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
甲午战争，开启了日本军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历史。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占旅顺、割台湾、侵占东三省，直逼北平城……“七七事变”，实际上是甲午战争的延续。这两场战争，两次打断中国发展进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苦难、伤痛，世所罕见。
这种痛，华夏儿女刻骨铭心；这种痛,中国军人如鲠在喉。
今又甲午，殷鉴不远——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今又甲午，知耻后勇——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须改革。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并不甘愿任人宰割，也曾发愤图强，开启了一场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然而，历史以战争的激烈方式，对清政府的“改革成果”做出了评判。初衷与结局反差如此之大，让甲午战争这道切在中华民族胸口的刀痕，在历史这面镜子前显得格外醒目——因为变革，甲午战争成为“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因为变革不彻底，甲午战争最终成为“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
甲午，国耻坐标年；甲午，改革关键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洞察时代风云，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置于当代世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思考，告诫全军：“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
（二）
甲午！甲午！！
一篇篇反思文章、一部部影视作品、一个个网络热帖、一件件战争遗物，一次又一次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最让我们痛彻心扉的，是这样一种景象——大厦将倾，江山风雨飘摇，清廷醉生梦死、苟且偷安，把刚筹措的数百万两海军经费，挪来为慈禧修园贺寿；海上决战，定远镇远两舰主炮只有3枚炮弹，军费吃紧，大小官员却贪腐成风，大肆捞钱，家里金银满箱；旅顺陷落，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前线告急，官府贴出告示，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百姓置身局外，鲜有人响应。
“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多少人感叹，对于这样一个缺乏国家意识的民族，有何忧患可言，有何担当可言，又有何希望可言？！
反观日本，“以小搏大，国运相赌”的背后是国家意志、全民意志。透过“出云号”这艘军舰的名字，就不难看穿日本谋求扩张的愿望始终是那样强烈。
100多年前，日本用甲午赔款购得“出云号”装甲巡洋舰；70多年前，“出云号”充当侵华日军旗舰，欠下累累血债。今天，日本居然再一次用带有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的“出云号”，来命名二战之后建造的最大战舰。
“出云号”借尸还魂，意欲何为？
从篡改历史教科书到否认南京大屠杀，从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上演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到插手南海事务……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日本隐藏的是什么野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国人殇思于120年前丧权辱国之痛、震惊于70多年前日寇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一个警钟在内心深处鸣响：岁逢甲午，国耻犹痛，狼烟仍在！
当前，我国周边特别是海上方向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大国地缘竞争逐渐加剧，太平洋并不太平，东海、南海波诡云谲，我们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国歌天天在耳畔唱响，然而，有的人却未必真正体味到这种忧患，有的人也未必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中。更有甚者，为敌对势力摇旗呐喊的有之，鲸吞国家资产中饱私囊的有之，骄奢淫逸大肆挥霍的有之，浑浑噩噩甘当看客的有之……他们哪管什么国家安危、民族存亡！
承平日久，我们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剑悬在头上”的危险，最大的敌人是头脑里“看不见的敌人”。
今日中国，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未如此之近，实现中国梦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强军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要挑起这副担子，必须敢于担当，抓住战略契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三）
历史的发展虽然漫长，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兴衰存亡，往往存在一个风云际会的关键历史节点。凝视近代中国历史，1894年这个坐标点非同寻常。
这一年，恰好处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我国近代史“中段”。这个“中段”不一般——西方工业革命的大潮，猛烈冲刷着东方这片古老土地；兴于洋务运动的北洋舰队，站在盛衰转换的十字路口。
面对1840年到1894年这半个世纪难得的改革窗口期，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清王朝麻木不仁，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变革被动应付、亦步亦趋；反观日本，举国上下主动应变、奋力赶超，对西方近代文明“始惊、次醉、终狂”。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甲午之败，是军事对军事的失败，更是改革对改革的失败。
