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是当代一个颇为响亮的口号。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试图重建、重构之，结果却是惊人地相似。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半遮半掩”、哈贝马斯“明目张胆”、后现代语境中的“立体重建”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中心”，历史唯物主义一再被改写、解构、重建。但我们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已经结束的变革，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学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的伟大的变革，而且是一次没有结束的变革。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诠释、质疑、批判、解构从来没有停息。一些学者选择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解读，挖掘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论内涵，用以解释和变革社会现实；另外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理论空场”，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这即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的理论初衷和着眼点。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到”重建论
20世纪的欧美社会，风云变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渡过了经济危机走向“复苏”，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却被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现实的反差必然导致理论的反思，历史唯物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此，一批具有左倾激进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怀抱人类解放的理想，提出了“复兴”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口号，由此出现了一股“回到马克思”的思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回到马克思那里，“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试图在新的框架内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学说，“重建”马克思主义。
首先，卢卡奇、科尔施、葛兰两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倡导重读经典、范本开新，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挖掘”、“补充”、“修正”和“完善”，如卢卡奇否定自然辩证法，过分强调“总体性”而忽视历史的规律性，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方法论却使之简单化；科尔施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再主要是哲学的方法，而是一个经验和科学的方法；葛兰西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历史总体，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主体问题进行再思考和再评价，必须深入明确人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首要要素；阿尔都塞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的出现，历史结构性的方法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他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多种矛盾并存的“多元决定论”，力求用重新解释过和重新修正过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回答当代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其次，处在同一时期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则更多的是置换和创新理解角度，从新视阈来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学者不同，他们着重于从某个视窗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空场，他按照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来“重建”人学观念，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恢复生命力，必须把人重新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他因此认为辩证法不是自然的规律而只是人的实践所造成的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是人学的普遍方法和规律。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赖西、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致力于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的研究，力图以社会心理分析去补充马克思学说对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分析，探索“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他们一致认为把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心理学同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结合起来是解决人与文明社会冲突的唯一可能的抉择。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早期学者力图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人道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批判的唯物主义”，确立“否定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肯定精神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第一性。
这个时期，学者突出强调时代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建构，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从工具实用主义出发，依据自身的理论建构和社会流行思潮来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肯定某个视域，相对意义上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却无形中否定其他，辩证法的漠视、片面夸大无产阶级意识等，理论脱离了社会实践，既抛弃了理论原本，也忽视了现实原本，这决定了他们重建的失败和错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目标，20世纪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都直接或间接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和“过时论”泛滥，重建者试图重新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出发点值得肯定。
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重建论
纵观西方的思想历史，就会发现，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组合与重建，并不是一种孤立行为。哈氏的行为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更是时代思想境况的折射。哈贝马斯所处的时代，前人或同时代的学者如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鲍德里亚、列斐伏尔、阿伦特等学者，还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进行过重读、重构甚至重建。他们的话语言说、重建路径无论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他们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建，才能重新具有理论解释力。他们常常选择重建这种方式来对待历史唯物主义。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文化批判理论都围绕着对现代性问题展开争论。现代性是否存在，是否已过渡到后现代性，现代性愿景是否可以实现，是坚持现代性还是彻底否定现代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主的反现代性文化冻结起来，宣称现代性已经死亡，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消失，历史已经进入由经济和社会客观变量相互作用决定的自主进化轨道。这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否定。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不是从批判理论个体主体的传统来探讨现代性，也不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否认和抛弃现代性，他认为传统理性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理性的终结，启蒙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启蒙观念的衰竭，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合理化导致了交往的不合理，把人的关系降格为物的关系，导致全面物化。正是主体间合理的交往可以消解工具理性的自律和异化性质，要扬弃科技的异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历史理性的关注点从主体—客体结构过渡到主体—主体结构，因此，交往行动理论的提出，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历史理论，哈贝马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或重写现代性。
