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在日本的对华观及对华政策变迁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它不仅对日本形成蔑视型对华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曾经处于华夷秩序中的日本何以敢于发动甲午战争？所谓的“泱泱大国”中国为何惨败？战后日本缘何以蛇吞象地不断推行侵华政策？对此，部分学者从多种视角进行了翔实而又深入的研究，①但从日本对华观入手进行的探讨尚显不足。

事实上，观念构建利益，利益驱动行动，日本的对华观与侵华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如果不认真解析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状况，就难以从思想认识层面深入解读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原因。随着日本各大报纸、从军日志、报刊杂志及政论意见书等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挖掘，探究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界、知识界与普通民众对华观的转变过程及其影响，进而深入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成为可能。

一、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观的转换

步入近代以前，中国在东亚范围内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辐射、影响周边邻国，建立了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虽在政治层面及民族心理上不甘于属国或边缘国地位，制造出“神国观念”等抗衡中国，不断追求对华平等乃至优越地位，甚至两次发起挑战引发较大规模战争，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的中心地位，也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因文明差距决定的中日间“师生关系”，在文化上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亦构成近代以前日本对华观的主线。③然而，近代“西学东至”与“西力东渐”动摇了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本得知号称“天朝上国”的中国被“西夷”英法打败，举国惊愕之余不但较为彻底地抛弃了“慕华观”，而且将中国作为反面教材以为警训。④旨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也取代了曾长期主导日本文化发展方向的“和魂汉才”成为新时代的流行话语，并迅速上升为治国安邦的战略口号。1868年，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与国内“倒幕”之声四起，导致以儒学为官学维护封建统治的德川幕府覆灭。东亚传统文明的追捧者寿终正寝，西方文明影响日本的时代宣告来临。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明确将学习追赶的对象转向欧美，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并将之纳入国家统治意识形态。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阵容庞大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12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考察，认为西方的经济、教育、文化制度优于东方，⑤赞叹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亦“超绝于我东洋”，决心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日本，促使国民“迅速进步而至同等开化之域”。⑥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日本进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旨在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国家的改革。

日本知识界也于明治初年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875年写下举世闻名的《文明论概略》一书，将世界文明划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层次，欧美各国属于文明国，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属于半开化国，非洲及澳洲属于野蛮国。⑦福泽认为“野蛮—半开化文明”是人类发展的阶梯，处于野蛮与半开化状态的国家都只有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方可维护国家独立，故他宣扬“西洋国是吾国之师”，⑧呼吁改换门庭，脱胎换骨，向欧美学习。该书作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次可谓洗脑性的精神冲击。此后，“顺文明者昌，逆文明者亡”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认知。⑨

世界文明中心观的西移，势必影响日本对华观生变。日本学界对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观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三种观点颇具代表性。芝原拓自通过对明治维新后至1885年间政府要员、中央五大报纸等相关资料的编辑考察，⑩认为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日本对华观由“仰慕”转为“蔑视”。(11)伊藤之雄则在利用上述史料的同时，进一步挖掘自由民权运动中自由党、改进党的机关报等资料，将福泽谕吉、陆羯南分别作为引领近代日本发展方向的两大思想流派“脱亚入欧”与“亚洲主义”之代表，并探讨了1868—1893年间日本的对华观，认为日本在出兵台湾后即已形成“蔑华观”，虽然在壬午兵变及甲申政变中遭受了挫折，但1893年春又全面恢复了对华优越感。(12)小松裕则利用戏剧、文学作品、报纸、漫画杂志等资料，着力于考察对华蔑称“猪尾奴”的产生、发展过程，(13)得出甲午战后“蔑华观”在民间定型的结论。(14)上述研究在史料挖掘及观点论证方面均可资借鉴，但前二者之结论令人甚为质疑，后者则因其考察对象囿于对华蔑称，故而留下了拓展与深化余地。在日本已有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忽视当时“语境”而被“后见之明”所左右，以甲午战后长期存在的“蔑华观”来臆测甲午战前的对华观，从而使其论述产生了重视“蔑视”大潮、而忽视“畏惧”暗流之弊病，同时对于“蔑视”与“畏惧”的对象又不加细分，致使其叙述难以解释为何在确立所谓“蔑华观”之后依然存在“畏惧”之声的乖戾。

甲午战前日本的对华观错综复杂、充满矛盾，既有“蔑视”又有“畏惧”，但亦非一团乱麻、不可理清。若细加区分辨别即可发现，其“蔑视”对象主要体现于精神文明领域，而“畏惧”则主要体现于物质文明领域。这种精神观与物质观的分裂，是基本贯穿甲午战前日本对华观的重要特征。

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观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明治维新到壬午兵变是第一阶段。该阶段日本在争取对华对等地位的同时，精英阶层因其对近代化改革的态度积极于中国而形成对华优越感，并在“台湾出兵”与“琉球处分”中得到了“自以为是”的“验证”。但这种优越感主要体现于精神领域。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急切地推进与中国的外交谈判，欲用重视横向关系的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模式取代东亚传统的纵向朝贡模式，以摆脱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属国”或“边缘国”地位。1871年，中日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日本成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对华对等地位。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及知识界在东西文明对比中产生了显著的“劣亚”自觉与强烈的“脱亚”欲望，这驱使日本对于受到西方压迫却依然守旧、专制、怠惰的中国、朝鲜留下了负面印象。在外交上，早已习染了“失之于西偿之以东”战略的日本政府欲将“西方文明—东方野蛮”的对立图式移植于东亚内部，铸造一种“日本文明—中、韩野蛮”的文明范式以及与之相随的“日本盟主—中、韩附庸”的东亚国际关系模式。1874年5月，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北疆告急的“有利形势”出兵台湾并侥幸得手，这使其产生了一股“蔑华”风潮。1875年2月14日，《新闻杂志》发表了题为《台湾事件大成功》的报道，称“日本人自满得意，猪尾奴终于屈服。四百余州已为囊中之物，恭亲王、李鸿章之类如同小儿不足为惧”，对于清朝赔偿一事，则称“此事使其丧失第一名义，在各国面前丢尽颜面”。(15)同年8月，日本又挑起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签订含有不平等内容的《日朝修好条约》。清朝虽是朝鲜的宗主国，却未能阻止签约，从而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蔑华之风。同年，日本政府强令琉球断绝与清朝的关系，1879年又将琉球彻底吞并。

以伊藤之雄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因出兵台湾后日本出现了上述“蔑华”风潮及东京部分城市居民开始使用“猪尾奴”蔑指华人，就认定此时日本已经形成“蔑视型对华观”。然而，正如德富苏峰所自白的那样，日本国民性里流淌着一种“外尊内卑”的血液，但为解脱长期被压抑的自我“劣等感”，一旦获得机会其“自轻自贱”与“崇洋媚外”就会转为“自我迷恋根性”与“贬低他国”以自尊、求大、泄愤的心理，而导致这一国民性形成的最大根源就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强大邻国中国。(16)因此，在出兵台湾之后，都市圈的媒体及部分民众掀起的“蔑华”风潮，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因历史上长期“仰视”、“敬畏”中国而积郁成疾的释放行为。而且，当时日本在国际上依然是一个遭受列强欺凌的弱国，在东亚也只是一个刚实现对华对等地位的小国，客观说来，此时日本的实力不足以支撑其“蔑华观”在全民中间推广开来。

再者，日本此时的“蔑华”内容基本是对中国面对西力东渐的强压却仍在近代化问题上裹足不前、墨守成规的耻笑。对于以军事力量为中心的综合实力对比，日本还难以确信优于中国。1876年，清朝派遣“扬武号”访日，日本对该舰作了如此评价：“此为支那产之第17艘军舰，制造坚固精密，为我国龙骧舰等所不及。舰中可装大炮，运转轻便，器械齐备。又士官等均为正规海军士官，无人不懂英语，就连记账、日期亦均用英语，极为熟练，非我海军士官可比及”。(17)由于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缺乏自信，日本社会出现了讽谏蔑华之风的力量。1875年11月，《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支那决不可轻侮》的文章，内称：“国人以于东洋之开明先进，颇带自满之状，轻蔑东洋诸国，而支那人愤懑于日本抢先，渐呈奋发之势。夫轻蔑与奋发孰为保全独立之良策，愚人亦明。吾切望国人早日舍弃轻蔑邻邦之恶念。”(18)1878年1月，《邮便报知新闻》也发表了题为《论清国不可轻视》的文章，指出日本文明开化过快有招致“内贫”的危险，而步履缓慢的中国反而会保存实力，潜力巨大，因此“欲奉告有轻视清人思想者，交际各国中最可惧者即为清国”。(19)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物质力量的较高评估，1878年成立的“振亚社”才积极提倡以“日清提携”、共御列强为主要内容的“亚洲主义”。(20)

