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对西方议会政治，常以“清谈馆”视之，而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推崇备至。其实，这种倾向在孙中山的晚年早已暴露无遗了。

曾经周游世界的孙中山，他对欧美国家的政体是不会陌生的。什么是“代议政体”呢？他指出：

凡是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执行。这种政体叫做“代议政体”，所谓“议会政治”。

这种“代议政体”在孙中山看来，并不见得使民权充分实现，也未必适合中国：

大家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

稍后，他非常直接地指出：

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了代议政体，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但是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真是代议政体的一种怪现象。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

这是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

“不能完全仿效欧”并不等于不能借鉴，孙中山主张“要把欧美已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到清清楚楚。因为欧美民权虽然没有充分发达，根本解决，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学者对于民权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学理的发明，而且在实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经验也是很多的。那些经验和学理，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

研究、参考了“欧美”后的中国社会，到底实行什么政治呢？孙中山认为，“要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因此，问题的重心转到什么是“民权”。“简单的说，民权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是要把主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由于孙中山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人，而“现在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

后来，孙中山把西方的代议政体归结为间接民权，中国的民权政治是“全民政治”，实质就是直接民权。他说：

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讲过了的，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

由此可见，孙中山说的“全民政治”一定是优于代议政体的。他也真诚地认为，他所设计的“权”与“能”分开的政治，一定能保障“全民政治”的实现。他非常形象地指出：

民权就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政府的作用——引注），所以四个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引注），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有了这四个节制，便可以管理那架及其的动静。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引注），就是要有五种工作，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样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象有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才可以达到美国学者的目的，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之故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但是，孙中山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常常遭致残酷现实的打击。要知道，中国的政治或政府运行，绝不是一架可以为人控制的“机器”，人民可以随心所欲地安上或拆卸掉零部件。它必须充分地考虑到政治中的“人”及其复杂的“人性”，还有无法预料的变化不已的“时势”。总之，即使为中国设计出了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孙中山或许以为他已经做到），但是，“制度”运行的优劣，还要看综合“环境”如何。在我看来，中国特有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处世哲学，在孙中山的思想世界是不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