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表达能力，或者说包装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的内涵。 这不仅仅是就商品而言，思想和人格也大抵如此。幸耶，非耶，一声叹息而已。
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有了掌握话语权的机会、表现的空间以及相应的技巧。展现个人风格、主张自我观点、张扬人生态度，不再是社会名流的特权，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成为企图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安身立命的一个必要前提了。想当年，朱学勤教授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引起了多少曾经是思想着的知识分子们“蓦然回首”，却在感叹世事无常后，不免当下心虚。也许，在将一种精神长期神秘化之后，思想的庸俗化对于知识界人士是一个解脱和报应。再看看这二十年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副产品，长期受到鄙夷的资本终于不动声色地渗入了知识分子赖以维护自尊的精神园地，至少是克服了几千年以来建立并巩固的名分屏障。多少政客们都在争先恐后地涌入学术领地，进行他们一向娴熟的分藩和割据。除了巧取豪夺各类职称和荣誉外，其政策手谕和会议记要也要鎏金付梓，藏之名山。风水轮流转，我们生而有幸，遇到了“仕而优则学”的年代。至于看到那些努力儒商化或者是正在“商儒”之中的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企业家们，简直是令人鼓舞之世风。毕竟，附庸风雅远远胜过附庸不雅。
在全民崇学的大环境中，学者也许是一个过于平实的名号。我等虽身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的商人每每谈及这个名分时，竟然越发模糊起来。眼看着那些意气风发的学界人物在矜持地捻出的名片上，常常醒目地标上诸如“获得政府贡献奖”“特殊津贴”或某某奖金等的注解，即便是教授头衔，也要再添上个博导，研究员，高工等等排比式修饰，更平添了肃然之意。但退而思之，一提到学者，我总会自然地想到老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余永定。而且，我相信，所有熟悉老余的朋友都会同意，即便他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所长，不是在英国牛津大学拿的博士，不是研究员的职称，他依然是一个学者。恕我不敬，即便他将来有了更大的名声，他永远也只是个学者。学者的名号对于老余，实在是恰如其分，而且当之无愧的。
我与老余结识已有二十年，受益自然良多，却未有认真回味的机缘。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维系，不免少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情节，而这也正是老余的感召力所在。一年前的一天，突然得知老余得了癌症，痛心之余，居然有些不近情理地在电话中（终于不敢当面挑明）催促他立即着手整理文集，并且自作主张地安排了出版事宜，造成了箭在弦上的态势。好在老余实在是气数不到，混了几个月医院后，白白胖胖地回到研究所了。结果，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老余对于出版本书有点意兴阑珊，我不得不再接再厉地替他整理起文稿了。
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式发展中，人们对于过于复杂且曲折的思想修炼过程似乎冷漠起来，已经没有必要的耐心来关注学者和他们的思想了。正如众人在发现了封存久远的宝藏时，在本能性的哄抢中有谁还会记得那位高举火炬跌跌撞撞地带领大家寻宝的智者呢？何况在发现宝藏的瞬间之前，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埋怨甚至怀疑带路人的神经有问题呢。然而，一个有文明历史渊源且又充满未来信心的民族注定会产生这样一批真正思想者的，而他们也坦然地接受这样不公正的历史待遇而继续前行着。这一缕精神的游丝从古埃及、希腊一直顽强地延伸到今天，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当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底脉，所有的人都不能逃脱它的力量，正所谓的“上善若水”。
对于有兴趣寻找“失踪了的思想者”的新一代读者，对于了解老余这一代学者的思想历程，这本文集犹如一座班驳陆离的精神里程碑。作为同代的年幼者，它也或深或浅地给我留下了许多思想刻度。尽管我无意也无能力去评点历史，但我个人与老余交往的一些体验也许会从侧面注释学者的涵义，这也算完成了慧眼识珠的资深编辑许医农女士之嘱托。
老余是个学者，以做学问为职业生涯。 1989年秋，我正在纽约读书，老余从英国打来电话。北京的六四事件余波蔓延，纽约正是中国各类人物云集之地。面对变局，颓废者有之，长啸者有之，更不乏苏秦张仪之才，上下其手，搭台做局，颇为热闹。我曾以地主之谊接待了相当一批人马，耳熏目染，不免意兴正浓。老余显然也是非常关注时局，长谈中，在沿着历史逻辑的脉络将各种流派和观点条分缕析之后，一再表明我们（随便就把我包括进来，这是他劝教的风格）是做学问的，还是应当把本行干好。中国的事急不得，也从来不缺喊口号的。我们都经历过文革，激情之外还要有头脑云云。然后，他似乎漫不经心地提出一大串美国经济学者的名字和论著询问我的看法。学业一时荒疏的我仿佛又看到老余那种咄咄逼人的目光。1988年中，老余来美国作学术访问，逼我陪他在纽约仅有的两天中到纽约公共图书馆伏案，打印了上百页的他感兴趣的书目和介绍。期间，选个半价票的时段到隔壁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转了几个小时。老余挎个大陆上已经久违了的绿色军用书包在博物馆中晃来荡去的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活的文物。九十年代初期老余回国时，海归派势寡，牛津博士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我曾通过朋友向中央银行推荐他，央行的有关人士对他评价很高，希望安排他到总行的政策研究部门任职，但不久他却依然故我的回到原来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在当时一片炒股票炒地皮快速致富的热潮中却到这样的单位坐冷板凳，实在是匪夷所思。面对我的不解，老余只是略有不安地告诉我，他更关心学术，到中央银行看看只是希望能有个理论研究的平台。将他推到政策的解读角色上，实在有点力不从心，不若距离远一点，倒可能发挥能力。
