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对于戊戌变法起初鉴于中国改革符合本国利益而多持欢迎、赞同之意，但随着清廷高层人事异动的频发而推测中国政局将变，出现否定戊戌变法前途的论调，其态度亦衍生出冷淡与批判。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基于新旧、帝后、满汉、英俄之争的性质分析采取了救援维新派的政策，而后又基于维新派地位低下、经验欠乏、举措急进等败因解析，认识到急进路线不仅无法推动中国改革以从中牟利，甚至会引起列强干涉从而影响本国安全而转向支持地方督抚的渐进改革。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日本放弃亚洲主义路线，坚定了“脱亚入欧”瓜分中国的战略，助推了日英同盟的形成。

关 键 词：日本  戊戌变法  脱亚入欧  亚洲主义  日英同盟  Japan  Reform Movement of China in 1898  Europeanization  Asianism  Japan-UKAlliance

中外学界不乏对戊戌变法与日本关系的研究①，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综合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及军部谍报、大众传媒等资料，考察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及其对日本对外战略选择所产生的影响。

一、对戊戌变法的关切与真实意图

学界就日本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存有争议。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伊藤博文对戊戌变法与维新派持批判、冷淡态度②，而茅海建、郑匡民则认为日本政府出于本国维新经验表露了赞许和同情态度。伊藤访华时虽已下野，但作为掌握明治政府重权的元老集团首席成员，对于推荐内阁首相、制定内外方针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想厘清日本对于戊戌变法的态度问题，就需动态地把握日本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认知。

戊戌变法作为应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救亡图存”之策，突破此前只重视“技艺”层面的片面改革，在内政上取范于明治维新，在外交上主张“联合英日”，引起了日本的广泛关注。日本起初对戊戌变法普遍抱有欢迎、赞同态度，尤其对中国在科举、教育等领域引进西方思想与学艺进行了积极评价。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肯定新设官吏登庸特科的上谕是中国“学科改良的第一步”③。《东京朝日新闻》亦肯定这一举措将对官气学风产生重大影响，预测“清廷必由此步上革新之路”④。该报还祝贺清廷下旨奖赏士民著作新书，评其曰“旨在革新”，“意义极大”。⑤军部谍报人员宗方小太郎⑥密切关注并向海军军令部汇报了清政府改革科举、引进新学、兴办京师大学堂、各地兴建中小学堂兼习汉学与洋学以普及教育等情况⑦，积极评价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各项改革是“扫除积弊，荡涤伏毒”⑧。

值得深思的是，日本关注并欢迎中国改革的目的何在?除基于本国维新经验同情中国改革外，日本还有深层考量。首先，日本从本国国防安全出发，考虑到当时自身的军备与经济实力尚不充足，中国作为近邻一旦被欧美列强瓜分，日本难免“唇亡齿寒”，不仅在列强对华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甚至其国防也将受到威胁。因此，日本在尚未有充足的国力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希望中国改革暂得“保全”。伊藤博文就表示“鉴于邻邦之窘况颇为忧虑，有所谓唇亡齿寒之感”⑨。亚洲主义团体东亚会也认为中国的存在对于日本的安全意义重大，促进中国改革“就意味着日本的自卫”⑩。

其次，日本从大陆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维新派主张联日、师日路线，为日本实现“东亚盟主”的迷梦，“指导”中国改革、趁机扩张在华权益提供了绝佳机会。甲午战前，日本就嘲笑中国“妄自尊大”“顽固保守”，以实现文明开化的“先觉者”自居，强调负有领导朝鲜、中国实现文明开化的使命，跃跃欲试地充当亚洲盟主。甲午战后，日本的“东洋盟主论”更是空前高涨(11)。由于中国改革需要招聘西方顾问，而维新派不仅以日为范，且以其为合作对象，这对日本而言正是借机实现其东亚盟主之迷梦的时机。日本特别关注京师大学堂兴办事宜，便是出于取代西方人担任总教习之目的。(12)矢野文雄在得知中国设立文武专科，变通武备后，便于5月劝诱总理衙门派学生赴日留学(13)，企图将之作为“日后在东亚大陆树立日本势力的最佳策略”(14)。8月17日，大隈重信内阁(1898．6.30－11.8)基于列强在中国军事改革问题上的竞争关系、为避免引起英国之误解而向英国提出了由日本训练陆军、英国训练海军，以“保全”中国免遭瓜分(15)，从而确保日本国防，并趁机扩张其在华势力的国策。为实现这一目的，军部、外务省、伊藤博文乃至大陆浪人等均展开张之洞工作。(16)

