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岁自学《资本论》始，研究经济学已三十有五年。数年前，朋友建议将多年来的论文和文章结集出版。然自知学术价值有限，未敢轻允。数月前被确诊身罹癌症，遂萌生出版文集之念。既自视不高，如何还要浪费纸张？勉强找到的理由是：文集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对寻觅“失踪者们”的足迹，或有一定史料价值。

文集中的论文和文章按写作时间和内容（两者基本一致）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中的三篇文章并非真正经济学之作。它们分别写于1970、1974年和1995年。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一些乳臭未干的少年执拗地要去背负历史的十字架。他们崇拜拉赫美托夫、牛虻和保尔·柯察金；却又相信“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②]。古往今来，在无“罪感”[③]的汪洋中，“平庸的邪恶”[④]或毋宁说“邪恶的平庸”永远是胜者，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的结局必定悲惨。这些轻狂少年大都已随时间而湮灭，现在已无人知道他们,更无人想知道他们。最悲哀的是：他们牺牲一生最美好时光所换来的，不过是恢复了“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但这又怪得了谁？金圣叹嘲笑得好：“谁叫你赤膊？”[⑤]1970年的《关于学习的几个问题》一文意在呼吁大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全人类的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然而，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你信仰你就信仰，谁叫你思想。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荒谬派对那些千方百计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思想家的抨击所显示的，任何证明上帝存在的企图都是对上帝的亵渎。难道你的理性高于上帝不成？为了这篇现在看来完全无害的文章，我理所当然地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对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专门研究，1974年的《关于秦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一文的价值仅在于它的弦外之音：一个年轻人对“专以天下自适”，“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⑥]的独夫思想的反抗以及对文人帮闲的憎恶。这么多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争先恐后地为虎作伥，而现在又心安理得地将这一切统统忘掉。实在可悲、可叹！重读文革期间仅存的两篇幼稚之作，我感到一种淡淡的悲凉。“悟以往之不谏，知无来者可追”。将它们收入文集就权且作为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罢。进入“而立之年”之后，我不再专门研究、更不发表纯经济学之外的问题。写于1995年的《我们自己眼中的中国》是唯一例外。当时回国不久，对国内的进步欢欣鼓舞，对洋人的说三道四深感不快，有感而发。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篇与conscience与justification有关的文章。一个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职业经济学“家”本不应破坏自己遵守多年的规矩，就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但悔之晚矣。只好收入文集，以“立此存照”。

文集的第二部分为20世纪80年代初所作有关马克思《资本论》的三篇文章。从1967年到1970，我用了两年半时间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读书笔记。以后又多次重读《资本论》。坦白地说，我对马克思《资本论》经过了多个“不懂-懂-又不懂”的“螺旋形循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以范畴的辩证运动为特征的思维方法和他所喜欢使用的“实体性”概念等等都是十分难于把握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加以说明，等等。”[⑦]在学习《资本论》的初期，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追踪“范畴的辩证运动过程”，并希望从中演绎出对当代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的必然性解释。就我自己而言，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的。后来，我不再关心“正题”和“反题”如何产生“思想”，对立的思想如何产生“思想群”，“群的辩证运动”如何“产生系列，”“系列的辩证运动” 又如何“产生整个体系”等等。 [⑧]我感到，由“范畴的辩证运动”所构成的“辩证逻辑”不是一种与形式逻辑相对立并高于后者的逻辑。换言之，两者是属于不同种属的概念，不能构成对立的统一，并不存在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并与之对立的第二种逻辑。如果说形式逻辑是思想的语法，辩证逻辑就是一种安排思想素材的框架和体例。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到研究《资本论》中的具体问题，并依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如“无矛盾性”的规则）来解读《资本论》。在这个过程中，把《资本论》中的个别(individual)理论用数学语言重新加以表述，并通过数学演绎发现其中可用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内涵成为我当时最感兴趣的工作。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最有实践意义也是一般读者感到难于掌握的部分。《马克思再生产模式的数学推广》发表于1987年，但实际上是在1981年完成的[⑨]。在这篇论文中，我把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表达成一个差分方程。通过对方程的求解和分析，进一步演绎了马克思再生产模式中所蕴含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就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推导的复杂性来说，大大超过了后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实事求是地说，《资本论》包含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增长理论的丰富素材。《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一文发表于1985年。这篇文章给出了列宁的再生产理论的数学表达式。列宁的《论市场》一文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列宁通过假定第一部类可以以高于第二部类的速度增长，论证了俄国贫困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列宁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列宁在写《论市场》时只有23岁，其逻辑思维的严密性使我深感吃惊。我用一个差分方程组概括了列宁《论市场》一文中所包含的重要思想，我的学生则对两大部类的增长路径和平衡关系进行了数字模拟。这篇论文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澄清了当时学术界在讨论两大部类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一些逻辑问题(仅仅是逻辑问题！)。

