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当代进程中，气候失律导致气象灾疫频发，并危及人类存在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为此，气候治理成为必然并孕育气候政治学诞生。气候政治学研究就是为气候治理和人类自救提供政治引导智慧和方法。气候政治学须获得全球视野和世界胸襟，搭建解决气候治理上出现的认知冲突、伦理冲突、利益冲突、责任冲突的政治共识桥梁，并以原则政治原则、生境政治原则、责任政治原则为根本准则和价值导向，探讨气候权力规范，构建社会正义和气候资源平等分配的全球框架，为从根本上解决"气候何以得治"和"人类何以实现自救"铺平广阔的政治道路。
关键词：气候失律 气候政治 气候权力 社会正义 气候分配
当今，其爆发频率越来越快、烈度越来越强的气象灾疫，却直接源于气候失律；但导致气候失律的最终之因却是人类活动。由于人类活动成为气候失律的最终原因，气候治理才成为可能。气候治理的必然要求孕育气候政治学的脱颖而出。气候政治学，是研究气候治理何以需要政治和政治怎样引导气候治理的科学。本文就是围绕此而对气候政治的基本问题予以尝试考察，以求引来对气候治理的广泛政治学关注。
1、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失律
气候作为一种天气过程，有其自我运行的时空韵律，亦称"气候节律" 。气候节律的丧失，就是气候失律。
气候失律就是气候以突变的方式出现寒冷和酷热的交替无序的运行。单纯的寒冷或单纯的酷热，都不叫气候失律，而是气候运动节律的大尺度变化，比如历史上的"冰期气候"、"小冰河期气候"，就是这类气候运动大尺度变化的典型例子。气候运动的大尺度变化，仍然是合自然状态的气候变换运动，因为它是宇宙和地球相向作功而生成的宇观运动，与地面性质和地球生物活动没有多少关联性。真正的气候失律，必定与地面性质和地球生物活动直接关联，更具体地讲，导致气候失律的最终推动力量，不是宇宙和地球力量，而是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并致气候失律，却是通过改变地面性质－－包括改变大地甚至地质结构、山水、江河、海洋、草原、森林、湿地、荒野等存在状况和改变大气的结构成份，来改变气候运动变化，换句话讲，人类影响气候并导致气候失律，是通过层累的方式来实现的。并且，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并导致气候失律是近两个世纪的事。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人口急剧膨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1804年世界人口10亿，到1927年增长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增长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世界人口突破60亿，到2011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达到70亿。"全球变冷本质上是由人类造成的：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工业化对气候的影响和'自然进程'对气候的影响一样大。变冷被归因于滤光镜效应，该效应使所需的太阳光无法到达地球表面：这被称作'全球变暗'。大气'混浊度'比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更重要，并且同样是人类活动造成的。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种类的自然进程，如沙漠风暴或丛林大火，都会产生大气中的尘埃。但是大城市与重工业，以及汽车与飞机排放所产生的尘埃更多。特别是航空旅行会造成云量的实质性增加。于是，人为原因的积聚使'自然'原因成为次要的了。"[1](P218)
人口的急剧增加，缔结起"人与自然"的全新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人与气候的关系和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是种植的关系，更具体地讲，是人向自然谋求生殖的关系：人的生殖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是以大地为土壤、为源泉的。人与气候的关系，是力量的关系，更具体地讲，是人向自然要力量的关系。所以人与气候的关系的每次变化，都带动了人的自我变革。这种自我变革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发展科学，开发技术，发展产业，这一自我变革的全面实现的对象化形式就是工业革命；二是用技术武装自我展开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并通过改造和征服来实现资源掠夺，推动工业革命不断向广度与深度领域拓展，这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运动。
在自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运动进程中，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采掘和利用地球资源的能力和向大气层排放废气污染及温室气体的能力不断增强，由于前者，地面性质不断遭受多层次的改变；因为后者，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升高。由此形成"今天的人类社会和气候环境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人类通过农业活动和工业活动改变着气候环境，而这些变化却反过来威胁到了人类。几十年来，气候问题已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1](P244)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划时代开端'。在几十年间，看起来似乎可以逃脱经济与生态的古老束缚。廉价的能源造成了城市的无计划发展，工业在新地区的扩张、消费品的全国性供应和汽车在乡村的普及。基督教徒菲普斯特认为，这'在环境上，是从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进行历史性跨越的开端'。吞噬能量的商品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电炉、洗衣机、电冰箱、烤箱、冰柜、微波炉、洗碗机、吸尘器、熨斗、电动牙刷、头盔式烘发器、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脑、打印机和扫描仪等－－每个家庭都变成了一个电器公园。