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研究中，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目光偏重于新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由主义思想，从而落后于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舆论方面的某些变迁趋向。本文回顾了自由主义的历史，认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杰克逊主义"并列为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三大主题，至今在美国仍具有广泛的舆论市场，并在其对外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美国 对外政策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是一个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兼具的重大课题，有予以集中讨论的需要。尤其因为近年来新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权势政治国际关系理念和单边主义/黩武主义对外政策信条风行美国，翻腾世界，导致国内外有关研究界的关注目光和探究努力压倒性地偏重于一端而多少过度"冷落"了另一端，以至（至少从现实性的角度说）业已落后于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舆论方面的某些变迁趋向，这些趋向确实已经出现和正在发展，即使假定它们不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招致基本变更。

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历史概念和哲理，作为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乃至政策行为信条，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具有可变和多样的实在形态，以至它始终跻身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头等难题之列。然而，只要对这一历史有最粗浅的印象，就无疑会同意它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基本传统之一，正如只要在最起码的程度上知道美国历史的笼统脉流，就必定会将它当作美国政治思想的基本传统之一。同理，不需要有多少关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精深知识和专业研习经历，也能毫不困难地确认它是美国或美国式国际关系理念和对外政策思想的根本基础和主要表现之一。这些近乎不说自明的情况，彰显了"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课题的头等重要性。可是，难题毕竟是难题，而且或许可以说越容易使人笼统地感觉到其重要性的大问题，对它真正深刻和广泛的认识或透视就越是困难。不仅如此，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或者较狭隘领域内的两个术语"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端相比，自由主义具有中间性质，为一系列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观念保留了容身余地，并且因此与上述两端之间存在着彼此渗透的较宽广的中间地带，这就更增添了辨识、理解、阐释的难度。

犹如哲学作为总体就是哲学史，自由主义作为总体就是自由主义史。然而，历史既有其连贯性，也有其间断性。连贯性近乎历史主义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惯用的普遍性或共性概念，（注："The Great Powers",in 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1973）,pp.65-101;Friederich Meinecke,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al' 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1957）,Chapter 15.）使人可以将历史个体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当作历史过程中承前启后的环节来谈论，并且将这些互相间有历史线形联系的个体"串连"起来，从而辨识出一种特定的历史脉流，连同此等个体在其中的内在涵义；间断性则近乎兰克惯用的特殊性或个性概念，相对而言是更本质性的，使得历史足够生动、曲折、多变和难以把握，阻绝了任何较宏观的理论模式取得任何超过笼统近似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也只能在笼统近似的意义上谈论自由主义史（在此限于经典自由主义史），其中多有使之难以足够连贯和贴切的间断性。

自由主义作为一类关于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理念，最早大概可见于古希腊民主城邦雅典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用现代最权威的伯里克利研究者之一唐纳德·卡根的话说，伯里克利"见到了创造世界（到那时为止）所曾知道的最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机会，一个将满足人的最强烈、最内在激情--荣耀和不朽--的政治共同体。这些激情的满足通常意味着人的极不平等；然而，伯里克利相信它们能够由一个基于法律和政治平等的民主制的公民来实现。与此同时，他打算创造一种前所未知的生活素质，那将使人们能够追求自己的私利，但也能够使之谋求更高的目标，办法是使他们的私利为一个促进和倚赖理性、以此造就自身伟大的城邦服务"（注：Donald Kagan,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New York,1991）,pp.136-137.）。无疑，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社会理念植根于一种更广泛更笼统的哲理观念，那是与对人类世界的现实主义理解大不相同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理解，即相信世界的状况可以按照理想来改变的、进步的历史观。

宽泛地说，"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哲学的历史可溯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大神学家阿奎那。他将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视为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提出理性与信仰互相补充的神学理论。此后，现代早期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理性是最可靠的，是知识的源泉。笛卡尔认为知识由先验的理性--"先天观念"、"根本的意识真理"--演绎而来。洛克虽然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知识来自观察和经验，但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他基于先验自然理性的社会政治理论自相矛盾。经过边沁和詹姆斯·穆勒，这一矛盾被调和起来，个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了认识和行动的综合依据。（注： George H.Sabine,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4[th] edition（Chicago,1973）,pp.487-498.）

