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多来，世界上有无数人患上“周氏焦虑症”。而今天随着周永康贪腐案的正式揭盅，其中绝大多数人大概可以释下“我执”，安然睡去。由于周本人的位高权重，以及中国政治性反腐先于司法反腐的路径依赖，周案一种处于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状态。在主媒被严格规控的情况下，好奇者总是不断从新媒体那里搜索只言片语，并且极力调动自己的想象和思维能力。可以好不夸张地说，周氏焦虑症滋养了一大批时政分析家。正所谓福兮祸兮，善恶相因。

周是执政党十三大之后将近三十年内因贪腐倒下的最高层级官员，并一举打破坊间所传的“刑不上常委”的惯例，兑现了执政党曾经的承诺，既任何人不管其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则照样严惩不贷。执政党建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顺利转型。不管是治党治国思想路线分歧，还是宗派主义的权斗，均采行了路线斗争的解决方式，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致政敌于死地。且因为打上路线斗争烙印，那必然不是个别人个别问题，最后一定造成斗争的扩大化、运动化，甚至可能株连大批无辜。文革劫难，执政党为了切割历史包袱鼎故革新，曾采取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方式来使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秩序走向常态，则是告别路线斗争政治生态的有力佐证。十三大后以邓公小平为主导，开创一种隔代制定和平交接的最高权力转移模式，并表面上平稳运行二十多年。乃至有少量学者不明觉厉言称其为制度自信的重要构成。但此种权力运行构架，在宪制法理层面模糊甚多，缝隙太大，亦无民选架构下的选举权威，因此难脱新主依靠斩惩重臣立威的政治窠臼。江、胡时代先后有三名执政党政治局委员落马即是显例。以往即便有政治局常委层级的人深陷贪 n腐和重大政治丑闻，执政党亦采取内部消化平稳过渡的处理方式。此举既是为了暴露权力最高层的不团结，抹黑最高执政团体，又是为了防范彼此攻讦相互清算。互联网时代留给神秘政治太少的转圜空间，周氏集团贪腐之巨，祸国之列，已是千夫所指天人共愤。正所谓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执政党如果不顺应民意，揭开周氏邪恶之真面目，继续为周氏遮遮掩掩东躲西藏，则必然会造成执政权威资源的巨大流失。

如果说薄熙来事件酿成执政党执政的重大危机，那么周永康事件亦会造成执政党声誉的巨大冲击。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壮士断腕，断尾求生，亦可激活前行的正能量。通过对周氏果决处理，不仅彰显了执政党对贪腐的零度容忍，而且也能收拾人心重获民望，表明执政党猛志固常在，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绝非戏言。处理周氏的过程也是在吾国吾土进一步为权力祛魅的过程。既往总是对执政党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政治伦理预设，认为他们是全心为民，大公无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理想的丰满不断为现实的骨感所撕扯后，一切便打回到尘归尘土归土的原形。政治的经验主义样态证明绝大多数官员，若无良好的法治约束，便一定暴露出人性中的幽暗一面，一定会沦为无赖和小人。完全指望意识形态教化、道德自律、运动式的整肃，而不建立起良性的民主法治，那么就永远无法走出历史的三峡，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周氏是过去多年法治倒退的罪魁祸首，其罔顾法治，一意孤行，力推强力维稳，结果是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越维越不稳。周氏家族乃至狐朋狗党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卖官鬻爵聚敛国财。其涉嫌贪腐数额之举，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个人生活之堕落腐化，亦可能超出文学家之想象。总之对周之不法贪渎的最好形容，乃可借用执政党最为经典的话语范式，那便是丧失了党格、人格。如此大奸大恶者，以巨蠹来形容之似乎最为恰当。《后汉书.虞延传》有云：“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重烧。今考实未竟，直当尽法”。《新唐书 柳泽传》又曰：“用浮巧为珍玩，以谲怪为异宝，乃治国之巨蠹”。

周案暴露执政党内部民主的缺失和权力运行体制的短板。常委集体决策各管一块的体制，既可能造成议而难决、决策缓慢，又可能形成各自为政、“占山为王”。曾经有学人颂之为“集体总统制”，然其实际是弊少利多。先贤有云：吃堑长智。处理周案的过程，也是体制自我反省、自我修复的良机。周案的完全妥恰处理，曾经历了漫长艰难的过程，其后续的展开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可资预期观望的是：对周的司法处理是否会袭用薄的模式？以周之贪腐数倍于乃至数十倍于薄，周是否被判处极刑？还有可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是，周之强人形象到了庭审时会有如何表现？他是否能象薄那样有超人预期的“精彩”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