再次，日本从对外战略角度出发，利用变法派的“联日制俄”主张，通过支持康、梁等变法派，驱逐俄国在华势力，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创造机会。甲午战后，日俄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展开激烈角逐。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举国对俄恨之入骨，但鉴于实力不足，只能忍气吞声接受劝告，同时“卧薪尝胆”进行针对俄国的扩军备战。尤其是俄国租借旅大后，日本举国上下异常激愤。以中俄密约为象征，甲午战后慈禧、李鸿章等掌权派采取了“联俄制日”路线，故日本自然看中了康、梁“联日制俄”主张。东亚会会员江藤新作便认为清朝的改善与俄国的在华力量势不两立，清廷确立亲俄政权，文明潮流就无法进入中国；相反，如果文明潮流进入中国，则俄国势力就会自行消退。(17)

总之，日本起初基于戊戌变法符合本国利益的判断而普遍欢迎、赞同中国改革，这为戊戌政变后日本采取救援维新派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对清廷变动的预判与态度分化

随着戊戌变法的进展，外务省、军部及报界逐步从清政府的高层人事异动中感知到中国政局将要发生重大变动，由此引发日本对戊戌变法态度的截然分化。

翁同龢被罢免事件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矢野文雄判断翁同龢被免是“清政府内部将要发生变动的征兆”(18)。宗方小太郎认为翁氏被免是帝党与后党斗争的产物。(19)《读卖新闻》结合恭亲王辞世的消息，评论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慈禧将重新掌政，李鸿章亦将复权，随之将出现“湘派”衰落而“皖派”复起的局面。(20)7月中旬以后，京城维新派与守旧派围绕“制度局”等问题展开的权力较量(21)与路线之争日趋激烈，日本对此亦有关注。考察中国的政要清浦奎吾(22)向日本社会透露清廷高层内部有人批判广开言路恐将紊乱国政。(23)报界介绍裁汰冗官政策使得内阁大臣亦感人心惶惶，政务不举。(24)9月3日，驻华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向大隈外相报告清帝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官署及三省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25)8日，外务省又传来李鸿章被从总理衙门免除的重磅消息。(26)报界评价李鸿章失势是张之洞得势以及清帝接受新思想、选拔康有为等人才的必然结果。(27)

9月12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郑永昌在参加直隶总督荣禄对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之宴请(28)后，向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进行了如下汇报：“在朝官吏即便是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大臣在皇帝下诏前亦不知其情，改革上谕皆出自皇帝专断。各大臣因事先未受咨询，有时对公布诏敕有所踌躇。皇帝则颇为震怒，即便是宠信大臣也或蒙谴责，或遭罢免。故眼下在朝官吏无不惊恐有余，不知所为。枢机大臣中有人认为近来改革措施颇为急进，担忧生变。”他还推测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大臣也将被更迭。(29)该报告于戊戌政变后由大隈外相转呈于大藏大臣与陆、海军大臣，并特以楷书抄写上奏明治天皇。9月17日，林权助报告了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的人事异动。(30)日本驻清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由此认为“新政前途甚是危险”(31)。总之，在戊戌政变前，日本政府与民间舆论都已察知中国改革之路并不平稳，清廷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戊戌变法各种举措不见实效及清廷高层人事异动等消息的不断传入，日本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发生分化。8月8日，曾一度欢迎戊戌变法的《时事新报》就设置制度局问题发表评论，对康有为本人及其改革方法进行了质疑，认为即便有皇帝庇护，以其地位亦断难推行改革，又兼其方法激进，只会招致混乱。(32)对于此种论调，后成为“汉学泰斗”的内藤湖南则以明治维新的推动者也都是不懂外语与西洋事务的年轻人加以批驳，评价与明治维新时“复古的大宝令与时尚的新组织交错并设”相比，“现在清国的改革大为先进”。(33)矢野文雄对于戊戌变法的前途也较乐观，认为“皇帝既已倾向开新，若得太后辅翼，清国将来或可改观”(34)。他于8月回国述职时仍向报界透露：“皇室采取进步的改革方针，真是清国的一大幸事。”(35)