劳动价值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最基本、最困难，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部分。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结晶”，并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概念。而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的价值量显然是一种用可变尺度衡量的量。俄国经济学家鲍尔特基维茨于190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基本理论结构的正确性》的论文，他提出，在马克思的“转化程序”中，作为生产结果的产品是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但是作为生产前提的那些相同的产品却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这在逻辑上是不允许的。长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围绕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我国理论界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在《论转化问题》一文中，我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转化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资本论》也不是《圣经》。正如康德所说的：当宗教想要躲在神圣后面，法律想要躲在尊严后面时，它们恰恰引起人们的怀疑，而失去人们的尊敬。因为只有能够经得起理性的自由与公开的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我以为，正视《资本论》中的逻辑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认真与诚实的探讨正是对马克思的最大尊敬。

文集第三部分的文章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以回答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的尝试；而 “速度与比例”的关系则是当时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初探》写于1981年，是为参加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讨论会准备的论文。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一个经济变量的变化会程度不等地引起其他所有经济变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最初发生变化的这个经济变量。研究任何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任何经济变量的数值，都不能脱离经济关系的总体而孤立地进行。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不仅要从整个经济系统这一总体出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各个经济变量的直接和间接的交互作用，即看到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且要考虑到某一时期各个经济变量的变化对以后各接续期的各个经济变量的影响，即看到它们的纵向联系。这就是说，不仅要看到一种经济决策的短期后果，而且还应预见到它的长期后果，经济变量间的这种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交织在一起，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几乎都离不开对联立方程组或联立微分方程组的求解。基于这种认识，《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初探》参照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把属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范围内的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如国民收入、积累率、生产基金、生产基金占用系数、积累基金、积累基金占用系数、消费水平和价格水平等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个宏观模型反映了我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涉及的各种关系，为从总体出发研究个别经济关系提供一个框架的最初尝试。由于改革进程的飞速发展，经济学家很快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失去了兴趣。但是，用联立微分方程组来描述和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却成了我后来最喜欢使用的研究方法。

《从FMD模型到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发表于1982年。这篇文章介绍了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费尔德曼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著名模型--费尔德曼模型，并以“更合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式，重新推导了这一模型。《刘国光模型的数学推广》发表于1983年。当时翻阅了不少中国学者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撰写的有关经济增长速度和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文章，刘国光教授1963年发表的《比例与速度》一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隐约感到此文隐含着一个完整的数学模型，于是尝试着把刘国光的语言模型翻译成数学模型。完成这一工作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刘国光教授的思想与费尔德曼以及印度经济学家马哈拉诺比斯的思想完全一致。刘国光《比例与速度》一文是当时我找到的既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也可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不多的大陆经济学家论著之一。

文集的第四部分代表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些成果。自1979年开始，我在世界经济所理论室从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我主要研究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剑桥学派同新古典学派的论争。同当时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同事有所不同，我并不把西方经济学著作作为“史”而作为“学”来研究。我深信，西方经济学有很强的实践性，应该“学”好西方经济学。“批判”应该建立在“学懂”的基础上。《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表于1983年，是国内当时比较系统和深入介绍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篇文章。

《两个剑桥之争》是我198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1953年，罗宾逊夫人发表了一篇题为“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的文章。她从资本的度量问题入手，猛烈抨击了传统的生产函数概念。她以其特有的敏锐，发现了作为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增长理论基础的“总量生产函数”是循环论证的产物。以此为开端，新凯恩斯学派同新古典综合派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激烈论战。这就是所谓“两个剑桥的资本理论之争”。这场论战最终以萨谬尔逊承认失败而告终。逻辑是否正确是判断任何理论的可接受性的首要标准。我一向以为经济学是一门对逻辑性的要求几乎像数学那样高的科学。但是，罗宾逊夫人的胜利对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并未产生什么影响，“那些被迫承认自己的观点站不住脚的人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⑩]西方经济理论依然在总量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着。这种现象大概是需要科学史家来解释的。不管怎么说，通过对这场争论的研究，我比较深入和具体地认识到，抛开其在规范性（normative）领域中的问题不谈，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严重问题。用罗宾逊夫人的话来说“皇帝没有穿衣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在应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时，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两个剑桥之争》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满足于对争论双方的论点作一般性的文字表述，而是对争论的各种技术细节，包括数学细节进行深入研究，在彻底搞懂每个逻辑环节之后再做自己的判断。中国学者历来重文词轻逻辑；精密分析的缺乏使他们“容易限于笼统、虚浮等思维弊病。”[11]罗宾逊夫人的著作是应该像几何学那样来研究的。这样做将大大提高经济学者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和发现经济理论逻辑漏洞的敏锐性。