1882年7月，日本在壬午兵变中武力挑战中国未能得逞，其对华观随之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日本在精神上对中国的蔑视与对中国军事等领域的畏惧之间的龟裂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敌对意识显著增强，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93年。

壬午兵变后，日本舆论界在精神层面极尽贬低中国之能事，对于清朝固守封建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产生了强烈的蔑视感。福泽谕吉可谓嘲讽中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领军人物。1882年9月，他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今泉一瓢的漫画《北京梦枕》，讽刺清朝在列强不断东侵的形势下依然高枕酣睡、自负傲慢。1883年，福泽提出“中国历史停滞论”，评价中国“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蒙昧未开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政治主义、社会组织，有史以来未尝进行一次局部性改革。亿兆生民将二千余年间之劳力，皆消耗于几百遍周而复始之同一长途”。(21)

在壬午兵变前后，日本舆论界在对中国大肆声讨的同时，也为争夺对朝鲜的“指导权”并缓减中国的仇日情绪而倡导“亚洲主义”。1880年，“亚洲主义”的典型组织兴亚会成立。1882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论对朝鲜外交》一文倡导“亚洲连带论”。但不论是兴亚会还是福泽谕吉，二者都基于对中国的蔑视，而将日本定位为“东洋盟主”。兴亚会的重要成员草间时福便称：“以我国为东洋盟主，卓然立于执其牛耳地位者，舍东洋连横，尚有其他良谋善策乎？”(22)福泽谕吉也宣扬“亚洲应齐心协力以御西洋人之侵凌……亚洲东方堪当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23)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战争正酣、清朝无暇顾及朝鲜之机，鼓动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挑战中国，最终不敌清朝而失败。日本政界、舆论界恼羞成怒，对于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不败而败”大加鞭挞与嘲讽。福泽谕吉更是发表“告别东方恶友”的《脱亚论》，大声呼号“为成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待邻国开化而与之共兴亚细亚，莫如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24)人们在考察《脱亚论》时往往关注的是它对日本走上“脱亚入欧”道路的意义及它对日本产生蔑华观的推动作用，而忽略了其“脱亚”论述的前提，即对清朝与朝鲜的蔑视内容：“吾日本国虽位于亚细亚东部，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入西洋文明。然不幸此处有近邻二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人民古来受亚细亚之政教风俗所滋养，与我日本国民无异，然或由人种来历不同，虽处同一政教风俗，遗传因子却不同。比较日、支、韩三国，支那与朝鲜相似，其共性在于一身一国皆不知改进之道，处于交通极便之世，耳闻目睹文明事物却不为心动，留恋古风旧习之状千百年未变。当今世界文明日新月异，此二国却依稀论教育则曰儒教主义，论学校教旨则称仁义礼智，由内而外皆为虚饰，道德扫地、残酷又不知廉耻，尚傲然自尊毫无反省之念。以余观之，此二国在此文明东渐之风中，难有维护独立之道。”(25)可见，福泽谕吉对于中国的蔑视依然主要停留在精神领域，即批判中国固守传统而惰于革新。

值得关注的是，从壬午兵变到甲申政变，日本对华观在精神领域的“蔑视”得到强化的同时，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的“畏惧”及“敌视”也大为升级。其“畏惧”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广大的国土、新锐武器的进口、北洋舰队的兴建以及庞大的陆军，(26)其中对北洋舰队的“警戒”尤为突出。

清政府从1879年开始大力扩充海军，其效果在壬午兵变及甲申政变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壬午兵变后，日本便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强化，对华敌对意识显著增强。1882年11月，《自由新闻》发表了如下言论：清国为抗衡日、俄而扩张海军，“根据1881年的调查，我国海军战舰仅有24艘，而清国则有大小船舰60余艘”。(27)就连向来对中国嗤之以鼻的福泽谕吉也在该年发表的《兵论》中注意到“支那近来非常致力于制造新式兵器”，承认中国物产丰富、国富民勤，担忧中国凭借丰厚的资本引进西方军械及其制造方法，“骤然间于东洋出现一大强国”。(28)1883年6月5日，近代陆军的缔造者山县有朋在《对清意见书》中清醒地认识到“对清作战的胜利并不简单”，(29)从而摒弃、抑制了陆军中下层要求立即对清开战的意见，同时开始实施增税以扩军备战。

及至甲申政变后，随着中国对定远、镇远两艘超级铁甲舰的购入，中日海军力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又兼清军将士在中法战争中顽强抵抗，使得日本颇感“震惊”。1885年6月，《自由之灯》评价“清国首次让欧美各国公认其东洋大帝国之价值”，且“迩来清政府深感不可轻视陆海军建设，竭尽国力购买战舰弹药，并大力开发矿山、铁道等工业资源，加之人民勤俭、士兵众多，本不可侮”。(30)1887年1月，已经发表《脱亚论》的福泽谕吉亦对中国“拥有东洋一流海军”流露了复杂心情，发现世人通过中法战争“吃惊地看到清国并不弱，法国并不强，尊敬支那之念大有所增”。(31)同年3月，《东京日日新闻》公开承认了中国对于日本的军事优势，即：“若论将士之勇猛、操作之熟练，我国海军无疑处于优势地位。然论舰队大小、速度快慢、装炮轻重等物质方面，则需承认清国处于优势地位。而当今世界之发明日新月异，海军物质力量成为决胜之关键，则东洋海军当推支那为第一。”(32)随着中国军事优势的日趋显著，日本出现了“中国威胁论”。1891年，德富苏峰宣扬中国旺盛的人口繁殖力、勤勉的国民气质与强劲的忍耐力、外交政略上的“狡猾”等，都使其成为一个值得恐惧的国家，将来在对外贸易竞争中必将成为日本的劲敌。(33)正是鉴于在军事力量上的劣势，日本政府从甲申政变结束签订《天津条约》到1893年间，在大力进行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以将朝鲜化为本国殖民地的同时，又不得不暂时默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导地位。(34)

由是观之，截止到1890年代初期，日本对于中国的蔑视与畏惧是并存的。因此，若将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作为日本对华观发生全面逆转之标志，则有失全面性，忽略了日本对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中国物质文明存在“畏惧”的一面。

1893年，随着日本以中国为目标的既定扩军计划的完成，日本政界及民间舆论对于中日两国以军事实力为标志的物质文明对比评估发生戏剧性变化，日本的对华观进入第三阶段。、是年10月，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根据相关情报确信清朝于1885年后在军事上无可观投资与重大建树，军人吸食鸦片，精神颓废、士气衰微，而“兵要在于精炼，此绝非二、三年即可练就”。(35)与中国在军事上的不思进取相反，日本却受中国购买定远、镇远两艘巨型铁甲舰组建“东洋一流”海军的刺激，上自天皇、军部、政府下至舆论界都致力于以中国为假想敌加强陆海军备。1886年，日本制定了第六次海军扩张计划。1891—1893年，严岛、松岛、吉野三艘4000吨位的巡航舰相继竣工，桥立、秋津洲等巡航舰也将于1894年竣工。至此，山县认为今后十年内堪称敌者已非中国而是英、法、俄，在军事领域表现了对华优越感。(36)基于此，1894年6月15日，伊藤博文内阁决定了对清开战方针。

此外，1889年12月，日本颁布基于近代立宪主义思想之上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次年11月29日开始实施，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政党开始正式登上日本政治舞台。此时，日本政党也因政治近代化的推进及军事力量的增强而对中国充满了自信，并在发动侵略战争问题上与其宿敌——藩阀势力达成一致。(37)1894年8月，大隈重信领导下的改进党煽动对清开战：清国“政治是君主独裁，国民缺乏爱国精神，少有勤王之念”，中法战争中，李鸿章袖手旁观，未派北洋舰队援助南洋舰队，据此可知清朝国民缺乏团结，且“陆军号称百万，但采用洋式操练、使用巨炮洋枪者不过李鸿章手下三万兵，余者皆为手持大刀长矛的旧式兵”，而日军却“纪律严明、进退去就都得到充分锻炼”，故日本攻打中国无异于“虎狼驱赶羊群、疾风席卷落叶”。(38)

