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耳

关于耳朵的最早消息，来源于一个遥远年代的神秘大哲——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据说一出生就已过古稀之年。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作出如下推断：老子是一个智慧先于出生的人，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策划，就是用假装发育不成熟骗过周王室助产妇的眼睛，七十二年，一直藏匿于母亲温暖的子宫，一双肥硕而灵敏的耳朵静静地贴于母亲身体的内里，聆听完当时北中国所有的声音：杀戮、混战、僭位、争权、捧红踏黑、落井下石以后，他决定用不出生来躲避东方无尽的苦难。

后来的落草原因已不可考，但很有可能导源于一场母亲的意外小产。既出生，老子便深知他不能乘桴远逃，这时，他把他的全部智慧都用在一种在世策略的选择方面。君子得其时则驾轻衣肥，不得其时则被褐而怀玉，良贾的深藏若虚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奇怪的是，他全部的处世理想似乎都与耳朵有关：“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一个大音希声的世界没有飘风，没有骤雨，只有流水一样的静穆伴随着岸上的枯荣向远方流走，不舍昼夜。

这种阴柔的立场给老子哲学蒙上了一层投降主义的面纱，从而使它的革命性一直被一种消极避世的指责掩埋，他直斥“强梁者不得其死”，翻译为现代白话就是，“强盗！狗日的不得好死”。因为在老子的时代，“为”的公正性已遭到极大的破坏，烧杀抢掠、重敛扰民、损不足以奉有余在“为”的幌子下大肆风行。而“不为”的意义正是在“为”的罪恶背景上昭然若揭的。这里，显示的是一种奇特的东方思维怪圈：“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为”还不如“不为”，“不为”却是最大的“为”。正言若反。

这样，一个从绝望出发走向虚无的哲学家，遭到一个营营于世俗权谋、不停地打磨先朝朽骨的文化集团的排挤就成了不可避免。据章太炎先生考证，老子的出关不是因为“逢周之衰”，而是与孔门弟子的迫害有关。一个民办教师，一个奔走于权门的政客，一个为恢复古代礼仪而苦撑奋斗的阴谋家，在一次以借书为名的拜会之后，对大哲本人暗藏杀心。而国家图书馆的戒备森严很可能是这位前山东省公安厅长放下屠刀的直接原因。他从洛阳回来后对弟子们的长叹明确显示了这起杀人未遂的懊悔，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随后，他假装诚恳，改变了立场，以求教为名，两度拜见了老聃。在榨取了其全部古旧书籍和权谋术以后，这个以诛杀少正卯驰名的文化杀手露出了匕首，威胁老子说：“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当时，徒弟弑师的故事比比皆是，逢蒙杀羿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于是老子怯，西出函谷。因孔门弟子遍布洛阳，而秦地无儒，料孔徒不能奈何也。

这就是《道德经》产生的最初根源。一方面它是为换取驻陕某部司令尹喜出境护照的非实物行贿；另一方面则是向世人遗留一份揭穿孔学出诸独创的铁血讼词。而“八十一章、凡五千言”的简括性则显示了当时千里追杀的紧张程度。

革命与反革命势不两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孔子得手后，大肆篡改老子原意，将一种超越形而下的终极哲学全部纳入了自己进退权谋的伦理范畴之中，导致后人从老学中只学会了油滑和奸诈，并成为后世欺世盗名者流巧取豪夺的主要依据。

鼓盆者

鼓盆者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日，曹商过境，得车百乘，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隘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诘难显然不存好意，而随后的回答却使这个先秦大款的脸色立刻由金黄转为菜色。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这场著名的吵嘴显示了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我要么因认同既存秩序而驾轻衣肥，要么因怀疑和批判一切现存伦理而陷入贫贱。庄子显然属于后者。

和所有的解构者一样，庄子嘲笑一切既定规范，放逐一切与崇高有关的精神事体，在一个礼坏乐崩、风衰俗怨的世界里，他打定主意以一种游戏者的态度面对一切行刑执役的人。

一日，他在濮水上钓鱼，楚王派二大夫先行拜会，而炙手可热的宰相之位却并没有使这个虚无主义大师放下钓杆，他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於涂中乎？”这两位前国家统战部长朗声答道：“宁其生而曳尾於涂中”。那么，结果你猜出来了，二大夫选择了上路，庄生选择了“曳尾於涂中”。

最初的“后现代”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在他所指引的秘密通道里，时间的法轮不转了，诗意地停留在一个叫“逍遥”的在所，在那里，他接受来自无数子代遗民的意淫和膜拜。而这个人的痛苦，这个人的忧伤，这个人几近破碎的灵魂几千年来却被人们秘密地遗忘着。

在一个叫“鼓盆而歌”的葬礼上，我亲眼目击了一颗虔诚的灵魂在虚妄的世界里痛苦地翻滚以至辗转倒地、不省人事，最后不得不靠一个小品表演来掩饰的感伤情景。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说真话的孩子这时出现了，但他笨拙的发问显示了他是一个蹩脚的观众，在一个人鬼不分、百兽率舞的时代里，他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看客。当惠子说：“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时，他是把艺术当成了生活。这在后世一个开枪打死黄世仁的下级军官身上，我们再次目睹了这种道德民兵的义愤表情。

