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国家疆域之边缘性部分的边疆，是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经过主观认定而确立的，是构建的产物。边疆的构建、调整和治理都受到既定边疆观念的深刻影响。边疆观念是国家总体治理中地理空间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自秦汉之际确立边疆之后，便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观念。边疆观念不仅对边疆的确定、调整和治理发挥着重要影响，而且自身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形成了一个边疆观念演变的过程。今天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内部状况和外部形势，需要对传统的边疆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相应的调整，构建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边疆观念，进而形成恰当的边疆战略，从总体上规划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格局，促进边疆治理和国家整体发展。

【关键词】国家视阈 中国边疆 边疆观念 新形态边疆

疆域广阔且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往往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将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界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方式加以治理。因此，边疆既拱卫着国家的核心区域，为其提供安全屏障和战略纵深，也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地理空间，对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在地球表面已经分属于不同国家或为不同的国家所控制以后，尤其是在国家间的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边疆的意义就更为重大和突出。然而，边疆并非纯客观的存在，而是一定客观条件基础上主观认定的产物。因此，对于疆域广大的国家来说，科学规划国家的核心区、边缘区和外围区，以及对边疆进行恰当的界定、调整、开拓和治理，是国家治理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其实质是国家总体治理中的空间运筹和空间谋划，属于国家治理中的地理空间管理范畴。而在此过程中，边疆观念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边疆观念，对边疆及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边疆观念是国家治理的总体谋划中一个极其重要并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因素，存在于国家整体治理和国家战略层面，在政治文化的总体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并构成了国家的边疆理论的核心内容。

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下的现代化快速推进已经持续30多年，国家自身的状况及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跨入新世纪以后，不仅实现了由国家建设时期向国家发展时期的转变，而且越来越融入世界，国家发展的外向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对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国家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边疆问题，构建一个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全方位的边疆理论，进而制定具有前瞻性的边疆战略，因而就有必要对中国的边疆观念进行全面研究。本文就在国家视阈中考察中国边疆观念的变迁，在全面梳理边疆观念发展和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讨论重构边疆观念的问题。

一、边疆观念在历史上的形成和演变

回溯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边疆观念最早形成于秦汉之际。它的形成及其随后的演变，都与王朝国家的统治和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王朝国家不仅根据统治和治理的实际构建边疆观念，也根据统治和治理的需要对边疆观念进行充实和调整，从而使边疆观念呈现出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演变过程。而边疆观念本身，也在此过程中积淀了特定的历史内涵，变得越来越复杂。

建立于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不仅在中国的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都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秦王朝建立在七个诸侯国的基础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其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是前所未有的庞大国家。

对于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来说，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和治理方式，是国家面临的头等大事，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秦王朝采取中央集权的方式配置国家权力，将全国划分为若干郡县并由中央委派官员进行具体的治理，以此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然而，辽阔的疆域内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巨大，王朝国家必须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治理政策。但秦王朝仅存在了15年，未能解决国家不同区域的有效治理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在继之而起的汉代才逐步实现的。

王朝国家对不同地域进行区别对待的治理要求，得到了先秦“一点四方”和“五服”、“九服”观念的支持。先秦时期以中原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社会现实，促成了人们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渐次推进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从而把外围区域划分为“四夷”(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在这样一种认识周围世界的观念逻辑之下，便出现了“五服”和“九服”的观念。①

在这样的文化观念及其相应的认识论指导下，王朝国家在治理中便将中原确定为国家的核心区，将中原之外王朝国家统治能力所及的区域确定为边缘区——夷狄区，采取特殊方式进行治理。东汉时的班固就提出“内诸夏而外夷狄”，主张内外有别，“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②这个被特别区分出来的边缘性的夷狄之区，就是最早的边疆。换句话说，边疆就是王朝国家疆域内与核心区有着显著区别，并且需要采取特殊方式治理的区域。

这样的治理思维以及由此形成的边疆划分和边疆观念，在此后的各个王朝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继承和发展中，王朝国家的边疆观念得到巩固，并逐渐具有了稳定的内涵：首先，边疆是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性区域或王朝国家统治能力所及的外围性区域，王朝国家有必要在这些地方设置机构，实施政治统治并进行开发和经营；其次，边疆是华夏之外的其他民族生活的区域，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夷狄文化，有待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并对其开化；再次，边疆为山川阻隔，是远避之地，不易通达，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最后，边疆是国家的外防区域和腹心区的缓冲地带，拱卫着国家的中心地带，是军事设防的重要区域，具有战略的意义和军事的意义。由此可见，在特定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被划分出来并界定的边疆，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和战略的多重涵义，是一个涵义复杂的概念。