日本精英阶层对于中日军事实力对比的评估于1893年后亦发生了类似于政界的变化，(39)从而形成了对华优越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敌视中国，尤其是在挑战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问题上与日本政府并无重大分歧，其态度甚至比政府更为激进。

早在甲申政变之际，日本精英阶层就已出现要求开战的呼声。1884年12月，自由民权运动的舆论代言《自由新闻》主张开战：“清国虽军舰众多、武器充备，然徒于虚饰外表，并无巧操战舰、妙用军队之将校，亦无熟练操作枪炮之士兵，若一旦战机来临，吾国就当以精兵强将驱逐驻守韩国之支那兵，进而横跨鸭绿江，长驱直入进北京。”(40)

东学党起义后，日本舆论更是大张旗鼓地煽动对清开战。德富苏峰本为追求平民主义而创办《国民之友》杂志，但在甲午战争期间却转向“国权主义”，诬蔑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侵略史”，中国人是“具有山贼般天性的侵略者”，称“清国大为觉醒之时，乃最为危险之日”，(41)宣扬在亚洲建设“大日本”是老天赐给日本的特权，而清朝是阻碍这一特权的敌人，主张对清开战。(42)与德富苏峰着眼于“中国威胁论”主张对清开战不同，当时大多数主导民间舆论的知识分子用“文野之战论”赋予这场侵略战争以“正义性”。“脱亚论”者福泽谕吉诡辩甲午战争“是文明开化之谋求者与阻碍者之间的战争”。(43)原本主张“日清提携”的亚洲主义者陆羯南，此时也污蔑清朝是“东洋之一大野蛮国”，极力煽动战争，宣扬“王师之胜败乃文明之胜败也”。(44)后来转为反战主义的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此时也公开附会这是一场义战，认为日本是代表新文明的小国，而清朝是代表旧文明的大国，二者的冲突难以避免，宣扬“支那不知今之圣人之道，文明国对于此不诚不信之国民唯有一途，即铁血之道也，以铁血求正义之途也”。(45)

总之，“文野之战论”是包括脱亚入欧、国粹主义、亚洲主义、国权主义等各派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也是日本政界共有的口实。日本人的对华观是一种心理认知状态，它会上升为意识形态并转化为一种行动激情。(46)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政府及精英舆论有关中日两国之对比评估的逆转，是日本敢于发动甲午战争的精神驱动。尽管这场战争的爆发原因不在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而在日本向亚洲扩张的战略与贪婪欲望，但精英阶层所宣扬的“文野之战论”，不仅为日本政府发动甲午战争提供了舆论、智力与理论支持，而且它所树立的“日本文明、中国野蛮”的对立图式，构成日本民众对华观逆转的重要语境，引领其对华观朝着蔑视方向发展。

二、战争报道与民众对华观的逆转

上文已述，日本政界及精英舆论于1893年后已滋生了对华优越感，但若将该年作为日本对华观全面逆转之标志则仍有欠妥当。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政界、精英层之对华优越感毕竟尚未经过战争检验，故其底气未必充足。其二，精英阶层的对华优越感需要经历一个由高层到低层、由中心到边缘的辐射过程。目前在探讨甲午战前的日本对华观时，可资利用的史料主要局限于政府文件、精英论集、报刊资料，其中报刊资料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城市民意，但由于当时购买报纸尚未成为底层民众及农村边远地区的习惯，故无法确定当时精英阶层的对华优越感已经渗透到普通民众当中。其三，根据一些回忆记录，在甲午战前普通民众对华并无蔑视感。例如，荒烟胜三少年时代生活于华人聚居区横滨，他回忆说：“甲午战争前支那人一般是受到极大欢迎与友待的……他们至少比富山卖药的受到了更多的亲善与友待。”(47)在群马县沼田度过少年时代的生方敏郎也回忆说：“甲午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对于支那人并无恶感，更遑论是憎恶了”，那时，在小学学习的是汉字，每晚回家由父亲教习《大学》、《中庸》、《论语》等中国典籍，在学校、家里都聆听过孟母三迁的故事；家中所用高档屏风画的是“唐人”、“唐童”游戏图，数枚漂亮餐碟是南京制造；在庆祝夏天到来的节日里，各町抬出的车辗舆轿上摆设的大多都是诸如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关羽、张飞、史进、鲁智深等中国英雄人物。总之，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对于日本老百姓而言是一种“伟大、浪漫与英雄”的存在。(48)其四，甲午战前普通民众之所以对中国具有此种亲切感与友爱感，主要源于古代中国在文物、制度、思想等方面对于日本的深度影响及随之而来的“中华”形象。江户时代，《千字文》、四书五经、《唐诗选》及记载中国历史的《十八史略》被各地庶民小学引为教材，民众所能触及的是儒家经典所展现的理想王国，中国成为其憧憬对象也属合理推断，且在后世日本的论著中亦常如此回忆。当然，他们亦受“元寇来袭”、丰臣秀吉“伐朝叩明”等历史事件的影响对现实中国不无畏惧或轻蔑，且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教育的实施与《西洋事情》、《劝学篇》等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书籍被引为教材，有不足一半的儿童(49)接受了福泽谕吉关于“文明与野蛮”的世界观，从而对中国形成一定的轻蔑情结，但这与形成全民性的蔑视型对华观尚有距离。

然而，战争的胜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国家形象。甲午战争作为中日间规模空前的武力角逐而日本大获全胜，这对日本民众的对华观实现从“仰慕”到“蔑视”的历史性逆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报纸、杂志及参战士兵寄给亲友的信件在向日本民众传播甲午战争的消息并使之形成共有的对华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66家报社派出从军记者1114人，其中以《朝日新闻》、《中央新闻》为最，次之为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与陆羯南的《日本》。(50)各大报纸、杂志根据战地记者传回的消息连篇累牍地报道战争的进展状况、战斗经过、双方死伤人数、俘获战利品、俘虏处置及战地情形等，其中对日本民众的对华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报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关中国不堪一击、连战连败的报道，极大地助长了日本民众的自负心理。

从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挑起战争，至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历经近9个月、三大阶段。(51)日本各大报刊一般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用放大的字体报道战胜的消息。在开战之际，日本民众还因对中国持有敬畏之念而高度紧张，故对丰岛海战与成欢、牙山之战的胜利惊喜万分。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东京朝日新闻》报道中日双方激战5个小时，号称“东洋首席”海军的北洋舰队大败于日本联合舰队，宣称中国“海军战斗力已经消亡”。(52)

黄海海战后，日本对甲午战争的胜负结局已有确凿把握，各大媒体纷纷叫嚣扩大战争、入主内陆、占领北京，完成丰臣秀吉之迁都北京的历史遗梦。竹越与三郎早在成欢、牙山之战后就扬言“海陆并进，日章旗插上北京城头之日绝不遥远”。(53)《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不论是陆军在平壤的大捷，还是海军在黄海的大胜，皆可测知清国战斗力之低下。若如此势如破竹直捣其巢穴亦非难事”。(54)日军从10月下旬开始越过鸭绿江发动侵略中国本土的战争，中国连失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旅顺等战略要地，尤其是在11月22日旅顺要塞失陷后，《东京朝日新闻》评论道：旅顺系“清国咽喉要塞”，其“防御设施冠绝东洋”，却未费吹灰之力攻陷，令世界“瞠目结舌”，“清国海军之元气尚未恢复，却又丢失如此要港，则渤海湾之制海权业已由我掌握，由此以势如破竹之势迅猛攻破其根据地北京，为期不远矣。”(55)

在1895年1月20至2月上旬进行的威海卫之战中，北洋舰队在日本陆海夹击、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在已成孤岛的刘公岛上鏖战多日，最终失败。日本各大报纸以头条新闻连日报道，向民众传达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

北洋舰队覆灭后，日本眼中已无中国，(56)要求进攻北京的呼声更加高涨。《团团珍闻》登载了日军吞食中国失地的漫画，其中便包括北京，并鼓励日军驱使占领地的中国人攻打北京。第一军参谋福岛安正也致书山县有朋，认为北京守军号称18万，但可谓劲旅者不及四五万，故日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即可轻取北京”。(57)