而在死亡之神的黑色笼罩里，大师以眼代手抚摸着老妻残留的笑容，最后的悲伤在旋律性的吟唱中缓缓释放。一个种族最早的歌剧就这样上演了：灵堂是戏场，“科”是单一的“箕踞”和“鼓”，演员叫庄子，艺名“周”，而道具“盆”则简陋到了令人心伤的程度。

然而正是这个小品、这个样板戏、这个古老的吊唁仪式奠定了一个种族处理疼痛的标准模式，优孟、东方朔、竹林七贤、李太白、苏轼、徐文长、关汉卿、李温陵，甚至放诞风流的郁达夫，破帽遮颜的“民族魂”都是这种模式的三好学生。在这里，躯体的动作不可轻视，在一阵发源于“内模仿”的筋肉抽动中，愤怒和悲恸随着运动的血流涌出体外。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越过时间的帐幕，领袖的教诲洞箫般响起，像幽冥隧道里的钟声。

哭长城

一个百家争鸣、策士如雨的时代后来却琴弦俱断、瓦釜雷鸣；一个由经史子集和尊王攘夷搭建起来的自由邦联后来却在一夜间陷落，车同轨、书同文，并敌视所有异质的喉咙；一个先前邦国林立、智慧汹涌、人民因思想的热情鼓舞而血气生生的种族现在却悄然独立、状如寡妇。这是我为一个早熟民族谱写的挽歌。

置身在这样的时代，舌头有什么用呢？它注定要成为暴君盯梢的第一物件。那个叫赢政的人，那个终生为私生的耻辱所燃烧的独裁者，执政以后的第一等文件，清词峻句、声色俱厉：“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暴君本人用焚书坑儒实践了他的诺言。

现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回忆一下那个百花盛开、莺歌燕舞的时代。一个说客，一个叫张仪的后生，一次因偷窃事发遭到毒打，昏迷之后，被扔回黑暗的家室，而睁开眼时的第一声发问便是这样的：“视吾舌尚在乎？”“舌在也”。“足矣”。这个简单的问答隐含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法则，破译它的密码隐藏在舌头的功能里。

而划破集权夜空的第一声泣哭是由一个女人的鼻腔发出的，它说明至少在汉代以前，阴盛阳衰的局面就已经形成。那个叫孟姜的女人，坐在时间的深处，拍着大腿，抹着鼻涕，所有的不幸、冤屈、独守空房的愤懑都化成一阵倾盆的泪雨投向那段罪孽昭彰的墙垣。而它的破坏性——哭倒八百里——则达到了令人怀疑的程度。

这是一个种族反抗专制的最早记录。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她哭泣的具体原因──为了营救她被围困的夫君，她不惮和暴君面对，而这时的万喜良已经躺在漆黑的砖墙之中。这个虚构的场景包含的隐喻性令人费解：人是造墙的，却最终为墙所吞没；墙是圈人的，却最终为声音震落。一个存在主义的异化问题最早是在孟姜女和长城之间展开的。

我所感到困惑的还在于人们对这座砖墙的态度。几千年后，当成群结队的游客手拿矿泉水、口含泡泡糖，登上这座长得没有尽头的墙时，导游解释说，“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我想这么说肯定忽略了万喜良夫妇的感受。

愤怒的嘴唇

到这里，我不得不重提孔子，这个梦魇一般的名字曾几度掳获了我的心，但现在我再也不会犯那些“忠恕”的傻事儿了，实际上我已全部洞悉了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大师的立论依据：第一、人是天生渴望血缘界定的（一个对生身父母充满质疑的个体没有一日会安之若素）；第二、人是有群居本能的（只有上帝和野兽才能忍受孤独）。由前者他推演出了“孝”的原则，并以“家”为圆心，圈定了“宗室”相亲的具体程式；由后者他制定了“忠”的道德，并以“君”为圆心，编定了一整套繁琐的向心规则。

家庭是小帝国，帝国是大家庭。而两者在“恕”的基础上达到了最高的统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仁，一个疑窦丛生的字眼，就这样爬上了一个伪宗教信仰的最高塔尖。名典《论语》载录六十六条、凡一百零九处，没有两处意义相同。但归根曰一，“克己复礼曰仁”。他要求人最大限度地放弃自我，并以一个顺民的身份充当一个国家机器秩序内的螺丝钉。

攀登的道路注定充满艰辛。它指令人人“无违”，并在“礼”的面具里扮演他所不是的角色。无耻和淫乱就这样变得偷偷摸摸起来。实际上，人民，也就是几千年国家戏剧的主要演员，只要在卸装以后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这个纸糊的学说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地摇晃起来：我为什么要被一个超验性的结构所规定？ 我为什么要藏匿起我的真诚和性欲来换取别人的淫乐（包括父母）？我为什么要用我的终身辛劳来伺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傻×（包括皇帝）？面对喝问，国家机器笑脸相迎，背后藏着绳索和棍棒。

