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彭德怀自述》，思绪万千，感慨无穷。历史何等公正，人民何等幸运，十年动乱之后，终于能读到这样一本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的《自述》。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彭老总从成都被揪到北京批斗游街，毒打致残，此后又被囚于暗室，专案审查，直到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去世。去世前已瘫痪，他对最后被允许看望他的侄女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自述》是“犯人”的交代材料，作为对“专案审查”者的提问的回答：“不准表功，只准老老实实交代。”这些多年反复交代的材料是为了弄清所谓“案子”而问而写的。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却是一部中国红军建军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十年革命战争史；又是一个旧军队的士兵，如何毕生征战，终于成长为几百万革命部队统帅的历史；一个农民的儿子，怎样立志救贫，秘密结社，勤奋自学，终于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历史。
彭老总一生的经历和成就，主要是领导打仗，《自述》写的也主要是军事斗争。他的对手最早是国民党的军阀，后来是日本的将军，最后是美国的上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何止身经百战。他起义参加红军前，从士兵到当班、排、连、营、团长，打了十二年仗。他是红军当年最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之一（还是红军中第一个会打大炮的炮手）。他一生打败仗不多，战场上犯的重大错误也寥寥无几；读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两章，使人更加感到这是中外古今战争史上少有的统帅。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曾对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自述２６２—２６３页。以下引号中文均引自《自述》）
１９５８年４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我同彭总住在一起。他知道我是平江人后，曾同我详细谈了平江起义的经过，还特别谈到他的一个心愿：今后想编写战史。战争是他的职业，他最心爱之物，一生心血倾注于此；往事、故人、战场，无不铭记于心。因此，尽管手边毫无可供参考的材料，身心又遭受如此严酷的摧残（独处暗室，想看见窗外一丝阳光而不可得），他却能将三四十年的战争经历、戎马生涯写得这样清楚，乃至许许多多地名、日期都准确无误。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尤其是那些无其他人能提供的历史事件细节的第一手材料，自然最会为人们所珍视，治史的人更会孜孜研究。读完全书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则是所谓“野心家”、“伪君子”以及“一贯反毛主席”的问题。这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康生等人对彭老总的诬蔑、批斗的主题，直到去世之日，一直戴在他身上的如磐枷锁。在庐山时，虽然彭总的一生我知道得不多，同他本人的接触也很有限，但同许多同志一样，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对他的诬蔑。我也被迫作检讨时，坦然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彭总伟大，只有他敢于写这样的信。其实，当时这种认识只是晚辈的一种感觉；现在读完《自述》，更清楚了解一些历史关节之后，才使我真正知道彭总伟大在何处。
从《自述》中，可以举出红军初创时期的三件事，以说明彭总是一个何等赤胆忠心、照顾大局的人。
第一件事，率部守井冈山。１９２８年１１月间，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成立边区特委之后，彭总和滕代远等率领红五军中的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前往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准备再次“围剿”井冈山。红四军约５，０００人，草鞋单衣，没盐吃，粮食很困难，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生存、发展。可是上千的伤病残人员和妇幼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势必派队留守。四军前委多次开会讨论，最后决定由五军这五个大队留守井冈山，让彭总兼任四军副军长。这是一个极其严重而冒险的任务。除彭、滕二人外，五军其他干部都不赞成留下，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彭、滕“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当时敌人约两三万人，敌我力量悬殊达三四十倍。激战三昼夜之后，五路阵地有三路被敌突破，彭总集合三个大队约５００人，带领伤病残员突围。“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突围后又遇伏击，在赣南边界几县转战两个多月，巩固扩大了部队，打下瑞金，才跟四军重又会合。“我向四军前委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当时，毛主席是有自我批评的。
第二件事，反对一、三军团分家。彭总领导的三军团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１９３０年８月第二次打长沙，才同一军团联合成立一方面军。《自述》欣慰地写道：“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这之前，中央２月来信，对形势估计错误，要朱、毛离开红军，当时，彭总就给中央写信，表示不同意：“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信是由四军前委转的，原稿留毛主席处。”１９３０年１１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因三军团所部多平江、浏阳与阳新、大冶人，有地方观念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东西而阵，各发展各的地区。而当时只有两个军团合起来，才有可能吃掉敌一个整师。《自述》说：“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彭总分析形势，说明留在湘鄂赣的地方部队，可以坚持并扩大。“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第一次（及以后几次）反“围剿”能否胜利的大关节。
第三件事，揭露伪造信件。反一次“围剿”是空前大战；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来打。当时，地方正打ＡＢ团，三军团转向中心地带，以至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原来江西省委中有人怀疑这一军事方针，说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他们要“打到南昌去”。于是发生封锁红军，散发传单，写大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等情况。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动。这时彭总突然接到一封仿毛字体的由毛泽东署名的伪造信件，用以挑拨毛、彭之间关系。他根据自己的认识，立即断定：“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这时发生的反ＡＢ团和富田事变，情况极为复杂，有待重新作历史总结。）他当天就召开三军团紧急前委会议，亲笔写了一个简短的三军团宣言，坚决拥护毛政委、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即刻将宣言和假信送到总前委。第二天，三军团开到离总前委１５里的地方，“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
