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80年代初，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冷战结束以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则占据了主要舞台。本文从学派、论战和理论三个方面概括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还评价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软权力、地缘经济学、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世界秩序新论等。
【关键词】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 学派 论战
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期的历史产物，第二次论战（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是冷战后期的历史产物的话，那么，目前仍在继续的第三次论战（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既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终结"--冷战的结束，也折射出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冷战后时代的到来。在世界从冷战结束到冷战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充满着反思、修正、探索和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目前正处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阶段， 这使它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注：JamesDougherty & Robert Pfaltzgraff, Jr. , Contending Theories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FourthEdition),p.5.）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掌握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现实主义的兴起
英国学者马洛特·赖特在80年代初指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最近出现的令人欣喜的发展是现实主义的恢复。70年代初，现实主义学派在支配国际关系理论学科20年之后，开始败下阵来。它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行为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全球主义者和激进派。然后，到了70年代末，现实主义学派重整旗鼓，在'新现实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了反击，并逐步显示，它正恢复昔日的支配地位。现实主义的'复兴时期'开始了。"（注： Margot Light & A. J. R. Groom,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p.74.）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斯坦利·霍夫曼在评论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时，也曾生动地叙述过："现在需要的是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现有的战略，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了，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注：Stanley Hoffmann,"Re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The AtlanticMonthly,November 1985.）这一新的理论思潮始于1979年问世的《国际政治理论》。该书作者肯尼思·华尔兹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国际政治学教授，60年代他曾以《人、国家与战争》一书蜚声西方学术界。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新的"结构分析模式"及其结构分析的"三要素"，即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构成体系的原则，就国际政治而言，亦即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国际社会不同单位的功能；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国际社会不同单位的功能；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单位之间实力的分配。华尔兹教授的结构分析理论因而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它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区别国际政治体系及其互动的组成部分，即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它立论的核心是，"只有结构的变革才能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注：Margot Light & A.J.R.Groom,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p.82.）戴维·鲍德温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华尔兹提出的"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是一个突破，奠定了"新现实主义"的基石，就如汉斯·摩根索在50年代提出的权力与利益理论为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石一样。 （注：David Baldwin,Neorealism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13.）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兹格拉夫也指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体系结构和单位结构，从而提供了全面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注：MargotLight & A. J. R. Groom,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of Current Theory,p.87-88.）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 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代表了过去半个世纪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两个主要理论流派。80年代初，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华尔兹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区别：1.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即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结构体系，"这是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2.在国际关系的因果关系上，现实主义强调世界由互动国家组成，"原因"是趋于一个方向，即从互动的国家到由它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产生的"结果"。这在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而新现实主义强调，"原因"并不只在一个方向上发生，而是在两个方向上，即国际政治的单位层次和结构层次上，结构影响单位，只有通过区分结构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因果要素才能充分地研究和了解互动国家。3.关于对权力的解释，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根植于人性，权力是国家追求的目的，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华尔兹指出："这是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还认为，权力首先意指军事实力，而新现实主义则"将权力的概念视为结构的根本特点"，认为权力应是国家的"综合实力"。4.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认为，不同国家行动方式不同，因而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同。但是，现实主义强调互动单位的作用，而新现实主义强调结构对互动单位的影响；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但否认这是一种特征性的结构，而新现实主义认为"自治"是在结构层次上无政府状态的对应物。现实主义者强调了国家的异质性，他们相信国家行为和结果的差异直接产生于单位构成的差异，新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一假设不可取，他们提出一种理论以解释结构是如何影响行为和结果的。5.从研究方法来看，传统现实主义着重归纳综合方法，而新现实主义则偏重推断演绎方法。（注：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Summer 1990.）理查德·范伯格则从政策取向的角度进行比较，认为：1.和现实主义一样，新现实主义也强调，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组成单位。2.新现实主义注意到，政府在控制私人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和银行方面，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3.新现实主义比传统现实主义更加注重经济因素。4.传统现实主义通常把注意力放在欧洲，而新现实主义更加注重第三世界。5.新现实主义反对全球遏制战略，而主张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结盟关系。6.新现实主义主张限制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意识形态不应该支配美国对外政策。 （注： Richard Feinberg, TheIntemperate Zone: the Third World Challenge to U.S.ForeignPolicy,p.22-25.）