地下室、车库与工具房中也装潢了电气设备：钻机、电动锯、绿篱修剪器，等等。每个房间都有暖气片和许多电灯：在20世纪初，人们对所有这些都一无所知。在20世纪50年代前，即使技术已经存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在1973－1974年的第一次油价危机前，在机器和家电使用中还没有节能的观念。只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使油价上升后，人们才开始讨论低能耗的机器、替代性能源、热量保存，等等。"[2](PP208-209)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气体在大气层中的结构的改变之所以改变了气候，导致了气候失律，科学研究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认为，如在人类活动不存在的情况下，以目前的情况而言，储存和缩减储量之间脆弱的平衡是需要维护的，而有益的温室效应几乎是稳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有时会使用较为形象的语言：储存碳的场所就被定义为碳'井'，而储量缩减的场所则被称为'源头'。确实，如今，人类活动是这惊人的储量缩减的原因。因为所有燃烧的化石燃料在进一步增加大气中的碳含量。如今大气中每年有超过63亿吨的碳被清空，这都归因于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说，是能量生产过程和有关化石或植物（森林正以每年14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相当于尼泊尔的面积大小）燃料排放的总和。然而人们观察到这类排放的增长十分迅猛：1950年的排放量还没有超过20亿吨，但这个数字在50年内增长了2倍多。自1992在联合国组织下召开有关地球生态的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在美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量已超过了8%。"[1](P232)
2、气候治理的政治学实质
气候失律将可能导致社会政治解体 在今天，气候失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作为问题，它源于"气候的影响并不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但'它却取消了先前生存方式的延续性'。"[2](P59)这方面的例子不可胜数：德国史学家沃尔夫刚·贝林格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气候动荡总是造成社会对统治者的合法性的质疑。因而，"掌管公共机构的国王或牧师必须在其文化参数中回应自然条件的恶化。如果危机处理手段不充分，那么宗教和政治危机就会伴随着社会和经济危机而出现，最终导致政权倒塌或文明崩溃。"[2](P61)古史学家们研究发现，导致古埃及文明衰落的最终原因却是气候失律，因为气候失律，使尼罗河停止泛滥，导致公元前1768年开始的大饥荒，法老和他们所统治的王朝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正是这种广泛的社会质疑最终导致了法老统治的崩溃。[3](P223-269)印度学研究表明，古印度河流文明在三千多年前被终结，仍然要归因于气候的持续动荡所引发出来的巨大的环境灾难。考古学家们提供了这方面证据：大约公元前1700年，因气候突变，印度河流域突然干涸，农作物大面积歉收，城市缺少食物供应，其灾难性后果就是人口随着城市的消失而消失，印度河流文明随之被遗忘。[4](P177-189)大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于南亚的游牧民和特马人才在一次印欧人的移民潮中涌进该地区而重新定居。[5](P9-13,25-44)
在中国人的常识记忆里，认为经历640多年的商朝（公元前1766-前1122年），其灭亡是因为政治的腐败，但实际上却为气候所断送。在商朝最后几十年里，这个拥有广袤土地的帝国上空出现了巨大的气候动荡："干雾"遮住太阳，三个太阳呈现，反常的寒流，七月霜冻，黄河流域夜间冰冻（正常情况是非常热的），庄稼歉收，饥荒四起，七年干旱之后，其尾随而来的却是暴雨和洪灾。正是这些导致了强大的商朝的覆灭。气候失律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动荡，一直持续到周朝的初年。[2](P66)大汉朝的衰落与消亡，虽然有其它很多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气候的巨变与恶化。"中国汉朝的衰落与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同时发生的。皇室冲突和遗产争夺无疑对此起到一定的作用，宗教引发的民变也是原因之一。与罗马军营皇帝们的时代一样，军队接管了政治。220年，大汉帝国被军阀们瓜分了（'三国时代'）。严寒、干旱、歉收、与饥荒加居了帝国的衰落。长江不止一次全面结冰，大江大河在干旱的年份中多次干涸。309年，人们不打湿脚就有可能走过黄河或长江的河床。自然生活的艰辛，以及政府的无能，激发了骚乱和起义。"[2](P57)古老的玛雅文明，到了中世纪就走向了崩溃。玛雅文明的崩溃之谜当然有许多说法，但史学家们研究发现，导致玛雅文明崩溃的原因除了战争、人口过剩等因素之外，就是过度使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因为环境破坏造成了庄稼歉收、饥荒和传染病的爆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对上层社会的暴动。考古学家理查德森·吉尔（Richardson Gill)指出，在过去七千年间最缺水的时间是公元800-1000年，在这个时期，玛雅社会先后经历了四次极端干旱：即公元760年左右持续多年的干旱、公元800年左右持续9年干旱、公元860年左右持续3年干旱、公元910年持续6年干旱。"干旱掠夺了文明的存在基础，危机中的饥荒使人口暴跌，战争与暴乱只是最后一击。"[6](P211)