那么赶走鸱枭，挽救一个频临倾圮的信仰大厦就成了董仲舒的使命。他从一部保守主义的典籍出发，左掺《阴阳》，右抱《周易》，全部的动机都遵循一个天真的附会：就是企图把现世国家秩序的图牒向天空对应，以便在那里获得一个终极的支持。

然而没有一处永恒的庙宇肯为这个公羊派的大师收藏牌位。在一个大道崩圮的世界里，天变灾异的鬼话只能吓退一些没头脑的听众，而暴君本人除了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会相信什么天人感应。

实践家的意义就是这样被凸现出来的。在一个儒学的精髓还没有被彻底镂空的年代里，他们是些距离教义最近的人。东汉，一个中国历史上乌云密布的日子。史载皇帝十四任，而半数以上皆为婴儿。于是一些“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的人出现了。他们颊骨奇大却不是男人，面若冠玉却没有女阴，声细如撕却不柔弱，初闻若猿鸣，再闻若猩叫，史书名之曰“阉人”。

这就使“横议”获得了起码的生理学支持。横议是什么？横议就是把愤怒的嘴唇投进暴政的刑庭，从里面唤回被淹没的“人声”；就是以舌苔作为武器，刺伤那些不长喉结的男人，以便从里面移植一些正义和公理的声音。

为了保证这个手术的顺利进行，这些愤怒的嘴唇竟变得激动人心起来。李膺，一个司隶校尉，以“执法不挠”、“诛举邪臣”而著名。宦官张让之弟张朔“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畏罪逃入京师让家，躲于夹墙不出。李膺闻知，亲率吏卒闯入让家，一刀击落夹墙，将朔缉拿。“求仁得仁，何怨也”？党祸发生，乡人劝李膺逃跑，他的回答是：“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是时，一个蜀郡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的门徒，官方因粗疏大意，漏编黑名单，而他的父亲却义正词严地说：“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漏夺名籍，苟安而已！”硬让儿子和其他同学一道徙边。

范滂，一个死于党祸的名士，临刑前与老母别，要伊“勿增悲戚”，而这个普通的妇人却喊出了中国历史上母性的最强音：“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张俭，一个东部地方督邮，曾冒死发出奏章，控告宦官侯览及其母在家乡的罪恶，而侯在朝中扣压奏章不呈，张就带领人众直接进入侯家，财产充公，并当场杀掉侯览的母亲。

……

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令人费解的，一个虚假的学说，将一个赝伪的理念提高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怎么会吸引一些真正爱好真理的人？答案隐藏在一部可疑的讲义中：“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朝闻道，夕死可矣”。

然而，那个最重要的追问始终没有出现。即，谁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敌人？难道不是那个躲在深宫、强奸妇女的王吗？但没有，他们把罪责归咎于一些给皇帝端茶递水乘机打小报告的人，他们认为这些过早做了变性手术的人才是真正的祸根。是他们私自篡改了来自皇帝身边的伟大口令，并使人民和他的血肉联系受阻。“横议”要做的就是将愤怒的嘴唇相加成“八俊”、“三君”、“八及”、“八厨”，然后汇合成一股“清流”将他们冲走，或者将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还原到最初的工作中去，即，除了打扫卫生，不再管别的。但，是由文官来传递口令还是由宦官来传递口令，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在一个“家天下”的社会里，雇佣谁来治理天下，不是他自家的事么？用得着或允许别人“横议”么？

因而，就人格的范畴而言，李膺是我崇拜的英雄，而在形而上的领域内，他又是我贱视的庸人。允许我忍心害理地说一句，一些被儒家的伦理乌托邦所激怒的道德英雄从来就是些精神的矮人。但“仁”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却千年不败地开在智慧的麦加，像罂粟一样鼓励所有的孩子都向她飞吻。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汉太学生殉了他们的“道”，背影有点像圣者保罗。

驴鸣和阮醉

越过东汉性感的黑暗，历史就翻开了血雨腥风的一页。一连串辉煌的姓名，祢衡、孔融、嵇康、山涛、谢灵运、范晔、何晏、潘岳、郭璞、裴颜、谢眺…….纷纷死于暴君的刀下。面对一个阴霾遍布、鬼气森森的世界，“处士”们的嘴唇都不再愤怒，“横议”已成多余。实际上，在杀戮面前，一切智慧都显得滑稽和可笑，一切正义都显得奢侈而卑微，一切有关永恒的预约都变成了杀人者以历史的名义召唤傻x的谎言。而“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加缪语）。在东方，它是以一阵驴鸣为标志的，就像在欧罗巴，它是以一个叫默而索的职员开枪打死阿拉伯人为标志的一样，它标志着中国文化从此有了荒诞体验。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驴鸣。（《世说新语》“伤逝”第一）