伊藤博文对戊戌变法的态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转变的。他于9月11日抵达天津，受到无比隆重的接待，在13日给夫人的信中评价光绪帝是“颇为贤明的君主”，并甚是期待光绪帝的召见(36)，可谓对光绪形成了积极改革的正面印象。然而，9月15日晨，伊藤从中岛雄处闻知康有为“处世经验明显不足”，改革方案太过急进(37)，其对变法派的态度转冷。故他在访问总理衙门时表示：改革“用年少人固可，但必须才识胆三者兼备之年少人方有用，否则未有不败，尚不如用老成人而以年少者佐之”(38)。19日，伊藤在与康有为的会谈中态度甚冷，故深陷危机的康有为“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39)。

可见，日本虽对中国改革持欢迎态度，但对戊戌变法的前途问题，则在戊戌政变前夕既已分化为“看好”与“唱衰”两派。随之，日本对于变法派的态度也发生了由欢迎、同情向冷淡、批判的分化与转变，此种趋向到戊戌政变后更为明显。

三、戊戌政变之多重镜像及其反射效应

戊戌政变后，日本采取了救援改革派、劝诱清政府采取温和政策、阻止废黜光绪帝、追随列强派兵入京、联合列强迫使甘军撤离等一系列行动，茅海建、郑匡民一文就此论述已极详尽。关于日本政府为何采取救援维新派的原因问题则不甚明了。其实，这与日本通过多方侦查戊戌政变性质所得之多重镜像密切相关。

其一，革新与守旧之争。林权助明确将光绪帝、康有为等视为改革派，认为戊戌政变是慈禧与守旧大臣对改革派的“一大反击”(40)。大隈首相领导的宪政党(41)评价戊戌政变局势错综复杂，但“无外是革新派与守旧派之冲突”(42)。《东京朝日新闻》亦评论政变是满族大臣对清廷改革的“一大反动”，推测有可能是李鸿章暗中操纵满族大臣怂恿慈禧太后发动，并担忧俄国可能介入其中。(43)其二，“帝党”与“后党”的权力之争。早在1896年日本海军省驻汉口派遣员便在向海军军令部的相关报告中注意到后党与帝党之间在甲午战后反目相见，各树党羽，排除异己，难以两立。(44)戊戌政变后，宗方小太郎向海军军令部汇报戊戌政变是帝党与后党斗争的结果(45)，该报告被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转呈于大隈首相，并被上奏天皇。(46)10月9日，宗方又向军部报告分析政变发端于革职李鸿章，后党笼络满人中最具实力的荣禄，向太后鼓吹急进革新的弊端，对皇帝图谋不轨，最终让太后摄政，荣禄即升军机大臣，帝党没落，革新党被一网打尽。(47)其三，满汉之争。宪政党认为政变萌发于满汉之间的历史矛盾。(48)宗方小太郎在向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中分析戊戌政变的起因“主要源自满人的反抗”，现在即便是满人也认识到改良国政的必要，只不过是由于张荫桓、康有为等“无视同僚，独断专行，改革急进”而决心反抗。宗方认定戊戌政变是“满汉间的种族冲突”(49)。其四，英俄之争。日本普遍将帝党与后党之争与英俄在华竞争联系在一起，认为帝党属于亲英、亲日派，后党属于亲俄派。《东京朝日新闻》评论向来“满人投靠俄国，汉人依赖英国”，故戊戌政变在名义上是改革派与守旧派的矛盾，实际上则完全是“亲英派与亲俄派的权力争夺。”(50)宗方小太郎亦认为帝党与后党的背后“潜藏着英俄两国，其兴衰会立即影响到英俄在东洋的权力消长”(51)，他还从驻日公使李盛铎处确认慈禧与李鸿章希望“依靠俄国处理国事”(52)。