《索洛对新古典主要增长理论的贡献》完成于1986年前后。在1988年作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索洛代表作《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探索》的附录发表。这是一篇更详细介绍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保罗?罗莫新经济增长理论之前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成果。

      文集的第五部分包括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几篇论文。1988年十月我负笈英伦，在牛津大学接受“正规”经济学训练，1991年始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稳定政策设计》。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我运用当时最“新潮”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数理经济学方法，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的理论框架。文集这部分中的第一、二篇论文都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在文革期间，通过罗素了解了逻辑实证主义；通过赖辛巴哈了解了科学哲学。以后，又接触了波普、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人的思想。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摆脱了形而上学和决定论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一直着迷于掌握一种方法或方法体系，通过运用这种统一的方法或方法体系解决经济理论问题。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我相信归纳法的重要性同时又惊叹于演绎（特别是数学演绎）的威力。尽管假设－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是牛顿时代的产物，但我却始终喜欢使用这种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正如波普所指出的：“所有科学讨论都是从某个问题(P1)开始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某种尝试性的答案--一种尝试性的理论（TT）,然后对这一理论提出批评，以消除错误（EE）;……[12]这一理论和对其批判性修正又导致新理论（P2）的产生。”[13]问题的提出可以是实践的产物也可以是对现有文献的分析的产物。中国经济学家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剧烈变革时期，实践给我们提出了无数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然而，发现问题，特别是正确提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过程。任何人在试图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时候，早已形成了某种 “先验”结构。这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种 “先验”结构就是他所应用的经济理论。爱因斯坦说：“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这些结论必须同我们的各个单独经验相符合；在任何理论著作中，导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演绎几乎占据了全部篇幅。”[14]理论的最基本部分是那些“数目上尽可能少”“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15]。经济理论的结构也基本如此。例如，在消费理论中，预算约束和居民效用最大化假说就属于这类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一旦这些概念和假设被确定下来，居民的消费行为实际上就同时被确定下来了。经济学家所需要作的工作就是通过解一个条件极值问题，把蕴含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中的居民消费行为逻辑地演绎出来。又如，只要掌握了必要的数学工具，从国债余额对GDP之比，财政赤字对GDP之比、经济增长速度这三个概念以及少数假设出发，我们就能够演绎出国债余额对GDP之比的动态路径，我们就可以回答在什么条件下中国的财政状况可以实现稳定这个重要问题。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大量规范的用于进行这类演绎推理的数理经济方法。当然，为所研究的问题找到相应的数理经济方法有时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现实经济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有的数理经济方法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就必须求助于经济史。最后，正如数理经济方法的主要提倡者之一摩根斯腾（Morgenstern）所说：“在经济学中，大量数学公式的使用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它们之所以被使用恐怕是为了炫耀（show off）”。[16]滥用数学确实是一种必须加以反对的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科学方法都不能代替灵感，而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实践。经济实践给我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困惑。经过一段时间（有时困惑会萦绕脑际多年）之后，你会突然想到：问题应该是这样提出的！或问题可以这样解决！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假设－演绎法才能帮助你以最有效、最严格的方式得出有实践意义的结论。

《中国经济的消费函数》最初在1993年作为西英格兰大学工作论文（英文）发表。二十多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大多采用经验归纳法。根据经验试验性地给出决定消费需求的有关变量，然后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计算出消费函数的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并对回归结果进行统计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增加或减去一些变量，直至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应该说，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十分薄弱的。特别是，许多作者并不关心所使用时间序列的具体性质，因而他们所进行的回归是“伪回归”，他们所提供的检验实际上是假检验。基于对计量经济学的“不信任”，我更相信理论推导，而不是经验（数字）分析。关于中国消费函数的论文试图从某种理论框架出发（居民跨时效用函数最大化），并把中国的制度性特点考虑进去（中国特有的预算约束），用假设－演绎法推导出了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结果。

《中国经济的两部门增长模型》[17]发表于1996年东亚经济协会第一届年会，也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这篇论文同时考虑了中国的资本积累过程和货币财富积累过程，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从而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该论文还把中国宏观经济的瞬时均衡和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结合起来，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和中国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

《总供给函数的推导》发表于《经济研究》2002年9月，但实际上是我1994年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的中文译文。总供给曲线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框架。在西方经济学中，为了推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即物价水平越高，产出量越大这样一种关系），经济学家必须做出各种各样的辅助性假设。所有这些假设都存在很大任意性，缺乏简明性。此外，在推导总供给曲线的时候，经济学家都假设了所谓的“代表性”居民和企业。因而，把分析“代表性”居民和企业行为得出的结果简单地推而广之，作为整个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我的论文放弃了“代表性企业”的概念，假设不同企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且服从某种概率分布。在分析了每个企业的价格和产出的关系之后，按事先设定的分布概率，对应于给定的物价水平，把所有企业的产出加总起来，由此推出一条斜率为正的总供给曲线。这篇论文显示，在微观单位（代表性居民和企业）和宏观总量之间还存在着一块十分广大的“中观”领域，对这一中间地带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