这实际上是一场古老的行为艺术。鉴赏时，我们不能忽略两点：第一，带头学驴叫的是魏文帝，一个花花太子，一个把弟弟逼得七步成诗的南面君主，却嘬起双唇，以身作则，说明人对生命的自觉是超阶级的；第二，东汉太学生是用激烈的批评夺回被“宦者”淹没了的“人声”，而魏晋的名士却是用不中听的驴鸣来否定被礼教异化了的“人声”。在这儿，人和驴的关系是颠倒的：人通过模仿驴的歌喉来达到对荒谬的反对，从而婉转地表达人对世界的“恶心”；驴则借助人的声带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并暗示了“人不如驴”的时代主题。这就是这场发生在一千多年前“驴鸣”的大致意义。

但曹丕是不是那个时代对荒诞体验最深的人？显然不是。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家世阻止了他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以外的世界。生他之后二十三年，有阮籍者出，《魏氏春秋》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在这儿，“独驾”是一个深远的象征，说明他想只身肉搏黑暗的人生，而“不由径路”和“车迹所穷”是一个因果的两端，说明他不想蹈袭前人的路径，他想尽可能“多”地占有人生，而结果却是由“不由径路”预定了的，那就是在空间的迷津中搏弈，最后铩羽而归。相对于前去途中的兴致勃勃，我更欣赏返还途中的阮嗣宗，这时他已擦干了眼泪，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的局限，那就是，人就是人，人不可能成为他所不是的任何东西。

这样，一个荒谬的人有难了。他首先是一个清醒的人，一个清醒地意识到世界无意义的人，而后还必须是一个反抗的人，反抗是他在世的唯一使命。加缪说：“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发现荒谬，而是从中引出的结果和行动准则”。在他看来，荒谬仅仅是个出发点，重要的是在荒谬的条件下如何行动，是以死来结束荒谬的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世界以意义？

从这个角度上讲，阮籍只是一个觉醒者，一个在荒谬的世界中睁开了眼睛，而后被吓坏了的人。他行动的左腿已迈出了大门，但右腿却永远没有打算跟着出去。他的全部醉酒，都是用“不清醒”来取消对世界的恐惧，都只是一厢情愿地以意识的不在场来退出荒谬。因为“荒谬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

但相对于被无数双精致的小嘴夸大了的“痛饮”，我更欣赏醉酒前的阮嗣宗。那时，他明知自己的荣耀短暂，明知再长的醉酒也有醒来的时候，但他不惧惮，不惧惮梦醒之后的无路可走。他要在喝酒之前经历一番剧场般的多样人生。迷离恍惚中，无数劫的生与死、友与仇、过去和未来的万千悲欢，都颠倒错位，成一个塌方的星空向他涌来，但他依然换着大杯，依然扪虱而谈。

这就是著名的“阮醉”。那只在无数的文人、学士、贩夫、走卒口中传唱的酒桶，今天又按时来到一些患软骨症的学者、教授嘴中，像一个邻家少女怀孕的谣传。

广陵散

相对于“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发言玄远，口不藏否人物”的阮步兵，嵇康，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身体力行的手工业工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抗者”。

他的伟大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荒诞，但他不打算借助酒精来取消荒诞。在他看来，活着就是要让荒诞活着，要让荒诞活着，就得像打铁一样徒劳地反抗着。

在这儿，刘义庆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象征性的命运全息图，它的奥义远不像锻铁本身那样单纯。毫无疑问，嵇康是贫穷的，但打铁本身又使他一生处于阳光之中。这样，在贫穷和阳光之间，他成了一个奇怪的斡旋者。贫穷使他不相信阳光之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本身又告诉他，贫穷并不是活着的一切。打铁本来可以致富，可“不受值”的经营理念实际上使这种沉重的劳动完全沦为无效。但他并不辍槌，依然常年圪蹴在一棵繁茂的柳树下“自锻”，就像他明知道膛内的炉火并不能照亮身外的黑暗，但他还是不停地让向秀“鼓排”一样。这种徒劳的努力使得嵇康拥有了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壮。

相对于打完铁后与朋友们吃茶喝酒、藏否人物的嵇中散，我更喜欢锻铁中的嵇康：那时，阳光照耀着他古铜色的臂膊，膛内的焰火辉映着他一张临风玉树般的脸。这时，贵公子钟会驾轻衣肥，宾从如云，来到施工地点。趋前者二，讪笑者三，但他“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

这是一个敢对生活说“不”的人。“说不”就是以自己的精神反抗命运的束缚，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占有人生。嵇康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本来是一次绝好的升官机会。他的朋友山涛由吏部郎迁大将军从事中郎，欲荐嵇康代替原职，而不料嵇康却修书一封，与之绝交。痛斥山涛荐他是“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称自己“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身子不痒，便不洗澡，小便不急，即使尿胞肿胀翻滚也不想起床，岂能为官？

