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经费筹措与开支

自古用兵之先决条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必先筹饷，战端既开，当务之急乃筹措专项战争经费。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寿诞，宫廷内帑本不敷用，正为筹措寿典经费竭尽心力，不料战事无备而来，堂堂大清帝国，虽然每年有八千七百多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但两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国内战争，以及战争赔款，加之虚糜奢侈、铺张浪费，国库早已空空如也。“各省库储久经虚耗，惟有四成洋税原为临事御侮之资。然各疆臣平日率执备敌为辞，滥行支销，揆其所为，终有何济？”战争机器一旦运转起来，就需要充足的军费开支来维持，否则战局就会崩溃。

“北洋备倭经费，六月间经海军衙门奏拨存津巨款本银一百五十万两，户部奏拨银一百五十万两，户部奏准借拨广东海防捐输银六十万两，又长芦运司筹拨正课及复价银二十万两，各商借垫帑银四十万两，共银四百二十万两。实收银三百八十万余两，未收银一百余万两。”〔1〕所谓“海军衙门存津巨款”，是指存于天津英国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怡和洋行的 260万两海防捐款，年内到期可收138.54万两；此外煤矿可抵还20万两；两项合计可得款158.54万两，除去上述150万两北洋备倭经费外，所剩无几。以区区380万两作战争经费，杯水车薪，差之远矣。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成军至1894的6年时间内，竟然没有添购一艘新式军舰，而日本则“岁添巨舰”，实力超过北洋海军。迨战事即起，始议添购新舰，故有添购舰船经费200万两之设，分别“由海军衙门奏拨存津巨款一百万两，户部奏拨银一百万两”〔2〕。而天津存款年内到期的数目如上所列，除去150万两备倭经费，仅余8.54万两，再加上户部所拨购船款100万两，不过108.54万两，尚短缺90余万两，“而库空如洗，实已顾此失彼”〔3〕，只得暂时从备倭经费中挪垫。      

朝野内外，无不期待光绪皇帝以国家为孝，慈禧太后以社稷为重，将寿典经费转作战争经费，“即或军需紧要，致挪以筹备典礼之需，在皇上以天下养之圣心，纵备极隆仪，尤有所歉”。皇太后“当不以游观景物为娱，而以保安社稷为悦”。〔4〕请“减省服御，发内帑以犒军”，并“暂移今年万寿庆典备用之款以佐军兴”，“以激励东征将士之心，振兴海内臣民踊跃输将之气”。〔5〕张謇私下向翁同龢建议，“预筹续饷，若得拨用庆典款，劳军为［用］，足感动人心，亦可阴折虏计”。〔6〕经过户部、海军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磋商，计划“在部库领存内帑项下提银一百二十万两，拨解北洋应用，以济急需”。〔7〕内帑系供皇室动用的专款，这笔钱原是准备慈禧太后六十寿典的款项，实非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      

战争进行不到三个月，募兵饷需、粮械转运、购置军械、置办电线等支出，已使经费捉襟见肘。已经支出的款项，包括用于新募部队的正杂饷需、长途转运经费，以及租用轮船、购备料物等项，计119万余两。又先后订购西洋各项快枪、快炮、枪炮子弹，以及炮

架、雷网等项，约合银223万余两。〔8〕也就是说，已经用去经费342万两。其次，从目前到来年开春的5个月内，“新募各军六十余营，月需饷杂等银二十万两，预备五个月饷银约一百余万两；前敌诸军转运各费约五十万两；备购各项料械、赏恤、杂支约二十万两。以上已支及待支各款，合共银五百四十余万两。”〔9〕除去已经筹得的420万两外，仍短缺120余万两。     

国内可用款项已罗掘殆尽，最后不得不向外国借款。通过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牵线，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500万英镑。首期交银400万两。因为此项借款为英镑，出借时需先兑换成白银，还款时仍兑换成英镑，如此往复兑换，还有很大数额的暗亏。      

从战争结束后的实际军费开支来看，清政府所筹军费不止此数。据总理东征粮台事务胡燏棻上报的统计结果，军费来源与数额如下〔10〕：

一、海军存天津外国银行生息本银1，672，900两；

二、海军衙门、户部拨备倭经费及毅军月饷银1，791，959两零；

三、长芦盐课并各省关地丁税银捐款及息借商款、京协各饷银4，443，499两零；

四、息借外债银11，752，544两零；

五、其他杂项零款361，520两零。

以上总计军费银20，022，426两。

以上总计军费银20，022，426两。

相比于战争初期的筹款数目，主要是两项出入较大。一是息借商款、京协各饷银，比原列之数多筹384万多两；大端军费则是向英国息借外债近1175万余两，占军费开支总数的58%以上。

日本的情况则不同。据英国驻日公使的测算，日本政府的战争经费，除正常岁入外，通过专门基金、债券、捐款三条途径，约可筹集九千万日元，约合九百万英镑，供日本政府作为专款直接支配用于战争。此外，通过铁路和其他工业企业，还可筹集到600万英镑。〔11〕

