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历史时代的思想活动，总会表现为诸多方面，但我们往往又发现某种或某些总的趋势或倾向，谓之主流或主导。历史既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思想的记载，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是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还是肯定意识形态“多元”论，这样一个话题有人还在争论不休。从“元”溯源，剖析我们不能允许意识形态多元论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解读多元论的价值取向。为诊断我国时下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的争议提供疏通“管道”，建构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思想灵魂根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多元论 一元指导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博士 北京 100872
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远没有结束。而作为两种制度表征的对应意识形态的斗争同样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看似风平浪静，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躲避崇高，告别革命、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多元论等主张其实暗流涌动。尤以意识形态多元论意图明显，危害性大。多元论认为世界有多个本原。依照这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社会进行剖析，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已无存在必要的结论。意识形态多元论的唯心主义立场和固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使其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被其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分析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间题上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则，从既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的运动特征来确定特定社会形态和制度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从经济生活中寻找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正确解读。
一
何谓“意识形态多元论”？可谓见仁见智，没人明确定义之。有人把“多元论”当作考量社会问题的普遍观点、方法。他们认为,“多元化的概念对于实现民主化这一目标是极为重要的”,“承认多元——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多元——是题中应有之义，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主张放弃所谓“迂腐的”、“正统”及“一元化”观念，“以现代文明所遵循的一般规范为准则，超越意识形态的各种羁绊”。也有人出于消解、废除“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的目的，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不应独领风骚。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即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学有它的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才是意识形态，而且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基于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强加于国家和社会，变成国家哲学初衷，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党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论往往被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肢解”出去。例如，历史唯物主义不断被诘难，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党与国家、军队的理论，民主集中制思想理论等。
意识形态多元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会妨碍发展民主，把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鼓吹为所谓“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多元论以“多元”之名，谋资产阶级“一元”之实，就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地位，从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其价值立场和终极指向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如出一辙，换汤不换药。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利益主体的多样复杂性，也引发了社会主体对于政治权利，思想自由等领域的诉求，质言之，其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境遇。
首先，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思想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反映不同所有制关系、不同利益主体的思想的出现和滋长所带来的结果。在不同所有制基础上，会出现不同的思想意识，是规律现象。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P611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群众中思想状况日趋复杂。非理性主义思潮，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追求碎片化的后现代思潮、虚无主义、以“‘和合’、‘中庸’、‘多元共生’”为理念的合文化思潮，所谓道德滑坡，所谓信仰、信念危机，无疑是多元论的温床。
其次，文化样态的多样性。文化形态多样并存，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问题，当下国内国学、儒学复兴思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儒学救国论”借复兴传统文化之机意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同样是这股思潮的产物。西方外来文化，特别是披着普世性外衣的西方民主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文化思潮的涌入和侵蚀无疑推波助澜，催发了意识形态多元论。
再次，“外来文化论”的影响。它是被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的思想工具。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不是中国本土文化，不能用一种外来文化指导中国的实践。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中都有其影子。有人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有人攻击马列主义这种“异族文化”、“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极点”。当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时，就曾有人宣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外来文化论”是这种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弹。它一面以刺耳的声调喊出尖锐的“去指导论”，一面又以学术的面容出现在文化理论和思想文化史领域，有其遮蔽性，需要认真对待。
第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疑是要把政治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为人民群众接受、认可。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在大众话语中被边缘化，这其中有西方价值理念的冲击和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依靠行政命令、长官意志来抓意识形态管理的陈旧办法，脱离生活现实、曲高和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教育方式，苏东剧变，新思维所带来的冲击，两者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和日常生活层面为意识形态多元论的兴起负有责任。