气候失律的政治学实质 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全球生态危机形成，而世界风险社会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却是气候问题，气候失律正一步步演变成为时代的主导话语，"气候变化的主导话语，在世界政治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垄断地位，但却是指向未来的。不过，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气候变化在'当下'已经发生了，并且正在转变政治、经济、科技、法律、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视野，而且速度非常之快。也就是说，风险是一个涉及当前－未来预期的问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已经从'低级政治'向'超级政治'转变：气候变化议题的潜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重塑社会和政治的视野。没有一个政党敢于宣称自己忽视气候变化。"[7](PP136-137)气候失律改变着一切，尤其改变着政治，因为气候失律激活了政治的敏感性，激励政治敏锐地获得两个方面的发现：一是气候失律制造出人类存在的窘迫和生存的艰难转向，先前的存在姿态和生存方式，包括生产与消费方式都将不得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是朝着物质的更加丰裕方向，而是需要朝着更为简朴和节俭的方向改变，这对已奢侈成性的人类来讲却是异常的难以转变，所以，气候失律构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二是气候失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伴随着气候失律的持续强化而变得异常的复杂，这种复杂性所体现出来的方方面面，最后都联结起了政治，政治构成了气候失律所产生的问题网络的"网结"。这是因为气候失律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的存在安全和国家的可持续生存及发展，人类要存在，国家要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失律的气候。一旦面对失律的气候，就不仅仅涉及气候失律的所产生的物理效应问题，解决它的经济成本问题和收益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无穷无尽的争议问题，这些问题使气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变得异常的困难，更重要也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气候失律还涉及权力、社会正义和分配的问题。气候权力、社会正义、分配，此三者构成气候治理的政治学实质。
首先，大气层是一个公共资源场，没有任何人、任何公司、任何国家可以拥有它或垄断它；另一方面，在自然状态下，任何人、任何公司、任何国家都可以任意地向大气层排放废气和污染，更不可以任意地破坏气候；第三，任何人、任何公司在其本国范围内排放的污染，却并不完全地停留于该国境内，它总是要流动而成为全球之物。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大气本身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一旦遭受破坏，它就沦为无。并且，也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大气本身最容易遭受破坏，气候失律就是大气遭受全面破坏的表征。
在当今世界，大气层遭受破坏和气候失律，其直接推动力恰恰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竞争，而这种竞争的实质恰恰是权力的角逐，在这种权力角逐中，发达国家始终是赢家，最发达的国家牟取到的利益是最大的。反之，越是不发达的和越是贫困的国家，就越遭受利益和资源的剥夺，并接受同等的甚至更严重的污染。具体地讲，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排放的污染越多，污染排放越多，其权利侵害就越普遍、越严重。所以，大气破坏、气候失律造成了全球性权利侵犯、资源掠夺和利益损害。并且，大气破坏、气候失律越严重，整个人类社会就越缺乏正义，丧失公正，没有道德。
其次，气候失律带来的不仅是自然的变化，而是人类社会的变化。气候失律进一步扩大资源的稀缺度，并由此推动了稀缺资源的争夺与战争。这是因为"气候变化所产生的时代，是一个资源需求空前高涨，而世界上的资源又越来越稀缺的时代。于是分配问题十分关键－－谁得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以及何时得到？"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失律造成了市场的波动，因为气候失律使生产范围改变、生产方式改变、消费内容改变、消费方式改变。气候失律更带动生产成本、生活成本、消费成本的增设。更为重要的是，气候失律造成了许多区域丧失了居住条件，因而，气候失律推动移民潮流的兴起。"气候变化并不仅意味着海平面上升、降雨区的地理或物理转移以及迅速推进的沙漠化。这些重要的关切应该'补充'以所谓的'社会含义'，比如围绕稀缺资源的斗争、市场波动、战争以及移民。"[7](P136)汶川灾后重建运动，集全国之力并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建设起来的新环境、基础设施、生活条件，却又在尔后连续遭受气候失律所造成的灾难的摧毁，这恰恰表明：不适应人居住的地区，强行居住带来的只是年复一年的灾难。这些灾难加大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成本，并从而使原本匮乏的资源更加稀缺，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分配的不公正，因为更多的物质、资源、社会财富将不断地以救灾和重建的方式流向这里，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资源、财富分配水平，削弱了整个社会分配的正义程度。
3、气候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
气候失律制造了地球危机和人类危机，这种危机集中表现为人类存在安全根基的动摇和可持续生存所需的环境的死境化。为其存在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人类必须自救。其自救的根本指向就是治理气候。作者在《气候治理的共识、途径与要略》一文中探讨了气候治理的语境要求和现实可能性，揭示气候作为一种天气过程，其运动变化丧失自身节律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偶然失律，另一种情况是持续失律。推动气候偶然失律的主要原因是天体运行，具体地讲是太阳辐射与地球轨道运动的周期性发生偏差所导致；导致气候持续失律的主要原因，却是地面性质的改变和生物活动的失律，更具体地讲，却是人类活动过度介入自然界，改变地球表面结构和过程并向大气层排放各种温室气体所造成。气候的前一种失律状况，要获得自我节律的恢复，只能由天体与地球运行本身来解决，并且人力也无法解决。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的气候失律，谈论气候治理毫无意义。只有由于人类活动过度介入自然界和气候过程所导致的气候失律，才具有治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我们所讨论的气候治理就是在这一语境范围内展开的。在这一语境范围内，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失律，气候失律呼唤气候治理，气候治理必然要求政治予以敏感回应并全面改变自己而引导治理。由此，气候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获得了明朗：