发表于1999年的《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的简单框架》从理论上回答有关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一些问题。这篇论文证明，尽管目前中国的隐性债务很高，只要中国能够把财政赤字-GDP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3%）,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7%-8%），中国就将能维持财政的稳定。《M2-GDP比的动态路径》的基本思路是几年以前形成的，断断续续考虑了很长时间，直到最近才最终成文。在过去二十余年中，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中国的M2-GDP比不仅大大高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国家，而且显著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十分担心。这篇论文在对传统货币数量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的基础上，解释了中国何以能够在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保持物价稳定，并进而给出M2-GDP比增长的动态路径。论文的结论是，导致中国M2-GDP极高的原因包括：低通货膨胀率、高居民储蓄率、高不良债权率、企业留利水平低、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企业资金利用效率低等。高M2-GDP比本身还不能说明中国是否潜伏将来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也不能说明就没有危险）。论文最后建立了一个动态宏观经济模型，并对影响通货收缩形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实践使我深深感到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还处于十分幼稚的发展阶段。经济理论是难于对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我以为，经济学家充其量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一个首尾一贯的可供检验的思想框架，并通过不断的“试错”，逐步改进这一框架。

文集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收集了我在1994年回国后，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12篇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分别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非银金融机构的发展》、《关于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结构的几个问题》、《国民收入分配、金融结构与宏观经济稳定》、《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和货币政策新进展》、《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新阶段》、《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执行适度的货币政策，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中国当前的财政问题》、《论铸币税》、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宏观管理》。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在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时期对中国当时的重要（或热点）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在1994－1996年期间我同中国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一样，对中国失去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因而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而中国经济由通货膨胀到通货收缩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得这样快则是我直到现在仍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自1997年夏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对日本经济考察的启发，开始对在中国出现通货收缩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因而积极主张采取更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例如在1997年夏季呼吁再次降息）。在1998年上半年，同是受日本货币政策失效和“重整财政”失败的启发，积极主张在中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1996年我对中国的“双顺差”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看法，受到某些高层人士的斥责。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保持贸易顺差的问题，最近几年在国际上正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我们迟早还会回过头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由于尽管采取了十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长仍然乏力，于是开始从供给方寻找有效需求和通缩的原因。1999年发表《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一文，为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提供了一种思路。

现在回过头来检查我对中国宏观的实际经济问题所发表的文章，似乎可以说：没有惊世骇俗的见解，大多数看法是对的，有些看法是错的，还有些看法仍有待实践的检验。就职业而言，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应该算是我的“业余爱好”，希望将来还有机会把我在世界经济方面的文章结集出版，以供同行批评。[18]扪心自问，数十年来，我一直恪尽经济学人的职守，“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19]这里谈不上什么崇高动机，我只是对经济学本身感兴趣而已。记得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有一个合乎自己兴趣的工作。对于才智平平的人来说，经济学可能是最好的职业。

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理论框架，以继续我在牛津开始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稳定政策设计”的研究。孔夫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作“利其器”的工作。真希望自己还有更多的时间，做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幼喜读贾岛绝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时日无多，霜刃未试，不免有些悲戚之感。然“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而又何悲乎！

200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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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序言发表于2003年读书第一期，原标题为尽志不至，可以无悔矣。但文集因技术性原因未能按计划出版。在此期间，考虑到文集的可读性问题，友人王巍对文集重新进行了编辑。作者理应按文章的新排序对序言进行重大修改，但因心绪变化，实在难于下笔。故保留了原序言，仅对个别字句作了调整。

[②]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三页。

[③]徐保耕：罪感的消亡，读书，2002年8月。

[④]徐奔：平庸的邪恶，读书，2002年8月。

[⑤]鲁迅：《华盖集续集》《空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⑥]《李斯列传》，《史记》，第2555页。

[⑦]恩格斯：《卡尔·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22－123页。

[⑧]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页。

[⑨]余永定：从FMD模型到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世界经济，１９８２年１月。

[⑩]Robinson, Joan,1979,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5, Blackwell, Oxford。

[11]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3-724页。

[13] Popper, Karl, 1974, “Autobiography of Karl Popper”, inSchilpp, 1974,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2 vols. La Salle, III,Open Court.

[14]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13页。

[15]同上，第314页。

[16] Morgenstern, Oskar,1976, Limits of the Uses of Mathematics inEconomics, Selected Economic Writings of Oskar Morgenstern, Editedby Andrew Schott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447.

[17]原文的英文题目是China’sMacroeconomic Stability。

[18]我所始料未及的是：我的世界经济论文集已先于本论文集于2003年底出版。余永定：《我看世界经济》，三联出版社，北京，2003年。

[19]《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