8月13日，日本天皇根据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公布第143号敕令，授权政府发行公债。“为支办有关朝鲜事件之经费，政府得挪用属于特别会计的资金，并得借款或征募公债。”〔12〕15日，日本公布《军事公债条例》，公开征募战时公债（即国债），征募额度为金圆5千万元为限度，50年内还清，利息6%以下。后根据银行家的建议，改为利率5%。8月15日，天皇发布谕旨：发行政府债券3000万日元，利率5%，到1895年6月还清。

22日，日本大藏省大臣渡边国武邀请关东同盟银行干事涩泽荣一、山本贞成等人到大藏省，劝认军事公债。渡边大臣软硬兼施，重申“凡重视我帝国将来在东洋之地位，欲保全其外交上贸易上利益的人，必须专心致力于军需的供给，”〔13〕“无论在朝在野，此乃我等应尽的本分。”“战时国债之认购额，乃测定国民爱国心厚薄的标准，岂可轻视！”〔14〕号召各银行“衷心一致，获取大好成果，”使“中日战争得制机先而操全局之胜算。”〔15〕发行公债的实际认购结果达7694.9万日元，大大超出3000万日元的预定额度。除了发行公债，还可动用国库“专门基金”，以支付战争所必需的军费开支。此项“专门基金”，合计约三千万日元。此外，日本显贵和资本家为将战争进行下去，自愿捐款，可望另筹总数为3000万日元的资金。其中，萨摩藩主和东京著名银行家岩崎各捐献了50万日元。

实际上，日本共筹得战争经费13494.9万日元，约合1349.49万英镑（还不包括铁路和其他工业企业的筹款数额），按当时的可比兑换价格计算（1镑约兑行平银7.05882两），约合白银9525.8万两，是中国的4.75倍。

10月18日，日本明治天皇在广岛大本营召集议会，贵族院和众议院一致通过战争军费预算。一位关注中日战争的德国军官剖析道：“我相信此次战争，日本是作为上下一致的国家事件而发起的。无数的政府反对党，一旦抛弃猜忌和对抗心，便一致崛起对敌。如献金一事，连以前被剥夺官职的德川将军也是出于诚心而为。由此可见，把反对党和政府区别开来论此次事件，可以说与事实完全不符。”〔16〕事实确实如此。

清政府的军费支出，项目相当繁杂，现仅将大项概况列明。战争伊始，所有战争经费收支及后路保障转运事宜，由北洋海防支应局、淮军银钱所、直隶津海关道分别经理。至光绪二十年十月设立粮台以后，始行统一归口收支。期间，周馥、袁世凯办理前敌转运事务用款，系先行汇领，事后报粮台备查。汉纳根等在外国采购军械等项用款，系知照户部，由户部汇往国外，由驻该国使臣照数拨付。各路军队饷需，大部分由各军自行请销；汇总支用款项，则由粮台所报销款内转解开报。