最后，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理解。有人说，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这就导致了“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所谓近乎肢解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国内近些年所谓的“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等思潮兴起，深化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客观性、权威性，从而和国外肢解、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一起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衍生出多元化“真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多元论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多元论可以看作是权力精英理论和古典民主理论的中间道路。”[3] P78 因而，多元论“事实上深深地植根于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基于一种复杂的对大多数普通男女的不信任，依赖业已形成的精英来保持文明价值和民主的‘游戏规则’。”[4]P83进一步说，多元论也可以被看作是迪尔凯姆所描述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没有封建历史的社会的“公民的宗教”，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阶级的存在，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生而自由”的社会。什么是意识形态“多元论”，似乎理论界没有人给其明确的定义。但从隐性话语或显性言论中，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意识形态“多元论”：用它来指导社会发展、解决问题，认为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多元化”，放弃“国家哲学”，宣扬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样式。这种言论似乎吻合了达尔“内在社会一致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表面竞争”这一模式。“多元论”者把自己解释为一种描述性观点，认为因为权力，正如人们将它概念化那样，只有在实际的冲突中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实际的冲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领域）对于权力来说是必要的。他们试图模糊各种冲突间的界限来达到彼此的认同，这无疑是饮鸠止渴，最终导致国家秩序、意识的混乱与“翻转”。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一种想象。从此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多元论”就是典型的、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虽然这里与卡尔讲的乌托邦有着价值意向的区别，卡尔把乌托邦定位为：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打破当时占优势的事物的秩序。意识形态“多元论”充其量是卡尔否定意义上的“乌托邦”，并不具备革命的功能，直白地说就是一种纯粹的破坏性的、无建构性的超越“现实”、僭越社会规律的虚伪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卡尔·曼海姆指出：“每一种具体地‘发挥作用的生活秩序’，都要通过它建立其上的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来最清楚地构想和表示其特征。”[5]P198意识形态“多元论”者试图借助那些“超验的”、或“非真实的”的观念来显示他们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永远不是现实“存在本身”，一言以蔽之，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行动的“海市蜃楼”。
意识形态“多元论”者所讲的意识形态“多元”，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不是其唯一指向，其主要用意和目的，是说既然意识形态是多元的，那我们的国家就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否则，就是意识形态的“垄断”，就是“迂腐”的“一元论”，就是“不平等”、“不自由”。理论上，意识形态“多元论”者大力提倡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认为各种思想意识应该是“平等”的。表面上看，满足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发展需要。实质上，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倡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变种。必须指出，意识形态“多元”或各意识形态之间的“平等”并非事实。用意识形态“多元论”来取消意识形态的“一元论”指导地位是违背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的，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说到底是违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的客观规律的。
二
意识形态没有真空。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向我们清晰地显现了意识形态多元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害性。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多种思想并存问题，不仅是关系意识形态导向、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际上并不排斥思想样态的多样性。反之，也正是由于存在着思想样态的多样性，才有必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是指社会思想文化的表现形态，后者是指占有指导地位的思想的统一性问题。[6]P32唯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反对意识形态多元化，是基于深刻的现实和历史考量。
我们纵观历史，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和社会，不论社会形态如何不同，不管社会思想多么复杂，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比如，在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基督教思想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地位，法律甚至暴力手段往往成为其统治手段。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的存在不就是血淋淋的罪证么？而封建社会的中国，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学说、宋明理学的“正统”思想不是奴役统治了国人几千年的心性么？我们知道，当下资本主义在始终把持全球化霸权的同时，他们总是将自己的所谓民主价值理念上升为普世价值，占据了精神生产的制高点，向国内其他阶级和其他国家输送其意识形态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指导思想一元化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而是假借所谓自由主义的外衣，倡导所谓思想言论自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比拟的。但是，任何反对私有制、主张社会变革的思想，决不允许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质言之，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幻象根本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的本质。可见，“一元”思想指导、支配和影响下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才是阶级社会中每一个国家及整个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真实景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是对这一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自觉应用，更是符合普遍规律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启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六四”风波无不昭示：检验一种思想价值观是否能够承担起实践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尺度，不是理论与思想本身，而是社会实践。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亦是如此。苏联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P．A．麦德维杰夫认为：“在苏联的国土上，失去免疫力的意识形态，没有了理论的保护，而只是依靠政权的力量，因此只实行了两三年便遭受了失败，按照已经衰老的思想纲领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也就随之倒塌了。”[7]P282正如尼·伊·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指出：“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意见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大量出现”，淡化党的传统意识形态提法，向西方价值转变，总书记“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8]P12-16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真正“淡化”过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图谋本质也未曾消减，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后，中国又发生了“法轮功”的严重斗争，事实上，在思想领域的阵地，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一直存在，正如列宁高屋建瓴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体系的加强。”[9]P38