在一系列战争报道中，日本民众作为受众，当然不会无所表现。对于日本陆海军的连战连胜，他们开始时抱有侥幸心理，但随着战争频频得手而增加了自信，至攻陷旅顺则已确信日本优越于中国。(58)陆奥宗光写道：“平壤、黄海战胜前，暗自担忧战局胜败的国民，现已毫不怀疑战争的胜利了，而是关注我国旭日军旗何时插到北京城头。人们都充满了雄心壮志、快乐狂欢、骄傲高慢，迷醉于欢声凯歌之中，对于将来的欲望急剧膨胀。”(59)在日军每战必胜、中国每战必败的宣传中，日本民众“对中国转为极其蔑视的心态”，(60)这甚至表露于日常生活。黄海海战后，儿童在玩耍奔跑竞赛、相扑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在一种名叫“面子”的游戏中，“支那兵投降图”、“我国骑兵蹂躏豚军图”、“黄海击沉清舰图”等面具流行一时。即便在成年人之间，撒谎者也会被谩骂为“支那政府”，吹牛者会被嘲讽为“李鸿章”。(61)庆祝日军胜利的国民大会更是充斥于各地。

其次是有关中国军纪涣散、贪污腐败、临阵脱逃等现象的刻画与宣传。

《日清战争实记》以《清兵在军营携带玩具》为题做了描述：有将军携带妓女的，有打着蝙蝠伞的，有带着鸟笼的，队伍里有唱歌的，有怒骂的，有快走的，有慢走的，千差万别、千奇百怪。(62)丰岛海战后，《邮便报知新闻》讥讽中国“军舰外貌修饰得堪与泰西各国媲美，但舰内设备极不完备。大炮看似完美，内部却早已生锈，枪筒内全已腐蚀，实际根本不抵用。”(63)还有报道称中国文武官员十指都留着长指甲，任其自然生长，“以平时拱手闲坐为风韵体面。”(64)

甲午战争中，中国陆海军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临阵脱逃事件，这对讲究杀身成仁、推崇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民众来说，是可资笑谈与鄙夷的绝佳材料。《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65)从军记者山本忠辅如是描绘了成欢、牙山之战中堪称精锐部队的李鸿章旗下“练军”之丑态：

清将聂(士成——作者注)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欧美人无不知其姓名者，在征讨马贼过程中屡立奇功。然……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兵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钻进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竞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七斗一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66)

战火蔓延到中国本土后，清军也未能遏制逃跑现象。《东京朝日新闻》报道在金州之战中，清十营“新募兵一听到我军进攻金州城的炮声便落魄而逃”。(67)大连之战中，清军在日军“枪剑尚未进逼到壁垒时就已逃遁”，大连炮台“兵不血刃”为日军所获。该炮台“系用洋式近代筑城法建筑，壁垒坚固，大炮、弹药完备”，故该报慨叹“清军所据炮台如此坚固，且具备各种口径大炮，却不能顽强防御而以逃跑为事，着实令人震惊”。(68)

不仅陆军，北洋舰队出现的临阵脱逃现象也颇为严重。黄海海战中，济远、广甲两舰就不服从命令先行逃跑。(69)根据日舰高千穗的从军记者佐伯安报道，清军将卒“惜命不惜名，开战之初来势凶猛，一旦露出败相便争先恐后逃跑，不服从长官命令，阵形紊乱秩序失调，导致愈益失败”。(70)在威海卫海战中，被日军抓获的逃兵为保全性命，将极为重要的机密泄露给阵前大敌。(71)北洋海军保存完整的十艘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却在刘公岛决战中由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结伙逃跑，结果被日本抓获。(72)

中国官员的腐败也给日本民众的对华观带来了重大影响。《日本》以如下报道揭示、嘲讽清军的腐败。“淮军一将卫汝贵身率十余营于平壤，而私囊营兵粮饷奉银十余万两不发，将之密送于上海，托于外国银行汇兑，转至家乡以为家计。营兵愤懑由内而溃……又有天津道台盛宣怀负责从德国购买三十万挺小枪及附属弹药，却买来废旧枪支与粗劣弹药充数，私囊二百万弗。事败露，李鸿章怒而掌其颊……却终不纠其罪。”(73)小室重弘在《自由党党报》中批判中国将帅“并不把战争视为国家忧患，而是为自家营利的大好时机，仅带二、三千兵却声称一、二万，虚报兵数，狡狯地私囊银给，榨取国帑……实为国家蠹虫”。(74)

最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丑化性报道，也严重地影响了盲从的日本民众。战争报道、小说及从军日志，大多为煽动民众而刻意对中国使用侮蔑性言辞。日本民众在上述战争报道及参战家属来信中形成了中国愚昧、落后、腐败、懦弱等认识，盲目地接受了政府及传媒所导向的蔑视型对华观，从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牵制者，而只能成为随波逐流者乃至推波助澜者，成为近代日本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社会基础”。

三、对中国病症的分析与蔑华观的固化

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关注并未停滞于对事物表象的描述与渲染上，还深度分析了双方胜负原因。了解之，既有利于把握日本蔑华观定型固化的过程，也有助于更为客观地审视自我、反省不足。

一般说来，包括军力与财力在内的国家实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说：中国地大物博，“聘西人教习泰西兵法，与我国均历二十余年，人数既多于我，而饷糈又厚于我”，至于旅顺、威海“系天然险阻，若奋力据守，非一年半载断难得手，今乃取之如拾芥固”，然“非我国之强，亦非中国之弱，不过中国让我成功耳”。(75)改进党的岛田三郎亦认为中国占据了地利、武器与粮饷优势。(76)从军记者渡边久太郎目睹旅顺军港繁华得如同神户、横滨，房屋鳞次栉比，行人服饰华美，其心境如同乡下人来到东京，并感叹旅顺的沟堑炮台值得日本学习。(77)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旅顺，《万朝报》还惊讶地发现：“所到之处陆地防备极为坚固。各地都筑有炮台城郭，设有数十门乃至百余门巨炮，很多日本兵器反而落后不及。至于海岸防御，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姑且不论，就连名不见经传之地都设有炮台守军，不知支那于何时将海防建设得如此周密。”(78)

可见，在日本眼里，当时中国的军事设备及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人口及国土资源更是数倍于日本，但战争的结果却令世界触目惊心，中国以大败小、以“强”负“弱”，导致在国家实力与战争胜负之间出现一个看似悖论的结果。人们在百余年来始终不渝地探讨这场影响中国历史命运之战的胜负原因，却很少涉足亲历战场的对手——日本对该问题的看法。事实上，日本有大量的从军记者、政治家、浪人等从思想、制度及国民性层面深度挖掘了中国战败的原因。

其一，在思想层面上，认为清朝拘泥于妄自尊大的华夷思想，消极对待精神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改革是导致战败的根源。

《万朝报》直陈中国倨傲自大，“自称中华，视他国为夷狄，尝不能摆脱中华不以夷狄为敌的迷信”，而这种迷信转为自满心理，自满心理又转为士气沮丧，士气沮丧化为国防颓废，国防颓废化为兵制紊乱，兵制紊乱带来连战连败。(79)该分析虽不全面，但切中要害。明治维新后，日本不仅认识到引进欧美器械文明的必要性，而且意识到只有首先学习西方自由进取的精神风气与民主的政治制度，方可水到渠成地获取西方物质文明，(80)所以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领域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反观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后未能摆脱“华夷思想”之束缚，仍以“中华”自居，墨守成规、恪守旧制，轻视除近代军工业以外的西方文明，嘲笑日本的政治改革是“轻佻躁进”，鄙夷其为“模拟欧洲文明之皮相的小岛夷国”。(81)这种认识决定了清朝无法像日本那样及时采取全方位的近代化路线，而是坚持“中体西用”的理念，固守封建专制统治。正是由于中日在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时采取了上述两种不同态度，导致两国在近代国家的形成及近代化建设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发动甲午战争之际，日本已渐趋完成近代国家的建设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82)清朝却在封建专制体制上原地踏步。因此，甲午战争是近代国家对传统封建帝制国家的侵略战争，日本以“小”胜“大”也就不足为奇。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在致丁汝昌的劝降书中谈及：日本在三十年前就已切实废弃旧治道，吸收新事物，并将此作为维护国家独立的首要任务，方才带来了连战连胜。而清朝之所以有今日，并非一君一臣之罪，而是固守旧道所致。(83)福泽谕吉也在庆应义塾大学出身的议员的同窗会上分析日本的战胜是“文明开化所赐”。(84)自由党看到中国虽有慧眼之士要求革新，但清政府却不积极，原因在于一旦改革，其命运就危在旦夕，他们“只怕丢掉爱新觉罗所征服的版图，无暇顾及国民的命运”。(85)