正是基于上述性质把握，日本各界在内心是支持维新派的，亚洲主义团体及大隈内阁甚至在政策及行动上予以了支援。10月2日，东亚会为营救梁启超、康广仁等维新派会员，访问大隈首相呈递请愿书，要求日本劝告清政府对维新派予以缓刑或免刑处理。(53)大隈首相本人亦支持维新派。10月19日，他在东邦协会以“支那保全论”为题发表讲演称：中国地广人众，绝不会被列强以武力消灭，但若守旧如故，则是自取灭亡。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最适合担当“诱掖引导支那之责”。(54)大隈内阁正是在上述认识基础上，采取了暗中营救康、梁等变法派，阻止废黜光绪帝的一系列政策行动。毋庸赘言，大隈推行所谓“保全中国”的政策，实质上是在为确保本国国防安全的同时，企图在中国扶植本国权益代言人，从而推行大陆扩张政策。

那么，日本政府在营救维新派之后又为何最终驱逐康有为呢?现有研究已经明确了日本政府最终“礼送”康有为离日的主要原因在于张之洞的要求。(55)其实，日本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分析，也助推了这一决策的形成。由皇帝发起的戊戌变法为何失败，这对处于当时的世人来说无疑是难解之谜。日本军界、政界及媒体均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戊戌变法“过激论”，其中包括以下几个内涵。

其一，变法派地位低下，缺少从政经验。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泷川具和是当时海军省高级谍报人员，9月上旬曾与康有为进行过一次会谈。他在向海军军令部的汇报中分析维新派“既缺从政经验，又少显官，仅有张荫桓、徐致靖等数人，从正面进行公然改革，势单力薄，障碍颇多，难以成事”(56)。其二，革新力量薄弱，且对近代西方文明缺少充分认知。泷川评价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派对于外国都是“目不识丁”，故在行政改革上无法参照欧美制度，且孤独无援，“唯可所恃者乃皇帝之信任”。(57)《读卖新闻》认为“所谓革新派，数量极少。变法革新之策，几乎全部出自康有为一人”，评价革新派“只靠皇上的特殊信任”而与“满朝的守旧党为敌”，注定失败。(58)其三，改革的手段与方法太过激进。伊藤博文作为明治宪政体制的主要创建人，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元老，其相关看法对日本政府的决策无疑具有重大影响。他在考察中国回国后接受宪政党的邀请，出席有新任首相山县有朋、陆相桂太郎等内阁重臣参加的招待会。席间，伊藤明确表达了戊戌变法“过激论”，认为中国必须改革，但戊戌变法的顺序与方法并不可取，中国作为大国对延续数千年的文物制度进行有效改革，绝非在短期内能够成就。(59)

通过上述原因分析，日本政府确认了依靠地位低下、经验欠乏、手段急进的维新派推行改革，不仅无法推动中国改革以从中谋利，甚至会引起列强干涉从而影响本国的国防安全。基于此种认识，10月7日，大隈重信召开内阁会议确定了如下方针：在“基于人道主义对被清廷处以极刑者尽量予以援救”的同时，“希望温和、渐进的改革得以成功”。(60)10月25日，康有为等到达日本后，大隈内阁进一步明确了“渐进”方针：“清国改革派欲将世界文明空气输入清国，是进步之友，但与无序而急进的改革相比，日本政府更希望有序渐进的改革。”(61)由此，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力度，期望通过与之合作实现对华扩张，并最终因此而驱逐了康有为。

四、戊戌变法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开端，其成败不仅牵动着本国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出现了标榜与中、朝等亚洲国家合作(主要是以日本为盟主)共同抵抗西方列强入侵的“亚洲主义”、与呼吁告别亚洲“恶友”追随欧美列强的“脱亚入欧”论，这构成近代日本的两大对外路线。自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以来，“脱亚入欧”便成为日本的主要对外路线，而“亚洲主义”则只是被民间所倡导，处于非主流地位。戊戌变法期间，日本以东亚会、同文会等亚洲主义团体的成立(62)与大隈首相及其领导下的宪政党(原进步党系统)重视亚洲主义工作为标志，出现“亚洲主义”的复兴局面，对“脱亚入欧”在对外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63)在此种局面下，戊戌变法对于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戊戌变法的失败发生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之下，促使日本强化了甲午战后形成的“中国亡国观”。戊戌变法曾给日本的中国前途观带来过一缕希望。刚卸任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于7月启程在酷暑中访华，原本存有一丝“寻盟于旧友”的愿景。(64)9月19日，他在北京的欢迎会上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不可能被列强瓜分灭亡”，认为中国“若变法图强，定会恢复疆土”。(65)然而，戊戌政变后，日本普遍认为守旧派掌权后的中国仍将在旧文明中止步不前，难以进行近代改革。这将导致内乱蜂起，外患加深，国将不国。外务省频频收到驻华各地领事关于当地叛乱的报告。(66)陆军大尉时泽右一向日本政府报告戊戌政变以来“倾向革命者显著增加”，中国“革命形势迫在眉睫，南方尤其如此”。(67)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中国各地的暴动。伊藤博文也转而否定中国的前途，认为以清廷现在的力量不足以镇压各地的叛乱以维护国家安全，在列强环伺之下，清廷根本无法维护疆土，担忧“愚民”杀害传教士、烧毁教堂等行为，会招致列强干涉，引发祸及整个国家之重大事件，届时日本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号召日本各界早日着手应对。(68)1899年5月，伊藤公开发表“中国亡国论”称：“以今日局势观之，可以断言支那将陷于土崩瓦解。”(69)

