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79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George）出版了一本书叫《进步与贫困》，揭露了美国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社会上人普遍能够感觉到社会在进步，平均生活水平在提高，可是很多人却感觉到自己越来越相对贫困。
这看似一个奇怪的悖论，事实上，这个问题几乎伴随着所有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因为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会拉大贫富差距，使得掌握资源的阶层与没有资源的阶层之间出现巨大的鸿沟，导致资源越来越向少部分人群集中，最终形成了寡头社会。
然而，对于当前经济迅速发展、科技迅速变革的中国来说，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那么如何实现让社会发展的福利，科技进步的成果让更多人分享，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国际秩序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就需要民主化过程，事实上，"民主化"不同于"民主"，民主指的是一种多数民众的统治，而"民主化"指的是原先由极少数精英掌握的资源为更多民众所享有。最典型的就是19世纪英国的议会改革，通过财产审核来扩大选举权，让原先贵族垄断的选举权，逐步为新兴富有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所分享，从而比较平稳的实现政治民主化。
一、当前面临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后，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获得极大的提高，但是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但大致分析下来，可以看出有以下重要问题：
其一，政治上的矛盾。
权力分配体系的矛盾，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分配不合理，地方权责不清晰，财政收入分配混乱；中央与地方性的发展出现分歧时，中央政府通过人事与财政控制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不论在行政事务的审批，还是地方企业发展方面与中央政府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矛盾。
事实上，从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上可以看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政治秩序是否稳定的核心问题。如果中央权力过大，会造成妨碍地方经济发展，资源垄断集中，并且行政效率低下，造成制度运转不流畅，并且滋生严重腐败。特别在现代化进程中，北京城市的拥挤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央过于集权有关，中央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以及行政审批权力，导致地方上的富裕阶层或者官员都需要与北京建立联系。
如果中央权力过小，无法应对国家整体发展的形势，并且对于如此巨大的面积的国家来说，地方性权力会逐步坐大。而近代以来，中央政府的权力也是随着科技与金融的发展，在逐步扩大的。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的制度时候，提出了两个概念："政府集权"与"行政分权"。"政府集权"就是属于某一级政府的权力一定要为某一级决断，例如外交这种涉及国家事务的，一定要为中央政府所决断，地方不允许任何决定。"行政分权"就是从上到下，每一级的权力逐步分配，如果仅仅涉及到县或者省市的事务，上一级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地方应该有充分的自主发展与决断权力。（对原文意思略有引申）
事实上，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央对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决定，不仅仅出于权力分配，更重要是出于"礼"。也就是需要名正言顺的理由，中央才能比较恰当的号令地方政府，而不能仅仅依靠行政上的赏罚。政治权力的分配也根源于政治文化，所以要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分配问题，根本上说需要重建一套完整的政治意识形态。
其二，经济上的矛盾。
具体体现在：城乡之间差距的矛盾；贫富差距矛盾；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矛盾；金融体系的控制与金融市场化的矛盾。
城乡之间的差距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随着科技与金融推动着社会进步，不论就业机会还是现代化条件都会向城市集中，最终导致严重的城乡差距。如何解决大城市人口拥挤，乡村发展贫困的问题，根本方式就是发展乡镇经济。
要发展地方与乡镇的经济，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需要保证两个方面：其一，地方合理发展的自主权；其二，鼓励民间资本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只有给予一定的地方自主权力，地方经济才能活动起来。然而，中国目前问题恰恰是很多地方政府发展混乱，无秩序发展，过于盲目地发展，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事实上，这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错位。应该放权的没有放；不应该放的权力，可是上一级管不了，因此出现了权力分配的混乱。
因此，如何收权与放权，是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理的非常重要的标准。与此同时，加强地方的监察权，是制度改革面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问题。中国历史上监察权力都是来自中央，例如御史台就是是中央的监察机构，但是乡绅也会参与地方性的自治管理与监察，这是非常好的途径。而今，如何让民众参与监察并且如何选出地方性精英参与到地方性管理与监察，这是非常核心的问题，也是保证地方发展与遏制地方腐败的关键。
