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09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我也参加了这次峰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这样高规格的全球智库峰会，但这次峰会也引起了我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思考。智库(ThinkTank)是以专业从事决策与政策研究、咨询、建议的新兴非营利机构，在现代社会对推动政府的决策科学化、公共政策完善作用不可或缺，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某些舆论甚至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提出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

但在中国，尽管有媒体估计中国各类智库已达到2000，数量甚至超过美国，但似乎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以及国际上表现出真正的影响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仅仅认可中国大陆智库只有74家。我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还不成熟，至少在民间性、独立性、国际化三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古代“军师”、“幕僚”等名词产生开始，几千年以来，中国并不缺乏官办的东方式“智库”以及为个人包括帝王服务的“智囊团”。但是，有公共性质的现代智库却是西方的产物。西方现代意义的智库是一种存在于政府、社会、学术界之间作为第三方提供储备性政策以及长远战略规划的公共智囊团，这种公共性也可以解释为民间性，因为他们研究的政策真正的承受对象是民间的企业和个人，所以也就强调智库服务政府却不能是政策与规划直接的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说避免成为利益相关者，而智库专家一旦通过“旋转门”成为实际的领导者和执行者，身份也会从学者变成官员。

中国目前也大部分是官方和半官方的大学附属型智库。由于官办智库的特点，例如研究资金来源于政府，研究者属于政府终身公务员编制，工资和职位由政府决定等，智库往往就会异化和失去公共性或民间性的本质，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与管理的职能思维要在实际行动中从“父母官”转变到“公仆”，就有必要建立社会、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机制，而智库作为社会各行各业中惟一专业的公共的政策研究者，如果缺乏民间性以及第三方的公共沟通性，就很可能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民意就会在政策制定中被疏漏。

当然，智库不能只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也意味着要保持独立性。也只有具备一定的独立性，才能保障智库为政府或社会提供公正、客观的研究、建议、意见，这也是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首先，智库自身具备相应的“智慧之士”以及职业精神能完成独立的研究。其次，智库必须摆脱资金来源的单一化，有稳定和多元的收入，避免被赞助者“绑架”成为“利益代言人”，同时尽量让研究保持独立自由的空间，例如管理制度上可研究、筹资、经营等散开。最后，还必须有让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制度、环境、文化。

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并不完善。一是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还不够透明完善，非官方智库无法保障信息和数据来源真实，甚至干脆得不到这些数据，自然很难展开深入的研究。二是政策上并没有对智库做好定位，例如民间智库可以让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借助更多社会智力资源，按理应该要鼓励其发展，但现实是如果没有找到政府机构挂靠，尽管是众所皆知的非营利组织，却必须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形式注册。三是中国缺乏保证其独立性的公共基金以及社会捐赠文化，当然，这一问题对其他社会非营利组织来说也一样存在。

另外，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也很缺乏。随着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当中、并具有广泛海外利益的背景下，中国智库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建立自己的公信力。然而，且不谈像美国的智库那样来到中国本土发展以及展开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即使在朝核六方会谈这样与中国有关，以及提议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这样由中国政府发起的重大话题当中，中国的智库都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这不能不令人忧虑。中国要大国崛起，要输出软实力，就必然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

中国政府目前对智库这种“第四力量”的认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周首次举办全球第一次的智库峰会就是一个明证，也可以说中国开始进入智库时代，这不仅是对前来参会的100多家国际智库的认可，也很可能示意着中国智库百花齐放的时代就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