其次，戊戌变法的失败，促使日本政府坚定了“脱亚入欧”路线，拒绝“中日同盟”。学界就戊戌变法时期日本是否形成“联华”政策存有分歧。李廷江认为大隈重信内阁“明确地提出了日清同盟”的外交方针(70)，而茅海建、郑匡民则认为日中修好“尚未形成为戊戌变法时期日本政府整体的明确的既定的重大决策”(71)。该问题与日本对外战略选择密切相关。“中日联合”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口号，日本政府在戊戌政变后实际上明确否定了“中日联盟论”。

戊戌变法时期，日本政治尚处于“藩阀专制”(72)时代，长期掌控内政外交与军事的其实是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藩阀”势力。戊戌政变后，伊藤博文明确否定中日联盟论，而倡导脱亚入欧路线。1899年4月15日，伊藤博文会同山县有朋内阁(1898.11.8-1900.10.19)的主要阁僚及负责宫中事务的内大臣觐见明治天皇，报告了游华见闻及对外意见，其主旨为：“清国本国无人能够担当文明改革大任，全靠欧美人启发，我国已错失救助清国之时机，但若效仿欧洲列强染指清国领土，则列强势必连横制我，若诉诸武力，我国军力、财力皆不足以与之抗衡。故当下我国只能收敛手足，徐图富强。但应不懈努力以为将来打算。”(73)显然，其意为中国不足相谋，鉴于当下国力不足，不能与列强竞争侵占中国领土，应集中精力扩张军备、积蓄财力，以在将来与列强瓜分中国。上述认知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础。

针对1899年慈禧派遣特使赴日访问，盼为结盟以阻止列强蚕食一事，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使者虽“含糊模棱，始终没有明确表态”(74)，但山县内阁对此其实出台了明确方针。5月27日，山县从俄国外交路线与中、日局势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英、俄是与中国最为利益攸关的欧洲列强，从俄国于1898年突然向欧洲提出召开和平会议来看，其外交重点由欧洲转向东亚，并在炮台、铁道、矿山等方面极力扩张。其次，欧洲列强在中国版图内到处都在扩张利益线，中国地图显然终将被赤、橙、蓝分开，其国将像犹太人般国亡而人种存。值此之际，日本将来应当尽量扩张利益线。再次，日本当下正值整顿财政、扩张军备时期，外交政策应采取最为圆满稳妥的方针，在数年内应集中精力整顿财政、扩充军务，避免与外国发生冲突。故此，对于清政府派遣特使一事，山县主张应予接待以避免伤害中国感情，并保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以在有利时机扩张日本的利益线。但是，与中国的“亲密”程度切不可过度，以免欧洲列强产生中日会盟抵挡欧洲的疑虑。况且“即便我国财、政、兵三方面都充实了，与清国提携维护东洋独立也是最为拙劣的下策”(75)。上述意见被提交于内阁审议通过，成为此后日本长期的对华方针。

可见，戊戌政变后，明治天皇及宫中集团、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支配下的日本政府均彻底否定了“亚洲主义”路线与中日同盟论，而将中国视为怀柔与瓜分对象，坚定了“脱亚入欧”战略。而且，即便是亚洲主义者也在戊戌政变后放弃了“中日结盟”的主张，转向“列强共管论”，其外交路线实质上归向“脱亚入欧”。(76)