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那里，最根本的概念一直是权势，而在几乎同样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那里，这样的概念无疑是理性。理性作为社会政治概念，构成了前后相继历经千余年的自然法观念，洛克自由主义学说和边沁功利主义的核心。自然法观念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亚派，经过中世纪的种种变迁，到17世纪初由格老秀斯发扬，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洛克在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的基础上并经过对它的个人主义改造，提出在政府产生之前存在一种特定的、与近40年前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几乎截然相反的自然状态："人依据理性生活在一起，没有公共的最高权威行使裁判之权，此谓自然状态。"（注： John Locke,"The Second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in Michael Curtis,ed.,The Great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1962）,V.1,pp.172-174.）政府产生于自然状态中所有个人依据理性产生的共同契约，其职能在于保护和协调理性规定的个人天然权利。现代自由主义政治观从此有了它的最根本纲要。一个世纪后，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观又有了一项重大的演化或繁衍，即基于理性观念的感觉论改造的边沁功利主义学说：快乐是谓善，痛苦是谓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总和的行为，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唯一目的。在边沁那里，理性表现在对善恶的判断上，而由于善、恶与快乐、痛苦的联系，理性就由抽象的哲学概念变成了一种平常意识（common sense）。

相对而言，在此谈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史要有把握得多。虽然其中同样有历史的间断性，但与上述历史图景相比肯定小得多。阿奎那系统地提出了意义重大、影响至今的"正义战争理论"，至少其很大部分风格和精神实质是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此后，从16 世纪西班牙新经院神学家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注： 关于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见Russell,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36-146;Martin C.Ortega,"Vitoria and the Universalist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Ian Clark and Iver B.Neumann,eds.,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Hampshire,and London,1996）,chapter 5.），到17世纪的格老秀斯，而后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者，到20世纪美国总统威尔逊和随后延续不断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差不多一脉相承。这一传统的根本，是将国际体系看作洛克自然状态那样的国际社会，其中虽然没有一个最高权力，但有理性的交往纽带和共同规范，而对外政策的目的应当是加强这种交往和规范，削弱乃至逐渐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冲突因素。大致从启蒙思想家开始，我们基本上可以用"自由国际主义"一语来称呼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而其最根本前提是理性个人和跨国交往。

在不少启蒙思想家那里，已经有了当今"贸易和平论"、"互相依赖和平论"和"民主和平论"的相当完整的雏形：各国臣民本质上都是世界公民，而商业是将全人类联结起来的纽带，只要各国君主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经济法则就会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权势政治；除了实行自由贸易，还必须建立立宪政体或民主政体，因为民众生性热爱和平，由民众的意志控制政府就能保证国际安宁。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部分地孕育于亚当·斯密，在边沁那里系统地正式形成，继之以科布登/布赖特，直至格莱斯顿。（注： 关于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19世纪末的英国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参见Alan Bullock and Maurice Shock,eds.,The Liberal Tradition: From Fox to Keyens（London,1956）.）边沁的国际关系信条也是威尔逊的差不多完全的样板。边沁认为：要实现自由贸易，进而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就必须放弃殖民地，建立各国组成的国际议会来规范并防止国家间的纷争；国际议会依靠理性力量而非武力运行，而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的制裁武器；为了保证各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有公平合理的判断，各国就必须保障新闻自由并废除秘密外交。（注： Torbjorn Kuntse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anchester and London,1992）,pp.134-136;F.H.Hinsley,Power and Pursuit of Peace （Cambridge,1967）,pp.81-87.）威尔逊深受启蒙思想和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他笃信并大力鼓吹战争起因于专制制度、国际权势政治和国际贸易壁垒，强调要有持久和普遍和平，就必须普遍确立民主制度，实施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用世界组织保证国际政治法治化，用自由贸易原则支配国际经济关系。而且，他像边沁那样，认为在国际关系的这种改造中，理性指导下的世界公众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理应被认作是"美国式自由帝国主义"（犹如伯里克利的"雅典民主帝国主义"）的经典形态，威尔逊主义的巨大影响和巨大后果大抵是三重性的：第一，作为决定性原因之一，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参与塑造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危机"，此可谓之"幻灭"；然而第二，威尔逊主义与其后继者赢得了对苏冷战，并且由此造就了美国的空前权势；第三，威尔逊主义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若干新力量合成作用，近乎变更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思想、国际法和国际伦理，并且有力地助成了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