在统治范围划分为核心区(即诸夏)和边疆(即夷狄)③的基础上，王朝国家逐渐形成了对边疆进行特殊治理的思想，就是所谓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按照这样的治理思想，边疆对于王朝国家来说既重要又特殊，应该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治理，边疆治理要围绕核心区的发展和安宁而展开。在这样的总体思想指导下，各个王朝在具体的边疆治理中形成了朝贡与纳质、羁縻制与土司制、和亲与盟誓、教化与互市、设治拓道与屯垦移民等具体的治理方略。④

这些在特定的边疆观念基础上形成的边疆治理思想和方略，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边疆观念的地位，丰富了边疆观念的内涵，进而成为传统边疆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上边疆观念的考察，必须给予这些内容必要的关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思想和方略，在道德的层面可能是乏善可陈的，但却在边疆治理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总体上是成功的，正因为如此，王朝国家才形成和保持了庞大的疆域。

然而，王朝国家的边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调整和变动之中，并对边疆观念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王朝国家边疆的变动，主要体现于内部分界线的变动和外部边缘性的变化两个方面。首先，随着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持续进行并取得成效，边疆在经济发展和中华文化教化基础上构建起的与核心区同质的东西越来越多。这种同质性增加得最多的当属边疆与核心区分界线附近的地区。随着边疆与核心区分界区域同质性的增加，边疆与核心区的分界便缓慢地向外推移。其次，随着王朝国家自身的发展和边疆治理成效的显现，王朝国家的统治范围也出现了向外扩展的趋势，从而使边疆的外延线向外推移，拓展了边疆的范围。这在王朝国家边疆的发展中体现得极为突出。

在秦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王朝国家周边没有出现力量强大到能够与之抗衡的政治共同体。而王朝国家的君主又多有开疆拓土、扬威德于天下的雄心。强大的国力和辉煌的文明，不仅对周边的其他民族产生了政治上的吸引力、军事上的威慑力，也具有经济上的影响力和文化上的感召力，于是王朝国家周边的其他民族纷纷内附、归附、臣服、降服于中原王朝，愿意与华夏民族共同构建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而这些民族的政权也主动向中原王朝输诚纳贡，直接并入王朝国家或成为王朝国家的藩属。当然，当王朝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败落、衰微或分裂的时候，其中的一些民族就离中原王朝而去，甚至反目为敌，主动进犯。

但是，到十七、十八世纪，王朝国家与另外一个强大并不断向外扩张的国家共同体不期而遇并发生直接碰撞。1643年后的10年间，沙俄三次将势力扩张到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清王朝在1685年和1686年进行了两次反击，才使沙俄向东部的扩张受到遏制。在清政府的要求下，中俄通过谈判于1689年8月2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随后，又在1727年9月1日签订《不连斯奇条约》。⑤通过这两个条约，王朝国家有了固定的边界，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以条约方式确定国家边界的先河。于是，世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主权⑥观念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外部嵌入到王朝国家之中。王朝国家有了边界以后，长期存在的那种以中原为中心，由内而外划定边疆，把远辟的夷狄之区界定为边疆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边疆不仅要由内及外地划定，也要由外及内地确定。边疆不仅具有内部分界线，也有了明确的外部边际线，向外推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不存在了。这样的思维和做法，强化了从疆域的角度划定边疆的思维，使边疆的文化涵义得到削弱，地域的涵义开始增强，引起了传统边疆观念的根本性变化。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更多地从地域的角度看待和确定边疆了。

1762年，清王朝在分区测绘的基础上绘制完成了著名的《乾隆内府舆图》。此图作为清代疆域之依据，最终确立了中国的历史疆域，面积约1270万平方公里。庞大的疆域有了明确的外部界线，中国的边疆范围也就基本明确了。但是，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王朝国家在与西方民族国家正面碰撞中屡显颓势，并因此而进入了不平等条约时代。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的大片土地，不仅让王朝国家丧失大片边疆，而且从反面向王朝国家和国人灌输了条约意识和通过条约确定边界的意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以国界划定边疆的外部边际线的观念，也因此使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念逐步具有了某些现代的内涵。

