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大学问题的关注度，似乎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高：如何去行政化、招生腐败成潜规则、重科研轻教学……举凡涉及诸如此类的话题，每每成为舆论的热点。大学如何改革才能回应人们的关切？无疑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也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对于高校改革，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表示，“办学自主权”是教育现代性转型的最根本的要素。只有解决了“办学自主权”，大学精神才能重塑，中国也才能办出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 　　

计划经济体制思维是问题根源 　　

《华夏时报》：近年来，大学问题层出不穷，饱受人们批判，质疑我们的大学精神已经丧失，“出现了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你认为什么是大学精神？ 

袁伟时：人们提出批判是对的，这恰恰说明大学有改革的基础和动力，没有批判，哪来的前进？当然，我们既要揭露、批判大学存在的问题，也要承认大学的象牙塔内也有一批领导人和不少学者正在兢兢业业工作，中国的大学还是有希望的。 　　

我所理解的大学精神就是大学自治、学术和思想自由。但是，现在我们的一些大学苏联式片面强调培养工程师、专家的阴魂未散，缺少现代公民应有素质的培养，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文素质很差。有些学校把通识教育简单化为增加一点文史知识，没有着重培植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自由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法治精神和法学基本知识，现代政治学基本知识。这是灵魂出窍的伪通识教育。与此同时，创造精神受到很大的损害，没有培养出学术、文化领域的领军人才。人文社会科学缺陷很多，即使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也和世界差一大截。 　　

《华夏时报》：你说过，19世纪到21世纪都是转型社会。社会要转型，首先人才结构要转型，但这样的一种现状显然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 　　

袁伟时：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需要原来的士阶层知识结构的转化。这个转变过程早已开始，但在政治和传统干扰下，变得不伦不类。当下最需要三种人：一是对世界历史和现状了然于胸，又有民主和法治习惯的政治家；二是现代企业家；三是知识面宽广、了解社会实际、稳健而又敢于和善于监督政府的传媒人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人是革除积弊，支撑现代社会正常运作和发展的中坚。只有在这三种人良好互动的环境下，才能产生一批又一批可以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思想家、科学技术大家和大学问家。 　　

《华夏时报》：但现在的大学教育并不给力。钱学森就曾忧虑我们的大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袁伟时：独特的创新的东西从哪里来？只能从“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中来。但是现在我们的大学却缺乏这样的环境，是我们的校长不懂得“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现代大学的生命线吗？不是。“上级”太多了！不但教育行政当局管，还有好几个部门在插手，而且不时出重手。面对来自权力部门的干预，不少校长害怕踩红线，变得谨小慎微。此外，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了，商业化的弊端又侵入到学校，异化了大学精神。不过，在外部环境不如人意的状况下，责任心强锐意改革而又见识卓越的教育家，仍有很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 　　

大学要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灯塔，就必须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而这就需要给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和“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没有这十三个大字，大学的“现代性”无从体现；不管挂上什么牌子，只能是技能培训学校，培养工程师、白领或者研究人员的高级职业训练班。 　　

“办学自主权”和“独立思考，自由表达”都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丝毫含糊不得。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就形成不了学术和人才正常生长的环境，“钱学森之问”就永远无解。不但出类拔萃、敢于冲破各个领域陈规陋习和固有结论的人很难脱颖而出，大部分毕业生能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都是问题。 　　

《华夏时报》：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专家学者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但时至今日，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为什么仍未落实？ 　　

袁伟时：我们的大学至今苏联教育的阴魂未散。在苏联专制主义体系下，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当然不容你有什么“自主”，更不能容你“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另一方面，根本的指导思想还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模式；反映在人才的培养目标上，就是“听话”和“有用”。中国大学问题的根源就在此。 　　

学术领域没有“国王” 　　

《华夏时报》：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思维其实是贯穿于我们的整个教育过程的，从小到大，教育者的目的就是要把每个孩子管得服服帖帖，要求大家都要做 “乖孩子”。

袁伟时：是的。比如说，大学生住宿是按系按班级由领导编排的，各年级配备政治辅导员，这些措施实质是实行军事化管理。这是办革命干部学校的模式。这些办法使不同学科的学生分隔开来，不同观念、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之间没有充分机会自由交流，不利于激发和冲撞出智慧和创意的火花来。大学需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需要各种各样的“怪”观点。 　　

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由表达，怎么能够出杰出人才呢？凡是杰出人才，都要挑战已有的结论，一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创新精神旺盛的人才，必须从小就开始培养，家庭和学校要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从小就十分好奇，敢于怀疑一切，绝对不盲从，而又善于探索、求证、表达。但是，我们现在从上到下想的都是培养乖孩子，“驯服工具论”的阴魂还在作祟。 　　

《华夏时报》：大学要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必须要去行政化。此次《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袁伟时：学校就是学校，不要办成衙门，高校“去行政化”完全正确。但是，如果认为只要撤销学校的行政级别，去行政化就能实现，那就错了。其实，高校的行政化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校内的一切要为教学和研究工作服务，不要反过来教师要为行政机关服务；二，校外要把学校和党政机关的关系纳入正轨，尊重大学，不要干预大学内部事务，不要把大学视为自己的“下级单位”！ 　　

但现状却并非如此，教师和学生都要为完成行政机关布置的任务奔忙。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很多应付不完的检查，填不完的表，甚至有些学术和思想的是非也是官员说了算，这不等于把大家的手脚捆起来了吗？当学校的一切取决于上级党政官员意愿的时候，这个学校肯定办不好。对上察言观色，奉承唯恐不及，固然令人恶心；更麻烦的是党政官员的干预学术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先后启动了211工程、985工程等，从上到下，朝思暮想。但为什么现在还仅仅是一句口号？问题就是“办学自主权”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落实和保障。在国外和中国港台，“大学自治”是常识。我们的大学要不要这一条？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或合格的现代大学，非有这一条不可。 　　

《华夏时报》：此次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要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在你看来，如何落实和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袁伟时：大学“自治”是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但真要实现大学自治，远没那么容易。这涉及到党政机关官员的观念转变和运行方式彻底改变。首先，挑选校长。现在是上级机关考查，挑选，任命。也就是说，官员决定命运。这样挑出来的校长，对上不能不十分恭顺。顶尖人才或耿直之士很难脱颖而出。为什么不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组织一个有公信力的委员会在世界范围招聘、挑选，由学校董事会去任命？深圳办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是这样挑出来的，其他学校为什么不行？ 　　

其次，经费分配。现在是“跑部钱进”，即使有什么委员审查，也要出奇招，拉关系，还要按照课题指引去申请项目。超出官员和官方信任的权威的认识水平，就不要指望能立项了。 　　

第三，学术是非的判断。学术和思想领域，应该是自由讨论，自然淘汰，官员出来指手画脚，不但留下笑话一箩筐，有时还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现在应该回到一个基本状态或正常状态：承认在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在学术领域，是没有国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