其二，在军事制度方面，认为封建性的军制导致了清朝的战败。

首先，军制的封建割据导致中国无法举全国之力抵御日本。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始人荒尾精凭其多年在华侦探经验，于1894年10月写下《对清意见》一书，分析清朝军制存在如下弊病：清政府由于害怕改革军制、将全国兵权总揽于中央打破祖宗遗法、破坏全国均衡，从而动摇满族统治，故在军制上维护封建割据状态，“在各省设置总督巡抚，任以兵马权，统领绿营军，恐其背叛，割财政权予布政使、储粮权予粮储道、武器权予兵备道。”(86)为遏制各省联合叛乱，又规定各营以防卫各自驻地为本职，一省需从他省借调援兵，须上谕准许方可进行，即便接到应援谕旨，若出于本省防务之需，亦可拒绝赴援。因此，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未能举国一致共抗日本。山路爱山在《支那论》一书中就此写道：大多数中国人未觉这是中国与日本帝国之间的战争，“各省大员认为那是直隶、满洲跟日本之间的战事，与己无关，故既不出粮饷，也不出军队。”(88)改进党的尾崎行雄也看到日本“并不是在与支那而是与直隶省作战，而后随着战线的扩大，才开始与支那(也只不过东海岸数省)相战”。(88)

其次，军制割据导致中国未能建立统率全局的作战指挥系统，陆海军之间及内部都缺乏协同作战机制。威海卫之战，中国陆海军各自为战，日军首先轻松突破陆上防御，占领周边主要炮台，致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日军在花园口和荣成湾大部队登陆时，竟未遭到北洋舰队与岸上陆军的联合阻击，致使日军无一伤亡便轻松拿下荣成。(89)陆军内部各营也都各事其主，旅顺失陷前，清军共30余营，但“六统领不相系属”，“诸将互观望”，“致以北洋屏障拱手让人”。(90)南洋、福建、广东三水师对北洋战事如同隔岸观火，拒不增援。海军衙门会办大臣李鸿章承认“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91)尾崎行雄亦发觉清朝四支水师各自为阵，“皆处于半独立状态，甚至暗地里将对方视为敌人”。(92)荒尾精分析清军这种“即便中央政府，亦难使其服从一将统一指挥”的情况，是由兵权分属各地总督、缺乏统一指挥造成的。(93)

再次，军事割据导致中国未能建立统一的兵法与武器规格体系，这极不利于近代大规模作战。根据日本现存相关写实绘画等资料可以发现，当时日军武器与服制都已近代化，武器是带有刺刀的枪支，枪柄较长，刀锋锐利，既利于长距离射击，又利于近距离搏斗。清军武器与服制则均未完全近代化，传统武器矛头短钝，(94)近代武器种类和规格千差万别，枪炮不通用，子弹不对号，兵法不一，难以统一号令。荒尾精分析这是由各地总督巡抚“各自任意制定兵制，进行训练”造成的。他还看到清朝全国有八旗绿营共80余万兵，但除“练军”外，“皆为手执大刀长矛的旧式兵，士气操练均无可观之处”。(95)

武器兵法不一，则难以组织统一训练，又兼仓促应战，导致清军技术不及日本。改进党要人、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讲道：甲午战争“犹如大力士与柔术手格斗，清国拥有四亿人口，力量自然胜于我国，然彼不懂战术，我则熟知之，故以我之有术抵其无术，恰如柔术手击毙大力士。”(96)成欢之战，日军见地势险要，以为短期内难以攻克，但清炮兵不懂战术，据地利却不攻击日军炮营，只朝其步兵射击，还算错距离，日军无一伤亡。(97)清军所持乃连发枪，日军所持不过是名为“村田”的单发枪，(98)清军却“不懂射击方法，命令一下便将七发子弹全部打尽”，日军则在清军射击时伏于地面，乘其重安子弹时袭击，颇为有效。(99)金州之战，城头设有36门大炮，日军处于射程之内，炮弹却“始终落在固定位置”，丝毫不能阻挡日军前进。(100)

北洋舰队在军事技术上也与日本海军相比存有差距。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初遇日舰时，在双方远距6000—5000米处便开始发炮，即便旗舰定远发出的巨炮亦不能击中日舰，(101)日军则为确保命中率在驶近3000米处才开始发炮。(102)蔡廷干作为北洋舰队鱼雷支队的负责人，却不懂鱼雷夜间偷袭的功效，被俘后反问日本为何趁夜偷袭蜗居于威海卫的北洋舰队，结果贻笑大方。(103)因此，有日本人认为“技术的不熟练”是北洋舰队大败的要因。(104)

此外，清朝没有建立近代征兵制，沿用封建旧兵制，未能确保兵员质量。近代征兵制与武器的近代化及民族国家的诞生紧密相关。日本于1873年发布旨在建立全民皆兵体制的征兵令，1889年对男性国民赋予了全民皆兵义务，这对其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之友》分析道：“征兵令使平民接受了武士训练。过去作为士族特长的武士道通过征兵令渗透到平民中间。平民曾认为执枪上阵杀敌、死于主君马前只是武士的职责，但现在平民亦知自己与武士具有同等任务。”(105)日本在甲午战争时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但通过征兵制确保了兵员数量及质量。清军则采用传统的募兵制招收兵员，且缺乏训练。荒尾精指出，这些兵员大多“不解武器用法，不知兵法为何”，“平时充溢于各省，不是鼠窃狗盗扰乱地方，就是赌博淫酒败坏风俗。”(106)山本忠辅有关金州之战中新募兵逃跑的报道也证明了募兵制的弱点。《团团珍闻》还以漫画的形式讽刺募兵制，应募者为钱而来，甚至其中还有残疾人。

其三，日本还从民族性出发分析中国战败的原因。首先，中国人无近代国家思想，无爱国观念。尾崎行雄在1895年的《支那处分案》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要想在列强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维护独立，人民就必须具备国家思想；若无国家思想，其国必亡。但中国人“知道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焉有国家思想乎？”(107)在北洋舰队投降交接时，广丙号舰长以“我舰属广东舰队，不属北洋舰队”为由，拒绝交舰，日本将此作为“支那人无支那概念之确证。”(108)小室重弘嘲讽清朝的封建专制导致人民缺乏爱国心：“在专制国内，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国家非国民之国家，乃君主一人之财产。是以唯其主人君主才独爱其国，余者庶民百姓……视国家之安危存亡，不过君主自身之安危存亡矣。”(109)

尾崎与小室的上述分析可谓切中时弊。日本的近代化改革确实留有许多封建残余，但毕竟在甲午战争之际基本完成了由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尤其是其近代教育制度的实施培养了国民的近代国家思想，为主君献身的封建武士道精神被嫁接到天皇制近代国家身上，打造出全民性的“忠君爱国”精神，日本士兵“了解护国义务，明白士兵职分，理解国家荣辱……心系国家利益”。(110)中国则依然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固守科举制，没有建立旨在培养近代国民的教育制度，所以绝大多数士兵“并非出于国民义务、为爱国精神驱使参战，而是为获得给银，以私自家囊中”。(111)这导致了大量不战而逃的现象，从而带来了连战连败。《东京朝日新闻》便认为“清之军舰、炮台、连发枪及武器，均有超出我国者，却屡战屡败，皆由将卒怯懦所致”。(112)

其次，中国吏治腐败。尾崎行雄就尖锐地指出清朝吏治腐败，丑陋至极。(113)驻华公使大鸟圭介批判科举制度造成官吏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腐败。(114)自由党也批评中国人“多年耗财修学及第，为官目的在于名利，故收敛贪污之臣成群”。(115)荒尾精从财政制度上分析了清朝吏治腐败的原因：户部岁入不过一亿三千余万圆，过半被充作军费，官吏俸银甚少。清政府明知各省官吏悉为利禄而仕，于是默许其以各种名目聚敛民财。此策可使清政府博得廉洁之名，免招民怨，但人民所受苛捐杂税却至少超过正税5倍，悉为大小官吏私吞。(116)

再次，中国人具有文弱的民族性情。尾崎行雄评价中国人“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战之民”，批判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未能制造出一击置人于死地的锋利武器，而以战场为“旗鼓竞赛会”。(117)荒尾精在批判中国文弱气质的同时，分析其成因：中国历代有贵文贱武之风，俗谚有云“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清政府对此大加利用，诱导汉人日益朝着文弱的方向发展，采取“贵文贱武”、“以文抑武”的政策，甚至连用兵都任文官为统帅。然而太平日久，文弱之风已成。文官平生不是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就是在诗酒之间较量指甲长短，向来不留意军务。又有武人通过骑射考试录用之制，但高级将校大多目不识丁，平时沉溺于酒色与赌博，毫无志气与操练，故所谓洪秀全“一介草贼”便可崛起横行，所到之处文武百官弃城而逃。荒尾认为“若不彻底改革文弱之弊”，中国就无旺盛之元气，但清政府害怕尚武风气会让汉人强盛起来危及大清江山，故即使面临外来侵略也断不会实施真正的军制改革。(118)