二、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观念的调整

20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形态演变过程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古老的中国开启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并逐步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随着国家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在王朝国家背景下形成和长期沿袭的边疆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逐渐形成了与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和治理相适应的内涵。

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西欧，是取代王朝国家的新型国家形态，也是欧洲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根本内容是保证整个民族认同于国家的一套制度安排。⑦在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全面显现、迅速扩张并逐步成为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以后，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单元和法律单元的世界体系也随之构建起来，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世界近代史以来的世界体系，就是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其他形态的国家演变不仅要面对民族国家强大的示范效应，也面临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巨大压力。面对如此态势的其他类型国家，要么促成国家形态的迅速转变，构建民族国家；要么独立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而独处一隅，甚至沦为西方民族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处于王朝国家发展高峰的清代康乾盛世，国力十分强盛，拥有约127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但在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这个庞大王朝便在西方列强的巨大冲击下摇摇欲坠。这样的事实不仅说明落后是要挨打的，也表明古老的王朝国家无力与方兴未艾的民族国家正面抗衡。在西方列强的迎头痛击下首先清醒过来的那些先知先觉的人们，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力图按照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改造传统的王朝国家体系，构建中华自身的民族国家。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开启于辛亥革命之际，完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⑧

作为取代王朝国家并与王朝国家存在本质区别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和界定边疆，形成了完全不同于王朝国家的边疆观念。古老的王朝国家以王朝中央的所在地为原点确定核心区进而划定边疆，尤其强调边疆的文化涵义(华夷之别)和安全价值(拱卫核心区)。王朝国家都具有在自身实力基础上形成的拓展边疆的偏好，并根据王朝利益确定边疆的取舍，因而会在王朝强盛之际拓展边疆，也会在王朝衰弱之时收缩边疆，甚至以边疆的割让为条件来换取王朝的其他利益。民族国家则与此不同，基本上是以国家主权以及表现主权的领土、边界等具体的方式来确定边疆的，将边疆视为国家领土的边缘性并与核心区有明确差别的部分。⑨并且，民族国家已经构建起一个稳定的并具有复杂的内部规则的世界体系。因此，民族国家间虽然存在着激烈的外部竞争，但民族国家的领土和边疆要受到国际环境和国际规则的制约，发生于边疆的领土和边界争端要通过相应的国际规则进行协商解决，至少在形式是这样。

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是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实现的。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族体单位的中华民族⑩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构成了中国民族国家制度架构的主体和支撑。另外，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中华民国对边疆和边疆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制定了相应的边疆政策。“国民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体会议，涉及边疆民族问题的有32处”(11)，尤其是制定了被称之为《边疆施政纲要》的《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施政纲要》。在这些决议和政策中，边疆观念按照民族国家的要求悄然进行了调整，基本上从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的角度来认识和界定边疆的，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边疆的民族因素。另外，国民政府还将中国在历史上就已统辖的南海诸岛纳入了边疆的视野，将海洋边疆的内容添加到边疆观念之中，丰富了边疆观念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国家政权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对边疆观念进行了全面调整。首先，将边疆置于国家主权和领土的框架下加以对待，从国家主权和领土结合的角度界定边疆，特别重视以边界为依据来划定边疆，因而就极为重视边界的划定，并采取灵活的方式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其次，把边疆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关键区域，采取大规模的实边、稳边行动(12)，全面加强边防和边境管理，把边境的安宁作为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环节；再次，在全面开展边疆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基础上，从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角度，对边疆进行了全面和持续的治理；最后，把边疆置于国际形势尤其是地缘政治格局的总体形势中来看待，注重运用国际规则来解决与我国边疆有关的国际争端。在这样一个调整和补充的过程中，当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与民族国家框架和国际形势相适应的边疆观念。