二、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新现实主义在新形势下努力克服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将权力与道义、秩序与霸权、冲突与合作、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研究，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拓展。然而，到80年代初，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也开始出现了。批评者认为，新现实主义仍然坚持"以国家为中心"，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中，国际组织的作用极其有限；新现实主义忽视相互依存的作用，其体系结构分析也有所偏颇。批评者主张国际关系理论应超越民族国家，注重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注重经济、环境和相互依存。
正如麦克尔·伯恩克斯所说："探求一种更好的理论的过程构成了第三次论战。这是国际关系领域迄今出现的最生动丰富、最激动人心和最有发展前景的一次论战。" （注： 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1989)33,p.235.）开始时，争论的一方是新现实主义， 已不言而喻，但另一方是什么学派，并不清楚。1986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了一本书，收录了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的若干章节和新现实主义的赞同者与批评者的文章。基欧汉在书的前言中说，希望此书使人们更意识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书名题为《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其中的批评者是什么学派，仍不得而知。直到1988年，约瑟夫·奈在《世界政治》杂志撰文首次使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第三次论战时的两个对峙学派的名称才"尘埃落定"。
奈的这篇文章是关于罗伯特·基欧汉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和理查德·罗斯克莱斯的《贸易国的兴起》的书评，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始从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比较转到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比较，并对后者作了初步的小结。约瑟夫·奈认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理论观点和方法上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国际关系的角色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为中心，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的角色；而新自由主义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其次，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新现实主义认为，对国家来说，权力、安全和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由于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可能降至次要地位，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国际合作领域明显扩大。再次，双方都重视经济因素，但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以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为此目的甚至可以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新自由主义则视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为同样重要，并对新现实主义的"自助"主张提出质疑。最后，在研究方法或层次方面，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体系结构（structure ）层次上的分析方法，重点在体系角色之间的权力分配上；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体系过程（process ）层次上的分析方法，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 （注：Joseph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Politics, January 1988.）
1989年，罗伯特·基欧汉的又一本专著问世，题为《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国际关系文集》，进一步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理论主张。他指出：虽然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均赞成通过把握国际体系的性质来解释国家行动，但是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概念"过于狭隘"， "过于局限"。 （注：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他认为， 世界政治的"制度化"将对各国政府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决策和行为只有通过对合作与纷争模式的分析，才能加以准确的界定和评估。 他将这一分析观点称为"新自由制度主义"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这种制度的安排不同于体系结构分析，它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内容：1.加强政府实施自身承诺和监督别国遵守协定的能力；2.增加谈判各方之间信息和机会的交流；3.维护国际协议的一致性。 （注：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落实上述机制或制度安排的基本形式是：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和约定俗成的共识或协定。基欧汉强调说，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更为全面和精确"。他提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不是单纯地替代新现实主义， 而是希望从内容和形式上涵盖它。 （注：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p. 15-16.）基欧汉从制度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提出的这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张，把第三次论战引向了深入。
三、第三次论战的深入
进入90年代后，一批北美、西欧、北欧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给第三次论战带来了新的理论思路。于是，除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外，还出现了相对主义、后实证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等研究理论和方法， 有人总称之为"批判理论"（注：John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4/95,p.7.），并将其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相提并论。在对两个主流学派进行评析和批评的过程中，"批判理论"把第三次论战再次推向深入。
1992年，三位青年学者巴里·布泽、查尔斯·琼斯和理查德·里特合著出版了《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结构现实主义》。该书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提出"深度结构（deep structure）理论"。其涵义是：1.除了权力分析之外，国际政治结构的界定还应考虑"规则、准则、机制和国际制度安排"。他们批评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太囿于体系单位的实力分配。2.国际政治结构应包括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状态。新现实主义认为，只有在国家结构内才存在等级制；而"深度结构理论"认为，只要存在享有主权的单位，国际等级制状态就会延续。3.布泽、琼斯和里特指出，华尔兹在分析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时偏重前者，而他们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应象对体系结构层次一样，对单位层次倾注热情和关注，并密切体系和单位两个分析层次之间的"联系"（linkage）。4.布泽、 琼斯和里特还"力图扩大新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围， 以能包括竞争和合作。"（注： MargotLight & A.J.R. Gro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Handbook ofCurrent Theory, p.85-87.）