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不仅要面临中央与省级权力之间的博弈，而且要面临如何合理地扩大县级的权力，让县能够积极、自主与合理的发展乡镇经济，以乡镇经济为基础，打造重要的县级经济单元，这是未来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也是避免大城市过于拥挤的重要解决方案。
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发展的又一重要核心问题。国有经济发展在于它的资源垄断，它的弊病恰恰在于它缺乏有效的竞争与监督体制，导致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低效与缺乏创新；其二，内部滋生腐败。
而民营经济由于产权保护不到位，资源竞争缺乏优势，行政权力渗透，融资困难而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其中最需要的有以下几个：明晰的产权保护；减少行政权力渗透；逐步建立健全的民间资本市场。
事实上，国有经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体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职能：其一，公共利益的象征；其二，公共资源的分配与调节。
国有企业事实上是一个公共利益机构，它需要对内保证公共利益不被私人或者团体所占有，从而形成寡头垄断控制，对外参与国际竞争，保证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资源的分配与调节上，也体现非常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本身应该垄断暴利（烟草、能源等、矿产）、公共职责（市政、国防、国家公共事务）和刚性但是高投入低回报的产业（公共医疗、卫生、文教等），并且将暴利产业的获利额来补贴低收益（甚至无赢利）的产业，从而保证全民的福利。
国有经济的存在还可以通过利益的调节，让那些为公共事务付出的人获得回报。例如，选取有能力的经营者参与国有企业管理，本身就是吸收精英参与公共事务。
在中国经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金融市场问题。国内的金融市场有三个重要问题：其一，资本市场的分配问题；其二，高储蓄的问题。
由于民间资本市场不流通，导致民营经济借贷困难，相反掌握资源的企业却被银行追着贷款，这背后潜在的问题就是资源分配的错位。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与不均衡，导致掌握权力或者生产资料的部门，拥有很大权限从银行获得贷款。但是这些部门或者企业，无法创造相应的价值。
另外一方面很多民营企业，如果获得贷款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因为本身缺乏相应的权力或者资源，再加上民间资本被控制，导致无法获得正常渠道的贷款。导致融资成本过高，失去发展活力，正常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中国长期的高投资，一方面使得产能过剩，另外一方面普通民众缺乏消费能力，这才使得大多数人生活困境之所在。投资与储蓄过高事实上也是体现了资源分配的集中，这种模式很自然推动房地产价格上升，同时，普通民众工资收入低、货币贬值，使得消费能力不足。这种反差，引发了严重的"房奴"现象。大量的消费是由掌握资源阶层带动的，但是由于反腐，导致掌握资源阶层消费能力下降，所以自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经济缺乏活力。
而如果希望真正的能够刺激经济发展，还是需要的调节资源分配。保证民营经济的活力和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这才是激活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道路。
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不可避免，但是人民币未来十年实现国际化也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自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结构暴露了严重问题，量化宽松政策也间接地将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嫁到后发展中国家。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也开始衰落，国际结算开始寻求新的途径，但是没有必要渴望急于人民币进入国际结算行列。
这是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我国经济与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其二，目前世界还没有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良方。
金融体系的完善依赖于经济与法律制度，而背后的是政治制度，更深层次的是现代商业文明。这也正是为何英美金融体系能够在近代世界能够一直掌握霸权的原因之所在。可是我们目前不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相关法律制度都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仍然依赖英美的金融法律程序与条款。
另外，国际金融体系中，英美处于主导，虽然英美以及欧元区都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目前还没有完整与合理的理论来解决金融危机，甚至解释金融危机。
因此，人民币过于快速地进入国际金融体系，一方面会受到英美体系的压制，面临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另外一方面，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金融危机风险，并且大量国际财富快速流入中国也并非好事，人民币还谈不上稳定，能面对新的国际性冲击。所以，适当、稳步、有序地开放国际金融市场，部分区域或者贸易项目选择人民币结算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事实上，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背后也是金融发达国家依靠金融资本力量和法律程序来压制后发国家，这也是一种国际金融资本的垄断，从而造就了一些庞大的国际金融寡头集团，他们对世界后发国家进行掠夺。因此，国际金融市场才更需要调节资源分配，让更多的后发国家分享资源，也就是国家之间应该进行的"民主化"对话。
其三，文化资源分配上的矛盾。
事实上，文化与教育资源的问题虽然是隐性的，但是却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命脉。