当代中国在对边疆观念调整的过程中，民族的因素重新受到重视和强化，更多的民族(13)因素被加入到边疆观念之中，并且逐渐被凸显为边疆观念的核心内容。在这样的边疆观念中，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并重，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文化因素与地域因素相结合的二元结构。因此，在论及边疆问题的时候，不论是官方的正式文件还是学术论述，“边疆民族地区”都被频繁地使用，甚至用“民族地区”来指称边疆。近年来国家层面推行并具有重大影响的“兴边富民”行动，就是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民族政策的总体框架下提出并推动实施的。这样一种特色鲜明的边疆观念，既与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于边疆及民族问题成为边疆问题中最为突出部分的现实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有关，同时也深受历史上边疆观念中将边疆与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华夷之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注重文化因素的传统边疆观念的成分在新形势下的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海洋和海岛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将其纳入到边疆观念之中。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了永兴岛。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以外长的身份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强调：“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1958年9月4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但是，各种关于海洋边疆的观念，基本是基于民族国家的主权、领土而构建的，尚未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角度给予海洋国土以重视。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后，全球范围内“蓝色圈地”的冲击波对我国的海洋主权形成了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蓝色国土才越来越受到重视，海洋国土观才日渐清晰。对海洋边疆的重视，以及相应的海洋边疆观念的形成逐渐成为边疆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当代中国边疆观念调整的一个新亮点。

在新边疆观念基础上，国家开展了全面的边疆建设，并从治理的角度形成了有关边疆的新认识，进一步丰富了边疆观念的内涵。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有许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尤其是缺乏一个完整的边疆治理战略和对海疆治理不够重视等值得注意，但从总体上看边疆治理的成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14)今天边疆的稳定和安宁，以及由于边疆与内地的分界线向外推移(15)而导致一些曾经被视为边疆的区域不再被当作边疆看待，都是边疆治理卓有成效的体现。

三、发展环境改变与边疆观念的重构

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跨入新世纪后，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已经将国家置于一个前所未遇的环境之中。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必须对传统的边疆观念进行调整和重构，构建与国家发展的形势和需要相适应的边疆观念，进而以一种全新的边疆观念为依托，拓展国家的发展空间，构建国家的边疆战略，服务于国家的持续发展。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和全方位的。但从边疆观念的调整和重构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发展阶段的转变及国家在全面融入世界过程中形成的对外依存度的提升，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正是这些重大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新情况，成为促成边疆观念调整和重构的根本原因。

首先，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之后，在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一阶段已经实现并向第二阶段转变，以及“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6)的基础上，中国已经由国家建设时期转变为国家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长期处于全面建设时期，专注于建立国家制度、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探索发展道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争取国际地位等。而在国家发展时期，国家则特别重视制度的完善，人民生活的富裕，追求全面、均衡和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综合实力)，巩固世界强国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其次，国家变得越来越开放。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全面地融入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总体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国也对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国的行为和发展也越来越受制于既定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大幅增长并且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外贸以及超过50％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更是将中国发展的外部依存性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显现出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之中。外部的环境和条件，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持续发展，国家既要处理好核心区的发展与边缘区域发展、陆地的建设和发展与海洋的开发和建设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领土范围内的建设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前者关系到国家的平衡发展和全面发展，后者则关系到国家的持续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涉及国家发展中的空间配置和空间运筹，凸显了国家发展中的空间管理。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又牵涉到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海洋国土以及直接影响国家利益的外围空间的维护和拓展问题，必须对国家的边疆观念进行调整和重构。

西方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并且在探索和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子。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丹尼尔·格雷厄姆曾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若能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最有效地迈向另一个新的领域，就能取得巨大的战略优势。(1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上世纪后期全球化快速推进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快了边疆拓展的步伐，“二战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人都是边疆扩张论的倡导者”，“美国已经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是与美国的利益无关的”(18)。欧洲则用一体化的方式来拓展民族国家的边疆。1991年，西欧12国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基础上实现了边界开放，既创造了一种新形态的国家边界，也形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边疆类型，为各国的发展赢得巨大的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的边疆观念也形成了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内容。1982年，美国在“高边疆”计划中论证了“高边疆”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19)，并将这些理论逐渐地付诸实践。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这些新边疆观念已经在这些国家的边疆战略中发挥了实际的作用。目前，西方建立在这样的边疆观念基础上的边疆战略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并对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同时，这些关于新边疆的理论和观念，也对中国的发展形成实际压力和潜在威胁。对此，中国不仅应该警醒，也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如果在边疆观念问题上拘泥于传统观念和教条式地固守某种原则而无所作为，我们就会错失历史机遇，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得不吞下失去可资利用的外部地理空间的苦果，迟滞国家发展，处处被动。为了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在边疆问题上与时俱进、因势利导并乘势而为，全面反思传统的边疆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观念进行改造和重构，构建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全方位的边疆观。