祸殃从此而来。在一桩与朋友吕安牵连的案件中，他遭人诬陷，就是那个先前在铁匠铺前拜谒嵇康遭到冷落的钟公子向司马昭进献谗言，嵇康遂被下令处决。

那一天云霾渐散，天空呈现出一片惊惧而悲伤的乌蓝。嵇康披枷带锁，来到东市。沿途有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愿，但他目不斜视。在行人的一片唏嘘叹息声中，他想起了《老子》中的两句话：“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你看人家阮嗣宗不是“勇于不敢”者么？他还想起了一次云游汲郡山，大隐孙登临别赠言：“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今果应验。

但他依然气定神闲，依然风神潇散。面对死亡，这个中古时代最富智慧的铁匠，将手一扬，要哥哥嵇喜装好琴架──企图以美妙的琴声惊呆死神，从而在它被艺术震撼的当儿逃亡。这说明他至死都在反抗着荒诞。

此外，操琴者还有个小小的遗憾：当年有个学生袁孝尼要跟他学奏《广陵散》，而他“靳固不与”，致使“《广陵散》于今绝矣”。这个细微的哀叹触及了一个存在主义的最大命题：人本来可以通过“已经有的一切”自救，从而也救赎别人，但由于人念念不忘的是未来的机遇，从而失去了现在的自由。这就是加缪的剧本《误会》警诫我们的谶言。

呐喊

一个童话诗人，一个到处遭遇放逐的俄罗斯苦难的魂，一个携带六弦琴的文学哥伦布，梦寐以求，登上假想的东方，在遭到一个以野蛮和骄纵著称的帝国驱逐以后，饮风餐露，来到中国。

可三百六十五日过后，爱罗先珂，一个盲眼人，一双习惯于俄罗斯土地上百鸟朝凤的耳朵便再也无法消受一个帝国坟场般地寂寞。他眉宇微蹙、面目愁苦，夜夜怀想旧游之地缅甸的美妙夏夜，继而说出“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然后怒不可遏地离去。

觉醒者的悲愤就是这样被点燃的。他们先是飘洋过海（这与祖先的“乘桴浮于海”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谦卑地学习敌手的政教、思想，然后迫不及待地归来，向沉睡于铁屋中的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叫起来。

这注定是一个充满艰辛而又屈辱的过程，因为这必将招致暴君以及暴君治下几乎所有臣民的精神反扑。但启蒙是什么？启蒙就是将人的声音灌输到“类人猿”的耳中，使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自由发声，从而避免成为阔人猴宴中的极品。启蒙者就是那些喊山的人，就是为一个长期喑哑的种族安置喉咙的精神医生。而思想的差异又丰富着呐喊的风格。李守常是一个墨侠兼容的实践家。他“走向民间”的呼声与其说发轫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是传统耕读主义的延续。胡适之则是一个“研究中国学问的美国人”，他一生渴望理性、渴望秩序、渴望在一个古老而凶恶的暴力帝国内部建立一个人权与约法并行、自由与民主双赢的好人政府。可他唇焦舌敝的“实用主义”劝谕并没有把一个流氓政权踅入宪政之道，相反，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里，他清醒而刚健的声音必然要招致来自左右两翼的联合诟病。这就好比一场球赛，必得人人遵守游戏规则，裁判才显得有意义。否则，他关于公正与违规的呼声只能留待后人。

只有陈独秀是一个例外。他是一只从黑暗王国里飞出来的隼，双眼如矩，羽毛横披，却命定从一个乡愿而充满卑怯的种族上空起飞。这个思想家，这个行动主义者，这个启蒙浪潮中狂飙突进的英雄水手，一生五入监狱，最后一次是1932年10月，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缉拿了他，在由沪赴宁的囚车上，“五四”的总司令竟酣睡达旦、如居卧室。但他艰苦卓绝的努力并没有赢得一个恐惧自由的种族的广泛敬意。相反，就在这次被捕后，一致要求“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不仅有新疆省主席、湖南清乡司令以及形形色色来自三民主义政权中许多省、市、县、乡等“党部”单位，甚至连远在瑞金的《红色中华》也发表了幸灾乐祸的消息——而他至死都在研究着，如何用一种快捷的手段达到民主的目的？这是否意味着必须借助于一种血肉横飞的暴力？他思想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国家、民族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动力，而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制度是应当保证少数人拥有“异端的权利”。

这是一具充满风暴的灵魂。他筚路蓝缕的一生使人想起“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伟大旋律。

而“最后／你选择在水上。抹平／一生坎坷的脚印。成一幅／白纸：等待另一次再生／我苦难的王／诗歌的父亲”。一个现代诗人沉痛地记录了以上的几行。让我再补述一笔：1942年5月27日，这个一生鼓吹科学的启蒙老人，不堪忍受胃肠病之苦，误服蚕豆花水，中毒，辗转数日而亡。于是小小的江津有福了。