苏东剧变恰恰彰显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重要性，其失败是意识形态上搞多元化的必然结局。
马克思主义其指导地位是由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决定的。判断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是否具有价值合理性，能否指导人们前进和使之为它付出，关键是要看它所追求的和所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利己主义截然不同。回顾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列宁曾指出：“俄国在半个多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与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10]P6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11]思想是观念形态的，但判断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却不是主观任意的。那么，判断一种思想存在合法性与价值性的根据则不是对某种思想的情感眷恋与过度诠释，而是取决于它满足于时代需要、社会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与提升程度。归根结底在于其是否可以、进而多大程度的可以解决时代、生活、人类生存发展所遭遇的问题。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它对现实矛盾解决的需要程度。如果无力解释现实，无法解决现实矛盾与时代问题，那只能是华丽的文学语言，糟糕的实践语言。中国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其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在关于改革开放坚持用什么理论指导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纠缠着不同的声音，彰显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与价值论立场。这表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及其地位的评价实际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国学热”中的“儒学救国论”就是其代言之一。揭示不了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也不了解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逻辑的“儒学救国论”无疑担当不了指导思想的责任。处于这样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思想多样态无法回避。但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只能是一个。因为根本指导思想是关系我们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举什么样的旗帜问题，关系我国理想信念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2]P63。因此，必须坚持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只有坚持“主导一元”，才能为实现“多样和谐”创造必要的前提。而实现“多样和谐”，也才能真正保证“主导一元”。
三
马克思主义“它完整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地世界观。”[13]P483社会主义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依据与时代逻辑。这是由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衍生出相应的社会意识，可以说，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选取的价值观念存有不小差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由此必须站在现实和超越现实的理论实践的视阈，解读生活立场，揭示原初生活核心或主导性立场，唯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化地位才得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才能本真存在。
首先，将意识形态的成长植根于社会发展进程中，从社会生活的整体的关系变迁来规定意识形态的历史特征，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生成与整个社会生活、历史的变迁保持高度的融合性和一体性。在中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历了60多年的价值认知和内涵确认。它既是对以往事实本身的扬弃，也孕育了未来的向往。它是“第一次自觉的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是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4]P122并且“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P294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同过去最彻底的“决裂”性，同样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未来性判断，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所蕴涵的历史理性原则，反观出社会的最终走向，集伦理性尺度、主体性思维、动态性逻辑于发展一体，批判性地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发展的“纽带”，并不存在“断裂”层，是由“现有的前提条件产生的”。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从而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担当国家意识形态学说正是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
其次，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利益本质以及社会意识变革发展的经济动因。意识形态说到底是无法超越阶级立场桎梏的，是“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意识形态“多元论”者往往打着“悬壶救世”的旗号，西化理论界的视听，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片面的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当前社会经济利益主体的多样差异性存在，就以为必然要导致主体思想意识的变革甚至彻底消解。一个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并不取决于所有制关系的多种构成，而是取决于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处于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社会化生产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一种配置方式，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才推进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却忽视了人的“道德意识性”、“意识形态倾向性”，天真地把人臆断为抽象的假定的“经济人”。马克思主义正是以社会实践为社会意识的载体，置换了意识形态的内核，充分肯定了社会意识发展的经济动因，认为“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端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16]P617-618马克思经典作家不仅强调意识与经济的直接关系，而且指出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等因素紧密相连。这就揭示出了意识形态并不是悬置在空中的楼阁而是与社会显示息息相关的真实的“映象”。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这一点也是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逻辑确认。