由上观之，日本对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是较为深入的。但是，这种分析在促使蔑视型对华观定型固化的同时，还给其对华政策带来了深远的不良影响。上述诸种病症在此后中国展开的一系列近代化改革与革命中逐步得到改善，日本却为其侵华欲望不断膨胀，长期未能改变诸如中国人文弱、无爱国心等观念。这种观念误导日本深信可以轻易征服中国，成为诱使其进一步采取侵华行动的认识诱因。

四、蔑视型对华观的升级及其影响

甲午战争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本土的黑幕。在此后的50年间，日本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甚至胆大妄为地发起全面侵华战争。近代日本为何对偌大的中国施以野蛮的侵略行径？除此前被广为论及的国际环境、近代天皇制、国家战略、近代化缺陷、皇国观念、武士道精神及军国主义传统等因素之外，蔑视型对华观在日本政界升级、病变为“侵略客体观”，也是不容忽视的思想动因。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治处于“藩阀专制”的鼎盛时期，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藩阀执掌内政外交，自由党、改进党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构成推动议会民主制发展的基本力量。藩阀与政党在国内民主问题上争执不下，但在对华扩张上却高度一致。甲午战争后政界除与普通民众一样形成蔑视型对华观外，其对华认识还在以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

其一，中国的东亚大国地位已为日本取代，确立了妄自尊大的“东洋盟主观”。

如前所述，日本早在1880年代既已兴起“东洋盟主”意识，但当时不论是在东亚国家还是在欧美列强看来，属于儒家文明圈的东亚地区，其盟主当属该文明的发源地且长期主导该地区国际秩序的中国。但是，甲午战争不仅打破了中国仅存的属国朝鲜与之长期维持的朝贡关系，而且扭转了欧美国家的对日、对华观。日本对中国及中华民族亦表现出极端否定与歧视的态度，而对大和民族的自豪、对天皇制的推崇及对武士道的盛赞却无以复加地充斥于各界，(119)“东洋盟主论”随之甚嚣尘上。

自由党作为众议院第一大党在甲午战争期间就已公开表达了称霸东亚的野心：“我国作为东洋文明之先导，为鼓吹亚细亚革命而奋起，即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顶，称霸东洋，驰骋于世界强国之竞争舞台。”(120)改进党作为众议院第二大党所显示的东亚盟主意识更为强烈，其喉舌《每日新闻》在开战前就鼓吹“日本实乃东洋之盟主也、先进也”，(121)在战争过程中该报愈益狂妄，宣称“通过此次征服清国，东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际，苟有阻碍我国前进者，就应断然排斥之，唯有贯彻独自之本领，方能掌握东洋之霸权，以与欧洲列强争雄”。(122)伊藤博文内阁的喉舌《东京日日新闻》也表达了极度膨胀的“东洋盟主”野心：“朝鲜之北、台湾之南，无不可取，若将清之中枢各部收归于我，扩大规模，遂大日本问题可得正当解决。”(123)

为确保“东洋盟主”地位，日本企图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沉重而残酷地打击中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黄海海战后，政界开始探讨“北京城下之盟”，即占领北京后的媾和问题。国民协会首领品川弥二郎在接受综合杂志《太阳》采访时，继承吉田松阴之遗志，扬言将“天皇圣驾迁到支那本部”，为防止中国“卷土重来”、对日复仇，须“割其版图要地为我所有”。(124)改进党提议除割地外还需“在财政上收取足以使之屈服的赔偿”，以使中国“永不翻身、永不复仇”。(125)党首大隈重信强调“攻占盛京、直隶两省之要地，进攻威海卫占领山东、进入江苏，同时派遣第三军团，速占台湾”。(126)该党骨干岛田三郎还强调了占领台湾对于维护其“东洋盟主”的意义：“从清国割占全岛，可与琉球八重山诸岛连为一体成为东洋第一藩镇，据此可控东洋制海权，我国之一喜一忧迅即牵动东洋之治乱兴衰。”(127)自由党也为防止中国重新崛起提出如下媾和条件：割取盛京省及台湾；对日赔偿5亿圆；赔偿全部还清之前，日本驻军于中国各要地，军费由中国负担。(128)该党森本骏明确阐释了占领台湾对于防止中国复仇的意义：“他日清国复与我滋生事端，最便于侵袭我国冲绳诸岛”，“尤清国于冲绳问题至今因琉球案件不能释怀”，而台湾与冲绳相邻，“是真正的一衣带水之地”，故“他日清国向冲绳进攻，必以台湾为根据地，若无此地，将来即使恢复国力，亦难出兵”。(129)上述主要意见均被日本政府纳入谈判，并落实于《马关条约》中。

1896年后，盛极一时的“东洋盟主论”因受“三国干涉”的打击而受挫。此时，日本学界掀起了文明层面上的“东洋盟主论”。1902年，冈仓天心提出以日本为金字塔尖的“亚洲一体论”，(130)强调日本文明在亚洲内部的优越性，贬斥中国由于历朝战乱及外族入侵导致“除文献与废墟之外，无任何可使人想起唐代帝王之荣华与宋代社会之典雅的标识”，褒扬日本才是“真正承载亚洲思想与文化的仓库”、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131)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在政治及军事上确立了世界大国与东北亚霸权地位，其“东洋盟主观”亦从迷梦变为“现实”。由此，日本更加确信其文明的优越性，以大隈重信为代表的政、学界要人纷纷宣扬“东西文明调和论”，认为世界只有日本调和了东西两大文明，(132)故日本“于东洋是西洋文明的中介，于西洋是东洋文明的代表”，“在东西文明融合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133)此后，日本便企图在东亚地区以其特有的皇国思想、武士道精神与西方文明之“先觉”为由，用日式霸道文化取代中国王道文化，建立以其为盟主的新秩序，最终演化为黄粱一梦的“大东亚共荣圈”。

其二，中国从竞争对手沦为行将亡国的“破落户”，建立了“中国亡国观”。

甲午战争以前，尽管日本屡次挑战中国的东亚大国地位，但无论在朝鲜问题上，还是在国际权重上，中国于日本而言在客观上依然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但战后，日本政界普遍认为中国会遭到列强瓜分与内部分裂的双重危机走向灭亡。改进党的尾崎行雄早在中法战争中就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清朝纲纪败坏、道德腐败、民族分裂，必定走向灭亡。他认为中法战争后中国之所以未亡，是列强不了解清朝真相所致，然甲午战争暴露了清朝的腐败无能，故“由列国之误解与救护而维持余生的清国，至此势必灭亡”。(134)自由党也认为中国行将亡国，“惨败衰颓的清朝，只不过是一个空然拥有庞大国土却不能自立的国家。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必然走向四分五裂。”(135)伊藤博文系下的《东京日日新闻》在攻陷旅顺后旋即做出如此判断：“清国陆海军都如此缺乏战斗力，其行政几乎不能统辖庶民，有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之势，欧洲国家必定乘机制造各种口实瓜分狮子。”(136)1899年5月，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亦于《关于清朝特使的意见书》中，在“中国亡国观”的判断基础上阐述了长期对华扩张政策：“观清国形势，欧洲列强于清国版图内到处扩张利益线，显然，清国地图最终将被赤、橙、蓝分开，其国将如犹太人国亡而人种存。值此之际，我国将来亦当尽量扩张利益线。”(137)

民间亦充斥着“中国亡国观”与侵华论调。吉野作造如是回忆：“维新后吾人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的尊敬，唯有武力一点难以轻侮，但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138)《大阪朝日新闻》还以甲午战争导致中国面临亡国危机为借口，恬不知耻地倡导日本应尽“东洋盟主”的“天职”，“做好将来把支那分成若干独立国或分建附庸国的觉悟与准备。”(139)

可见，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东洋盟主”欲望的极度膨胀中，产生了“中国必亡”的错觉，不复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是可以无视主体性与感情的侵略对象，从而形成了“侵略客体型”对华观。