需另外造报核销的支出军费项目如下：

一、刘坤一节制山海关内外各军后，饬拨行营经费、湘军粮台、天津团练局、北洋新建陆军经费等1，172，772两零；

一、天津机器局、制造局经费与制造枪炮经费银240，890两零；

一、部拨奉省军饷、东三省俸饷、各省协防各军军饷等银5，133，737两零；

一、汉纳根从国外承购枪炮定金及招募洋员等银445，741两零；

一、出使英国大臣龚照瑗购船等经费银1，536，127两零；

一、募练定武军经费银367，825两零；

一、其他小项经费银共99，521两零；

以上共计8，996，626两零。

由粮台造报核销的军费开支如下：

一、兵饷、薪费、柴草、津贴、房租、米折、犒赏杂支等项，共支银4，134，900两零；归户部核销；

一、车驮、炮马、夫价、喂养、驳力、川资、运脚、保险、伤恤杂支及洋员薪饭战俸等项，共支银3，024，088两零；归兵部核销；

一、购买外国枪炮子弹，内地采买、修筑、制造等项，共支银3，859，595两零；归工部核销。

以上共计开支11，018，585两零。

合计上列两类开支共 20，015，211两零，截存军费 7214两零。〔17〕

二 清军兵站设置

“后路转运，为行军命脉根本。”后勤保障的好坏，历来是关系军事行动成败乃至战争胜负的重要砝码。后勤补给运输线往往迢迢数千里，前敌粮饷军械全赖后勤源源不断地转运接济。只有弹充粮足，军心才能稳固，古今一理。战争伊始，清政府命李鸿章总统全局，举凡军事一应事宜，皆由李鸿章全力筹划。李鸿章在数十年的军事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后勤保障经验，对其重要性有切身体会，但是，此次派兵赴朝之初，并未做出周详的后勤保障计划。传统后勤保障所存在的体系混乱、效率低下、通信不畅、衔接不紧、保障不力、进退失据等等严重缺陷，对战场胜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兵站全权在李鸿章，全军后勤中枢在天津。战争之初，“北洋派往朝鲜各军，向在天津支应局、保定练饷局、淮军银钱所分别领饷。现仍照旧章办理，毋庸另设粮台。”〔18〕也就是说，初期援朝清军的粮饷军械，都是由各军自行领取，各军统领自行派员沿途照料接运饷械，沿途添设转运局以便领解。直到8月23日，“后路粮台转运，如何安设，如何挽运，迄未筹及。枢中亦不促之，殊默默耳。”〔19〕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一个月，对于后路保障，李鸿章仍漠然处之，简直不可思议。

从中国国内到朝鲜边境义州，清军的后勤补给线有四条：第一条为陆路线，由山海关起，经奉天省南部到达朝鲜北部边境义州。第二条为海路转陆路线，属盛军、毅军兵站线。先由海路从天津到达旅顺口，再由旅顺口转陆路经金州、大东沟、安东、九连城到达朝鲜义州。第三条为海路线，也属盛军、毅军兵站线。由海路从天津到奉天大东沟、大孤山，再由鸭绿江到达朝鲜义州。第四条是陆路线，属奉军兵站线，由奉天始，经辽阳、凤凰城、九连城到达朝鲜义州。负责中途转运者，旅顺口有龚照屿、大东沟有湖雨亭、九连城有深迟衡、凤凰城有道台宣叶。

以上四条兵站线，会合于朝鲜境内的义州。再从义州到平壤，只有一条陆路兵站线。该线分为四段，分别由一军分管一段，而各军又再分四段，各设官站（兵站），由一名军官率士兵十多名守护。〔20〕李鸿章指示在朝鲜每50里设一官站，自义州至平壤，每站配备搬运夫役100人，牛100头。而从义州到平壤，用船运粮饷，用时8天。

清军入朝之初，朝鲜地方官员协助兵站转运，在人力方面予以大力支持。由于在国内各军自行负责后路转运，因此入朝之后，虽然分段设局，每段由一军分管，但各军往往自行其是，不按站换拨转运，配备的夫役牛马不敷使用，随意征发，更有掳掠财物，虐待百姓者，以致朝民不为所用，纷纷逃走，“不但夫驮难觅，且途中饭铺皆无”，〔21〕致使粮秣运输大成问题，后勤保障一派紊乱无序。同时，入朝清军纪律涣散，也给后勤保障造成极大困难。尤其卫汝贵所统盛军，军纪涣散，纵兵扰民，“由义州至平壤数百里间，商民均逃避，竟有官亦匿避”〔22〕，原因是“大军过境，被兵扰害异常，竟有烧屋强奸情事”〔23〕。针对此种混乱局面，李鸿章致电要求在朝四军统领，严行整顿军纪，“速整营规，勿稍扰民”，“抚恤各民苦况，以安民心”〔24〕；并命查清沿途征用百姓的牛马的下落，交还地方官发还百姓。

海路运输比陆路便捷。主要利用招商局轮船和租借外国轮船公司轮船，通过海路向朝鲜运送兵械，时间集中于6月6日到9月16日期间，即从派兵入朝平乱起，至平壤战役清军退出朝鲜止。在此期间，陆路运输也同步进行。

当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寄希望于英、俄、德、美等列强的调停，对战争以及赴朝军事行动并未作周密的筹划，所以从6月6日至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的50天内，派赴朝鲜的清军仅有4165名。大部分通过轮船海运赴朝，出发地为天津大沽和旅顺。参与运兵的轮船，既有轮船招商局的轮船，也有雇用外国的如“爱仁”、“飞鲸”、“高升”等轮船。9月17日黄海海战之前，由天津至旅顺、再由旅顺至大东沟的海上运输线保持畅通，赴朝清军的粮饷军械等军需物资，均先用商船运送到旅顺，再由旅顺雇佣若干民船装载，用小火轮拖带，运送至鸭绿江口大东沟，然后起岸转运到朝境。这条运输线路线短，耗时少。为确保海上运输线之安全，李鸿章命丁汝昌带舰队赴辽东巡护。“各军饷械甚多，均需由此道转运，必得水师时常游弋三山、海洋、大鹿各岛一带，庶保无虞”〔25〕，“大东沟转运饷械，只此一线海路，极关紧要”〔26〕。