从美国建国到今天，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是个已有众多研究但仍需继续从事的大课题。它是美国外交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其复杂图景中的基本成分之一。关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已有两大类非常著名和流行的界定，伴之以同样非常著名和流行的阐析，即（1）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2）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前一类界定首先由汉斯·摩根索1948年在其经典的《国家间政治》中提出和定型，此后最有名的阐发和延续当推乔治·凯南1950年的《美国外交（1900-1950）》和亨利·基辛格1994年的《大外交》。它们在美国知识界和在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可谓脍炙人口。后一类界定以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主题，在不同的提倡者那里本着不同的根本依据：基于神定、基于种族或"自然"、基于宗教性或准宗教性"使命"、基于现代世界发展。有关的主要历史形态包括：北美清教徒的"山颠之城"观念、"天定命运"论、（注： 关于"天定命运论"的最佳阐析是美国史经典名著--Albert K.Weinberg,M 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the Nationalist Expa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Baltimore,1935）.）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注： 就此很有名的研究论著为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1944）.）马汉的盎格鲁-撒克逊海权论、美国自由民主制的普遍主义使命（包括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世界政治哲学）、（注： 关于此种自由主义使命观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初期的表现，参见另两部美国史经典名著：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M.A.,1967）;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N.J.,1961）.）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霸权稳定论"、当今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论"等。然而，美国还有一大外交思想传统--"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与上述其他两大传统一样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只不过除了著名学者约翰·刘易斯约4年前在《国家利益》季刊上发表的辉煌的论文"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杰克逊传统"外，这一点还远没有得到较充分的历史揭示和哲理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辨识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如下三大主题，它们以其众多历史形态和思想表现，合成了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1）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它主导了美国作为国际权势政治中的"传统"大国的对外政策；（2）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主导了美国少有虚饰地单边追逐美国安全和"国家伟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政策；（3）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它主导了美国缔造"美国式"理想世界秩序的新型"普遍主义"对外政策。第一类形态最突出地与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尼克松三任总统以及汉密尔顿、凯南和基辛格的名字连在一起，第二类形态在内战前大陆扩张高峰时期之后以里根和小布什为主要代表，第三类形态的典型则有"杰斐逊世界主义"、威尔逊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理想、杜勒斯型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以及肯尼迪和克林顿行政当局的对外政策核心理念。

在此，有必要简略地谈论"杰斐逊世界主义"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本土根源。如上所述，威尔逊的那一套可以追溯到16世纪往后大致一脉相承的欧洲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特别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国际观和19世纪英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然而，在主要精神和基本理念上，它更多地来自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从登上新英格兰海岸的清教移民起，经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多数缔造者，直到威尔逊本人及其代代信徒，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和美国理想卓越超群并适合于全世界的信念经久不衰，简直构成了一种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在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中，相对于欧洲传统权势政治的美国独特和优越感（"自由的例外主义"（注：Akira 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Cambridge,M.A.,1972）,p.5.）），连同先在新大陆创造新世界、而后改造欧亚旧世界的使命意识，构成主宰美国主流国际观的根本要素。正是基于这两大要素，杰斐逊在18-19世纪之交形成了一套足够系统的外交理念，用一位研究者提出的术语说，那就是"杰斐逊世界主义"，其中囊括了后来威尔逊的几乎所有基本信条。 （注：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1993）,pp.69-73.）

