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季达沃斯出现最多的词，可能要算“变革”和“创新”。诚然，在全球经济终于走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后，全球领袖们想得更多的，当然是如何通过创新来改变现有的秩序和方法，以解决目前全球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

无论达沃斯还是笔者曾经参加的类似论坛，总有与会者表达对目前金融体系和制度的失望，以及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意愿。很多与会者表示，金融改革对于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资本账户的开放还是债券市场的发展，金融改革都会为中国的居民、投资者、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崭新的发展和财富创造机会，同时可以化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积累的风险和挑战。

与此相关的是，类似会议也总有一些嘉宾呼吁，基于金融改革的重要性，为什么金融改革的步子不能更大一些，步伐不能更快一些？笔者认为这和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众多其它挑战一样，虽然大家对改革目标的认识大体相同，但是对于改革的路径和节奏，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笔者认为金融改革的顺利推出，乃至其它重大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改革，都必须克服人类行为自身的三种行为特征。

首先，人类对于变化有一种内生的回避和恐慌的态度。这可以反映在心理学所发现的普遍存在的“维持现状效应”。当参加心理学实验被要求对自己所拥有的物品进行估价的时候，他们自己对于物品的估价往往会高于其他人给出的估价。有趣的是，当同一个人被要求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同一物品进行估价的时候，他对别人的同一物品的估价，要远远低于自己拥有该物品时给出的估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进行教育，不愿意启动变革，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现状”，有非常强的心理依赖，从而也解释了为什么打破现状的改革在推动过程中会面临重重挑战。

当然，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增量改革应该成为改革的主要路径，心理学实验的参与者在实验中显示，如果他们必须在两个相对简单的物品（例如糖果棒与喝水杯）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们往往不会愿意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随机拿到糖果棒的人会觉得糖果棒更有价值，而随机拿到喝水杯的人会觉得喝水杯更有价值——结果，是双方都“敝帚自珍”，不愿意和对方交换。但如果心理学家把实验的对象变为两个相对复杂的物品，比如说个人电脑和手机，实验参与者考虑的维度就会增加，而在对多种维度进行权衡之后，参与者进行交易的积极性也比之前对简单物品的教育要大大增强。因此一个心理学给与金融改革的借鉴，是要在多个角度以及多个方面同时推进。

再者，心理学实验表明，人类有非常强烈的利用短期观察，推断长期趋势的倾向。事先观看篮球比赛（比分较高）的实验参与者，会比事先观看棒球比赛（比分较低）的实验参与者，对于一个未知的随机问题（例如，联合国有多少个成员国在非洲），给出高得多的估计。而那些观看了人们缓慢行走的视频的实验参与者，自己在实验“结束”之后，行走的步伐也会随着他们所观看的视频而放缓。人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经历了一段高速经济发展滞后，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些金融行业的投资者、从业者和监管者，也许会自信地认为现有的金融体系和制度比很多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更有优势，也更安全，因此产生盲目的自信，而不愿意下大力气，费大功夫，推动下一阶段的金融改革。

最后一点，就是我在此前专栏中提到多次的“过度自信”。过度自信，可能是行为经济（行为金融）实验里最为广泛发现的人类行为特征。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发现，无论是对个人的智商、情商、相貌、财富、考试成绩等等事先不易界定的主观事务的评价，人类都会作出过度自信的评价：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高，而对他人的评价相对不足。这一点，在投资者的投资领域反映得尤为明显。很多投资者认为自己对投资对象有充分的了解，也认为自己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因此积极地进行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的投资和交易。但结果往往是在投资过程中非但没能赚得钵满盆满，反而亏得溃不成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者对于自己的投资能力和信息的准确度，有着太过不切实际的自信和把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现象并不只局限于中小散户投资者，而是在企业高官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存在。研究甚至发现，政府、军队和司法机关的有些决策决定，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度自信行为的影响。而恰恰因为过度自信，政策制定者有时候会对自己的应对掌控能力估计过高，因此对于改革和变化的动力不足。

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是，无论因为那种行为因素和特征，如果导致对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忽视和懈怠，都必须通过行为、政策、法律制度的方式给与纠偏和调整；和改革试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风险和问题相比，回避和拖延改革，才是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部分内容节选自作者新书《投资者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