现在让我们谈谈鲁迅。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精神的王，被一种来自造化深处的机缘判定，要荷戟彷徨，为一个风雨如晦的种族值更，而相对于陈、胡诸君，他又是最晚加入五四阵营的人。当怕狗的钱玄同征衣褴衫，来到会馆，请其出战的时候，他显示了一种异常可疑的冷静。那时，他的全部生命都集中于一个纯粹倾听的动作。在一堆拓片与佛经的包围中，一个不幸的人辛勤地竖着耳朵。以至于十年的光阴逝去，当这个人从一棵近乎神秘的槐树下坐起，他已经完成了对一个衰朽种族的深度谛听。

此外，关于这个人，我还能说些什么？或许我可以说，他的绝望哲学诞生于他不幸的童年。在药店和当铺间常年奔走的这个可怜的孩子，由于过早地洞悉了尘世的奸险，以至长大后他对一切眶外的眼泪和皮面的笑容都保有一种最深切的疑虑；我还想说，由于这个人一生领略了太多的侮蔑、嘲弄、打击、利用和有形无形的暗箭，使他常常横站着以应付来自四面的攻击，即使卧榻之侧也常备两把短刀，一把用来自卫，另一把用来自绝。

奇怪的是，这个绝望的人并没有导向这个因果锁链的必然一节：厌世和颓废。他从一个纯粹儿童的恶作剧心理──“捣乱”──出发，然后迅速演变为一个种族历史的自觉行为──“呐喊”，而“狂人”就是第一个被安装了喉咙的冲锋队员。在大师的笔底，他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披头散发，脸色乌黑，一颗深自忏悔的灵魂被自食和他食的仇恨灼烧得面目全非。而作为一个人──实际上他自身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他被大师安排，主要是作为一个种族罪恶的象征物在黑夜里出现，而白天他则要敲动木鱼，收集来自全体国民的嘱咐，以便向所有惨死在道德美名下的怨鬼招魂。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伟大的启蒙家已经深入到了母族意识的核心，趟过时空的界河，我看见一个衰朽的母亲愁云惨淡，坐于文明的深处。从那里她发出一声声浩大的叹息。而它的洞晓者──　一个三十七岁的肺病患者，没有就此歇息，越过“呐喊”的丘陵向上攀登，大师遭逢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彷徨”洞天。

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真正值得喝酒的事件，因为没有一部作品能像《野草》一样将现代汉语的灵魂空白展示得如此绚丽。“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从这个意义上讲，狂人不是人，他只是一个种族历史的呕吐物，被判定以一个集合名词的形式出现。而当白天的喧嚣过去，大师这时要单独面对自己的上帝。在这样一个幽昧的时刻，存在的困境像鱼泡一样浮出水面，而抓住它的手却像虚无一样抖动着、颤栗着，“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失语”的窘迫像梦魇一般攫住了大师的心。他叫啸、挣扎、奋力地往外脱，像被蟒纠缠的拉奥孔。然而一个古老种族的文明“无声”，像巨兽一样已经在他诞生之前就吞噬了他的想象力。这时，他只能“抉心自食”。──《野草》的价值就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种族的先觉者在面对自己言说的“黑洞”时所产生的无比焦灼与疼痛。觉醒的灵魂已经有了言说的欲望，但欲望和欲望的满足之间依然有一个巨大的裂缝需要填充。

而后期的杂文写作正是这样一次以个人力量腾空种族意识的文学尝试。在这儿，种族历史的经验被缩略为一个叫做“国民性”的东西，而“国民性”则是仿照一个叫“西方文明”的参照物制成的一面罪恶的镜子。从它里面我们照见了自己的卑怯、凶残、愚顽、颟顸以及奴性天成的丑陋容颜。“国民性”批判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抹去三纲五常、进退揖让的丑恶记忆，搬空一个古老种族的所有生存经验，以便接纳一个新型的、现代的、把人当人的意识体系。

为了这个搬迁工程的顺利进行，这个和善的人竟变得愤怒起来。他把一种古老的、含混的、四平八稳的廷臣语言，通过自己的生气灌注，直接锻造成一把把“投枪与匕首”刺向一个没落种族的所有疮痈──形形色色的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各式各样的巧徽章：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一切都必须面对新的拷问──这使他成为本世纪以来拥有论敌最多的作家，也使他自身在汉语毁灭性的爆炸实践中耗尽了真身。在1936年那场著名的葬礼中，“愤怒明王”的尸身不足八十斤。

小草在歌唱

在所有我所看得见的事物中，惟有我的母族是真正不朽的。纵观世界上一切古老的文明形态，只有它历经无数兵灾祸乱、水旱蝗害而独能炼气养神、散拿吐瑾，安然地度过五千岁的寿辰。它仿佛练就了一种奇怪的金枪不倒术，只要它愿意而且发功，就能逃脱上帝的死亡法则。

