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陈嘉映出版哲学教材《语言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十年之后，在二○○三年版的基础上，经过增删与改写，以《简明语言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年版）为名重出新版。作者承诺，相较于旧版而言，新版的字数和错误均有所减少，但内容却少有损失。有必要指明的是，此书虽说以教材的形式出版，但从学界的反响来看，大都将视其为学术专著。
从全书的总体架构看，贯穿始终的是作者对哲学是什么、语言是什么以及富有意义的言说和生活何以可能等问题的深切思索。而且，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性介绍的同时，作者时不时跳出此限，将具体分析接在更为一般的层次上，力求对所论诸问题有通贯的理解。
陈嘉映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理解，依托于两个大的思想史背景：一是近代科学的兴起，二是二十世纪哲学领域内的语言转向。而且在他看来，这两个大的思想史事件，有其内在的联系。具体说来，即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成熟，使得"今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已经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的科学家-哲学家。"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哲学与科学不再连为一体，而是彼此独立，相对分离了。如此，"当概念考察明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后，语言转向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哲学研究中的语言转向，其所带来的一项误解，是认为从此之后，哲学的大部分工作将由语言学家来承担。更肤浅的理解，认为概念考察就是查字典。针对此一趋向，陈嘉映明确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别："语言学家旨在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直到掌握这一机制，哲学家关注的则是凝结在语言中的人类理解，他通过对语言的理解来理解世界。"更一般地看，陈嘉映对此差别的强调，标示出哲学与科学之间的根本不同。但哲学与科学彼此独立，却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沟通的可能。陈嘉映说："哲学家可以从语言学汲取营养，就像从各种经验和各门学科汲取营养，不过，一，语言最系统地凝结着人类理解，哲学关注语言现象更甚于关注另一些现象，因此，无论有没有语言转向，哲学都始终会关注语言，而对（例如）地质的关注却是特殊的兴趣。二，哲学无法从高度形式化的科学汲取多少营养，语言学的一些分支如语义学，原则上不可能高度形式化，它们将始终与哲学反思密切联系。"
谈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张志林坚持认为，"对今日的哲学来说，为科学奠基乃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哲学家应怎样看科学？--兼评陈嘉映在<哲学 科学 常识>中的有关论述》，载《哲学分析》，二○一二年六月，第36页）而陈嘉映对此的理解，则要低调得多。他明确指出，"我一般地认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不需要从外部为自己寻找'元层次'的基础，不需要哲学或逻辑学来为自己奠基。元数学、元物理学，要么是哲学家的非分之想，要么是这门科学内部从未中断进行着的一项工作。"从这里我们亦可看出，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不同观点，其实意味着对哲学的不同理解。
早在二○○七年出版的《哲学 科学 常识》一书中，陈嘉映就明确提出，哲学的主要工作，当为概念考察。在二○一一年出版的《说理》一书中，陈嘉映进一步认为，哲学之为穷理，而概念考察则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此专门性的工作之外，哲学当有经验反省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它在许多情况下不同于常识，甚至是对常识的反对。在《简明语言哲学》一书中，作者写道："在我看来，哲学是对自然理解的反思，以使自然理解融会贯通，因此哲学固然倚重凝结在自然语言中的自然理解，却不等同于自然理解，哲学结论不是民意调查，相反，哲学总是反某些常识而动的。"