第一个打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旗号的人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重新成为一种有解释力的普遍化的社会进化理论和达到它原来所要追求的目标，就必须重建。他所说的重建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加以组合，而不是对已经腐朽的复辟和把已经被抛弃的复兴。哈贝马斯的终极目的是用交往行为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交往行为理论蕴含着深厚的现代性思想，现代性问题始终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哈贝马斯之所以重写现代性，其目的是为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做准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重写现代性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囊括了历史观的出发点、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以及危机的表现等问题视阈，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与其关于现代性论述、重建密不可分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基于赋予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世界观、关于社会的种种设想、语言等以独立性，摆脱所谓经济基础的制约，他认为，种种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的进化等不是由生产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人们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所达成的共识。社会变革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人类的自由解放体现在合理化了的交往行为中。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同他对马克思的反思之间有一种内在关联。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建立在生产方式的根基上，不再以理性批判的方式展开，变成了对当下社会形态的具体解析。这种重建只是一种以哲学方式进行的理性批判即现代性批判。不难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和凸显的现代性批判方式的革命意义就被掩盖了。
三、莱尔因：人学重构论
“实践”理论成为莱尔因贯穿《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主要纽带，通过以人的学说为中心定义来重新阐释和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言，“我的目标是，把实践的观点引进这场争论之中。……我所使用的重构概念，其含义不是用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而是特别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能够找到同教条的传统马克思绝然不同之处，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1](P2)莱尔因认为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承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存在着困境，即所谓的马克思的四个“思想困境”：辩证法的普遍性与矛盾的原因有限性、意识的现实性与预见性、社会变革机制的客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公式与主观(阶级斗争)公式以及历史发展的直线普遍性与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之间的困境。
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莱尔因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读全书，就能发现作者对重构这一定义本身就存在困境。作者在书的《引言》中说：“我所使用的重构概念，其含义不是用教条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而是特别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能够找到同教条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绝然不同之处，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1](P2)开门见山，重构的基调就已定下。但在《第一章》中莱尔因又做出了另外的解释：“我的重构概念与其说是重视在形式上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合理的，不如说是从实质上摆脱马克思著作中的困境，以便使它成为一种更充分的理论。”[1](P16)这样，作者的重构概念就有了两个含义，而且十分清楚的是，两个含义处于自相矛盾之中。从第一个含义看，批判对象是所谓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认为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思想是“绝然不同”的。从第二个含义看，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批判者认为它有“困境”，是不充分、不完善的理论。第二个定义从根本上就否定了第一个定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困境，又何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作者所构造的重构究竟是什么呢？
乔治·莱尔因从一个侧面介绍了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尤其是他关于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的论述，以及以实践为核心建构的新的理论框架和提出的32条主要原则，无疑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启发。遗憾的是，作者的宗旨并不是理论地再现马克思的本意，而是要摆脱掉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所谓四大“思想困境”。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在辩证法思想、对意识的分析、关于社会变革的机制和历史观念四个领域都存在着“困境”。这一大胆的批评，是应该被严肃对待的。通过前面对该书的梳理，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并不存在所谓困境，倒是莱尔因自己由于未能正确理解他们的理论，反而使自己的思想陷入困境。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重构定义的自我困境、形而上学的思维困境、无“物”原则的困境、重读与重构的困境。莱尔因提出以实践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性范畴，并批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模式，能够区别对待马克思思想与后马克思的理论家思想，把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挥的思想区别开来，指出其理论的缺陷和不足，详细阐述了唯物史观在各国的不同命运，并试图以实践概念为核心，以人的学说来重新解释和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必须看到，莱尔因更多还是停留在哈贝马斯重建论思想的影响上，只是重构方式不同于哈氏，是对哈贝马斯的重建方式不满而已。
四、后现代主义：立体重建论
后现代主义秉持一种怀疑精神，特别是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启示人们重新认识我们的时代和选择。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无疑是该流派一些代表人物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触动。吉登斯、柯亨、哈维、詹明信、安德森、汤普森等人具备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意识和现实担当，他们分别从不同视角把历史唯物主义纳入他们的理论框架，试图重构一种属于自身理路架构的新的唯物主义理论。
