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清华大学按照“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方艳萍，引起报刊和网络的热烈讨论。对于“非升即走”制度，有的非议，有的赞同，纷纷扬扬，莫衷一是。

清华大学1994年作出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职称没有提升，就不再续聘，这就是“非升即走”的由来。

（一）

我认为“非升即走”制度有它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一是如何按照大学的性质、功能和教师的职责，来制定职称晋升和“非升即走”的具体制度；二是在执行职称晋升和“非升即走”制度时，是否应该掺杂意识形态因素，甚至把意识形态放在主导的地位。

现在很多大学的职称晋升和“非升即走”制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都是以科研成果是否达标为主要标准。其依据是为了建设“科研型大学”。当然，建设科研型大学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建设什么型的大学，归根到底，大学的性质还是学校，是教育机关，不是科研机关；它的功能在于传承文化知识、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而不在于向社会提供科研成果；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发表或出版论著。

因此，大学制定的职称评定规则和“非升即走”制度，应该以教学水平、教学质量为考核的主要标准，科研成果是次要的。大学的职称，顾名思义，讲师是讲课的老师，教授是教学授业者，而确定和晋升职称的主要标准，却不是教学的水平和授课的质量，岂非咄咄怪事！

以科研成果为评定职称和非升即走的主要标准，应该是科研机关的做法。现在许多大学都这样做，是把大学等同于科研机关，混淆了教育机关和科研机关的区别，混淆了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区别，这绝对不利于大学的健康发展。

现在许多大学都设有研究所、研究中心之类的研究机构，有些研究机构还招收研究生，但主要功能还是科研。在这些机构里，评定职称和非升即走，当然应以科研成果为主要标准。而在一些以教育为主要功能的院系，则必须以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为主。所以，在设有研究机构的高等学校，评定职称和非升即走，应该有两套内容不同的制度。

（二）

如果按照大学的性质和教师的职责来评定职称和实行非升即走，那么，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萍就不至于9年晋升不了职称，甚至还应该由于她的教学优异而破格晋升，更不会非升即走。据《东方早报》7月30日报道，今年4月初，在方艳萍作了三年一度的述职报告后，外文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主任张为民作了这样的评语：“教学效果优异，深受学生欢迎。独特的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系里决定继续聘任方艳萍，但校方却根据“非升即走”制度，把她调离教学岗位，转为职员。

现在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清华大学应该没有例外。教师的评职和聘任是否也应该走走群众路线，听听广大学生的意见呢？已经毕业的庞博带着几十封恳求学校续聘方艳萍的请愿信，他说：“大家记得方老师当年的课给我们带来了很深远、终身性的影响。我们认为方老师是清华外文系最称职的老师之一。我们希望给学校未来的学生创造更好的机会，让他们享受到更好的教师资源，让清华留住好的老师，让教学上对学生认真负责、对学生终生影响很大的老师留下来。”2011年毕业、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就读的王蕾在她给学校的请愿信里说：“像方艳萍老师这样已经在清华园内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多年的人，才是学校最珍贵的财富，应当悉心爱护。职称固然是评价一个老师的标准之一，但未必能全面衡量他的贡献。”

其实，执行“非升即走”制度不是没有机动灵活的余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老师蔡剑锋已经做了8年讲师，没有科研成果，没有晋升职称，但他授课很受学生欢迎，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学生戏称他为“哲学小王子”，所以他能依然留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岗位上。蔡剑锋对记者说：如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他是随时都要走人的，因为他是两年一聘。但由于他的教学得到肯定，虽然“非升”，却没有“即走”。可见，执行“非升即走”的制度，是有很大弹性的。

方艳萍的教学也很优秀。她除上课外，每周约有25个小时用于批改学生的英语作文，根本没有时间写论文。受她教益的学生对她交口称赞。这些实际情况，应该成为可以灵活执行“非升即走”制度的根据，更何况西语系已经决定继续聘任，为什么校方却执意要把她从教学岗位上赶走呢？

（三）

我没有掌握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但从《东方早报》介绍的王蕾请愿信的内容里，却多少看出了其中的蛛丝马迹。王蕾在请愿信中说：“方老师让我重新认识了英文写作，她叫我们忘记为了高考而背诵的八股文，她鼓励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英文写作课，我们学习用全新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拷问那些不经审视的观点，重塑自己的价值观。”信里的话虽然比较含蓄，但足以透露方艳萍同清华校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与冲突。请看：忘记为高考而背诵的八股文，发出自己的声音，用全新的视觉观察这个世界，重塑自己的价值观。这不是向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挑战吗？王蕾的本意是要说明方艳萍教学的优点，她的英文写作课对学生的积极影响，不想却正好触动了校方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外文系副主任对方艳萍所作的评价：“独特的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为推荐续聘而作，却起了促进停聘的消极作用。这些后果，想来都是同他们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的。从事件的本身来考察，这与其说是照章办事，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歧视。

大学教育的意识形态化由来已久。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高等院校的调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教育歧途。意识形态的定于一尊，专制统治随着频繁的政治运动而日益严酷，使大学教育成为意识形态专政的禁臠。改革开放曾经给大学教育带来独立和自由的希望，但“8964”的枪声却堵塞了通向独立和自由的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党化意识形态化的浸润，不但五十年代建立的教育体制得以继承巩固，而且变本加厉，不但执政党成为高等学校的最高统治者，而且，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最高标准，成为衡量教学质量和论文水平的最终尺度。近几年来，中宣部编写出版了大量宣传官方意识形态的小册子，而且要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官方意识形态的阴影，笼罩着大学校园，支配着教学，指导着科研。这大概是方艳萍不得不“非升即走”的根源所在。

方艳萍没有被赶出清华园，而是转岗为职员，这不是她的幸运，而是她的不幸，她无法再在她所热爱的教学岗位上发挥她的优势，为祖国和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清华大学的不幸，把一个杰出的教学人才赶出教学岗位，毫无道理地浪费了优良的教学资源，是自杀性的愚蠢行为；甚至，就其象征意义来说，“方艳萍现象”还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不幸。探讨“非升即走”问题，接触到了当代教育体制的核心问题，接触到了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杰出的人才？”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最需要的是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具有独立的精神，才能抗拒权力的干扰和金钱的控制，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健康发展，培养出秉持独立人格的优秀人才；具有自由的思想，才能做到兼收并蓄，兼容并包，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使学生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建树，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积极力量。正是在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教育氛围里，才有可能涌现杰出的英才，诞育出大师级的人物。而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和在它背后的政治权力，却不遗余力地拒斥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因为这是危害专制统治的大敌。去年有关当局提出“七不讲”，把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引上新的高度。这个时候出现方艳萍的“非升即走”，也许是巧合，但绝非偶然。

六十多年来，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没有出现一个杰出的大师级人才，原因固然很多，而大学一直被笼罩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之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根源。如果不铲除这个根源，今后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产生不出一个杰出的大师级人才。这是大学教育的危机，也是中华民族的危机。要摆脱这个危机，执政党就必须放弃对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还大学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应该成为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方艳萍和其他类似的优秀教师就不会陷于“非升即走”的不幸遭际了。

2014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