上述对华观在此后的50年间始终未能得到修正，并被嵌入日本对华战略及决策的制度框架。1897—1898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更加强化了日本的“中国亡国观”与“侵略客体观”。此后，中国面临亡国危机，先后掀起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救亡图存的改革与革命运动，但日本政界、军界乃至知识界的主流对其积极意义均予否定，甚至以表象为据反向理解各种革新运动会促使中国更为迅速地走向分裂与崩溃，坚持中国无法建立近代统一国家得以重生的陈腐观念。由于这些势力或直接位于决策地位制定政策，或处于决策周边提出议案，或置身于驻华使馆及军事机构提供相关情报，或活跃于言论界主导舆论，故上述对华观通过各种渠道融入日本对华战略及决策的制度框架。当观念被嵌入制度却又缺乏“新陈代谢”时，就会规定政策的方向，并排斥其他的政策选择。(140)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形成、巩固的“蔑华观”升级、病变为“东洋盟主观”与“中国亡国观”，进而形成“侵略客体观”，最终演化为导致其在近代不断推行侵华政策、进而发动侵华战争的认识根源与思想鸦片。从甲午战争开始后的50年，日本走上了不断发动侵华战争的不归之路，错误的认知、反动的政策、罪恶的军事侵略最终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

注释：

①近年以来有关甲午战争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关捷等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戚其章主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等主编《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另外有大量探讨甲午战争起因、胜负原因及其影响的论文，其中以孔祥吉《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陈政生《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国防》1994年第9期)、戚其章《从制海权看甲午海战的结局》(《东岳论丛》1996年第4期)、苏小东等《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军史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为代表。

②近年来严绍璗、王晓秋、王屏、刘岳兵、史桂芳等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对华观研究，但尚缺乏对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之转变过程的详细考证。

③关于近代以前的日本对华观可参见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朱莉丽：《1369—1599日本各阶层对华观初探》，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

④有关鸦片战争对日本对华观的影响可参见王暁秋：《ァへン戰争から辛亥革命：日本人の中国観と中国人の日本観》，中曽根幸子、田村玲子訳，東京：東方書店，1991年。

⑤久米邦武編：《特命全榷大使米欧回覽実記》第1巻，東京：岩波書房，1993年，第82頁。

⑥春畝公追頌会：《伊藤博文坛》(上)，東京：統正社，1944年，第638頁。

⑦石田雄編：《近代日本思想大系2福沢諭吉集》，東京：築摩書房，1975年，第89頁。

⑧福沢諭吉：《時事小言》，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5巻，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第212頁。

⑨本山幸彥：《明治前半期にねけるアヅア観の諸相》，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報》第30号，1970年3月，第52頁。

⑩中央五大报纸是指：《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日均发行量都在5000—10000份之间。

(11)芝原拓自：《対外観とナツョナリズム》，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觀》，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12)参见伊藤之雄：《日清戰争前の中国、朝鮮認識の形成と外交論》，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

(13)所谓“猪尾奴”，音为“tyantyan”，是对清朝男子扎辫子风俗的形容与嗤笑，以此蔑称中国人。

(14)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ツズム——民眾の中国(人)観を例に》，熊本大学文学部《文学部論叢》第78号，“歷史学篇”，2003年3月。

(15)《台湾事件大成功》，《新聞雜誌》1875年2月14日，收于中山泰昌編著：《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2巻，東京：本邦書籍株式会社，1982年，第230頁。另外，所谓“四百余州”是指中国。

(16)德富猪一郎：《敗戰学校》，東京：宝雲社，1948年，第32—37、48—51頁。

(17)《支那揚武号来航》，《東京曙新聞》1876年1月7日，收于中山泰昌編著：《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二巻，第467頁。

(18)《支那決して軽侮すべからぢるなり》，《東京日日新聞》1875年11月28日，收于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観》，第259頁。

(19)杉山繁：《清国軽視ス可ヲザル論》，《郵便報知新聞》1878年1月12日，收于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観》，第260－262頁。

(20)国内对于“兴亚派”的研究可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想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等。

(21)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9巻，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第23—24頁。

(22)草間時福：《東洋連衡論》，《郵便報知新聞》1879年1月19日，收于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觀》，第267—268頁。

(23)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8巻，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第30頁。

(24)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0巻，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第240頁。

(25)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0巻，第239—240頁。

(26)具体参见曇里：《日清戰争前後の亜細亜(上)：日清戰争前の亜細亜》，《日本》1895年6月15日，“社論”，第1版。

(27)《自由新聞》1882年11月18日。转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14頁。

(28)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5巻，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第306頁。

(29)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年，第137—138頁。

(30)千代田生文：《清国は復吳下の旧阿蒙にめらず》，《自由の燈》1885年6月27日，转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38—139頁。

(31)福沢諭吉：《外国との戰爭必ずしも危事凶事ならず》，《時事新報》1887年1月7日，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1巻，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第179—180頁。

(32)《海軍拡張》，《東京日日新聞》1887年3月17日，转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45頁。

(33)藤原正人編：《国民之友》第9巻，東京：明治文献株式会社，1966年，第54—55頁。

(34)伊藤之雄：《日清戰争前の中国、朝鮮認識の形成と外交論》，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28頁。

(35)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第218—219頁。

(36)伊藤之雄：《日清戰前の中国、朝鮮認識の形成と外交論》，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128頁。

(37)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领导层主导了明治维新，他们以各自的出身藩为依托形成派系，被称为“藩阀”，由藩阀占据多数的内阁被称为藩阀政府或藩阀内阁，该政治形态被讥为“藩阀专制”。

(38)丸山名政：《朝鮮国の保護を論のて日清の戰争に及ふ》，《立憲改進党党報》第31号，1894年8月7日，第10頁。

(39)具体可参见伊藤之雄：《日清戰前の中国、朝鮮認識の形成と外交論》，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

(40)《朝鮮処分》，《自由新聞》1884年12月19日，收于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対外觀》，第374頁。

(41)《支那論》2，《国民之友》第15巻第231号，第7頁；竹越与三郎：《支那論》，東京：民友社，1894年，第32頁。

(42)《支那論》，《国民之友》第14巻第230号，第8－9頁；竹越与三郎：《支那論》，第5頁。

(43)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14巻，東京：岩波書店，1961年，第491－492頁。

(44)西田長寿等編：《陸羯南全集》第4巻，東京：MISUZU書房，1970年，第579頁。

(45)藤原正人編：《国民之友》第15巻，東京：明治文献株式会社，1967年，第85—86頁。

(46)严绍璗：《战后60年来日本人的中国观》，《粤海风》2006年第5期。

(47)荒畑寒村：《寒村自信》(上)，東京：築摩書房，1965年，第26頁。

(48)生方敏郎：《明治大正見聞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年，第33—34頁。

(49)1891年日本小学义务教育的入学率达到50％。

(50)陸軍省編：《日清戰争統計集：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戰役統計》下巻2，東京：海路書院，2005年，第1106—1107頁。

(51)有关阶段划分可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6页。

(52)《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9月22日，第1版。

(53)竹越与三郎：《支那論に題す》，《支那論》，第1頁。

(54)破扇子：《前途有望の時期に際して》，《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9月25日“社論”，第2版。

(55)破扇子：《旅順口の占領に就て》，《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7日，第3版。

(56)《眼中清国なし》，《自由党党報》第79号，1895年2月25日，第41頁。

(57)尚友俱楽部山果有朋関係文書編纂委員会：《山県有朋関係文書》(3)，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第156頁。

(58)《何故に我は清に勝てりや》，《国民之友》第15巻第240号，1894年11月，第5頁。

(59)陸奥宗光：《蹇蹇錄》，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145頁。

(60)藤村道生：《日本アヅア観の变遷》，上智大学史学会：《上智史学》第22巻，1977年，第29頁。

(61)《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0月7日，第3版。

(62)《清兵軍中に玩具を携ふ》，《日清戰爭実記》第4編，1894年9月29日，第95頁。另外，陈悦在“X档案——甲午战争失败疑云”节目中为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养宠物狗正名而列举日本松岛旗舰上的牛也是宠物。根据松岛舰水雷艇艇长木村浩吉的观战记录，该舰上的牛并非宠物，而是食物储备，同舰还带有屠夫(木村浩吉：《黄海海戰二於ケル松島艦內ノ状況》，東京：內田芳兵衛，1896年)。

(63)《外見ばかりの清艦：內部は腐蝕朽》，《郵便報知新聞》1894年7月29日。

(64)《長爪と清国軍人》，《日清戰争実記》第5編，1894年10月19日，第96－97頁。

(65)《支那の大株》，《日清戰争実記》第3編，1894年9月19日，第95－96頁。

(66)山本忠輔：《成激戰の実況》，《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8月9日，第1版。