从中国的实际和其他国家边疆观念发展的现实来看，构建全方位的边疆观念，涉及两个根本的问题：一是如何将海洋边疆置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考察，重新定位海洋边疆及海洋边疆治理的地位；二是如何在领土边疆的基础上，确定国家能够对其产生实际影响并进行控制的地理范围或空间，即确立作为领土边疆之外在拓展和延伸的新形态的边疆。这样的新形态边疆与领土边疆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如果说，领土边疆具有独享、排它、固定的特点，是硬边疆；那么，新形态边疆则具有多样性、变动性和共享性，是软边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因此，目前重构边疆观念，就是要重新认识海洋边疆、战略边疆、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确立其应有的地位，使其成为全方位边疆观念中的重要内容。

海洋边疆属于传统边疆观念的范畴，但需要在新的全方位的边疆观念中重新定位。虽然中国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某些海洋边疆的观念，并且在民族国家时代形成了明确的海洋边疆观念，但海洋边疆在边疆观念结构中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我们在讨论边疆问题时常常不涉及海洋边疆，海洋边疆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排除在外。今天的南海问题凸显，与传统边疆观念中对海洋边疆重视不够有着相当大的关联。大国之路，始于海洋。今天的中国，不仅要高度重视海洋边疆，而且要将主权范围内的陆地边疆与海洋边疆结合起来，从国家总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规划和治理海洋边疆。

战略边疆通常被看作“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与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20)，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紧密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也在国家安全战略的构建中运用了战略边疆的思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苏联的“一边倒”、“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及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等，都贯穿着战略边疆的思维，体现着一定的战略边疆观念。但是，我们却没有形成明确的战略边疆观念。因此，在全方位边疆观念的构建中，必须根据国际形势、地缘政治环境和中国国家发展利益的要求，形成与西方霸权式的战略边疆观念相区别的新型战略边疆观念。

关于利益边疆，虽然“‘利益边疆’的存在已是事实，并成为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制订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21)，但真正明晰的界定尚未形成，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思想意识和分析工具，甚至就是“国家利益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内划分的界限和范围”。随着融入世界的进程不断深化，在海外利益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国家利益的边界必然随之向外延伸”(22)，国家也采取了实际的措施保护海外利益，如参加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加强领事保护等，都具有利益边疆思维的特点。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根据国家海外利益的意义划分不同的圈层，如将其划分为核心区域、拓展区域、边缘区域等，确立海外利益格局的构成，并用国家的力量对其进行维护。

信息边疆是信息时代的国家为了在信息管理中行使主权而创设的概念。“国家主权在信息时代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信息得不到传统的国家边界的保护。”“哪个国家掌握了信息控制权，就可以随意地侵占他国的信息资源。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控制权丧失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主权的丧失，后果不堪设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权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信息资源同时获取和创造新信息的空间和领域”(23)，于是提出了“信息边疆”的概念。中国在发展中已经面临着在信息领域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问题，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个问题更显突出。因此，中国必须确立自己的信息边疆观念。

除了海洋边疆以外，几种新形态边疆都是无形的，但能否构建起这样的新形态边疆，关键取决于国家力量的维护。只有国家力量所及和有效维护的情况下，国家从自身利益确定的相关领域和空间，才能成为国家的边疆。否则，就只能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空谈。当然，实际的构建是一个渐进的复杂的过程，但首先必须确立这样的观念。这也正是从边疆观念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确立新形态边疆的观念，是对传统边疆观念的突破。而这样的突破，意味着中国边疆观念在新形势下的重构。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边疆观念的重构，不仅要具体探讨各种具体的新边疆观的内容，而且要把新的边疆观念与传统的领土边疆观念结合起来，同时要在一种更加宏大的视野中对领土边疆进行重新校正，尤其是要将陆地边疆与海洋边疆、高空边疆结合起来，将陆地边疆、海洋边疆与战略边疆、利益边疆结合起来。从总体上说，就是要把硬边疆与软边疆结合起来，使硬边疆能够有效支撑软边疆，使软边疆能够有效地服务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进而在全方位的边疆观念的基础上构建完整的国家边疆战略，从而为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奠定基础。

四、中国边疆观念的“变”与“不变”