首先，气候治理的目的就是恢复气候节律，而恢复气候节律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客观事实：一是气候的恢复不能靠天体和地球轨道的周期性运行本身来弥合，它需要人类改变自身活动才能够实现，因而，气候治理涉及到利害问题，而利害问题之于人类却是一个异常复杂多变的、没有固定位态的问题；二是气候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任何人、任何社会组织、任何国家都不能拥有它，但任何人、任何社会组织、任何国家都可以无限度和无节制地运用它。前一个事实要求气候治理必须进行利害权衡，必须选择或重建一种普适的利害权衡规则和方法体系；后一个事实要求气候治理必须构建行为的共守边界和予取的应有限度。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伦理、经济以及社会学也做不到，惟有政治才能担当此重任。所以，气候失律使政治登上了气候治理的舞台而形成气候政治学。气候政治学就是治理气候的权衡科学。气候治理成为气候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其次，由于当代气候失律的根本之因是人类活动过度介入自然和大气所致。因而，气候治理不仅仅是治理和恢复气候相关环境生态，比如大气层、地面性质等，而且必须治理人类活动，即只有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全面治理，才可能实现气候治理。治理人类活动，当然是限度人类介入自然和大气的范围和频率，但更要改变人类介入自然和气候的方式。这两个方面的治理行动所形成的最终所指，是要改变人类的活动方式、活动范围，具体地讲，是必须改变人类存在的姿态、生存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气候治理本质上是人类全面改变自己或者说重建自己的过程。因而，改变人类自己、重建人类自己，构成了气候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对象。
其三，气候政治学应通过对与气候相关的环境治理和人类自我改变两个方面展开整合研究，为全球协作治理气候提供政治层面的行动操作方案、实施的思想、智慧和方法。所以，气候政治学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引导科学。"气候变化是至今为止最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通过一个全球性协议。我们也许可以在当地解决其他问题，但因为大气是一种共享资源，为阻止其恶化，我们需要一种所有成员参与的全球协议。我们所需要的方案不仅需要在科学上是可靠的，也需要能够被所有主要国家所接受。气候变化代表一种典型的全球挑战，一种只能在对正确拯救行为达成全球一致后方可解决的挑战。"[7](PP9-10)气候政治学对气候治理的引导功能，集中体现在两个面：第一，为全球达成气候治理的共识提供共享的政治思想基础和认知智慧；第二，通过研究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而为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治理气候提供可供参考的政治层面的行动方案，包括治理实施的道路、手段、工具和方法。
由于如上三个方面的规定性，气候政治学完全超出了传统政治学的地域论特征和国家利益主义的范畴，而获得了全球化特征和世界主义诉求。
气候政治学的全球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气候政治学所关注的环境是气候环境，气候环境的的首要构成当然是地球环境，所以，气候政治学是研究地球生命和人类存在的地球政治学，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大地政治学。其次，气候政治学所关注的气候环境不仅仅是地球环境，还包括大气环境、宇宙环境，从这个角度看，气候政治学又是一种大气政治学或宇宙政治学。其三，从整体上讲，气候政治学所关注的环境恰恰是地球环境、大气环境和宇宙环境的整合化，因而，气候政治学所指涉的环境实际上是如上三者整合所形成的宇观环境，所以，气候政治学是一种宇观政治学。
气候政治学的世界主义诉求呈现出两个方面的价值导向：第一，气候政治学所探讨的气候政治是生命主义的，因为气候失律危及到地球生命的存在，包括危及到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存在和物种的可持续存在问题；第二，气候政治学所探讨的气候政治更是人类主义的，因为气候失律从根本上危及到人类的存在安全和人类的可持续生存。
由于其全球化特征和世界主义诉求，全球和人类构成了气候政治学研究的边界，这一边界规定要求气候政治学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和人类视野，必须在全球视野和人类视野下展开气候治理研究。
由于其全球化特征和世界主义诉求，气候政治学既体现政治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要求，更体现政治世界主义的理想主义方向：气候政治学作为政治世界主义，其现实要求就是一切的政治利益必需让位于气候利益，一切的制度隔阂，一切的政治纷争，一切的矛盾冲突甚至军事斗争，都须通过气候治理而谋求化解，而达向真诚的全球合作。因为在气候失律的当代境遇中，"世界的每一个群体、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民族、每一种宗教和每一个地区，都生活在同一个未来的当下，而且这种未来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生存，就必须包容那些曾被排除出去的人们。气候变化的政治必然是包容性和全球性的，它是世界主义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7](P150)气候政治学作为政治世界主义，其理想方向必是全面恢复气候，重建地球生境和大气生境，使人类重获其存在安全根基和可持续生存的土壤。
4、气候政治学的根本问题