这期间，由于受到欧洲、北美流行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和解释学（hermeneutics）等思潮的影响，在第三次论战中出现了两场交锋：理性主义对反思主义（rationalism vs. reflectivism）和建构主义对解构主义（constructivism vs.deconstructivism）。这两场交锋的结果，使后现代主义，即建构主义占了上风。笔者最近一二年在美访问期间，见到斯坦利·霍夫曼教授和罗伯特·杰维斯教授时，他俩均提及，研究第三次论战，除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外，还应注重建构主义。日本独协大学的星野昭吉教授也专门提到，从90年代起，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逐步相互靠近，而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与其形成了新的论争。该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有亚利山大·温特、约翰·拉吉、埃蒙纳特·艾德莱、麦克尔·巴纳特和彼得·卡特赞斯坦恩，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耶鲁大学亚利山大·温特教授。温特在1992年《国际组织》春季号上发表的关于强权政治的社会建构的论文中，最早提出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他指出，建构主义虽反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主义核心，但却认同它们的科学方法。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它认为，对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物质本身，新现实主义所说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最终是由赋予这些结构以实际意义的"社会意义的结构"（ structure ofsocial meaning）决定的。这种社会意义的结构不是某一个人、团体、国家的主观臆断，而是举世公认的一种社会事实。由此，均势不再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威胁均衡（balance of threat）， 即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阻止政治家发动战争，而是政治家认为实际存在的东西起到了这一作用。也就是说，安全困境是否使国家间趋向于对抗，要看国家对无政府状态持何种态度，要看国家间的姿态和意图怎样。无政府状态脱离了国家赋予它的意义就无任何实质内容可言。而强权政治只是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可能，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属性，因此原则上转变强权政治的可能性并未被排除。（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2; and"Collective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 1994.）
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维·鲍德温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论战》一书出版。撰稿者均是活跃在第三次论战中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阿克塞洛德、亚瑟·斯坦恩、查尔斯·利普森、邓肯·斯纳特、罗伯特·波威尔、约瑟夫·葛里格、海伦·米尔纳、斯蒂芬·克莱斯纳和麦克尔·马斯顿多诺等。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鲍德温在该书第一章里就言明："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是《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的续篇。" （注：David Baldwin,Neorealism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p.3.）他撷取六个要点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1.新现实主义过分强调"无政府状态"而忽视"相互依存"。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把无政府状态的程度和结果看得太严重。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而新自由主义则不然。2.与新自由主义者相比，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实现和维护国际合作更加艰难，国际合作更加依赖于国家权力。该书的作者毫无例外地同意这一看法，并认为欧洲联盟的未来发展将成为国际合作论的一个重要验证。3.新现实主义强调从国际合作获得相对得益，新自由主义则强调绝对得益。葛里格指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最大限度地追求实际或潜在的绝对得益，而忽视了相对得益的重要性。利普森认为，相对得益在安全问题上比在经济问题上显得更为突出。4.新现实主义注重安全目标，其代表人物葛里格指出，国际无政府状态要求国家更关注相对的权力、安全和生存问题；而新自由主义更强调经济问题，认为在经济领域比在安全领域更有可能开展国际合作。5.新现实主义强调实力而不是意图，认为"实力是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基础。"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基于国家利益考虑的意图，基欧汉辩解道，一些国家对别国追求利益行为的"敏感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受了那些国家意图的影响和驱动。6.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广义上来说国际制度，对国际政治具有重要意义。新现实主义并不否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认为新自由主义夸大了其作用。（ 注： David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Contemporary Debate,p.4-8.）
目前，虽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仍在继续发展，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这场论战及其两个主要学派之间的关系。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均强调，虽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不应将其夸大。多尔蒂和法兹格拉夫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要帮助人们懂得国际关系的话，它们就必须寻求共同之处。"（注：James Dougherty & RobertPfaltzgraff, Jr. ,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A Comprehensive Survey,(Fourth Edition), p.62.）基欧汉认为两者可以寻求到汇合点。他承认，他的自由制度主义观点"就是同样多地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借鉴过来的。 "（注：David Baldwin,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p.11.）约瑟夫·奈则强调，这场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际关系史上代表传统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之争的再现。……事实上，这两种理论及方法可以互补。 "（注：Joseph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88.）
50多年前，现实主义学派鼻祖之一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把理想主义者比为"光明的孩子"（Children of light）， 把现实主义者比作"黑暗的孩子"（children of darkness）。这两类"孩子"的"后代"--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如今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面临21世纪的世界是充满着继承和变革的世界，因而，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任务应该是使两者实现互补和综合。"这两派理论对我们理解变化中世界的国际政治都是有用的和必需的。"（注：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Harper Collins CollegePublishers,1993,p.5,p.195.）
四、新的理论思路和模式
最近几年，围绕冷战的结束以及大国关系的调整，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并通过将第三次论战进一步引向深入，为理解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现实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思路和模式。如"软权力"概念、"地缘经济学"、"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文明冲突理论"、"世界秩序理论"等，就是其中最集中的反映。
"软权力"概念：