(67)山本忠輔：《第二軍随従記》第7，《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2日，第2版。

(68)山本忠輔：《第二軍随従記》第6，《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5日，第1版。

(69)国内关于黄海海战中是否是方伯谦所率济远舰首先逃跑的问题存在分歧。根据高千穗舰上的从军记者记载，日军游击队四艘两侧分别架有速射炮的巡洋舰首先集中火力进攻超勇、扬威，二舰受重创起火，超勇沉没，扬威“逃向”西北方向的浅滩。北洋水师阵形大乱，日军趁机发起猛烈进攻，旗舰定远及经远起火，平远、致远损毁严重，北洋舰队不能支应，呈现败势，济远、广甲首先朝着西南方向败走。(《明治二七年九月十七日鴨綠江沖海戰の記》，《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1月11日，第7版)

(70)《明治二七年九月十七日鴨綠江沖海戰の記》，《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1月11日，第7版。

(71)日军从来自刘公岛的逃兵处探知：“同地支那军舰有镇远、定远、济远、平远、威远、广济八艘，镇远坐礁受损后用‘水泥’填补，故不能发射大炮，来远尚未修好，广济无大炮，还有其他炮舰6艘及大型水雷艇7艘与小型水雷艇4艘，镇远舰长林太曾自杀是事实。”(《敵艦の消息》，《自由党党報》第78号，1895年2月10日，第29頁)

(72)青山好：《海洋島海戰記補遺》，《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9月28日，第1版。

(73)孤憤子：《隣に視れば笑ふ可し、自ら省みなだ奈何》，《日本》1895年1月5日，“社說”，第1版。

(74)小室重弘：《支那の愛国者》，《自由党党報》第70号，1894年10月10日，“社說”，第11頁。

(75)《述议和时问答语》，《申报》1895年4月8日(光绪21年3月14日)，第1版。

(76)島田三郎：《日清勝敗の原因》，《立憲改進党党報》第40号，1895年3月10日，第1頁。

(77)渡边久太郎：《北進記》，《万朝報》1895年5月10日。

(78)《支那の軍備拡張につぃて》，《万朝報》1895年9月7日，第1版。

(79)《清国之将来を卜す》，《万朝報》1895年2月3日，“社論”，第1版。

(80)福泽认为“文明”可分为有形的物质文明与无形的精神文明。衣服、饮食、器械、住所及政令法律等都是物质文明，而人民自由、进取之“风气”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易取而精神文明难求，但若先易后难会导致踌躇不前、走走停停甚至后退的结果，故“欲求西欧文明，必先难后易，先变革人心，而后改革政令，最后至有形物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10页)

(81)陸奧宗光：《蹇蹇錄》，第44－45頁。

(82)依田憙家：《日中両国近代化の比較研究序說》，東京：龍溪書社，1993年，第135－136頁。

(83)《我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中が丁汝昌へ与えたる勧降書》，《東京日日新聞》1895年2月8日，第2版。该劝降书实由第二军司令官大山严命令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起草。

(84)《福沢翁の時事意見》，《太陽》第1巻第2号，1895年2月5日，第156頁。

(85)《清国形勢論》，《自由党党報》第73号，1894年11月30日，第1頁。

(86)荒尾精：《対清意見》，東京：博文館，1894年，第50頁。

(87)山路愛山：《支那論》，東京：民友社，1916年，第7頁。

(88)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東京：博文館，1895年，第115－116頁。

(89)《栄成湾上陸の公報》，《自由党党報》第77号，1895年1月25日，第33頁。

(90)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第1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39、156页。

(91)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27页。

(92)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第115－118頁。

(93)荒尾精：《対清意見》，第42－43頁。

(94)鈴木華邨画作、遲塚麗水說明：《日清戰争絵巻》第1巻(京城之巻)，東京：春陽堂，1895年1月。

(95)荒尾精：《対清意見》，第41－42頁。

(96)高田早苗：《戰爭と経濟》，《立憲改進党党報》第32号，1894年10月20日，第17頁。

(97)《清国砲兵戰術を知らず》，《日清戰争実記》第3編，1894年9月19日，第96頁。

(98)山本忠輔：《日清戰闘余聞》，《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8月21日，“社說”，第2版。

(99)《清兵射擊之巧拙》，《日清戰争実記》第4編，1894年9月29日，第96－97頁。

(100)山本忠輔：《第二軍随從記(6)·金州城攻擊》，《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5日，第1版。

(101)《明治二七年九月十七日鴨綠江沖海戰の記》，《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1月11日，第6版。日本有関北洋水師開砲的距離也有4000米的說法。

(102)《海戰大捷の詳報：松村少尉の奏上》，《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9月25日，第1版。

(103)天野皎著、天野德三編：《入清日記等》全，兵庫：壺外書屋，1929年，第179頁。

(104)《海軍の実力》，《自由党党報》第78号，1895年2月10日，第11頁。

(105)《何故に我は清に勝てりや》，《国民之友》第15巻第240号，1894年11月，第7頁。

(106)荒尾精：《対清意見》，第46－47頁。自由党党报也注意到“清国无征兵制，通过佣兵制招集的人都是无产穷民、无赖贱夫”。(《清国形勢論》，《自由党党報》第73号，1894年11月30日，第4頁)

(107)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第17－18頁。

(108)島田三郎：《日清勝敗の原因》，《立憲改進党党報》第40号，1895年3月10日，第2頁。

(109)小室重弘：《支那の愛国者》，《自由党党報》第70号，1894年10月10日，“社論”，第10－11頁。

(110)《何故に我は清に勝っりや》，《国民之友》第15巻第240号，1894年11月，第7頁。

(111)小室重弘：《支那の愛国者》，《自由党党報》第70号，1894年10月10日，“社論”，第10頁。

(112)山本忠輔：《第二軍随従記》第7，《東京朝日新聞》1894年11月22日，第2版。

(113)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第20－26頁。

(114)大鳥圭介：《日清教育の比較》，《太陽》第1巻第9号，1895年9月5日，第154－155頁。

(115)《清国形勢論》，《自由党党報》第73号，1894年11月30日，第4頁。

(116)荒尾精：《対清意見》，第51－56頁。

(117)尾崎行雄：《支那処分案》，第26－28頁。

(118)荒尾精：《対清意見》，第37－40頁。

(119)如自由党铃木充美宣称：“日本确实拥有大和魂这种应受尊崇的优良特性……而支那具有何种特性呢他们贪得无厌、唯利是图，不知羞耻。”(鈴木充美：《朝鮮改革論》，《自由党党報》第75号，1894年12月25日)

(120)梅田又次郎：《日清事件の終局を論ず》，《自由党党報》第67号，1894年8月25日，第11頁。

(121)《国民思想の進步》，《每日新聞》1894年7月8日，转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6頁。

(122)《英国の挙動》，《每日新聞》1894年10月11日，转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6頁。

(123)《大大日本》，《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2月8日，转引自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ヅア認識》，第5頁。

(124)《征清の結局奈何：品川子の談》，《太陽》第1巻第1号，1895年1月5日，第161－162頁。

(125)尾崎行雄：《北京城下の盟約》，《立憲改進党党報》第36号，1894年12月28日，第6－7頁。

(126)《大隈伯時事談》，《立憲改進党党報》第35号，1894年12月8日，第27－28頁。

(127)島田三郎：《講和の条件》，《立憲改進党党報》第37号，1895年1月25日，第8頁。

(128)森本駿：《北京城下盟私議》，《自由党党報》第71号，1894年10月25日，第3頁。

(129)森本駿：《北京城下盟私議》，《自由党党報》第71号，1894年10月25日，第6－7頁。

(130)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色川大吉編：《日本の名著》(39)，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年，第106頁。

(131)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色川大吉編：《日本の名著》(39)，第108－109頁。

(132)大隈重信：《大隈伯演說集》，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7年，第514－515頁。

(133)大隈重信：《東西文明》，《新日本》第1巻第2号，1911年5月1日，第6頁。

(134)尾崎行雄：《対清政策》，《太陽》第1巻第1号，1895年1月5日，第41－42頁。

(135)《東洋の禍機》，《自由党党報》第73号，1984年11月30日，第32頁。

(136)《今後の対清策》，《東京日日新聞》1894年11月15日，第2版。

(137)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第251頁。

(138)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義論集》第6巻，東京：新紀元社，1947年，第10頁。

(139)《所謂東洋の平和に何か》(二)，《大阪朝日新聞》1894年12月22日。

(140)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