如前所述，气候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涉及表面对象和深度对象两个维度的内容，气候政治学研究的表面对象是气候治理，其深度对象却是人类自救。由此形成气候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必须解决气候何以得治的问题；二是解决人类何以实现自救的问题。
气候政治学必须架设达成全球气候共识的坚实认知桥梁 失律的气候何以得治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寻求并构建治理的行动方案和实施方法的问题，虽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和必须，它还涉及到一个人类认知的重建问题。换言之，认知的重建才构成气候治理行动方案及其实施方法构建的绝对前提和基础。
解决失律的气候何以得治的问题，之所以需要首先解决其认知的重建问题，是在于气候的失律不仅在事实上改变着世界的一切存在和使存在的一切发生改变，而且由此引发出了多元冲突，这些多元冲突集中敞开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气候失律造成了人类的知识冲突。这是因为在人类的知识经验中，气候始终是属于纯粹的自然，它的运行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人类活动也无法干涉它。因而，气候失律是纯粹自然的事，气候治理几乎不可能。当提出气候治理，并要构建气候治理的政治学，这使人类经历几千年所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显出明显的局限，换句话讲，人类原有的知识体系已经无法为人们提供治理气候的知识奠基。然而，新的有关于如何恢复气候、使之回复自身运动变化节律的知识体系尚未获得整体性的建立，而有关于重新认知气候、恢复气候失律的零星的知识，很难在生存认知和知识构建方面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相反，那种激励和引导人们滑向地球死境的原有知识体系与之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些冲突加剧了人们认知气候和气候治理的两难性和怀疑论取向。
二是伦理冲突。在当代，气候失律的最终原因是人类活动。人类活动过度介入自然和大气的内在根源，却是以人为中心的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这种征服主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体系，构成了如上知识冲突的根源。因为，气候治理所需要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体系，必须是突破人本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和价值导向，而构建起"自然－生命－人本"主义的伦理认知范式和道德规范体系，这种新型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体系，将彻底地抛弃物质幸福目的论、片面的自然征服论和单一的经济发展观，而构建生境幸福目的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生境伦理和道德体系。这种需要创建的生境伦理和道德体系，将与人类的征服主义的伦理观和道德体系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需要借助于政治的方式来求得最终的解决。
三是责任的冲突。通常，"责任"这个概念只运用于人类范围，它以人为担责的主体，并最终以人为施责的对象。因而，从本质上讲，责任意味着对人的担责。气候治理却拓展了责任的适用范围，它不仅指涉于人，也将施及自然、地球、大气以及地球生命：气候治理首先要求人类为恢复气候节律担当责任，具体地讲，就是为大气生境化和地球生境化担当责任，并且，惟有当人类为恢复气候节律而担当起全权的责任时，才可为人类自己担当起存在安全和可持续生存的责任。然而，传统的唯人本责任与气候治理的"自然－生命－人本"责任观之间，同样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因为这种来源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表现为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气候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即要维护自然的利益和气候的利益，必须相应地牺牲人类的利益，并要求人类必须放弃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利益，而只能是有限度地谋取自然资源、地球资源和气候资源。这一要求不是指向个别国家、个别群体、个别人，而是指向整体、全人类、每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都必须这样做，这就形成了限制性。然后，并不是整个人类、每个国家、所有的群体和个人都能接受这种限制性，因为利益放弃责任，为了利益而无视责任，构成了气候治理的责任冲突，化解这种冲突的最终方式，只能是通过搭建一种平等的国际政治平台才能够在协商中达成。
四是利益冲突。气候治理所面对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利益难题，它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利益补偿所带来的冲突，即在造成气候失律的历史进程中，发达国家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及其温室气体，而使发展中国家以及贫穷国家遭受太多的气候灾难，一旦要实施气候治理，这就必然涉及历史性的补偿问题，而一旦这种历史性的补偿问题被推向前台，它就构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其次是利益分配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即面对不断持续强化扩张的失律的气候，要谋求真正的和全面的治理，必然要涉及到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分配问题，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必然涉及公正问题，即遵循什么原则、依据什么标准、按照什么方式来进行气候利益分配的问题，必然要将政治推向气候治理的中心，以谋求达成一种普遍认同的政治共识。回顾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世界环保会议以来，到2012年卡塔尔多哈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气候大会，其气候治理的国际共识最终没有完全达成，究其实质仍然是这两个方面的利益冲突至今没有找到最佳的、使每个国家都能认同的途径。