奈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就是权力"。（注：Joseph Nye and William 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6.）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优势，谁就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居领导地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的全球化，传统的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革。"软权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 "（注：Joseph Nye, Soft Power,ForeignPolicy, Fall 1990.）在奈看来，"软权力"是一种"合作型"的权力，而"硬权力"是一种"对抗型"的权力。"软权力"是一国使别国"想其所想"的能力，而"硬权力"则是一国使别国"做其所想"的能力。他认为，"软权力"的源泉主要有二：一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二是国际机制的规则与制度。因而，所谓"软权力"也就是一国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实现预想目标的能力。奈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使用自己的"软权力"资源塑造国际形势，影响他国的优先决策和利益界定。
"地缘经济学"：有人又称之为"经济／生态政治学"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缘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卢特瓦克教授。
卢特瓦克认为，①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关系已从地缘政治学转向地缘经济学。②原有的冷战机制和体制已不再适用。③冷战结束带来"安全"概念内涵的扩大。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更有经济和生态环境。④地缘经济学主张以经济和生态优势控制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变化取向。在某种意义上，谁掌握了国际经济和生态优势，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发言权。（注：Edward Luttwak,The Theoryand Practice of Geo- Economics, from Armand Clesse, RichardCooper and Yoshikazu Sakamoto (ed.),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West Order, Dordrecht: 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1994,p.220,p.236.）
"地缘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①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经济区；②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③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并强调："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者。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象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注：Lester Thurow,Head to Head:The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 and America,New York:Morrow,1992,p.246.）
"两枝世界"理论：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浪潮。一时间，全球化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它同样也引起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极大兴趣。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斯诺教授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了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全球化与地区化、一体化与分散化、继承与变革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三种基本矛盾。他强调，自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政治经历了从"两极"到"两枝"的演变；出现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格局。（注：James Rosenau, Normative Challenges in a Turbulent World,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1992. ）但两者并非平分秋色，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体系"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开始削弱，而强调全球相互依存的"多中心国际体系"的地位却日益突显。
"文明冲突"论：最近，"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又出版了一本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对他的"文明冲突观"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更详尽的阐述，从而在学术界再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亨廷顿而起的这场关于"文明冲突"问题的争辩，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与坎南的"遏制论"相提，称得上"世纪之辩"。
亨廷顿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后冷战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注：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96,p.21.）亨廷顿之所以把冷战后的世界看作是多极和多文明的，就在于他认为：①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的政治忠诚指向发生了从国家到文明的深刻变换。②冷战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大大多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亨廷顿还强调，"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 （注：Samuel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155-157.）亨廷顿不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而且看作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这是亨廷顿文明范式的核心和命脉所在。
"世界新秩序"研究：冷战结束后，许多学者热衷于探索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各种模式。
基辛格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而不象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注：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7.）他强调，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秩序只能象过去那样建立在协调和平衡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之上。
奈的"世界秩序新论"认为，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结构变革的复杂过程，是大国之间权力稳定分配的结果。决定冷战后世界秩序走向的主要因素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交互作用，由此可能导致世界秩序模式有：①回复到两极世界（美国-俄罗斯）；②多极世界（美国、日本、西欧、俄罗斯、中国）；③三大经济集团（北美、西欧、东北亚）；④单极霸权（美国）；⑤单极指导下的多层次相互依存。奈认为，只有第五种才是最现实、 最可行的世界秩序模式。 （注： 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Theory and History,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3,p.190-192.）此外，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探索还有巴尼特和卡瓦纳夫的"地球村"模式（注：Max Singer and Aaron Wildavsky,The RealWord Order,Chatham,N.J.:Chatham House Publishers,1993,p.3.）、辛格和违达夫斯基的 "和平区" 与 "动乱区" 并存模式 （注：MaxSinger and Aaron Wildavsky, The Real Word Order, Chatham,N.J.:Chatham House Publishers,1993,p.3.），以及哈克维的"新两极模式" （注：Robert Harkavy,Images of the Coming InternationalSystem,Orbis,Fall 1997.）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