的“实验者”命令下，大部分志愿者经历了激烈的内心斗争，却还是服从了命令。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当个人对自己的判断没有绝对信心时，特别是在危急时刻，会把决定权交给一个比自己高一等级的权威。此时个人会把自己视作一个“工具”，只是服从命令之完成任务，所以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服从实验”结论的爆炸性在于这些“服从”行为发生在美国人身上，也就是说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大部分人都可能成为施虐者。“服从”比率之高是出乎许多人预料的，米尔格拉姆曾在同事和学生中征求看法，大部分人认为服从的比率不会超过10%。

“服从实验”发表之后，出现许多批评的声音，重点是针对实验设计的伦理问题。“服从实验”采用欺骗手段，将志愿者置于高度压力之下，许多人出现了一定的生理反应，更重要的是，志愿者对自己行为的负罪感可能对其心理健康造成长久损害。在实验结束后，“学习者”会从隔壁房间带过来，表示刚才还在哀叫的“学习者”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米尔格拉姆不会告诉“老师”其实“学习者”没有遭受电击，而且不是每个志愿者都给了这番解说。有些志愿者在实验结束之后被自己的行为所困扰，担心伤害了一个陌生人。根据佩里的资料，有一名志愿者在实验之后的几个星期内，一直在留心当地报纸上的讣告。直到几个月之后，米尔格拉姆才向志愿者去信解释实验的真正目的。

对“服从实验”的批评影响了米尔格拉姆的职业发展，他无法再在常青藤大学立足，不得不到名气不高的纽约市立大学任教。1971年他的高中同学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做了“监狱实验”，米尔格拉姆去信祝贺，还开玩笑说“终于有人做了一个伦理更成问题的实验了。”但是佩里在《电击仪的背后》一书中对“服从实验”的批评，则走得更远，她认为米尔格拉姆修改了实验过程、扭曲了实验结果、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为了写这本书，佩里花了四年时间，不仅阅读了收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内的全部实验记录，听了实验录音，而且想办法找到了许多当事人。米尔格拉姆已于1984年去世，佩里找到了他的传记作者和参与实验的学生；“实验者”威廉斯和“学生”麦克多诺也都已去世，佩里找到了两人的孩子了解情况；她还花了不少功夫找到了许多“服从实验”的志愿者，了解他们的背景，让他们复述实验过程和心理状态。她指出“服从实验”的执行过程不统一，共做了24组不同参数的实验，“实验者”对“老师”的督促行为有差异，同时不同组别间“服从”的定义也不相同，而且在事后的问卷调查中，志愿者中有一些表示当时对电击是否为真有所怀疑，佩里认为这些人不能算在“服从”类内。

佩里的采访再次肯定了米尔格拉姆在设计和执行实验中对志愿者情绪的忽视，他并不关心志愿者的背景，而只是把他们当作具有普适性的实验对象看待。佩里认为志愿者的社会经历很重要，比如一位志愿者恰好是当地的一名共产党员，在美国倍受敌视，曾因此丢工作、被联邦调查局关押拷问，他在“服从实验”开始不久就意识到自己才是实验对象，马上拒绝合作。佩里认为这些个案显示出来的，是志愿者如何在权威人物的逼迫下，拒绝执行有害于“学习者”的命令。

指出“服从实验”中的伦理问题，分析实验设计的矛盾之处，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佩里想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与米尔格拉姆完全相反的结论，就让人觉得走得太远了。从志愿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出发，到得出结论“服从实验”完全错误，两者之间的联系让人很难信服。米尔格拉姆总结“服从实验”的过程也许过于简单，“服从实验”也不能用来解释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但是，无论实验应如何改进，普通人在权威或等级的压力之下，会有意识地做出伤害他人之事，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不少人试图进行重复“服从实验”，其中最为严谨的一次发生在2007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心理学家杰里·伯格(Jerry　M　Burger)对实验方案进行了改进，满足了对实验伦理的要求，最高电压改为150伏。这场实验共有79名志愿者参加，取得的结果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惊人的一致。

在《电击仪的背后》一书中，佩里还披露了米尔格拉姆从未发表过的第24组实验。在这组实验中，志愿者是成对而来，有些是父子，有些是好友，其中一名抽签担任“学习者”，当另一名担任“老师”的志愿者在隔壁房间学习如何使用电击仪时，米尔格拉姆则悄悄地说服“学习者”参与欺骗，按照指示发出惨叫哀求。在20名“老师”中，有3人对自己的亲人或好友施加了450伏的电击。佩里以此证明“服从实验”其实证明大部分人不会“服从”，但是即使是这个比率，加上那些施加了高电压但没有“走到尽头”的例子，还是让人感到心寒。不过任何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的，或者只是看过张艺谋新片《归来》的人，大概都不会认为这种事情是天方夜谭。

五十多年过去了，“服从实验”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电击仪的背后》为这一重要实验增添了丰富的层次。不管对作者的结论有什么看法，这都是很值得一读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