如上四个方面的冲突，构成气候治理的实质性障碍，对这些实际性障碍的排除，卓有成效的气候治理行动方案和实施途径、方法才可得到构建。而解决这些阻碍气候治理的实质性障碍，即知识冲突、伦理冲突、责任冲突和利益冲突的根本前提，却是消解传统的认知观和价值观，重建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存在观和生存观、认知观和价值观、行动观和利益观，这一工作只能靠政治协商、政治磨合来实现。并且，重建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存在观和生存观、认知观和价值观、行动观和利益观，构成了气候治理的奠基任务，亦成为气候政治学所必须解决的首要根本问题。
气候政治学必须开辟人类自救的广阔道路 气候政治学所要努力解决的第二个根本问题，是人类如何通过治理气候而实现自救的问题。在气候失律面前，开辟人类自救的政治学道路，必须是借助于气候治理来实现。
借助于气候治理而开辟人类自救的政治学道路，首先是指气候治理只是人类自救的手段和途径，人类自救才是气候治理的真实目的。从气候治理到人类实现自救，这其中的标志就是重建地球生境。
借助于气候治理而开辟人类自救的政治学道路，必须确立一个质朴的认知：人类活动对环境生态－－包括地球环境生态、大气环境生态－－的影响并无界限，但人类活动对环境生态的影响亦可有限度，前者揭示人类介入自然界没有阻碍，人类的能力构成它介入自然界的最终边界；后者揭示人类为其在自然界安全地存在和谋求可持续生存，就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节制自己的能力，以理性作为介入自然界的尺度，而不是以能力作为介入自然界的边界。然而，人类到底是选择无界限地介入自然界还是有限度地介入自然界，最终并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人类整体，更具体地讲，取决于每个国家持有共同的存在姿态、生存取向和实际行动。
要使每个国家在介入自然界的问题上持有共同的存在姿态、生存取向和实际行动。这需要解决如下五个基本问题：
首先是环境生态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客观地看，环境生态问题实质上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原本是一种血缘化的亲生命关系，这种血缘化的亲生命关系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然伦理。但随着人类能力的形成和不断提升，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摆脱了单纯的自然伦理而获得了政治的、经济的、美学的、历史的以及社会学的等等方面的含义。由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异常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复杂的关系构成中，最重要的却是政治关系，因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空间关系或时间（即历史）关系，最终都由政治来定夺。所以，环境生态本质上是政治的。环境生态问题当然要通过伦理的方式来解决，但伦理要成为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的实际方式，仍然必须借助于政治才能实现。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必须通过政治，政治是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的根本方式，即通过对政治方式的全面启动、伦理方式、经济方式、美学方式等等其它一切方式，才可真正成为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的实际方式而发生作用。
其次是人类的惰性问题。从根本上讲，在存在及其生存敞开进程中，人类与地球生命拥有共同的取向，那就是总是将其本性和能力转化为习惯，并以习惯的方式来展开生存。以习惯为存在敞开的根本生存方式，这构成人类存在和延续的传统，也构成人类谋求生存发展的惰性力量。治理失律的气候，重建环境生态，本质上是与人类习惯性存在的惰性力量做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涉及政治，或者说必然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才能完成。
其三是气候治理与政治作为在时间上的差异性问题。在气候失律的当代境遇中，要真正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必要借助于政治方式。但对政治方式的运用却需要政府和人的运作，由于人类的惰性和利己冲动，政府和人运作政治方式来治理环境生态，既可能与既定的政治方式相一致，也可能与既定的政治方式相违背，"对这些巨大惰性的担忧从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是生态上和政治上的时间性不同：什么样的政治家愿意作出对生态来说很关键但并不得人心的决定？因为不论是他还是他的选举者都将看不到结果。在生态上，时间的脚步是按世纪来计算的，而在政治上却是一次选举的任期。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某些环境的恶化在社会科学上是无法逆转的：生态系统的健康有一个不可逆转点。"[1](P272)气候环境的治理是长远的事，其效益始终在未来，而政府和政治家所需要的信任和拥戴却必须在当下兑现，这就是气候生态与政治作为在成效上所形成的时间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更深刻的人类的惰性和利己冲动。人类的惰性和利己冲动可能会形成运作政府的政治家们墨守成规，因为环境生态的生境化而变革本身就存在风险，就是当下利益的付出或者要对当下利益谋求的限制，因为环境生态维护而形成的变革风险和利己冲动所形成的这种阻碍，将影响政绩，影响选民的信任，更影响自我利益。如何解决气候治理的未来效益与政治作为的当下兑现之间的时间差异性，而使政治作为指向气候治理，这就要气候政治学研究为其提供解决认知的根本智慧和方法。