历史何其相似！今天，我们又处于这样的“中段”——刚刚走过改革开放35年，距离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还有35年；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我军正处于机械化尚未完成又必须向信息化跃升的关键时刻！
历史一再昭示：在社会领域变则进、不变则退，在军事领域变则生、不变则死。
错失良机，改革的“中段”很可能像120年前一样被外敌强行中断；错失良机，改革的“中流”只能付之东流，看人家“击水”；错失良机，我们不是付出累累白银，就是付出累累白骨。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抢占军事竞争制高点，掌握战略主动权，我们当有时不我待的急迫感：“坐不住”——国家利益呼唤改革。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队使命就必须延伸到哪里。当前，我军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
“慢不得”——现实差距倒逼改革。军队改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先赛，一步跟不上，就可能步步跟不上，留给我们的将是几个“时代差”。
“等不起”——军队转型亟待改革。等待是最大的代价，不改是最大的风险。制约我军建设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改革完不成，转型不成功，能打仗打胜仗就是空谈！
“法与时变，礼与俗化。”从建军那天起，我军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不断改革创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当年，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等不靠，自主创新，造出“两弹一艇”，腰杆硬到今天。
120年前黄海上的炮火，77年前卢沟桥的枪声，回荡在我们心头：今天，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新的“涅槃”，铸就捍卫共和国安全的钢铁长城！
（四）
甲午海战，表面上看是中日两支舰队的实力对决，实质上是两个国家思想观念的无形较量。看似发生在甲午之年的战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展开。
1842年，魏源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这部“睁眼看世界”的鸿篇巨制在中国鲜有人问津，在日本却被称作“国家之书”，译成几十个版本。1870年前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注意到，日本人到欧洲来，“谋求的是根本的改造”；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船炮的价值”。他由此预言：中日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
洋务运动改这改那，首先要改的、最应该改的思想观念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甲午惨败，源于改革不彻底，源于头脑深处的守成、守旧、守摊的思想观念——战略上守成。同样是建设海军，相比日本确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战略，清政府却是“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的保守战略。结果，“保和局”的战略非但没有保住和局，还要吞下惨败苦果，承受“薄海惊心之痛”。
理论上守旧。进入19世纪90年代，“快船快炮”成为海军发展新趋势，海战核心能力正在发生位移。但清廷对此缺乏足够认识，沉湎于舰艇吨位、火炮口径方面的传统优势，最终北洋战舰被击中次数竟是对手的5.6倍！英国海战史学家这样评价北洋舰队，“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
建设上守摊。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拥有大小舰艇近50艘，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自认为“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清廷，此后再未给北洋舰队添置一艘军舰。同一时期，日本却每年增建2艘主力战舰，到甲午海战爆发时，北洋舰队已落后于日本的联合舰队。
守来守去，清政府守到最后，守的是一支灵魂僵死的铁甲舰队。甲午一役，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
用甲午这面镜子观照今天，“守”的影子依然盘踞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军队长期不打仗，最容易滋长守成思想，失去进取的锐气，一提改革，这个也不能动、那个也有困难。
当前，横亘在我军面前的思想坚冰、观念桎梏依然比比皆是：天天喊打仗，却以不打仗的思想准备打仗；嘴上说体系，实际上“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多年讲联合，却依然是“大陆军”思维和狭隘军种观念至上……这些“脑袋”里的问题不解决，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
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们反思甲午，是“向后看”，但甲午战争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改革一定要“向前看”。
万事开头难，起跑决定后程。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航船，正行驶在转型的“历史三峡”，除了激流勇进，我们别无选择！
（五）
都说改革难，难就难在“触动利益”竟然比“触动灵魂”还难。
制度保守、观念闭塞、门户之见、风气腐化、执行不力……一部甲午战争史，每一页都可以读出改革的艰难，字里行间都飘荡着利益藩篱的幽灵。
大东沟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先于北洋舰队近1个小时发现对方，从而掌握了作战先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清军军舰上烧的是黑烟滚滚的“八槽”劣质煤，而日军军舰上烧的是动力强、煤烟少的“五槽”优质煤。谁能想到，这些燃煤的供应商居然是同一个——醇亲王奕譞亲信把持的中国开平煤矿！
清朝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和买办性。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他们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私产。武器引进或生产没有章法、各自为政、五花八门，北洋各军营炮台使用的火炮竟然有84种之多。