接着关于哲学的谈论，再来考察语言问题。陈嘉映关于语言的理解，连在其对语言与世界、语言与生活、语言与思想、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的关系、语言分析、语言翻译等具体问题的考察之中，立体而丰富。
将语言视为工具，是一个常见的理解。但如何理解工具，则是一个问题。在革命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工具多被理解为具有改天换地的功能，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自然也不能例外。但工具有多种，亦各有其功能。陈嘉映说："维特根斯坦曾特别提到尺子这类工具不同于钳子这类工具，后者改变事物的状态而前者不然。就此而言，语言更接近于尺子这类工具，语言主要不是因果地改变现实的工具，而是述说现实、理解现实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则可以说，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世界，或者不如说，世界在语言的层面上成像。
我们使用工具。但使用工具本身，却是一项活动，它连着实际的生活。陈嘉映说："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会问：朋友有什么用，下棋有什么用，艺术品有什么用，哲学有什么用。但这些问题通常没什么意义，我们享用这些，而不是使用。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使用语词，但我们通常并不使用句子。我们用语词造句，而说出句子就是说话。说话这种活动编织在实际生活之中。"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说生活有什么用，因为生活以其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
"说话这种活动编织在实际生活之中。"照此理解，我们学习语词、理解语言，亦是生活中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关于理解，陈嘉映指出："好在我们不是从怀疑一切开始的，并不需要哪种逻辑分析能够从一上来就杜绝了每一种误解的可能性。理解的过程也不是无穷无尽地消除误解并在最后达到确定性，理解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孩子自然而然学会和理解一些语词。"语言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于此得以显示。
我们感受生活和世界，思索其间的种种道理，并试图有所言说。这种言说就是思想。思想在语言中成形。陈嘉映指出："思想确实不能与语言分离，但并非由于我们必须'用语言思想'，因此语言决定了思想；而是由于语言是思想的归宿，唯能达乎语言者，才是思想。瞪羚和猎豹没有语言，它们不思想。"
陈嘉映在考察语言的过程中，对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的关系问题，着墨尤多。这是因为自莱布尼茨，尤其是弗雷格、罗素及二十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以来，创制人工语言以置换日常语言的呼声强劲。而且这一思路，在某些专门的领域比如计算机中取得了成功。但总体而言，陈嘉映承认逻辑语言有其优势，但全盘替换自然语言的思路，则过于激进，亦不可能成功。陈嘉映指出："我们不妨把自然语言比作物品，把逻辑语言比作货币。物品都有或都可以有一个标价，在这个意义上，货币能够和任何物品对应，能够把物品'翻译'成货币。经过翻译之后，统计、结算等等变得方便多了，同时，在折合成货币时，不仅物品的其他性质消失了，物品之间的其他'价值关系'也消失了。因此，我们固然可以用逻辑语言来表征自然语言中的某些基本关系，但逻辑语言根本不可能取代自然语言。"
问题在于，如果不能替代，如何看待日常语言的诸多缺陷？陈嘉映提到，"日常语言哲学家并不否认日常语言经常出现歧义、含混和混乱，但他们认为，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在日常语言本身的层面上解决，而不能通过设计一种更完善的语言来解决。他们更愿意把自然语言中的语词的多义看作一种丰富性而不仅仅看作是含混。"日常语言哲学家的思路，大致属于改良派。改良派反对激进革命，其实是反对完美主义。极权主义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完美主义。而这一反对的思路，在语言层面上因转换视角而形成，陈嘉映指出，"碰上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人一下子走得太远，希望全盘克服一切不便，发明出一种理想语言，把思考和说话变成一种全自动过程。其实，唯有不完美的世界才是有意思的世界，我们才有机会因改善因创新而感惊喜，因绕过陷阱、克服障碍而感庆幸。"于此可见，在改进日常语言的问题上，陈嘉映是个温和派。