第三，正确处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思想多样性的关系。不能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否定思想的多样化；也不能因为思想的多样化，而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认社会思想存在多样性，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就失去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洞口号；如果否认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多种社会思想并存的状态就会因为失去灵魂和主心骨，而陷入相互论争不休、甚至激烈斗争的无序混乱之中，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思想根源。全球化下的中国，坚持指导思想只有一个而不搞多元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决定的，也是由我们党执政兴邦的历史责任和伟大使命所决定。国之为国，不仅具有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性，有制度和政策的同一性，而且更有核心价值与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体现了在社会思想观念多样性条件下对秩序的整体性、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追求，如果否认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国家的整体性只是空谈，多种思想并存的状态就会演变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指导思想只有一个、且只能有一个的基本逻辑。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兼容并蓄，既需要我们尊重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及其个性发展，尊重其多样的价值选择，更需要我们能把握好理论解释与宣传的尺度，切实寻找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途径，使主导价值既能有效地引导个体的思想价值取向，又能对多元价值形成良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教育大众、影响大众，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最后，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共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既要反对马克思主义“一支独大”扼杀传统文化，又要认清借复兴传统文化之机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的“儒学救国论”。这是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这种挑战与真心追求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无关，而是企图恢复儒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支配地位，从而使中国文化倒退为封建社会的文化。[18]P6生成于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意识形态不是现代化的产物，而是前现代传统文化，它本身还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更无法作为指引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先导。文化观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观，几千年的封建儒家思想独尊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指导地位则是近现代中国寻觅种种社会道路后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浴血奋战实践证明着的，是不以单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可以共存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世人见证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才能在国际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和交流中占据主动地位。
四
有人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成分多样化相应地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应实行多元化的指导。这纯粹无稽之谈。事实上，经济关系多样化不能成为否定指导思想一元化的根据。从本质上说，正是处于支配、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区别。这种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强调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绝不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只允许一个学派一种观点存在、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一元化”与承认、尊重社会意识的多样化是不矛盾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它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质，它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它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可以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意识提升品质，可以有力地消解伴随着多样化的社会意识而出现的某些落后腐朽的思想残渣，可以有效地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意识，使之形成一种有序的协调的精神现象。因此，我们既要承认、尊重社会意识的多样化，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地位。
历史进程由简单到复杂。后人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当事者眼中则可能千头万绪扑朔迷离。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主观的任意，而是历史之必然。我们处在一个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因此有人认为当今的思想在客观上是多元的，那么在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上也可以是多元的。这种说法，逻辑上混淆了思想形态本身与价值判断，实践中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源泉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自身的重要源泉之一。多样性必须以主导性为前提。多样性与主导性是内在的统一整体。庄子曾言：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忧，忧而不救。无主导、无节奏的多样性，形不成秩序，只会杂乱无章，必然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导致社会主义自身的崩溃。质言之，在肯定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和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同时，我们又必须强调思想文化越是多样越需要主导性，越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是说必须强调多元归于一统，一统包涵多元，多元互补、兼容共存、活而不乱，使主导文化和多元文化、主旋律和多样化共存于和谐有序的思想文化之中。
在当代中国，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基本含义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所总结和坚持的最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反对意识形态“多元论”，批判意识形态“多元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建构起理论的、实践的国家意识形态学说，建构起与人类文明同进步、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根源、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命运的核心价值观，真正担纲起国家思想领域的根基和灵魂。实践证明，妥善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多样化的关系意义重大，它既可以防止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的思想僵化，又可以抵御各种腐朽、错误思潮的泛滥和国外和平演变的图谋，消解意识形态多元论的危害，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形成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有民主和谐的社会发展局面。
注释：
[1] [14]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转引自《全球化和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孔兆政、蒋龙翔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 P．Bachrach， The Theory of Decomcratic Elitis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1980， pp．83f．
[5]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徐蓉．在多样性条件下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思想理论教育[J]．2010（1）．
[7] 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M]．人民出版社，2009
[8]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徐昌翰译，新华出版社，2008．
[9]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卢森堡文选．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8] 陈先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