“撼山易，撼心中贼难”。这个“心中贼”就是一己之私，就是利益藩篱！
利益藩篱，是横在当年改革面前的坎，没越过这个坎，洋务运动成了强国泡影；利益藩篱，是压在清军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重到让北洋舰队彻底倾覆。
这个坎、这份重，今天同样摆在我们面前，压在我们身上。全面深化改革，不可能不触及现存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影响改革的许多思想障碍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是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
较之120年前，今天我们的改革只会更难。
习主席深刻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起来确实不容易。”
“啃硬骨头”“涉险滩”“过火焰山”——这些关键词提醒我们：深化改革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表态起来容易执行起来难，刀口向外容易刀口向内难。
我们常说“要敢于壮士断腕”，不少见的却是断指保手；我们常说“敢动自己的奶酪”，不少见的却是想分改革的一杯羹；我们常说“小算盘要服从大棋盘”，不少见的却是变着花样走“禁手”……
对我们这支从苦难中走向辉煌、在战争中挂满荣誉花环的胜利之师来说，改革，最大的障碍是自己。
突破利益羁绊，需要“领头羊”。行动是最好的动员。领率机关和领导干部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以上率下，上下同心，诸多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突破利益羁绊，需要全局观。加法易为，减法难做。刀子往哪里下，都会舍不得；刀口切深切浅，都会很心疼。谁都有自己光荣的历史，谁都有自己特殊的理由。但是，这特殊那特殊，没有加速军队转型特殊；这重要那重要，没有实现强军目标重要。
突破利益羁绊，需要有牺牲。对军人来说，战场上冲锋陷阵，面对生死考验，要敢于牺牲；改革中过关闯隘，面对利益调整，要甘于牺牲。
改革当前，是积极主动坚决贯彻，还是消极应付推诿避责？是做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还是当看摊守成的旁观者？
这，是回荡在每一位军人心头的改革之问；这，是每一位军人必须面对的利益之考。
（六）
大凡重大而深刻的军事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引起军队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晚清军事变革恰恰是个例外。
那是一场改“器”而不改“制”的变革。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反思“清军之败”，曾将其总结为：“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
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练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各成派系，“清军”成了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装备着新式枪炮，却依然维持着弓马时代的勇营编制，即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是旧制。
“军制冗杂、事权分歧”。可叹的是，清军百万之众在本土作战，却没有一次战役对日形成优势兵力。
结构决定功能。金刚石和石墨，同为碳元素，却一硬一软，组织形态的差异是根本原因。没有组织形态的优势，即使技术和武器系统再先进，也无法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相反，组织形态先进，则可充分发挥力量体系的最大合力。
当前我军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头大、腿短、尾巴长”，与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不相适应，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瓶颈”与“病灶”，非打破不可，非动刀子不可！
“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习主席的这一深刻洞察，指明了这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主攻方向：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马克思说，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就能造就“新的力量”。然而，造就“新的力量”谈何容易！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面多了添水、水多了添面”的改革，仅换“棋子”不换“棋盘”、只改“树木”不改“森林”的改革，像晚清那样另起炉灶打造一支新军的改革，都造就不了“新的力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抓住了军队改革的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是要通过改变我军的组织形态，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瓶颈”，把军事变革引向深入。
没有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就没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抓住了这个决定改革成败的“胜负手”，就牵住了改革的牛鼻子，也就涵养了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的力量之源。
（七）
甲午战场，战事正紧，驻朝鲜清军主帅叶志超一逃三百里、再逃五百里，导致战局急转直下。这一幕至今令人捶胸顿足：是谁把帅印交给了这个令人不齿的“逃跑将军”？！
世人的喟叹背后，是对清军“派系之别、门户之见、裙带之风、资辈之论”的选人用人之风的痛心疾首。晚清军官的晋升，不是靠战功，而是靠关系、靠出身。军中高级职位大都被幕僚、亲信、旧部、门客掌管。
清廷出兵援朝之初，一直在物色合适的前敌主帅。李鸿章认为“兵锋所指，必定凯旋”，生怕战功旁落，便把这份“美差”交给自己的亲信、直隶提督叶志超。这本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之前作战就曾欺上瞒下、谎报军情。此令一出，三军皆惊。
拉帮结派，必致军心涣散。门户之见，必致英才不举。买官卖官，必致败绩连连。一支军队可以在改革中迅速成长，也可以在选人用人的腐败中迅速陨落。