四是如何更为充分、更为理性地面人类介入自然所形成的不可逆转的现实和未来的问题。我们为了更好地生存而挺进于自然，改变地球环境生态，造成气候失律，其所实现的是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和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努力形成两种不可逆转的结果：一种是不可逆转的人类结果，就是追求无止境的经济发展和更富裕的物质生活的欲望、雄心和能力，无可逆转地被刺激被强化被提升，并由此形成一种无可逆转的生态惰性，即面对千疮百孔的地球环境和日益恶化的气候状况，人们（当然包括个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总是难以放弃持有，难以改变我们对无止境的经济发展和更富裕的物质生活的欲望、雄心和能力，难以用今天的成就和现有的财富与力量去维护、修复、缓解被征服的自然、被破坏的地球生态。由此形成另一种不可逆转的存在状况，这就是地球环境生态出现死境化朝向，原本按其自身时空韵律而运行的气候不断丧失自身节律，并且这一死境化态势在人的无止境的物质幸福论雄心和生态惰性推动下，同样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存在事实。这两种不可逆转的存在事实一旦全面发生了，它就必然形成一种合力，将我们推向存在的悬崖，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希望之光越来越暗淡："如果我们所有的生态惰性（包括气候的和地球的）以及所有生态系统平衡破坏中的不可逆转点结合起来，会得到一个理论上的合力，也就是说，是我们面前的一个我们再也无法回头的时刻。我们从这个假设中看不出一点灾变说的痕迹：哎！它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更糟的是：如果我们将这个推理更深入一些，我们根本没有证据说明这个不可逆转点还没有被超越，因此，明确地，不可避免地已经太晚了。"[1](P272)历史学家帕斯卡尔·阿科特的悲观恰恰成为气候政治学的起点。气候政治学必须努力的工作，就是如何寻求到一种超越人类生态惰性和利己冲动的政治智慧，来化解这两种在目前看来不可逆转的存在状况，并通过气候治理的全面实施而化解其存在悬崖，重获存在安全的地球根基和可持续生存的气候土壤。
五是人类的超利益眼光和政治的魄力问题。为了扭转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个看来不可逆转的存在事实，气候治政学必须担当起一项最为实在的工作，那就是如何更卓有成效地开发政治智慧并调动一切政治力量，唤醒人类自我卓越的天赋激情，培育人类自觉放弃更多的舒适和享受的超利益羁绊的眼光。这种超利益羁绊的眼光要成为人类的共有眼光，需要政治家和政府为了更好的未来而耕耘现在的魄力，这种魄力就是为自己的过去担当责任，并将这种责任与再造人性、重塑人类的行动融为一体，落实在当下的气候治理行动与过程中，以促进每个人在日益恶劣的地球环境生态面前、在不断持续强化的气候失律和气候灾难面前，学会去掌握永续存在的命运。"无论如何，对社会主义生态系统灾难性的具体经验的总结，和同样糟糕的资本主义的总结显示出了这两种体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显而易见，各地都缺少个人对于他们的社会和生态命运的掌握。在水俣(Minamata)，在鲍帕尔(Bhopal)，在切尔诺贝利(Tchernobyl)，在三里岛(Three miiles Island)，在西伯利亚(Sibérie)，在亚马逊古陆(Amazonie)和其他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那些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工人、生产工程师、农场主、饲养员、渔夫，还有那些遭到危险的或者被破坏地区的其他居民）不管是法律上还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些可能导致灾难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纯粹而冷酷的自由主义或者是暗中的和盲目的官僚主义者曾经而且现在仍然要对全球变暖负责，对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破坏负责，对世界之美的毁坏负责，对生物圈里灵巧的居民的脆弱的幸福负责。不同时改变人类之间的破坏性的关系而试图改变人类与生物圈的破坏性关系的想法只会是一个幻想：等待我们建立的是一个人类解放的生态学。"[1](P273-274)这种真正解决人类自救问题的生态学，就是气候生态学或者说宇观环境生态学。这种真正解决人类自救的生态学要获得真正的建立，需要气候政治学为其提供启航的智慧与方法。
5、气候政治学的实践指向
气候政治学的实践取向 气候失律将权力、正义、分配这三大基本的社会问题突显出来，使它们成为气候治理的主题，并构成气候政治学研究的实践指向。"气候变化迫使我们认识到，建立有效制衡的唯一途径是公平和平等。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决定中考虑到别人－－穷人之时，我们才能保护自己并有有效避免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世界主义的现实政治是倾听的政治和全球正义的政治。"[7](P150-151)面对持续强化的气候失律而展开气候治理，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有二： 一是必须解决气候失律所带来的涉及各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二是为解决此一不平等而必须构建一种世界主义的平等政治框架。气候政治学的实践指向，就是为气候治理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而提供其实践的原则、路径与方法。
首先，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任何形式的风险都伴随不平等。尤其是气候失律所带来的全球化风险，更是制造出全球化的不平等，而且这种全球化的不平等还是立体辐射的不平等，因为气候失律既是过去不平等的现实延续，也是现实不平等的整体呈现，更是未来不平等的潜在蕴含；并且，气候失律所制造的不平等，既是气候灾难的不平等降临，也是存在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之风险的不平等，更是经济的、政治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污染损害等等方面的不平等。进一步看，气候失律所制造的不平等，蕴含着一种风险与权力的关系：气候失律制造出更大的风险，也制造出更大的与气候相关的权力。气候与权力关系，实质地表述为三个方面；一是破坏气候、制造气候失律，恰恰是权力释放的结果；二是破坏气候、制造气候失律，也制造出了一种权力：即破坏气候、制造气候失律的力量，就是一种权力；三是气候失律制造了治理气候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制造了气候治理的主导权力。