中国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很明显：乡村教育资源不足，与城市差距逐步扩大；各省大学入学率问题；教育经费投入的问题等等。但是最为核心的还是教育体系改革的问题，这其中最为致命的是：一方面，教育体系培养不了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教育体制培养的人才，社会所无法吸纳。
这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如同"大跃进时期"土高炉炼钢一样，国家非常需要钢材，但是高炉练出来的不是国家需要的钢材，却是大量的废铁。
这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一，中国盲目照搬西方的教育体系；其二，现代教育分工的细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规模学习西方，但是对于西方的学习有很强的盲目性，而建国后的教育体系改革，又盲目地学习苏联，改革开放后，学习美国教育体制，而今又对原来道路进行反思，提倡国学，出现了"国学热"。从教育改革上，可以看出国人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的迷茫，也看得出整个教育体系的非常严重的混乱。
与此同时，片面市场化与专业化分工，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学科，这些学科的存在仅仅为了获得相应的经费而已。不仅仅人文学科与国家现实脱节，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这些知识根本无法理解现代社会，也无法解释中国现状国情。更加上专业化极细，导致高校的"产能"过剩，就业市场存在巨大压力。
这在经济稳定状态下还能维持一定的和谐，一旦经济不稳定，就会点燃社会动荡的火种。所以，教育体系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为困难，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从根本上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
事实上，不论是简单地学习西方教育体系，还是完全重兴中国国学都是不恰当的。中华文明目前面临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中西古今之间探索一条新的适合中华民族未来的道路；如何立足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思想，构建时代所需要的文明道统。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
从中国传统思想教育来看，再对比欧美的近代教育思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定要把纯粹理论性学问、公共事务管理的学问和技术实践的知识分开。
第一类，指的是关于世界本体论、自然观、宗教与道德理论等等学问，这些学问对人类精神或者文明来说有非常强的意义，但是不具备直接的实践意义。需要国家经费来扶持。
第二类，指的是关于政治、经济、法学等可以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知识。这类学问是第一类学问的具体展开，可以直接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人才，这类也具备非常强的实践性。
第三类，就是专业技术知识，如会计、工程技术、技工等等，这类专业可以直接参与市场化。
但是如何在立足中华文明传统的基础上，培养新时代国际背景形式下所需要的人才，这才是当前教育改革根本性的问题。
二、解决问题途径
事实上，从任何国家的历史都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永远会分成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制度是否良善，就需要看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明显的阶级固化或者仇恨，那么这个制度就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沟通与解决，那么一场潜在的社会革命就已经酝酿了。
所以，健全与良善的制度需要保证以下两个原则：其一，流通性；其二，平衡性。
1.流通性，就是指任何普通民众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到精英或者权力阶层，分享公共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这是社会基本公平之所在，也是社会能够竞争的关键要素。
2.平衡性，就是指要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精英和平民之间达到力量的平衡。如何前者占据绝对优势，就会形成一少部分人对多数人的压制，形成寡头政治。如何后者占据绝对优势，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就是形成民粹政治。而流通性又是保证平衡性的基本前提。
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现实而言，让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这是社会基本公平的内涵。所以，每个人能够按照自身的能力，成为官员、企业家、学者中的一员。
与此同时，要保证官僚体系与普通民众力量的平衡；保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平衡；保证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平衡；保证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发展平衡；保证高端消费市场和普通消费市场的平衡。这也就是说如何让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所分享，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民主化"道路，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可实现途径。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唯有宽容、开放、人性化才是中华文明追求的内心精神价值。而最终重建一个宽容、和谐、人性化的制度，重建一套文明、繁荣、富强的社会秩序，重建包容、开放的中华文明道统才是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