毋庸讳言，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也在侵蚀着我们这支军队：“不能打仗、只想在军队混个一官半职、谋取待遇的人”依然存在，搞“小山头”“小团体”拉帮结派的现象依然存在，“派不进、调不出”的本位主义现象依然存在，不务正业、投机钻营的人依然存在，不讲原则、不守规矩、不按程序的用人行为依然存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现象依然存在……
人才是强军兴军之本。改革成败关键在于选好人用好人，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更好地选人用人。
“健全完善与军队职能任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相适应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这是时代发出的改革强音，更是深化改革的“推进剂”。
（八）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物质因素决定着战争胜负的可能性，精神因素则是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决定因素。
甲午开战之前，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旗鼓相当，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无一战不是一触即溃。
后人评价，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有天壤之别。日军以“祈战死、勿生还”为荣；清军奉命调往前线时，官兵“失神失色、凄惨一片、奇哭怪号、声震云霄”。
时近一个甲子之后，还是那片战场，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志愿军6个军没有一辆坦克，完全处于劣势的志愿军却打赢了一场“绝对不可能赢”的战争。
是什么让志愿军所向披靡？毛泽东的答案是“美军不行，钢多气少”，而我们是“钢少气多”。
抗美援朝期间，全国90%以上的适龄男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军，英雄的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松骨峰战斗，一个连的志愿军挡住了敌人几个师的轮番进攻。斯大林感叹：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是什么让志愿军所向披靡？美军研究人员也得出自己的答案：中国军队的威力源自他们特殊的“内核”！
这种“内核”就是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就是人民军队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
忠诚于党是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内容和灵魂所在。改革不能丢“魂”，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没有精神内核，就是一副“臭皮囊”；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没有精神内核，就是一群“稻草人”。
这种“内核”，战场决胜需要，改革攻坚同样需要！失去这种“内核”，武器装备再先进、组织形态再优化，强军都是空谈！
昨天，我们这支军队“钢少气多”，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攻坚战，我们还有没有闯关夺隘的那股“气”？明天，假如让我们上战场，我们还有没有慷慨赴死的那股“气”？
（九）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东洋”一词，曾是日本对中国的称呼。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时，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甲午一役后，“东洋”成为中国人心中日本的代名词。称呼的互换背后，折射着两个国家两支军队改革的腾飞与沦陷。
120年前的甲午，改革进程被外强中断，天朝上国的“四千年大梦”被炮火唤醒；120年后的甲午，我们再次身处深化改革的历史机遇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军队更不是120年前的清军。
今天，我们可以谈信心。
这信心，来自党的意志——党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核心力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史无前例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单列一章，习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精心谋划改革方略，部署推动各项改革进程。这清楚地表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已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
这信心，来自国家力量——综合国力是改革强军的坚强后盾。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这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雄厚物质条件；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高度关注，对建设强大国防高度认同、坚决拥护。
这信心，来自军心士气——军心士气是强军兴军的磅礴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军委领导和领率机关率先垂范，从禁酒反奢的“军十条”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打老虎拍苍蝇”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改作风动作频密，反腐败重拳出击，极大提振了军心士气，为改革持续注入正能量。
恩格斯说：“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革的军队能否经受得住战争的考验。”
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考，宣告了晚清军事改革的失败；抗日战争是一场大考，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
今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同样是场大考，又摆在中国军队面前。面对这场“回避不了的大考”，全军将士必将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