具体地讲，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向大气界排放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和温室气体的进程，正是这一进程的持续展开导致了气候失律，因而，气候失律标题着西方工业社会优越于农业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优越于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才推进了工业化进程，才排放出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和温室气体，才制造出了气候失律。气候失律一旦生成，它又制造出一种权力，即西方发达国家损害和侵犯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健康存在权和可持续生存权的权力。与此同时，当气候失律不可逆转并危及到整个人类存在安全和可持续生存时，治理失律的气候必然提上国际议事日程，这样一来，污染大气、制造气候失律的罪魁祸首们－－即发达国家－－又成为了气候治理的主导话语国家，他们又拥有了关于气候治理－－具体地讲就是全球减排的绝对主导话语权，这种主导话语权表现为十八届世界气候大会最终没有拿出达成共识的全球协作减排方案来。
气候失律所制造出来的这三个维度的气候权力，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权力。如何使这种不平等权力最终接受普世价值的规训而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平等权力，这是气候政治学指向实践所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在气候治理的平台上，要从根本上解决气候权力的不平等状况，必须构建一种普遍平等的正义框架，"正是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发挥了催生'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杠杆作用，使得民族国家构成的环境政治之狭隘视野可以被克服，而这点并非是无法想象的。这并非一种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这种世界的现实主义能够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不仅如此，这在气候变化和全球相互依赖的时代，也会更新各国的主权观念。"[7](P135)这种普遍平等的正义框架，必须超越利益团体，必须超越国家主义，因为气候是全球公共产品，是世界公地，治理失律气候是任何利益团体、任何国家所不能单独做到的，"每个人都在寻找已经失去的某种程度的安全。但是，试图通过一己之力去处理全球风险的民族国家，就像一个身处漆黑夜晚的醉鬼试图在一盏路灯的光照下找到自己的钱包。"[7](P146)与此同时，这种普遍平等的正义框架又必须充分尊重国家主权，但这种国家主权必须是全球化视野的，必须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形成相互依存性、共生互生性，换言之，在普遍平等的正义框架下，每个国家的主权都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互生的国家主权。气候政治学就是为全球化的气候治理构建起这样一种普遍平等的并充分体现和释放国家主权的正义框架，使气候治理获得平等的正义引导、规范和激励。
客观地看，气候治理的实质就是全球利益的重新分配。全球利益的重新分配，就是通过减排和化污两种手段来实现，因而，国家与国家，或者国家范围内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减排量和化污标准的制定与分配，就构成了全球利益重新分配的具体呈现形态。气候治理的全球协作能否成为可能，气候治理的全球协作能否持续到底，从根本上取决于减排量和化污标准的制定和分配。按照普遍平等的价值导向和全球正义的行动框架，分配的平等和正义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原则，制定共守的气候治理原则，这是伦理学的责任，而保证其气候治理的共守伦理原则能够贯彻于气候治理行动之中并构成对气候治理行为的指导和规范的根本力量，恰恰是政治的运作。而政治运作要能够做到此，则需要气候政治学为之提供其运作的智慧和方法。
气候政治学的实践原则 气候政治学导向气候治理实践的基本原则有三：即原则政治原则、生境政治原则、责任政治原则。
原则政治原则是气候政治学为全球实施气候治理的首要政治原则。原则政治原则主张，气候政治只能是原则的政治，而不是利益的政治。因为"气候风险社会的不公的第一法则就是：'污染总与贫穷相伴'（pollution follows the poor）。那些对加剧气候变化贡献很少的国家和人民，将是受气候灾难最严重的国家和人民。因此，气候变化新的社会学叙事，必须扩展不平等问题，超越GNP或人均收入等误导性和狭隘的领域。它也必须关注贫困、社会脆弱性、腐败、耻辱、危险的累积以及对尊严的否定，等等－－这些决定态度、行为和群体团结的要素，在世界风险社会中的重要性日趋增加。"[7](P148)原则政治是全球视域的政治，而非地域主义的政治；原则政治是普遍平等的政治－－具体地讲既是人类平等的政治，也是人与自然平等的政治，而不是阶级的政治或国家主义的政治；原则政治必须是根据普遍平等的价值导向和全球正义的行动框架而不断变革的政治，而不是自持完善和固步自封的政治。由于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性，原则政治必须重建三个维度的政治认知：第一，阶级只不过是不平等的历史形式之一，而不是平等的历史呈现；第二，民族国家仅是其中的历史框架之一，而不是历史框架本身+；第三，国家阶级社会的终结并不是"社会不平等的终结"，而是正好相反：即国家阶级社会的终结恰恰是不平等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激化（或普遍化）。[7](P148)在此三维认知基础上，原则政治实际上是指政治就是并且只能是贯彻普遍平等和全面正义于气候治理的全球行动中和气候治理的具体过程中，而构成气候治理的根本规范原则和总体政治导向原则。
以原则政治为指导和规范，气候治理的行动展开，必须符合生境政治要求。生境政治原则是指气候政治必须是生境政治，必须以生境恢复和生境重建为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所谓生境，就是地球环境、气候环境按其自身本性而敞开运行并生生不息。生境政治原则要求气候治理必须以实现气候生境化、地球生境化和人类存在和生存生境化为根本行为规范。为此，气候治理的政治必须是全权责任的政治。全权责任的政治，是指全面担责的政治。全面担责的政治首先是指全面担当起气候治理的责任，但同时也指全面担当起重建地球生境和人生境的政治责任，或者更准确地讲，责任的政治是指气候治理必须通过全面治理气候的行动而实现地球生境重建和人类生境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