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更为常见的是上述三大主题互相交织、从而错综复杂地规定美国政策和塑造其外在面貌的时期，也就是说以这些主题分别衡量并非典型的时期。例如，无论是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种族主义和牛仔精神于一身的西奥多·罗斯福（他在发动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的权势飙升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还是开启冷战时代和遏制战略的杜鲁门，其对外政策分明显现出所有三大主题，就西奥多·罗斯福而言尤其如此。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在"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之中，始终有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的强劲冲动。在前者主导的大陆领土扩张时期，美国政界和知识界许多人士主张所谓理想主义的、和平的扩张主义，"对美国民主体制的纯粹和明智有着无限的信心，并且预言它将随其他国家和人民在精神上被美国吸引而扩展到整个世界" （注：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pp.2-3.）。当代"好斗的美国主义"总统里根和小布什也受到同样信念的强劲驱动，更是人所熟知。

总之，在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中，几乎满布不同时期内那些同时以多种"主义"为其基本成分的"混杂型"对外政策观念体系。有关的意识形态剖析及其实践考察无疑相对较难，也因此更需要钻研。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本身的研讨也是如此，亦即关注和理解其"混杂型"代表非常重要。例如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的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和评判，无疑难于对威尔逊、边沁和詹姆斯·福克斯的，因为后者很大意义上可谓"水清见底"，"一以贯之"，而前者远非如此；也因此，前者更需要得到精细的探究。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范围更广的、一般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研究方面。诸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革命主义）之类的大范畴划分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性质的范式划分，而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很少甚或极少存在绝对纯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革命主义）思想体系或思想家。范式与实际的差别就在抽象与具体、纯粹与混合之间。

约翰·克里在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败北，象征自由国际主义尚未能压倒"好斗的美国主义"而重新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尽管当今美国民主党的自由国际主义有其特殊性或个性，不同于先前其他时期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然而另一方面，克里得到的票数那么接近大选胜利所需，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自由国际主义在当今美国拥有很广泛的舆论市场和相应的影响力。因此，在"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这个主题之下，最具有当前意义的考察对象之一无疑是大致信奉自由主义的当今美国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信念。就此，《大西洋》杂志2004年7/8月号刊有一篇很好的长文--"克里面对世界"。 （注：Joshua Michah Marshall,"Kerry Faces the World",The Atlantic Monthly,July/August 2004.）克里在对外政策谋划方面依靠一个紧密内聚的群体，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克林顿政府的老资格官员，而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曾经就逐渐形成了关于美国应当如何对待冷战后世界的一种"新远见"。这些人"并不见怪使用武力，而且事实上同意布什政府的某些关键性目标，例如输出民主和输出政治自由化"，但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应有战略方面与之大为不同，并且对美国真正的威胁何在和怎样与之作斗争的问题持有异见。"克里的谋士们不那么集中于民族国家--像布什在其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演说中指明的那些民族国家，而是更多地关注随全球化而起的种种分散的危险，即不稳定、武器走私和恐怖主义等。"他们还相信，用武力实现"政权变更"和继之以自上而下的急剧改造几乎决不会助长民主和公民社会，布什政府追求输出民主的那类手段只会起反作用。总之，"权势和价值观的结合是（当前）主要的民主党思想家们怀抱的对外政策远见的本质"，它比克林顿以前老布什政府"追求的任何东西都野心勃勃得多，扩张性大得多"。

最后可以说的是，一切有关的理论思想探究、历史透视和现状观察都表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常在常新，美国对外政策史中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也常在常新。常在意味着传统、连续和共通性，常新则意味着创造、变动和独特性。某些研究需要侧重于前一方面，另一些研究却应当侧重于后一方面，还有一些研究则须以这两方面在各个具体场合的彼此联系和交互作用为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