历史上边疆观念的重大变化，往往是最高统治者或中央政权主动调整的结果。但边疆观念之所以进行调整，是由于国家自身的状况和外部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国家自身和外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国家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和治理，就必须调整边疆观念。而边疆观念的调整，往往引起国家总体治理中的地理空间格局调整。

中国自古以来边疆观念的重大变化，基本上都是在国家自身状况和外部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才逐步实现的，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从实际效果来看，如果中央政府对国家自身状况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具有及时和准确的判断，并根据形势适时调整或创新边疆观念，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恰当的边疆战略和边疆政策，就能够促进边疆治理水平的提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相反，在国家自身的状况和所处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国家的边疆观念僵化，不能适时调整，就不能制定恰当的边疆战略和边疆政策，影响边疆治理的绩效，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中国的边疆观念在演变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一些新的趋向，或许可以概括为边疆观念演变的总体趋势：

第一，边疆观念逐渐由片面发展为全面。在整个王朝国家时期，中国的边疆观念都是指向陆地的，或者说，就是陆地边疆的观念，虽有某些海洋的认识，但尚未将其纳入边疆的视野。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海洋边疆的观念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高空边疆、地底边疆的观念逐步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内容，逐步添加到边疆观念之中，边疆观念逐渐发展为一个全方位的、多向度、立体化的观念。

第二，边疆观念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在王朝国家的前期，国家将疆域的边缘性部分确定为边疆，目的在于维护核心区的安全。随着王朝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王朝逐步拓展了对疆域的认识，给予边疆以更大的重视，但总体上看，仍然将边疆视为国家安全的屏障，是一种内敛性的思维和观念。在构建民族国家之后，随着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加强，并越来越受到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影响，边疆观念逐渐被置于全球视野之下，逐步形成从国家关系、地缘政治、世界格局的角度来看待边疆的思维和观念。

第三，边疆观念逐渐由感性转向理性。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边疆的开发和建设长期滞后，加之交通、通讯不发达，边疆往往被从感性的角度定位为遥远、偏僻、贫穷、落后、不开化、野蛮的地方，人们对其通常是望而远之、畏而避之，甚至谈边色变。但是，随着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边疆开发和边疆建设，再加上交通的便利和通讯的发展，人们对边疆的认识逐渐改变，逐渐从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的角度认识和看待边疆，理性的成分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四，边疆观念逐渐由模糊发展到清晰。在边疆观念形成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边疆与核心区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更没有明确的外沿线，因而显得十分模糊。到了清代，随着边界的确立，边疆的外沿线逐步明确，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划分仍不明确，边疆的范围仍然难以明确界定。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随着边疆开发和建设的发展，国家版图内的边疆范围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从行政区域的角度确定边疆的方式受到广泛认可，人们越来越多地从较具体的行政区域(如县)的角度去界定边疆。

第五，边疆观念由重视文化内涵逐渐过渡到注重治理内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边疆往往被视为异族生活的区域，将边疆视为异文化区、化外之地的思维和观念占据统治地位。边疆在相当大程度是被作为文化概念使用。到了当代，边疆仍与民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边疆民族地区”。不过，在边疆观念演变的过程中，边疆一开始就具有的治理内涵逐渐凸显，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今天，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待边疆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界定边疆、治理边疆的认识和观念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24)

由于边疆观念不断地调整、变化，不同历史时代的边疆观念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迥然不同。在此过程中，边疆观念的积淀也越来越深厚，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今天，根据国家自身的状况和所处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和重构边疆观念，从而形成与传统边疆观念不同的全方位边疆观念，将会使中国的边疆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放眼未来，边疆观念还会继续演变，发生更为深刻和更为重大的变化。

不过，中国的边疆观念在演变的过程中也积淀了一些不变的内涵。这种不变的内涵，构成了中国边疆观念的价值底蕴，体现着中国边疆观念的本质。而这样的价值底蕴，是由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所决定，并体现着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念。因为从本质上说，边疆观念不过是国家治理中关于特定地理空间区域的认识和看法，是一种国家治理的思想观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并深受其影响，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边疆观念要超越或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

美国边疆学派的创始人特纳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不仅分析了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对边疆的不断拓展，而且还论述了这个边疆拓展过程对美国精神的塑造。他指出：“这种不断的再生，这种美国生活的流动性，这种向西扩张带来的新机会以及跟简单的原始社会的不断接触，提供了支配美国性格的力量。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其实，美国对边疆的拓展，不仅塑造了美国精神，也塑造了美国的边疆观念。所以，美国的边疆观念中总是包含着扩张的冲动，蕴涵着侵略性。按照这样的边疆观念，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移动”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追求，美国会坚定不移地将其他的国家、他人的家园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变成自己的边疆。美国今天提出的许多新边疆观念，都有这样的内涵，体现着这样的“美国精神”。

