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这是法国知识分子自其诞生之时，便不断思索、反复追问的老问题。 在法国的语境下，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涵义，它并不包括记者和政治家，主要指“大学人士”（universitaires）。他们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专业学术研究的同时，又心系社会，热忱地参与公共事务，希望帮助消除世界上的饥饿、贫困和不平等。很明显，知识分子兼具学者和公民的双重身份。然而，在学者和公民这两个身份之间，并非没有张力。知识分子概念本身的出现，即充分说明了它的模棱两可性。它以否定的形象，在十九世纪末首次出现在反德雷福斯派的笔下，后者用来批判德雷福斯派的学者，批评他们背离学术独立的原则，介入了本不属于他们的政治领域（Gérard Noiriel， Dire la vérité au pouvoire： Les intellectuels on Question， Paris， Agone， 2010， p.60）。

 因此，鉴于学者和公民之间不可能根本消除的张力，知识分子在介入社会时，总会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自我辩护。 

在战后法国三十年的时间内，萨特一直在捍卫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正当性。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为知识分子辩护》里，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介入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就是介入与己无关的事务的人，他们以人和社会的整体观念——如今，此种观念已经不再可能，似乎显得抽象而荒谬——的名义，挑战一切现有的真理以及受其影响的行为”。在他的眼里，知识分子在投身学术研究和参与政治活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萨特本人也没有安分守己，不仅从事哲学研究和小说戏剧的创作，还密切关注和积极参加“与己无关的事务”，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热衷于追求个人解放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萨特的哲学、小说和戏剧直接服务于普通民众的解放斗争。并且，他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相挂钩的必要性：

 唯有在民众阶级身上，并且唯有借助于它，（知识分子——笔者注）才能洞悉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理；通过抛弃自身的改良主义幻想，他可以激进化，变成革命分子，并借此认识到：人民群众除了会打破压迫他们的偶像外，不会再做别的事情。（Paul Sartres， Playdoyer pour les intellectuels， Paris， NRF， 1972， p.12.需要特别指出，粗体语句援引《为知识分子辩护》原书，并非笔者的强调）

 萨特的激进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法国并非个案，哲学家阿尔都塞及其信徒们也在宣扬类似的学说。在他们的熏陶下，或许亦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法国青年学生当中流行一种到工厂、农村学习，帮助工人和农民认识异化、反对压迫的热潮。 

然而，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法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激进的工人运动渐趋消退，最具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他们拒绝革命的幻想，拒绝加入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学生运动。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则让法国知识分子动摇了左翼信仰，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出版（一九七四）更是在他们当中掀起了一股皈依民主制度或自由主义的风潮。有鉴于此，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把巴黎斥为“欧洲反动的首都”。 

在政治环境与智识氛围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法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如何介入社会的问题。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对萨特的批判，为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介入模式树立了新的标杆。

 福柯曾经也是萨特的一位崇拜者。但是，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让他走向了批判萨特的立场。福柯表示，在革命希望已经彻底落空的年代，知识分子不能再盲从萨特，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掌握普世真理，并冥顽不灵地以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自居。福柯不无嘲讽地说： 知识分子在过去宣称，他们要向那些不懂真理的人诉说真理，要为不能诉说真理的人宣扬良心和优雅。然而，最近的事情让他们恍然大悟，民众在认知时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民众比他们知道得更完善，更清楚，也更好；民众同样能够铿锵有力地诉说真理。只不过，有一种体系在禁锢、阻碍和否定他们的知识和话语。（……）事实上，知识分子就是此种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他们自命为良心和民众话语之代理人的观念也是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 tome III， p.184-192）

 福柯宣称萨特代表的“普世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universal）已经过时，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不再是革命斗争，而是权力—知识的批判。有鉴于此，福柯全身心投入监狱史、疯癫史、性史、知识考古学以及生物政治学的研究，深入批判家庭、两性、学校、监狱甚至人脑里存在的真理和体系，揭露其压迫的本质，试图为正在从事具体社会斗争的普通民众提供专业的知识工具。这就是福柯提出的“专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spécifique）的职责所在。

 布尔迪厄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普世知识分子”。他指出了激进革命学说的局限性，认为社会的压迫不仅存在于经济和政治的层面，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还存在知识、思想、文化或者如其所说的“象征资本”里。更重要的是，“象征资本”的压迫还因社会大众不知不觉地将之内化为“习性”（habitus）而变得异常隐蔽。布尔迪厄对法国教育体制入木三分的剖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象征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作为福柯的朋友，布尔迪厄也赞同其“专业知识分子”的提法。不过，他表示，知识分子的单打独斗无法击溃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因此，在“专业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了“集体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collectif）的概念。在他的眼里，唯有“集体知识分子”才可能创造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的社会条件”（Pierre Bourdieu， Contre-Feux 2， Raisons d’agir， Paris， 2001， p.61）。 

福柯和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观对法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史学家也纷纷重新思考在革命已经除魅，“民主已经成为唯一视域”的年代，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伽利马出版社创办的《争鸣》杂志，即是法国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体思考的产物。在《争鸣》杂志的创刊号上，诺拉提出了一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让法国知识分子苦思冥想的问题：“知识分子能够做什么？”诺拉对八十年代法国思想界的诊断和福柯在七十年代中期的结论如出一辙。“先知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oracle）的时代已经终结”，萨特的时代已经逝去，而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和雷蒙·阿隆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新偶像；相应地，伴随着萨特的消隐，文学和作家的辉煌也开始让位于人文科学和专业知识分子的严谨（Pierre Nora，“Que peuvent les intellectuels？”Le Débat， No.1， mai 1980， pp.3-19）。诺拉创办《争鸣》杂志的初衷，就是要在新时代为专业知识分子创造一个摆脱政治权力斗争、意识形态分歧和尊重思想民主的公共平台。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尽管诺拉反复宣称要坚持科学独立，反对政治干预，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争鸣》杂志总是和现实的政治斗争纠缠不清，经常充当极权主义批判的急先锋和人权意识形态的宣扬者，甚至有时还直接变成了某些政治家宣扬个人政见的讲坛。

 热拉尔·努瓦利耶对皮埃尔·诺拉及其盟友弗朗索瓦·孚雷、勒内·雷蒙、皮埃尔·罗桑瓦隆等人批判甚多，将他们斥为“政府型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de gouvernement）。在努瓦利耶看来，这些“政府型知识分子”为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或者为获得权力的恩宠，经常不惜放弃科学自律的原则，屈从于政治的游戏规则和出版的市场逻辑。努瓦利耶推崇的知识分子类型是“介入型的研究者”（chercheur engagé），他们“应当能够‘翻译’媒体与政界的常识问题，将之问题化（problematiser），并揭示充斥我们周围的众多话语背后的压迫形式和社会痛苦”（Gérard Noiriel， Penser avec， penser contre. Itnéraire d’un historien， Paris， Belin， 2003， p.248）。所以，努瓦利耶认为，历史学家介入社会的前提是要从事科学的史学研究，而史学研究的意义则在于服务于他们能够提供专业知识工具的社会领域，并且仅限于此。然而，他并不反对历史学家介入其专业能力之外的社会领域，只不过他不再能够以学者的名义说话，因为其见解并不优于普通公民。

 福柯、布尔迪厄、诺拉和努瓦利耶等人的例子充分表明，在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的问题上，哪怕是在革命幻想已经破灭、民主原则无可辩驳的年代，人们也不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分歧、矛盾甚至斗争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对此不必杞人忧天，因为法国思想界中令我们钦羡不已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