9月17日，北洋海军护送刘盛休所部铭军到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返航时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黄海海战。北洋海军舰船普遍损伤严重，不得不进行紧急维修，无力顾及海上航线，日本海军掌握了黄海制海权，经常派出军舰出没于旅顺至大东沟一线，对清军的黄海运输线构成直接威胁，清军海路运输收缩到渤海湾内。安维峻认为，“李鸿章督办军务，师久无功”〔27〕，而盛宣怀办理粮饷，后路不设粮台，“令前敌诸军自行领运，延缓误事”〔28〕才导致出现上述混乱局面，所以侍讲樊恭煦8月21日奏陈建议，谓“叶志超等孤军深入，所带粮饷军火不敷应用”，“其势万难坚持”，请“速设粮台，源源接济”，以坚固军心。同时建议“严防海口，禁止米石出口，以断敌人接济”〔29〕。经军机处会商，予以采纳实行。

后路保障不继的弊端终于暴露无遗，廷枢不得不认真对待。首先设立全军后勤保障机构，任命熟悉各军情形、经营各地电报局的津海关道盛宣怀，总统东征后路转运事宜，负责后路饷械运输以及电报通讯事务，后勤总部设在天津。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1870年入李鸿章幕，其办理洋务能力，深得李鸿章赏识，被委以重任，身兼东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等要职。创办电报，盛宣怀始终参与其事，主持津沽塘线、津沪线、苏浙闽粤线、直奉线、中朝线的建设工程。

8月23日，又设立前敌后勤保障部门，即“总理前敌营务处”，旨派对“淮军情事较为熟悉”的周馥驰赴朝鲜，总理前敌营务处事宜，“联络诸将，体察军情，将进剿事宜电商该督（注：直隶总督李鸿章）”。〔30〕周馥，字玉山，李鸿章幕僚，精于洋务，为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之重要助手，曾是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的主要参与者。因功积升为直隶按察使，官至二品。

8月31日，周馥与袁世凯乘火车出山海关奔赴前敌。9月22日抵达奉天，会晤奉天将军裕禄、吉林将军定安、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商议进取之策。10月1日，谕令周馥筹办后路粮台事宜，派袁世凯襄助，专办转运饷械，“营务处名目，虚悬而已。”李鸿章又决定“不用粮台名目，仍设转运局”〔31〕。2日，周馥抵凤凰城，随后赴九连城拜会从朝鲜退回之叶志超、聂士成、马玉昆、卫汝贵、吕本元先将领。8日，拜见帮办北洋军务的宋庆。在熟悉掌握辽东前线各军的基本布防情况后，周馥决定以凤凰城为后路转运总局，与袁世凯商办转运事宜。后路粮台则“以新民厅为根据地，”因“新民厅处于榆关与凤凰城中间，东扼辽河，水陆通衢，奉北杂粮辐辏于此，宜设粮台，厚储粮饷，前后要站分设官军，随时协雇民车，分段转运”〔32〕。

周馥在各处分设转运局，分统兵站事务。由周馥“就近督饬，无须另派大员”〔33〕。“自前敌至辽阳，分设十二站，接济饷械，源源不绝。”〔34〕凤凰城运转局由直隶候补知府王守堃办理，辽阳州转运局由直隶候补知府梁丹铭办理，鸭绿江中江税局转运局委员为孙文黼；由九连城至凤凰城之间的军需运输，由林松亭负责；奉军兵站官魏振之。袁世凯电报李鸿章：“前敌军火均已交运，俱可敷用。凤凰厅军粮，已由转运局员赶办就绪，”“与周臬司商，派员分站照料，并协修路桥”〔35〕。至此，清军才初步形成了相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系。

鸭绿江战役后，随着日军的节节北进，清军的转运局、站也步步后退，又分别在山海关到辽阳之间、以及到盖平之间，增设若干转运局、站。11月，设立营口转运局、田庄台转运局、锦州转运局；海城失守后，通往奉天的电报被日军切断，辽阳运输线路亦被海城日军所阻，摩天岭守军供应接济陷于困境。而辽阳转运局所处位置距敌过近，不便储备转运，遂“将饷械分移新民厅以后”，增设宁远转运站；由于盖平防御薄弱，营口以西空虚，“将营口、田庄台饷械分移距田（注：田庄台）九十里之双台，并在双台设线”〔36〕。设立双台子转运局，并添设驿马，向辽阳传递军报；随后又新设石山站转运站。

1895年2月，威海卫陷落，京津局势危急，聂士成奉调回顾津沽，新授直隶藩司陈宝箴奉旨办理天津粮台，应驻天津，而后路保障乏人。为稳妥起见，李鸿章调周馥驻保定以固后路，前敌转运保障事务交由袁世凯接替。吴大澂统帅湘军北上，另行设立湘军东征粮台，李光久部军械不齐，兵已到海城前线，而枪械尚未运到，待枪甚急。清军反攻海城，缺乏攻城大炮，而军械总局存炮却已告罄，四次反攻不捷。未几，日军第一军第二军合流，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发动辽河下游平原战役，淮军、湘军浴血苦战，溃不成军，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陷。清军的转运兵站萎缩殆尽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陷。清军的转运兵站萎缩殆尽。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袁世凯电商转运总办胡燏棻，建议停止军需采买，逐渐进行转运局善后事宜。“尽现有米粮发给各军，俟放竣即归各军营章自办，饷银亦由各军派员赴津请领；各局官车酌量减数，俟各军调派驻定，即行全裁；子弹择地存储，辽锦两局亦即撤裁。”〔37〕将锦州存米二千九百余石，宁远存米五千余石，拨给地方赈济灾荒。4月21日，李鸿章从日本谈判归国，战争结束，转运事宜随即宣告结束使命。