再次，戊戌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日英走向同盟关系，从而造成日英同盟与俄国竞争瓜分中国的局面。戊戌变法时值日本外交处于从三国干涉后的极端孤立期走向与英国结盟的过渡时期。三国干涉还辽促使日本认识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结盟的重要性。德、俄首开瓜分中国之局面，促使日本将结盟事宜提上正式议程，但在日俄协商与日英同盟之间举棋不定。1898年3月，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针对德据胶澳、俄占旅大而极力提议缔结日英同盟。(77)4月，日本以撤兵威海卫为条件换取了英国在福建“不割让”问题上的支持，为实现对英协作关系奠定了基础。(78)戊戌政变后，日、英在处理相关问题上互通意见，步调一致，进一步确认了两国在遏制俄国向远东扩张、“保全中国”问题上具有一致的战略利益与方针。日本在戊戌政变后的表现，使得英国认识到在远东地区日本实力堪与联盟。11月，英国开始主张在中国门户开放问题上立场一致的英、日、德、美四国应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俄国，尤其是日本在东亚“是一个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合作力量”(79)。后经义和团运动中俄国出兵占领中国东北的刺激，日、英最终下定决心于1902年正式缔结针对俄国的同盟条约，并于1904年借“保全中国”之名对俄发动了帝国主义争夺战，攫取了南满权益。

注释：

①如王晓秋：《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之比较》，《文史知识》1998年第6期；[日]彭泽周：《伊藤博文与戊戌变法》，《历史学研究》第406号，1974年3月15日；[日]志村寿子：《戊戌变法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第6卷第2号，1966年3月；[日]廖隆干：《戊戌变法时期日本的对清外交》，日本历史学会编：《日本历史》第471号，1987年；茅海建、郑匡民：《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

②如志村寿子、彭泽周、廖隆乾的上述三篇论文。

③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外相本公第8号信：《关于设立专门学科的上谕》(2月5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本文所引JACAR以B打头之档案均藏于该馆，下略)，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B03050007000。

④《新设官吏登庸特科上谕》，羯生：《破格的人才登庸法》，《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2月18日、3月7日，第3版。

⑤《清帝奖励文物之上谕》，《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7月18日，第2版。

⑥宗方小太郎于1896年7月末至1923年病逝，一直接受日本海军省酬金与委托在华从事谍报活动。参见大里浩秋：《宗方小太郎日记：明治26-29年》，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人文学研究所报》第41号，2008年3月，第32页。

⑦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东京：原书房1975年版，第42页。

⑧《汉口派遣员报告：两江总督》，1896年2月7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C11080954500。

⑨春畝公追颂会：《伊藤博文传》下，东京：原书房1970年版，第395页。

⑩佐藤宏：《论阐释中国朝野之真相、改造中国是日本人的责任》，《日本人》第63号，1898年3月20日。

(11)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2)驻清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致大隈重信外相本公第84号信，1898年9月3日，JACAR：B03050007100。

(13)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4)驻清公使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外相机密第41号信：《关于接受清国留学生之件》，JACAR：B12081617000。

(15)大隈重信外相致驻英公使加藤高明第667号电，JACAR：B07090025500。

(16)李廷江：《日本军事顾问与张之洞》，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纪要》第29号，2002年。

(17)江藤新作：《中国改善论》，《东亚时论》第1号，1898年12月。

(18)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机密第60号信，JACAR：B03050007100。

(19)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第39-40页。

(20)《翁同龢辞职原因》，《读卖新闻》1898年6月28日，第2版。

(21)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2)清浦奎吾是山县有朋亲信，后成为第23代首相。

(23)《清浦氏的清国谈》，《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7月18日，第3版。

(24)《清廷的动摇》，《读卖新闻》1898年7月21日，第2版。

(25)驻清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致大隈重信外相本公第85号，JACAR：B03050007100。

(26)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4年版，第658页。

(27)《李鸿章被罢免》，《读卖新闻》1898年9月12日，第2版。

(28)《天津的伊藤侯爵》，《读卖新闻》1898年9月27日，第1版。

(29)《报告清廷各大臣姓名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JACAR：A04010043200。

(30)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本公第90号信，JACAR：B03050007100。