具体到“现代史”上，它躲避劫难的思路是这样的：当一场号称为“新文化运动”的风暴降临时，它先是抵抗，继而装死，像一条老于世故的虫。而当“五卅”的枪声过后，一大批新文明的播种者，青衫尽除，换上紧身的征衣以救亡图存时，狡黠的母族却从后方苏醒，并借机反扑，像寓言里那条冻僵了的蛇。而外御其侮的胜利并没有把一个腐败的种族从专制的路上拉回，相反，在一个启蒙思想还没有深入人心的国度里，战争只会加重极权的阴影。二十世纪的历史也以血的代价向人们宣示，一个已经停尸待葬的暴政“木乃伊”如不被钉死棺椁则随时都会借尸还魂。

这就是一个种族发生十年抽风的真正原因。它的代价除了七千亿元的有形损耗外，更重要的是它抽去了一个种族赖以生存的自尊、自信以及面对真理时的抗暴基因。捧红踏黑、落井下石、卖友求荣、认贼作父、有奶便是娘，奶大的就是大娘，而大奶嘲笑小奶的干瘪和妒忌，小奶则抱怨大奶的压迫和挤兑，这就使“文革”期间全国各族人民相互团结而又充满怨憎的情形具有了某种历史的普遍性。

然而，也有一些人是不在罪中的，比如张志新。根据最新的《南方周末》报道（1998年8月7日），这个不平凡的母亲，这个在百兽率舞的时代里残存的文明孤本，为了守护一个“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的人生信条，曾不惜忍受拷打，最后“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一个以毛远新为首的皇家卫队──狄马注）的回答是：装疯卖傻！”而摄于国家暴力的淫威，烈士的妹妹不得不忍气吞声，直到最近才有可能说出事情的真相：事实上，张志新在被捕期间，曾多次遭到轮奸和强暴。

最后震惊我的是她临刑前的惨痛情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而据说割管就戮的范例，张志新只是其中的第三十位，因为在此以前许多“反革命犯”临刑前曾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个细节不容忽视，它的深刻性甚至超过了冤狱本身：在一个黑漆漆的暗夜里，一条自由的喉咙就是一柄淬血的刀锋，它清脆、响亮，像一尾带哨的鸽音，穿过一个无人喝彩的星空，刺向一张张向暴政低头的麻木面孔。声音的历史从此改写。

而这个故事的结尾则带有某种寓言性：《一份血写的报告》被一个叫陈禹山的记者带回北京，通过层层审查，最后送达一个以平反冤狱著称的总书记手中，他异常开明，“一字未改”，只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是的，多少年了／谁还记得／这里曾是刑场／行人的脚步，来来往往／谁还想起／他们的脚踩在／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士的心上？（《小草在歌唱》）

一个叫雷抒雁的现代诗人淌完了鼻空里所有的眼泪，沉痛忏悔道：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像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我是共产党员／却不如小草／让她的血流进脉管／日里夜里，不停歌唱……最后庄严宣告：“千秋万代／人们都会把她当作榜样”。

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诗人的肤浅宣教。在泪浪滔天地哭诉张志新是“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士”之后，那个最重要的定义—— 一个人、一个神之子、一个造化用同样的精力锻造的血肉之躯——始终没有出现；在呼天抢地地表白自己是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之后，那个最基本的事实始终没有揭穿，即，一个人，一个男人——仿佛作者的全部罪过就在于自己是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如果自己不是军人和共产党员，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充当看客，至少可以不像黄继光和小草。

这牵涉到一个种族如何对待自己的灾难。也就是说，当灾难来临时，是跪下来顺服呢，还是站起来抗争呢？当灾难过去后，是站起来控诉呢，还是跪下来忏悔呢？那些世故的微笑，虚假的练达，深不可测的腐朽智慧，像尘沙一样漫过“反思文学”的角角落落。然而我们凭什么认定，他们所书写的“杂议”或“六记”，不是经过内心深处的“自我”有意无意地整合或粉饰的结果？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一本本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标高线上如老鼠嫁女般天真烂漫的“回忆录”？当几十年的时光过去，那些形形色色的撒谎、构陷、叛变、告密……变得像云雾般的虚幻时，他们中有谁敢面对后世子孙花骨朵般翘起的嘴唇：“你们中有谁是无罪的？”

没有人能回答。我们只知道，割喉管的人是无罪的，刑讯逼供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检举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不敢据实报道的《光明日报》是无罪的，施暴和轮奸的人是无罪的，那么，谁有罪？谁干的？这个问句像一柄玄色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一个健忘种族的头顶，像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追怀与响动

现在，翻过时间的业障，那些风流的影像、俊俏的神姿、梦一样自由的思想之花，如海市蜃楼般消逝于历史的暗夜里。只有我，一个追思者，还停留在时间的感伤之中。

我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个午夜，我和我深爱的祖母躺在一个乡间土炕上。在临近三更的时分，忽而听到一阵翅膀拍击屋顶的声音，接着传来一声低弱而锐利的惨叫，祖母说，是雁过也，它们要赶天凉飞回南方的家。我说，不对，在这么黑的天上飞行，谁来为它们执掌马灯？祖母说，别问了，傻孩子，她们的眼睛就是一盏盏明亮的灯。我于是就在迷迷登登中入睡，起初就梦见一个白发老人拿着刀具要给我换上那“明灯”似地眼睛……然而祖母推醒了我，这使我有幸听见了一组童年时代最悲切的声音：像一滴露水穿过一堆断草的枯茎，像一道细流在石缝间低回悲鸣，又像一个病弱的童女躲在墙角暗自吞声，当一阵痉挛似地惨叫掠过屋顶，进入我的耳鼓时，祖母已穿好了那身对襟的棉衣。