战时的军饷开支亦不同于平时，在朝鲜用兵与国内情形迥异。据出征朝鲜的叶志超电报，“各军驻扎平壤以银易钱，库平银百两作九十五两，每两合钱七百五十文，照此价值，官兵一月应领之饷不敷半月之用”，〔38〕按照国内时价，每两白银约合制钱一千四百余文，折损过半，开支大为增加。经周馥、袁世凯、盛宣怀等人筹议，提出“就地鼓铸以资接济”的解决办法，请求将户部订购尚存的608，147两铜铅，移缓就急，全数截留拨用，”〔39〕运往朝鲜，就地铸造韩钱，约可铸韩钱215，000余串，投入使用，既可避免军饷亏损，又可平抑当地物价，一举两得。

未几，战场转移到国境以内，战局更为扩大，新募兵力又增加数十营，由各地调派到山海关以外各军，共计二百多营，总兵力达十万余人，各军保障事务千头万绪。大军云集辽东一地，后路运输线路漫长，军饷粮糈不能及时运抵前线，各军只能自行筹饷垫款，自行采购军需。加之当年奉天荒歉，导致物价腾贵，市面混乱。海城失守之前，署理辽阳知州徐庆璋电告李鸿章，请求速运制钱，支持市面局势。“允拨制钱六万串，迄今一月，尚未运到。辽城市面万分紧逼。自海城失守后，防兵云集，外防虽固，内患堪虞，倘商铺拥闭，大局不可问矣。”〔40〕辽阳方面望眼欲穿，几经交涉，天津转运局才拨给“制钱二万串，于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交东征转运局转解，”〔41〕“初不料延搁多日，到锦已在海城失守后，道报难解，业经锦局挪用。”〔42〕最终成为泡影。

前敌转战不定，而辎重饷械转运异常艰难。鸭绿江一战，宋庆等部溃退摩天岭，10月26日，周馥即由辽阳赴摩天岭，协助“收集溃勇，催运粮械。”〔43〕不久，宋庆全军七千余人南援金州，周馥分任宋庆所部南路粮台事务，料理饷械，“筹办购粮储械雇买车马各事。”〔44〕宋庆军轻装行军数百里，粮秣饷械转运不及，陷于进退维谷、缺乏给养的极端困难的境遇。“粮食已经吃光了，现在只有高粱和大豆了”〔45〕，“宋庆在平时也吃不到像样的东西”〔46〕。“士兵缺食，而且衣服单薄，他们每日背着饭锅，到附近农村搜集粮食，得到一碗一锅粮食，仅以此度日”〔47〕，由于“部队给养不足，不得不默许在附近村庄掠夺”〔48〕。“士兵没有粮食，没有衣服，津贴也有几个月不发了”〔49〕。作为后路转运者，也大有苦衷。若将战场失利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前敌后路转运，此责亦非周馥、袁世凯二人所能独担，亦非公允之论。一切隐患早就在平时的各个环节预先埋下了，此即所谓平时无备，战时流血。“为转运者若将粮送前，恐军败资敌；存后又难依时接济，煞费经营。”〔50〕“水路已阻，陆运太远，辽河将冻，尤难时渡。各军需马，既代买马，而又无鞍。”〔51〕“天津东局所制枪弹不合用，各军不愿具领，其已领者又欲退换，往返车辆，多被各军扣留。天津运饷船至营口，见冰块忽至，惊避拔碇返津，改由陆运，两旬始到。军械、粮饷、转运、采买萃于一身，艰难百折，掣肘万分。”〔52〕

战事节节败退，与后勤保障不力关系甚大，除了决策者贻误事机，还因当事者徇私舞弊。10月27日，监察御史安维峻以贻误军事之名奏参盛宣怀。谓“李鸿章督办军务以来，调度乖方，丧师失律”，〔53〕推究误事之根由，以“津海关道盛宣怀实为罪魁”。参折中列举了许多关于盛宣怀贪污贿赂的传闻物议。一曰盛宣怀“与李鸿章之甥张士珩（注：张任天津军械局总办）盗卖前膛枪炮与倭人，以二百余万之值，减价仅得四十万，私行瓜分”〔54〕。二曰“由外洋买得后膛枪炮一宗，皆敝坏不堪，重新改造者，每一枪浮开价值六七两不等”〔55〕。“此次平壤之军，间用土枪、土炮，以后膛枪炮不敷用故，而后膛枪炮用之又不能及远，且有谓子药俱不合式者。其贻误军事，罪不容诛”〔56〕。三曰“该道上年送礼亲王世铎寿礼黄金三千两，送军机大臣孙毓汶寿礼白金三千两，其他要路显宦皆以重赂结之”〔57〕。安御史认为，若盛宣怀果真无与疆臣、枢臣勾结之事，那么市井物议从何而来呢？可见决非空穴来风。