(31)中岛雄：《清国政变前后之见闻》，JACAR：B03030251200。

(32)《关于设置制度局之议》(上海通信)，《时事新报》1898年8月8日，第2版。

(33)收于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东京：筑摩书房1996年版，第520页。为如实反映日本的对华观与对外观，本文在引文中对“支那”“清国”等称谓保留原样。

(34)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机密第60号信，JACAR：B03050007100。

(35)《矢野公使的清国谈》，《读卖新闻》1898年8月3日，第2版。

(36)春畝公追颂会：《伊藤博文传》下，第395页。

(37)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一个日本书记官见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13页。

(38)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卷九《伊藤博文》，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41页。

(39)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9-60页。

(40)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6页。

(41)1898年6月，板垣退助创建的自由党与大隈重信的进步党为在第六次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反对“藩阀政府”而合并为宪政党赢得选举，实现了日本政治史上首个政党内阁。但选举过后二者马上分裂，原自由党继承了“宪政党”的名称(1898.10-1900.9月)，原进步党则改称为“宪政本党”(1898.11-1910.3)。

(42)根本正：《关于清国政变》，《宪政党党报》第5号，1898年10月5日，第11页。

(43)《清廷政变》，《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9月25日，社说，第1版。

(44)日本海军省第7号秘密谍报：《汉口派遣员报告：北京政府的倾轧》，1896年5月18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C11080955100。

(45)西乡从道海军大臣转呈大隈重信首相海军军令部第三局第104号极密谍报：《宗方小太郎报告：清国政变之观察》，1898年10月1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典书籍处藏。

(46)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0页。

(47)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第46页。

(48)根本正：《关于清国政变》，《宪政党党报》第5号，1898年10月5日，第13页。

(49)西乡从道海军大臣转呈大隈重信首相海军军令部第三局第104号极密谍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典书籍处藏。

(50)《清国政变与英俄》，《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9月26日，第1版。

(51)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第46页。

(52)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甘慧杰译，第434页。

(53)《清国政变与东亚会》，《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10月8日，第7版。

(54)早稻田大学编集部：《大隈伯爵演说集》，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7年版，第33-34页。

(55)如茅海建、郑匡民一文与李廷江一文。

(56)海军军令部第三局第109号极密谍报：《泷川海军中佐报告：北京的变动及新政失败的原因》，1898年9月30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典书籍处藏。

(57)海军军令部第三局第109号极密谍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典书籍处藏。

(58)时雨星：《清廷的大动荡(续)：政变原因》，《读卖新闻》1898年10月10日，第2版。

(59)《伊藤侯爵及各大臣招待会》，《宪政党党报》第1卷第2号，第99页。

(60)《昨天的内阁会议》，《读卖新闻》1898年10月8日，第1版。《我国政府的对清方针》，《读卖新闻》1898年10月15日，第1版。

(61)《清国改革派与我国政府的方針》，《读卖新闻》1898年10月25日，第1版。

(62)相关研究可参见狭間直樹：《初期亚洲主义的历史考察(6)——东亚会与同文会》，霞山会编：《东亚》第415卷，2002年1月。

(63)详见翟新：《东亚同文会与清末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899)》，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学政治学论究》第31号，1996年12月；王美平：《日本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三种论调》，《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

(64)彭沢周：《伊藤博文与戊戌变法》，《历史学研究》第406号，1974年3月15日，第21页。

(65)《伊藤侯爵的支那论(续)》，《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10月11日，第7版。

(66)外务省记录：《清国各地暴动杂件(1898年1月-1901年10月)》，JACAR：B08090144100。

(67)《陆军炮兵大尉时泽右一特别报告》，JACAR：B03050090800。

(68)《伊藤侯爵及各大臣招待会》，《宪政党党报》第1卷第2号，第99-100页。

(69)伊藤博文著，小松绿编：《伊藤公全集》第2卷，东京：伊藤公全集刊行会1927年版，第209-210页。

(70)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89页。

(71)茅海建、郑匡民：《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6页。

(72)藩阀是对明治至大政时期占据日本政府与军部要职的原西南强藩出身集团的称呼。

(73)宮内庁：《明治天皇纪》第9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630-631页。

(74)清廷派遣特使访日的原委，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

(75)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版，第251-253页。

(76)王美平：《日本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三种论调》，《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

(77)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410页。

(78)王美平：《日本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三种论调》，《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

(79)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