吉登斯认为：“我关注的决不是完全的批判或者解构；在背离马克思的时候我想提出解释的是某些替代性因素。”[2](P3)首先，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生产力化约论”、“经济化约论”和“阶级化约论”的化约论倾向。“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哪些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中引申出来的观点，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3](P9)。吉登斯试图借助“时空延伸水平”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修正化约论以达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其次，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单线压缩、时间歪曲和历史目的论，是一种社会进化论。但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系统并不存在生物有机体适应外部环境的“调适”过程，把社会视为生物意义上的有机体是错误的。再则，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是内外因素作用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关系表现为“转化”而非“进化”，不能简单以生产力来划分高低之别。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倾向的批判和“重建”，吉登斯提出的“一种历史考察方法是，从片断或者时空边缘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发展”[2](P82)。最后，吉登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思想，是一种功能论思想。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从“需要”和“功能”关系的视域来解释社会历史的，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把生产关系理解为适应生产力需要的功能，再把上层建筑理解为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功能，最终把社会想象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为此，吉登斯提出“随机性社会变迁”模式。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与“重建”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达到了对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认识水准，基于现代性的新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当代批判，就必须重构社会结构理论。但不难发现，吉登斯所谓的重建本身就存在着如下缺陷：一是“时空伸延水平”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类型的决定因素。二是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源于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决定论”思想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误读和歪曲。三是其认为社会发展是一种随机性的、通过行动者的行动逐步实现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史观。
大卫·哈维基于地理学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新帝国主义思想，通过自己的实证研究来填充马克思主义的“空盒”(hiankbox)，公开提出发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设想，强调诸如空间、位置、时间、环境这些地理学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在总体上，可以这样来概括：一方面，借助马克思主义，哈维把地理学提升为空间政治学；另一方面，借助城市化经验，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成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极为朴实地声称自己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将后现代主义这种文化逻辑与政治—经济的机制与逻辑联系起来考察，从经济的转变中将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成方式体现出的时间和空间的实践、时间和空间表达的丰富多样的客观品质、人们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新一轮“时空压缩”揭示出来，以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式建构后现代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哈维基于空间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性积极推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干预。当然，这种理论是否代表着一种必然性道路，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专注于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分析，认为捍卫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是他们的核心任务。罗素、艾耶尔等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读为主观与客观相“适应”的“辩证唯物主义”，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仅看做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英国经济学的“掺和体”[4](P339)，认为马克思试图在接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用唯物主义改造其唯心主义，“但他们的观点对哲学界几乎没有产生影响”[5](P22)。而波普尔则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柏拉图式的历史决定论加以批判指责。
作为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亨以辩护的姿态借助分析哲学方法，分析和澄清唯物史观的一些概念和基本原理，并诉诸功能解释模式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功能性解释，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其成就应该予以肯定，特别是他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厘清做出了一定贡献。柯亨运用的解释方法是功能解释，而这又与马克思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的因果解释相悖。正是由于柯亨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存在着缺陷，其辩护态度在后来出现了动摇。他讲：“近来我开始怀疑这本书所辩护的理论是否正确。我现在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但对如何知道它是否正确却没有把握。”[6](P382～383)这也导致柯亨后期转向政治哲学，不再关注唯物史观。柯亨认为唯物主义存在着诸多具体的“缺陷”，他讲：“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方向走得太远了。……他开始忽略主体与自身的关系……他反对得过头了，他没能适当地对待在自身规定中的自我的不能缩小的利益，以及这种利益的社会表现形式。”[6](P388～389)当然这种指责是错误的。柯亨也曾针对他认为的唯物史观不能解释的现象提出所谓的补救办法，那就是将唯物史观区分为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认为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坚持。所谓“重建”则是一种理论的构造，即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加以整合，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唯物史观。分析马克思主义采用从小问题入手逐步深入到问题的宏观理解方式，就所谓“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而言，仅仅诉诸分析哲学的方法肯定是不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进行唯物史观的重建时，将这种价值性维度排除在外，因而也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的意义问题排除在外，就无法回答人类历史命运的问题。对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而言，分析哲学的方法是不能无限制地加以运用的，否则便会将它所试图重建的历史理论窒息在它的方法论之中。
詹明信、安德森等从文化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角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与重建。詹明信认为作为“缺场”的历史与“在场”的当下之间具有“同一性”还是“差异性”，是造成历史主义矛盾的基本原因，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阐释历史的绝对视域，才能解决历史主义矛盾中“客体逻辑”与“主体地位”两个方面的难题。然而，认为“生产模式”包括文化生产的观点，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误读。詹明信指出：“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7](P148)通过对历史主义困境中“客体逻辑”和“主体地位”的分析，詹明信阐释了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具有共同话语，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模式理论才能真正地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问题。詹明信一方面认为“生产模式”可以而且应当包括文化生产，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所谓“生产模式”同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混同起来，认为如果将包含了文化层面的“生产模式”作为看待历史主义困境，尤其是看待历史主义困境中“主体地位”问题的绝对视域，就可以摆脱人类和历史的个人主体关系的习惯性看法，即人类同历史产物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主体关系的看法。这种将文化视角，或者更确切地说将个人的主观视角作为看待历史的视角的观点，具有将个体主观与历史客观混淆的倾向。这表明了他作为文化批评家的文化主导主义倾向，也表明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辩证原理的误解。