更有一事可见盛宣怀其为人。张佩纶因中法马江海战中失职被革，获罪流放，李鸿章招为东庆快婿，延聘入幕。中日事起，张佩纶因主张对日作战，而与李鸿章和议之见相左，争论激烈。盛宣怀既为迎合李，“又恐平日弊端为张佩纶所讦发，乃用反间之计，函托御史端良将张佩纶参劾”〔58〕。某英国人花200两银子，从端良的家丁手中购得此亲笔信，李鸿章又花了400两银子从某英国人手中买到。李责问盛为何要诬陷其女婿？盛起初坚决不承认，及至李出示此信，盛才承认“是我亲笔，但此事是伯行少大人［注：即李经芳，李鸿章嗣子］吩咐，不敢不从”〔59〕。李鸿章遂无话可说。

此事张佩纶日记中亦有所载，姑录之以为互证。9月6日“周臬、袁道辞行，盛亦尾至嚣谈。可厌！”〔60〕“盛”者，盛宣怀也，可知张佩纶对其心存厌恶，早有龌龊。9月11日就有上谕下达：“御史端良奏，请将革员驱令回籍，以免贻误军机等语。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钦此。”〔61〕合肥颇愠。与安维峻的参折对照来看，恐非虚捏妄造。张佩纶被驱赶回籍，原来看似很单纯的一件事，背后竟有如此复杂的背景。

对盛宣怀的后路保障不力，周馥就颇有微词。“天津军械稽滞不至。迨津海关道盛杏荪［注：盛宣怀］卸事，胡云楣［注：胡燏棻］（接）办粮台，始稍应手。”〔62〕11月4日，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接任东征总粮台，“驻津办理粮台，准其专折奏事”，并与“提督衔总查北洋营务”的汉纳根会同办理“所有招勇教练事宜”〔63〕。

故上谕“有人奏盛宣怀承办转运，采买兵米，浮冒多至数十万金。天津招商局突被火焚，兵米付之一炬，难保无侵蚀后希图掩饰之弊等语。著李鸿章确切严查，据实覆奏”〔64〕。因盛宣怀有借采购军火之机中饱私囊之嫌，劾章交集，枢廷遂罢盛宣怀。

三   军火采购与领发

府库空虚，武备窳劣，是宣战之后清政府最为焦心之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第二年户部便议定停购舰船军械，为的是撙节经费，用于慈禧太后修园子、备寿典。自此至1894年5年间，清政府武备不修，战备松弛。负责装备北洋沿海水陆淮练各军、东征前敌各军及新募各营的北洋军械局，军火存量竟几近告罄。

据李鸿章咨送交查军械总局存发枪炮清册统计，自光绪二十年正月起，至九月二十日止，旧管与新收合计：各式步枪30，907支，马枪2522支，手枪1082支，各种枪弹3502.5万发。各式快炮144门，快炮弹药94.12万发。各式大炮442门，各种炮弹65，758发。除去同一时期总计配发各军及新募各军装备：各式步枪27，528支，马枪494支，手枪200支，各式炮215门。另有子弹、炮弹若干。仅存各式枪支8200支，每枪存子弹200余发；后膛7.5厘米山炮、陆路炮及7.9厘米、8厘米陆路炮约200门，每门存弹200余发；一寸口径神机炮70门，每门存弹1千发。机器局制造各式枪弹1千万发，枪药炮药60万磅，栗色药饼30万磅。目前“新式快枪快炮，不敷甚巨”。〔65〕

战争期间军需物资的采购运输，是隐蔽的第二战场。战前清政府军火储备严重不足，直到战争爆发以后，才千方百计筹措经费，通过各种渠道订购军火，包括舰船、枪炮、弹药等等。而西方列强名义上保持中立，不向中国提供军火，暗地里却囤积居奇，通过在中国的洋行代理，趁机牟取暴利。天津的信义洋行、瑞生洋行、礼和洋行、泰来洋行就承揽了大批军火买卖。这样做对于交战国来说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德国一公司轮船暗中为中国运送军火，走漏风声，被日本领事扣留，损失巨大。但是，在此方面中国未能严密控制，以至于敌国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渠道，轻易地从其他国家甚至中国得到战略物资，英国公司暗中给日本接济军火，轮船经新加坡赴日本，当时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黄遵宪，没有能够援照中立的国际法惯例予以扣留。