创制人工语言以取代日常语言的思路，完美但幼稚，并可能因其对人类经验的极端蔑视而带来严重后果。在"奥斯汀论日常语言"一节中，有如是反省："要用我们一下午躺在摇篮里想出来的东西取代万千年千万人经验的结晶，不亦妄诞乎？"而这样一种关于语言的看法，大致亦符合晚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冯克利指出，维特根斯坦"常把语言比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认为理解这个有机体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它自由地游荡，观察它的习性。因而他也强烈反对'私人语言'的说法，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创造'出一种语言。虽然我们不好把这些反映着后期维特根斯坦观点的话硬往别的领域上扯，但是假如把这里的'语言'一词换成哈耶克那个著名的概念'自发秩序'（也可以换成门格尔的'价格'），它们在认知形式上的同构性却是显而易见的。"（《维也纳人》，载《读书》，二○○○年第四期，第69页）由此可见，有关语言的种种思考，在一个意义上，有其深刻的政治意涵。
分析哲学的基本主张，认为哲学就是语言分析，而且主要是语言的逻辑分析。在陈嘉映看来，逻辑分析有其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凡事都需要分析。换句话说，一些现有的东西，即使不经分析，也可能是清楚的。陈嘉映指出："我们是在没说清楚的时候，才需要再说些什么，再提供某种解释、分析，以期事情更加清楚，并不是说得越细、分析得越多，事情就更清楚。仿佛从来没有一句话本身就是足够清楚的，仿佛'经过分析的句子'天然具有更清楚、更合乎逻辑的意思，仿佛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在说什么，要等哲学来帮我们分析出句子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这就是说，分析有其条件和限度，而一种不由分说的彻底分析，其实并无意义。分析为理解服务，而我们的自然理解，总是在某一特定情景中，连在特定的层次上。脱离周边环境的彻底分析，反有可能使本已清楚的理解，变得怪异或不可解。
有关语言分析，陈嘉映进而指出："把蕴含的东西展开、摆到明面上说出来，就是所谓分析。被分析出来的东西，在一个基本意义上当然是在那里的，像康德所说的，它已经'隐藏在里面'（versteckt）。但它不是以分析好的形态停在那里的，分析有所取舍和重新安排。所以，分析的结果既可以说是发现，也可以说是发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进行分析，例如分析当前的局势以便制定出我们这个组织的行动方案。在理论工作中，分析是为支持或否定某种理论服务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学角度、社会学角度或心理学角度对一篇古文进行分析。"如果说上一段的内容，是对彻底分析有所不满的话，那么本段的要点，则在于指明本无纯粹的分析。也就是说，分析依赖于理论，为特定的目的而服务。
二十世纪后期的西方哲学，对语言翻译的问题多有探讨。陈嘉映的观点，大致在一个弱的意义上，认为翻译是可能的。但这里的翻译，却不是平素意义上的一一对应，而是意味着某种新的理解，甚至就是创造。但无论如何创造，都有一个背景，一种先在的理解。陈嘉映在此书第十一章介绍"蒯因"时说："我们从来不是悬在空中来选择并排排在地面上的各种体系，我们一开始就生在一个体系之中，我们从一个特定的体系出发来理解和'翻译'其他体系。我们的确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跳出'自己身在其中的体系，理解甚至选择异质的体系，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我们如何'跳出'，而不是从无牵无挂的境界进入哪个体系。"从这个角度看，陈嘉映认为彻底翻译不可能。
有了如上对哲学和语言的若干理解，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而只不过是暂时的停顿。最要紧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恰当地理解"说"？哪些可说，哪些不可说，并非一目了然。可说的是否意味着全然说出，也是一个问题。或者还可问，"说"有其限度吗？我们如何富有意义地言说和生活？