安德森既没有像第二国际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样仅仅关注理论问题，也没有像英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样仅仅重视历史事实，而是在历史的轨迹中来考证理论，在理论的分析中来阐释历史。尽管安德森的“修正”还有待商榷，但他所表现出的知识勇气和胆量却值得尊重。况且，这种修正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性和开放性，正如他所言：“在这种意义上，对马克思签过字的东西‘冒昧更正’，只不过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性。”[8](P4)总之，这种“修正”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和维护，一种尊重和保护。因为马克思本人不可能解决那个时代的所有问题，更无法预见他之后的所有问题。因此，必须在时代的境遇中来面对马克思主义，使之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五、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重建论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其基本理论主张是通过深入发掘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意蕴，消除现代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为指导的当代生态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误读为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产主义”的影响，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来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建立一个人和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加拿大学者莱斯(《自然的控制》《满足的极限》)和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通过重构危机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消费危机和生态危机转化。莱斯通过发展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提出“消费异化”理论，本·阿格认为危机的趋势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他们提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建立稳态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他们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
美国学者福斯特通过重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挖掘马克思理论文本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建构生态唯物主义方法和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福斯特把马克思的思想纳入到西方思想史中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中进行考察。他把关注的焦点定格在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上，而不是放在观念维度的文化历史关系中，因而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指向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批判，以建构生态唯物主义。
美国学者奥康纳(《自然的理由》)赋予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作为两者中介的劳动文化性和自然性的特征，反对技术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力图建构一种在“实践”基础上的任何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他不满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内涵中的技术决定性特征，强调文化、劳动、自然之间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颠倒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而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引导到国家即政治批判方向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经济制度这一个向度。
英国学者格伦德曼为了回击环境主义者对马克思“控制自然”概念的控诉，认为环境问题恰恰是“控制自然”的缺失，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重新获得对自然的控制。这也就是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格伦德曼将重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从重新理解“生产力增长”出发，他认为马克思不仅从经济定义进步，而且从精神方面定义进步，这其中也包括了人与自然成功地进行物质交换，展现了马克思对人类幸福和解放的终极关怀。但是，格伦德曼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力，否定其基本矛盾的存在，从错误的经验事实出发，用马克思所批判的“想象的东西”出发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用伦理的方法(即马克思的异化思想)重构一个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恰恰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基本原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露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建构生态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目的在于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应该是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考量自然—人类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唯有如此，才能克服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不足，从而真正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西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远远没有完成他们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社会理论的任务。正如奥康纳所说：“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成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9](P19)，内化为实践的力量，而不是进行所谓的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命力是在这股思潮中不断焕发还是在与其它话语对话中被有意湮没，是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对时代变革和时代精神的揭示是否“失语”，其在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重构、重建思潮的漩涡中能否屹立不倒，保持理论的本色和对现实的解释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应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而不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创立的理论，而其理论体系却是后来人们建构的。因为对这种理论体系不满意，它与马克思的体系不完全相符，因而需要重建。马克思虽然没有正式表达这个概念，但是，1878年在得到马克思支持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提出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新概念，然后恩格斯又在1892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因此，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0](P508)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但是它的体系究竟如何，尚未作过完整的表述，它的体系是后来建构的。因而，重建是针对这种建构的建构，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则不同。这里的“重建”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命题需要重新建构，改变恩格斯提出的命题和内容；二是理论体系的当代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命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它的理论体系也是他们创造的。但是如何展现出来的？这才是建构的问题。步入新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体系应该重新解读和建构，这是与“重建论”思潮完全不同的一种“重建”。笔者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形形色色的重建，这种重建的理论必然陷入困境。但笔者并不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的伟大的变革，是没有结束的变革。当代现实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单纯试金石，不是仅仅用以验证、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的新例证，而是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锋锐的磨刀石。当代现实，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实践检验，又是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动力。
（作者系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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