根据天津军械局汇总的订购军火清册，自 1893年 12月到1894年10月期间，通过各洋行以及驻外公使订购而尚未到货的军火交易就有26笔，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洋行订购。累计快炮130门，快炮炮弹128，600发，重炮炮弹12，730发，枪46，240支，子弹2612万发。〔66〕

仅7月至10月中旬期间，就向外国购买各式快炮56门，各项快枪28，320余支，大小各项枪炮子弹1520余万颗，以及炮架、雷网等项。连运费、保险费在内，约合银223万两。已付148万两，尚需找付74万余两。〔67〕

11月，委托赫德代购枪弹，从奥地利购买旧式来复枪10万支，价17，500镑；子弹2千万颗，价5万镑；另外装箱、水脚、保险、遗失等费33，200镑；共计英镑100，700镑。〔68〕

12月24日，胡燏棻、汉纳根又分别与上述各洋行签定订购军火合同，共购买各式快炮195门，毛瑟步枪3800支，马枪6千支，连珠手枪4100支，以及其他配件若干，共支付保险费、运费德国马克16，394，902马克，英镑 89，596镑，合计约合白银 620.54万两。〔69〕

四    清军的通讯保障

电报通讯是军事作战的重要保障，战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战斗力。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保持前敌与后方指挥中枢通畅的通讯联络，使指挥中心及时获悉敌我军情变化，据此及时做出符合战场实际的指令，是取得战场主动权、乃至赢得全局胜利的重要保证。自古至今，无论通讯手段如何进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将前方信息传送到指挥中枢，历来是各个时期战争中通讯保障的最终目的。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各战略要地、特别是北洋防区进行了一场通讯技术的革命，经过6年的努力，实现了由传统驿递到电报通讯的根本飞跃。津沽塘线起自大沽经北塘达天津；津沪线到山东济宁东折，经烟台达威海，联系北洋海军要地威海卫基地；直奉线起自天津，经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到锦州，“由锦州历石山站、双台子、田庄台等处达营口，再由营口迤西南历盖平、复州、金州达旅顺；迤东北历牛庄、耿庄子等处达辽阳，由辽北抵沈阳接达吉林界〔70〕；除此之外，清政府出于加强与朝鲜的政治、军事联系的考虑，还架设了中朝之间的电报线，起自奉天，“东南抵摩天岭、凤凰城，接达朝鲜界”〔71〕，历朝鲜义州、平壤、汉城达仁川，里程1900里。实现了北洋海防统率中心天津与山东半岛威海、辽东半岛旅顺两大海军基地之间，以及北洋各防务要地的电报通讯联络，构筑出环绕渤海湾、拱卫京津、巩固陪都、远顾朝鲜半岛的高效快捷的电报通讯系统。整个北洋防区电报线包括中朝电报线，总通讯里程达六千五百多里。〔72〕

电报线路的管理维护及电报业务的开展，由电报总局实施。电报总局之下，沿线设若干分局，各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等；分局之下设汛房机房，沿途设巡电汛房，由绿营汛兵巡守。北洋防区内的军用电报线，由北洋电报官局总办。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台湾，并且主要在北洋防区内。因此，甲午战争期间这些电报线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系列军事联络、指挥、调动，主要是通过电报来实现的。而综观对比整个战争期间中日两军的电报通讯保障，则清军方面明显存在保障不力、通讯不畅的问题，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军事失利、失去保护、为敌所乘；二是管理疏漏、错讹失误、收传迟缓。

战争初期，后方国内与前方朝鲜的电报通讯尚有保障，李鸿章坐镇天津，依靠电报调兵遣将，加强在朝军事存在，指挥比较得心应手。但随着战事的进展，清军节节败退，在朝电报线路失去有效保护，落入日军之手，通讯节节中断。因此不得不采取其他办法如通信舰船或快马驿递，造成严重被动局面。7月，仁川、汉城两处电报分局及电报线被日军切断，9月16日，日军发起平壤战役前，切断了平壤与外界的电报线路。以致平壤失守的消息，国内仍茫然不知，依然派兵在鸭绿江口登陆增援平壤。10月，中国在朝鲜境内的电报线路，全部为日军掌握利用。

鸭绿江战役后，辽东方面九连城、凤凰城相继失守，东征转运局周馥与袁世凯商定“在摩天岭、辽阳设立电报支局两处，以通军报”。〔73〕12月13日，日军占领海城，由营口达辽阳、奉天的电报线路，在海城附近的耿庄子一带被日军所破坏，东西两路清军的电报联系被切断，袁世凯等将转运局退设锦州石山站，并在此设立电报支局，“由石山站添设马拨，传递各处军电，送由沈阳电局分转辽岭前敌。其前敌来电，亦由沈局递来石局转发”。〔74〕由石山站至沈阳计程400里，河汊纷歧，道路坑洼，送信之拨马难以迅速到达，以致军情“不免时有阻滞”。