这以后，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个雏雁在屋檐上挣扎死去的情节。它的嘴尖尖地伸进泥土里，而躯体则不停地颤栗，抖落起来的褐色羽毛被风吹起，又无言地落地。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她被死神攫取的最后几秒里，我看见从她无助的眼睛──我梦寐以求的明灯似地眼睛里──流出一滴晶莹的泪水，然后便默默地关闭，像关闭了一座神秘的庙宇。

大约过了好多年，具体地说就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一个下午，我坐在教室里学着崇高的数理化，我的理想是在学年考试结束后，胸前能挂上一枚“模范共青团员”的徽章。顺便说一句，那时的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纯洁得像一个唱诗班刚招来的女童。然而，外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砍伐声，那铁锹、斧头杀戮树根的声音，使所有的学生来不及听到铃声就冲出了教室。这时我目睹了我在青春时代最为惨痛的一幕：在正午的阳光下，一群无耻的屠伯正在挥舞着锯子。他们的脚下横亘着树干和树枝，头上则盘旋着乌鸦和麻雀——那些黎明即起的我们可爱的伙伴。一棵小树无言地倒下，在背朝我落地的一霎那，我的灵魂深处忽然发生了一阵惊惧，我知道它来源于我童年时代的那场莫名神启。一种几乎是凭借直觉的判定，这是一场人性与反人性的战争。我飞奔着冲到楼下。

这时，我的身后传来一阵由无数“噢、噢”加起来的怒吼，我知道它来源于我同伴们的口中。它联合着天上的麻雀、乌鸦，汇集成一团看不见的风雷，飞快地掠过伐倒的树木，共同制止着一场血淋淋的荼毒。我看到伐木者的手“顿”了一下，我知道那是利欲熏心的灵魂被声音构成的闪电照了一下。就在他们漆黑的灵魂被强光照亮的时分，乌鸦和麻雀又尖锐地叫起，它等于向世人宣告：看，这些伐木者的灵魂，远远地在我们之下。

然而屠伯们并没有因此住手，在一场发源于良知深层的声音起义被严厉地弹压后，生活陷入了一种无耻的嘈杂之中：警笛，喇叭，此起彼伏的叫卖，浅薄无聊的广告，人民日夜不息地麻将喧闹，移动电话随地大小便般地公然炫耀，电子垃圾，各种心灵热线、有奖竟答，以及无数从星罗棋布的歌池、茶秀、美容院、按摩坊、低等旅馆里走出来的改名为“小姐”的妓女肆无忌惮地调笑……所有的这一切都给我们一个假象，即，相对于禁欲主义时代，人民普遍安装了喉咙，就像安装了一部可以随意拨打的程控电话。

但没有谁在这些“响动”中获救。注意，是“响动”，而不是“声音”，对这两个词语的准确把握使我们对物欲主义时代的一切聒噪都充满疑虑。

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声音的花园行将坍毁的年月里，那些没有灵魂的空气振动并不能给小信的人们提供最终的出路。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陪妹妹、下岗工人、农民兄弟、城市小业主，这些受欺压的流泪，但没有歌曲安慰他们；权豪政要、公安战士、乱收费的税吏、爱打人的乡党委书记、划开肚子然后要红包的医生，这些欺压人的有势力，但同样没有歌曲安慰他们。

我于是常常见到这样一种“独语”景象：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或女人在街上走着，周围并没有他（她）熟识的人们，而他（她）或面带微笑，或稍显愠怒，旁若无人地喃喃自语着。这其实就是人在丧失普遍关怀后的一种自慰现象。说明鸡零狗碎的快乐，俯拾即是的谎言，神经错乱的发泄并没有遮蔽人对心灵世界的内在渴求。它成为我对一个人和种族抱有最后信念的依据。

而人的真正困难在于：假如他从来就是这样的，从来就是生活在一个狂躁不安的世界里的，那么，他就不会对任何终极性的静穆、和谐抱有任何先天的印象和观念，他就会像一头在污泥里长大的猪一样自得其乐；但他从不满足，从不以眼目的享乐为足，因为他曾经有过幸福，有过完美，眼见过伊甸园的永生和缄默。因而，他的痛苦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的痛苦。他的所有懊恼、愤怒、耻辱和不安都来自于那个复辟的企图——而我是敲钟人，在那个至高者的廓大声音没有全面传来之前，我不想单方面播散有关信仰和爱的神圣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