陈嘉映说："人生的意义可说吗？我们当然不可能像说清楚力学公式那样单用语句就能说清楚人生的意义。教师不能在课堂上在书本里给出人生意义的清楚答案，这也许让学生失望，但稍作思忖，却实在是件幸事：如果我们在课堂上已经弄清楚了人生的意义，那么我们走出课堂后还做些什么呢？生活的意义是活出来的。只不过，人生不是无言的，言说不仅是人生的一部分，人是在语言层次上生存。"哦，"生活的意义是活出来的"，这是否是在说，问"人生的意义可说吗？"本来就是个错误？是不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这是不是把人生的意义这个严肃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了？
如此一来，好像有时候不说什么，反而更有意义。但这又将真理置于何地？不说就是遮遮掩掩，但真理是赤裸裸的啊。是不是有时为了富有意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牺牲真理？求真还是一桩有价值的事业吗？针对此类困惑，陈嘉映分析道："求真，当然是要去除掩蔽，但五色令人目盲，把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因此，求真者必须把奥秘作为奥秘加以荫蔽。聪明人把世情人心的隐秘莫测都晾到打谷场上，世情人心的真相却被晒干了。在这个意义上，'对不可说之事应当保持沉默'应能得到理解。在这里，不可说与不应说合二而一。哪些明说，哪些以最丰富的形态蕴含在明言之中，这是说的艺术、说的力量。"
这样看来，认为真理是赤裸裸的反倒是个错误，因为赤裸裸的真理没有意义。故而，事实只有当以富有意义的方式说出，才呈现出真相。有关意义与真理，陈嘉映进而分析："真理不止于事实，真理是通过事实展现意义。把注意力自限于'陈述的真值'时，我们就已经错失了言说的本来面貌。真理不是一个现成句子或一个现成的可能事态和事实相符，真理总是具有揭示性的。有所言说的话语揭示出某种一向尚未得到揭示的东西，使这种东西得到呈现或曰'反映'。托尔斯泰在这个意义上是'俄罗斯的一面镜子'。"
富有意义的生活，大致与游戏相似。陈嘉映说："游戏不是一些遵行规则进行的机械活动，游戏首先是乐趣、情趣、旨趣。它们与规则相辅相成--一方面，游戏自由自在不受功利计较的约束，另一方面，游戏一般都有规则，而恰恰由于有了这些规则约束，才有好玩的游戏。"将此对游戏的理解，与生活做一类比，我们大致可以说：过分懒散而不成形的生活，不成其为生活，或至少不能算优质生活。生活有其内在的规矩。但如果谁的生活严格遵循某一铁律，严整是严整，但却不免过分刻板，而失掉了生活本来的意义。
一种充盈而丰满的心智生活，大概是生活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心智生活的魅力，在于其深度；没有深度的心智生活，可能色彩斑斓但绝不能算丰厚。心智有秘密才有趣。平铺开来的心智，只见其松弛，而失掉了张力。陈嘉映说："心智若不能隐藏秘密就无所谓心智了。如果老大哥到2084年变得更加能干，不仅能监视你的一举一动，而且发明了测梦仪等一系列先进仪器，可以测知你的一思一念，那么，心智生活很快就会消失。"但如此说来，并不是说心就是"机器中的幽灵"，充满神秘色彩。陈嘉映指出："我们固然不能把心智理解为与行为举止相隔离的幽灵，但心智的确具有在行为举止中隐藏自己的能力，甚至，我们也许应该把这种能力的发展作为理解心智的主线。"可以看出，陈嘉映这一对赖尔行为主义的批评，其着眼点仍在于，如何使心智生活富有意义。
富有意义的生活，是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如果哪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能性了，说明这个人的生活已经死亡。个体性的生活是如此，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亦应当如此。没有"如果"的历史及现实，根本不值得留恋。陈嘉映指出："人们说：历史没有如果。这话自有它的意思，这意思却不是说历史学家不谈'如果'--那既不合事实又不合道理。已经不可改变的事情之所以还值得研究，历史研究之所以还有意义，全在于历史事件像别的事件一样从来都被理解为由各种不同因素构成的，是各种可能结局之中的一个结局。我们人类从可能性来理解现实性。现实世界只有作为诸种可能世界之一才能得到理解，才有意义。事情必须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人才不仅对事情作出反应，而且能够对它有所了解，有所言说；换言之，事物才能呈现其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纯粹的历史事实，我们就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尽管这样说，并不是想对实证研究有什么非议。
总起来看，陈嘉映关于哲学、语言及意义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中的是不走极端的中道精神。而这样一种精神，来源于其对理论及生活之复杂性的深刻体认，而这一体认正所谓生活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