中国的边疆观念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基本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体现着中国精神。自从统一的王朝国家将核心区的外围定为边疆以来，划定边疆就是为了实现有效的治理。诚然，王朝国家对边疆采取了“守中治边”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治理之策，对生活于边疆的各个民族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手段，即所谓的“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25)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26)，“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27)。但也要看到，在边疆各民族接受了王朝国家的统治以及边疆安定的情况下，王朝国家采取的是“抚之以仁义”、“怀之以德”以及“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28)的政策，广施德政，实施教化，促进了边疆和边疆各民族的发展。这些政策和手段的目的，都在于保持边疆的稳定和安宁，促进边疆与核心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和谐发展。这样一种包涵着和谐主义的边疆观念，不仅持续到今天，而且通过“兴边富民”等一系列的政策体现其建设性。

而在与边疆直接相关的周边国家关系方面，建立在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基础上的亲睦九族、协和万邦的思想更是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以“亲睦”、“协和”的政策和方式对待周边四邻，以期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达成共赢。今天中国实施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就是这种影响的必然结果。在新形势下，中国在根据需要而重构新的边疆观念的过程中，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率先提出的新边疆观念，以新的内容充实传统的边疆观念。但是，中国新型的边疆观念，也将包涵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涵，是一种合作主义的边疆观念，在促进中国的发展的同时有助于相关国家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

②《汉书》卷94下《匈奴传》。

③这就是班固所说的“内诸夏而外夷狄”。

④关于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思想和方略，方铁教授有深入的研究和精到的论述，可参见笔者等著的《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章“边疆治理的历史回顾”，该章为方铁教授所撰。

⑤通过条约确定国家的边界，这在中国国家发展史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至此，王朝国家统治范围和边疆有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边际线，既遏止了王朝国家边疆向外拓展的态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秦以来的边疆的形态。

⑥边界是国家主权的外部界线，因而是国家主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国家主权是西欧王朝国家后期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但却被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所继承，成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内涵之一。关于民族国家的内涵和特征，可参阅笔者的《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⑦关于民族国家，可参阅笔者的《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和《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分别载于《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和《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⑧关于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可参阅笔者的《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一文(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和《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的第五章。

⑨那些疆域面积较小或虽有较大疆域面积但区域间的同质化程度高而无法划定特定的边缘部分的国家，并没有明确的边疆。有些国家在历史上曾有核心区与外围区域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早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甚至不复存在了，如法国。

⑩“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梁启超在1902年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提出的，随后得到中国各民族的认同。抗日战争胜利后，认同于中华民族这个族称并凝聚为一个整体能够以一个独立族体面貌出现，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实现了与国家政体有结合，从而成为国族。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得到广泛传播以后，也常常用来泛指中国历史上存在并最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民族。不过，后一个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一种统称或综称。

(11)马玉华：《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初探》，载《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12)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边疆的驻军、屯垦、移民、开发等，都是在宏大的边疆思维和一定的边疆战略的框架下实施的，对边疆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13)这里所说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形成和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的民族群体，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是政治性民族；而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是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在新的国家形态中具有全新面貌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因而是文化民族。关于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的划分，可参阅笔者的《论民族的两种基本类型》，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4)关于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进程和成效的分析，可参阅笔者的《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一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在持续而有效的边疆治理的条件下，一些曾经被作为边疆看待和对待的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等与内地的同质性显著增强甚至趋于一致，而不再被作为边疆看待，从而导致边疆与内地的分界线向外推移。

(1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7)参见丹尼尔·奥·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第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8)董欣洁：《冷战期间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19)于沛：《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20)陈迎春：《战略边疆：助推中国和平发展的切入点》，《世界地理研究》，2011年第6期。

(21)于沛：《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22)黄昆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观》，《解放军报》，2011年3月15日。

(23)于沛：《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24)笔者就撰有《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一文，倡导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来认识边疆，进而推进边疆治理。

(25)《贞观政要》卷五。

(26)《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一。

(2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28)《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史臣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