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日本当代理论批评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柄谷行人的著作，不断被译介到华文世界，读者可以看到，从他的《世界史的结构》开始，他倾向于运用哲学史角度来提出他反对“国家”、“资本”、“国族”的Association理念。这本《哲学的起源》，重新思考古典政治哲学和古代雅典民主的起源，以及它们发生以前的平等主义思想和社群，当中涉及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法(Nomos)和自然(Physis)的对立。
柄谷行人深受马克思(及韦伯等)的影响，自然要以经济关系来解释人类历史上各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型态，故此，他提出了交换模式A、B、C及D，分别是互酬—互助关系、军事支配的扩大、广范围交易圈(如市场货币经济)，以及普遍宗教。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结构》已运用这四种模式进行分析，而现在不过是继续运用这种分析而已；至于作为普遍宗教共同体的模式D，作者解释说，是模式A被B、C破坏后迈向更高层次的回复，它由自由、平等的人组成，以对抗军事支配和货币经济为任务。《圣经旧约》中的先知，在以色列政治腐败、社会贫富悬殊的情况下，主张建立的宗教共同体，那固然是模式D，但作者也说，在韦伯的分类中，那不过是伦理的先知，至于作者要说的爱奥尼亚式平等城邦，则是由典范的先知倡导出来的。这里指的典范的先知，虽是老子、佛陀一类的哲学家，却主张以“回复自然”的社会。
爱奥尼亚城邦存在于上古希腊历史，它之所以与后来雅典民主政制不同，亦可从民主的词源来讨论。Democracy源自平民(Demos)和统治(Kratos)二字，Demos是因为同为爱奥尼亚系的外来人口(来自爱琴海对面)越来越多，因而雅典政府废除了氏族制，将人口定义为Demos(原意为区域)，民主就是平民大众或多数人的统治。在雅典、斯巴达等城邦内部，都面临因为贸易而产生的贫富差距现象，斯巴达强制取消市场制度，个人没有自由；而雅典虽保留市场和个人自由，但亦由多数人向富人征税以保持社会相对平等，但必须剥削奴隶和外国人。而爱奥尼亚城邦与这些城邦相比，则是更重视所有公民的平等。
相对而言，Isonomia就没有意味着谁统治谁，这个词由“平等”(Iso)和“法则”(Nomos)两字组成，来自爱奥尼亚城邦的史家希罗多德曾认为它等同民主，但柄谷行人说，两者是有分别的。雅典政制的建立者梭伦被认为希望将爱奥尼亚的Isonomia精神移植到雅典，他立法废除奴隶制，但被僭主庇西特拉底推翻，后者以强制和暴力而不是透过法律去实现相对平等，因而抹杀了自由，不久，庇西特拉底被推翻，之后雅典进入民主制。柄谷行人认为，梭伦和庇西特拉底看似相反，实则相辅相成，都无法企及Isonomia的社会。
为什么只有爱奥尼亚城邦才实现了Isonomia呢？其实爱奥尼亚社会是由各地移民组成的城邦共同体，他们主要是工商阶层，也有独立自营农，基本上没有谁比谁占有的财富更多，而且各人贸易不被政府的课税操控，所以社会基本上平等。而雅典和斯巴达则有农民基础，但这种农民骨干基础也令两国发展出爱奥尼亚城邦所没有的军事力量。当然，后者本来既没有农业社会所需的氏族基础，因此也没有发展军事力量，而最终沦为波斯等专制国家委任僭主统治的附庸城邦。有趣的是，柄谷认为国家(或城邦政府)越操控个人的经济自由，就越易造成财富不均，而像爱奥尼亚城邦、十至十三世纪的冰岛或中世纪自治城邦这类由工商阶争取自治权的城邦政制，则越接近他心中能兼顾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制度。这些秉承Isonomia精神的共同体之所以衰亡，不单是因外力介入，也有因为内在(阶级)的分裂，这对于十三世纪后受丹麦统治的冰岛，抑或是美国独立并且日渐扩张时的美国市镇，都同样因为内在分裂而衰落，但它们曾经建立过一种平等与自由并重的社会，个人不受个别都市的束缚而可以旅居于其它地方。
爱奥尼亚城邦不单在社会上殊异於雅典民主制，在哲学上也殊异于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然而历来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即使希冀回归苏格拉底以前的爱奥尼亚哲学，也仅视他们为自然哲学家。尼采是希望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第一人，但他没有察觉到，没有Isonomia的社会精神，就无法孕育爱奥尼亚自然哲学，海德格尔承袭了尼采的想法，而海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惋惜美国独立以后Township(市镇)精神的丧失时，也没有提及Isonomia精神，令作者感到失望。
故此，作者尝试在马克思视作唯物主义开端的爱奥尼亚思想中，寻找Isonomia的精神印记，他发现这些哲学家都拒绝探讨诸神的问题，而转向自然万物的起源，而且更接近平等、正义的伦理观。德谟克利特认为人应基于义务而不是恐惧以避免犯罪，并且根据理法(Logos，或译逻各斯)生活，宁为民主制的智者也不要为专制君主，自由优于奴隶制等信念，都可视作雅典哲学家所缺乏的伦理性(作者的意思是不受城邦政治限制的普遍伦理观)。另外，希波克拉底拒绝接受占星术并将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视为神魔作祟的癫痫看为自然结果等，也可说明，这种自然哲学其实也是一种涉及人事，反对诸神崇拜的哲学立场。这种哲学立场同时也重视“技术”(Techne)，而在雅典，技术恰好是奴隶和下人才去关心的工作，哲人不应该关心。
（《哲学的起源》 柄谷行人 著 林晖钧 译 台湾心灵工坊 2014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