老余是个素心的学者，不计功利荣辱地做学问。翻检老余这几十年的文章，我们会再一次回味当年民间思想者在政治压力下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思考。学习本来是个私人空间的事情，在当时的环境中却成为决定政治立场的人生苦修。老余就学习的态度和内容展开的思辩真是让我们曾身临其境的人体会黑色幽默，今天似乎轻松平常的逻辑在当时居然是离经叛道的精神火花。同样，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数学推导，更见老余的学者风格。在市场经济风行全球的当口，有谁还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兴趣，即便在象圣经一样灌输了几十年的中国，有几人能够真正认真地啃完三大卷《资本论》并投入地思考一番？至于运用现代的数学理论去推导历史的逻辑，必定在需要超乎寻常的学术激情之外，还要面对主流学界的冷淡和隔膜。对于一个去牛津之前未经过严格数学训练甚至正统经济学训练的人，这是一个何等的使命。老余对于英国权威的刊物《经济学家》的批评，使得我们这些动辄以全球化观点衡量中国经济的观察者突然意识到保持本土学者的立场和敏感是一件多么难得的精神坚持。至于老余多年来在不少经济理论问题上的鲜明观点时而与主流的看法不一致甚至拂意于当政者，更是学界所知。事实上，标新立异并不是老余的风格，他的观点一定会跟上长篇大论，而且有逻辑分析，有历史推证，更让对手心怵的是他的旁征博引。遗憾的是，我没有学术上的慧根与自信，与他的讨论自然多是“轻松调频”，每每言不及义，错失了诸多磨砺进取的机会。
老余是个有魅力的学者，矜持、固执而且经常不合时宜。 一个完美的人物必定是没有魅力的，只能供奉起来。老余大概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每当他将学者的目光入世之时，总有许多不合时宜的看法，将自己在人生情趣和社会时尚上持续地边缘化，或者说，不食人间烟火。80年代中期，我在社科院的一个学术刊物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在发表一篇就有可能申请副教授的时代，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志得意满。接着的一篇译稿就落到客串当编辑的老余手里了。老余将素不相识的我约到他家里，将满满涂红的十几张稿纸放在我面前，非常认真地说，我看你翻译还不到位，就先不要写什么论文了吧。当时此刻，这几句话实在是毁了我的学术生涯。他难道不会多少婉转一点，给点面子？！这些涂改的稿纸一直跟着我，到了美国，回到了中国，终于，我也弃学而商。几年前，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要离婚了，据说是在新疆出差时有了外遇，终于抛妻别子地走上了不归路。 老余突然打个电话过来，厉声谴责这个朋友，同时声明我们都是正人君子（不容分说地将我绑在一起了），应当一起做工作帮助他回头。去年，我给老余转发了一个诙谐的网上段子，结果，他奋笔疾书地指出我的荒谬与无知，我不得不专门解释在严肃的网络世界中还有一个游戏人生的领域。几年前，老余当了所长。初学捻针如舞棒，他的管理似乎一直不能得心应手，常常看到他十分疲惫地发牢骚，声称要归隐山林。而且，当初起劲地拥戴他当头儿的年轻学者们也开始私下埋怨他未能大有作为，也没有往日学者的棱角了。显然，政治更是妥协，不是激情，这是学者涉及政治所必须领悟的第一要义。两头受气是从政的代价，也是一种必须担当的管理责任。尽管，我对老余当官的能力仍是保持疑惑，但他任所长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学术地位和在社会上的话语权之提升则是众所周知的。
老余这个学者是需要耐心端量和品味的，举止不古怪、思想不招摇、性格不孤僻、经历不戏剧，人生淡漠如斯，何须惊涛拍岸之气势。老余这个学者又是极富激情和感染力的，立论不含糊，态度不委婉，学问不做作，交游不矜持，人生豁达如此，自有长风浩月之胸襟。
噫吁兮，我辈生而不时，名士风流皆不见，但闻院士专家教授高师率各路政界门客商圈弟子社会领袖群策群力学术高攀真个声势浩荡，却悲我等未能与时俱进浑浑愕愕背道而驰居然从学界沦落到商场。然身已至此，心犹未死，有老余这样的学者为朋友，夫复何求？
2003-9-22
[再记]
终于，老余文集的出版可望可及了。不知中间在多少个出版人手中辗转反侧，书稿最终到了最具商业眼光的中信出版社。学术专著被一个个以弘扬学术为己任的出版社以赞助费的名义拒之案下，却被一个商业集团控制的不太受学者们高看一眼的畅销书出版人锁定，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终于，所谓的学术出版社们露出了破绽，倒不是表里不一，真正是没有市场的眼光和手段（渠道）。终于，所谓的商人本性得到了嘉赏，正是他们才成就了高雅与学问。作为推动这本书出版的董秀玉大姐（原三联出版社的社长）为晚出版了两年而多次通过我向老余表达歉意。老余总是反过来向董秀玉道歉：平添了许多麻烦。令我这个起事儿的人始终坐立不安，这两个仍然年轻的“老派”知识分子都是坚持不能用钱来摆平这本书的。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的眼光。
庸言之余，再来翻书，突然感到，晚出两年似乎对书的内容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学术！而老余也始终无意增删任何东西，这就是学者！尽管，老余由于连续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课而在圈子中有了微妙的光环，也是由于进入了国务院领导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而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学者。老余还是一个学者。（200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