日军通过切断清军的通讯线路，来迟滞清军前后方军情指令的传递，以及兵力调度，从而使清军全局指挥失灵，战场陷于被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对于电报局的渎职深有感触：“烟台电局往往电有错讹，偶尔询问，间或一答，若诘究稍繁，则几如十扣柴门九不开矣。某处线断，电至搁置以待，报时绝少。”〔75〕“现军务吃紧，变在顷刻，依然不自警察，竟公然以‘译者睡后未起’直言以复。局务之糟污，可以想见。”〔76〕烟台电报局正是北洋电报官局的一个缩影。

注释：

〔1〕《户部等奏折》，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8～161页。

〔2〕《会奏遵旨速议〈李鸿章奏北洋备倭饷需〉》，（此折系户部主稿，会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

〔3〕《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添拨北洋饷需及购船各款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389页。

〔4〕《工部尚书怀塔布等据呈代奏端方敬陈朝鲜军务六条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36页。

〔5〕《吏部尚书麟书等据呈代奏编修丁立钧讨日五条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47页。

〔6〕《张謇致翁同龢密信》（七），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51～

452页。

〔7〕《户部等奏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5册，第161页。

〔8〕〔9〕《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添拨北洋饷需及购船各款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388页。

〔10〕《总理东征粮台胡燏棻奏报东征粮台经费收支各款数目折》附清单，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3册，第655～661页。

〔11〕《楚恩迟致金伯利函》（第96号），《天皇授权政府发行公债》，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1册，第405页。

〔12〕〔13〕〔14〕〔15〕（七）《征募军事公债》，见《中日战争》丛刊（一），第229页。

〔16〕《论日清战争》，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7册，第378页。

〔17〕同〔10〕。

〔18〕《复译署》，见《李鸿章全集》（电稿·卷16），第10册，第6056页。

〔19〕（二八）《张荫桓致翁同龢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36页。

〔20〕见《日清战争实纪》第2册，第199～200页。

〔21〕〔22〕〔23〕〔24〕《寄平壤丰卫左马各统领》，见《李鸿章全集》（电稿·卷16），第10册，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9页。

〔25〕〔26〕《寄丁提督》，见《李鸿章全集》（电稿·卷16），第10册，第6057页。

〔27〕〔28〕安维峻撰《谏垣存稿》，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518页。

〔29〕《侍讲樊恭煦奏为日侵朝鲜敬陈管见四条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114页。

〔30〕〔31〕周馥撰《周悫慎公自著年谱》，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74页。

〔32〕〔33〕〔34〕〔35〕沈祖宪撰《容斋弟子笔记》，见《中日战争》丛刊（二），第272页。

〔36〕《寄译署》，见《李鸿章全集》（电稿·卷19），第10册，第6202页。

〔37〕沈祖宪撰《容斋弟子笔记》，见《中日战争》丛刊（二），第275页。

〔38〕〔39〕《北洋大臣李鸿章奏现朝鲜钱价过昂军饷亏折请设法运铸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193～194页。

〔40〕徐庆璋撰《辽阳防守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271页。

〔41〕〔42〕徐庆璋撰《辽阳防守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276页。

〔43〕〔44〕周馥撰《周悫慎公自著年谱》，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76页。

〔45〕〔46〕〔47〕〔48〕〔49〕《日清战争实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8册，第355～356页。

〔50〕〔51〕〔52〕周馥撰《周悫慎公自著年谱》，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74页。

〔53〕〔54〕〔55〕〔56〕〔57〕（1841）《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奏参贻误军事之津海关道盛宣怀折》，见《中日战争》丛刊（三），第161～162页。

〔58〕〔59〕安维峻《谏垣存稿》，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521～523页。

〔60〕张佩纶撰《涧于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七日），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85页。

〔61〕张佩纶撰《涧于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二日），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85～486页。

〔62〕《周悫慎公自著年谱》，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74页。

〔63〕《电谕胡燏棻著驻津办理粮台》，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5册，第158页。

〔64〕《光绪朝东华录》（三）（光绪二十年二十年九月乙未），总第3477页。

〔65〕《寄译署》，见《李鸿章全集》（电稿·卷16），第10册，第6058页。

〔66〕《天津军械总局已购未到各种枪炮子药数目清册》，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5册，第148～150页。

〔67〕《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添拨北洋饷需及购船各款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387～389页。

〔68〕《总税务司赫德为购枪械事现由驻英金登干税司结算事呈》，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5册，第473页。

〔69〕《广西臬司胡燏棻呈》，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7册，第243～244页。

〔70〕〔71〕（299）《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禀》，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5册，第356～357页。

〔72〕王记华《论北洋海防的电报通讯》（论文），参见《北洋海军研究》第二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73〕〔74〕（299）《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禀》，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5册，第356～357页。

〔75〕〔76〕《复刘芗林》，见戚俊杰、王记华编著《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原载于《甲午辽东鏖兵》第九章，原标题为“清军的后勤保障”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