红军初创之时，党中央远在上海，各地红军揭竿而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有“野心家”，这正是历代农民战争最容易发生“火并”之时。然而从以上三件事，我们能从彭总身上看到一丝一毫“野心家”的影子吗？恰恰相反，他完全不顾一己安危、局部利益，而完全、彻底服从全局。他自从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品质和正确领导之后，就敬佩之、服从之。当然他不是一个喜欢盲从的人，对某种主张还没有认识清楚时，也许要保留一时；某些具体问题，也许一直有争论。但纵观全部《自述》，彭总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是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的。在决定出不出兵援朝的那次中央紧急会议上，在大家着重谈了出兵不利的情况之后，彭总（从兰州飞来）进入会场晚了一点，听到别的同志转述了毛主席讲的这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接着读下面这段《自述》，能不感动吗？“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失眠者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这就使人想到，整整二十年之后，“这一票”又是相当重要的。
彭总的老战友、老部下所写的怀念文章，不约而同多用这一类的标题：“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神威不灭，浩气长存”；“忠心耿耿，铁骨铮铮”；“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这自然是几十年的亲身感受，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
可是，庐山会议却说彭总同毛主席的关系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对抗），说他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自述》对后者有如实的说明。１９３０年传达立三路线，命令打武昌。彭总精通军事：“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真要打，“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拒不执行。后来“妥协”一下：割据鄂南六县，打开岳州。７月，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三军团以８千人对３万之敌，三天打四仗，追歼溃敌，迅雷不及掩耳攻占长沙。“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然而彭总却作了检讨：“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８月，成立一方面军的会议上，经过讨论，总前委决定第二次打长沙。当时三军团半年内扩大了六倍，连续作战，没有休整。彭总说：“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结果围攻长沙月余未下，后来经过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说服，才撤出战斗，佯攻南昌，巧夺吉安。对此，彭总是坚决拥护和执行的。他是一个谦逊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在反四次“围剿”前后，由于执行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打赣州等错误命令，《自述》中有深刻的检讨。他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尤其遇到重大关键问题，决不计较个人得失而率直陈言。反五次“围剿”前后，他已逐渐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从军事到政治，有过一系列抵制，而且每次都是直接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打电报，其间还写过长信，只是从未得到过答复。彭总被人看作是张飞，他也以此自许，有时不免脾气暴躁一些。打仗的人，谁没有个脾气？由于不断唱反调，他被撤掉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势越来越严重，对比以前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彭总对当时中央的错误看得更加清楚了。１９３４年春广昌战役时，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前线督战，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固守广昌，遭到惨重损失。在指挥所里，面对面争执，彭总“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历数指挥的错误，指着鼻子痛斥他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请看《自述》中正气凛然的记述：“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李德）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
抗日战争初期，彭总是否执行了王明路线呢？请看《自述》：“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１９３８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２５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许多重大历史关节，彭总起过什么作用，众所周知，无庸赘述。所有这些，《自述》都有记载。但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１９３９年冬彭总过西安，在程潜（时任国民党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处当面大骂何绍南：“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敢再去，绥德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一部分。他还对程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１９４０年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全歼朱怀冰两个师。当时处境严重，彭总来不及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又如，１９４７年３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十比一，这时是彭总自动请缨的。
彭老总自幼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旧军队中靠自学提高了文化。在江西时，他曾觉得自己理论知识不够，颇有点“自卑感”。从童年起，他认识社会，体会人事，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来的。他的志向、思想、感情也大都不是从书本中来的。也许由于这些原故，他似乎很不习惯，更不善于为自己辩护。这可举长征时的会理会议为证。由于林彪想要改变军事领导的一封信，会议对彭总发生了误会。彭总并不知道写信之事。虽然“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我就没有申明……，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庐山会议又重提此事。因此，《自述》总结了这种不爱申辩的教训：“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象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这是一个多么纯朴、多么过分自洁的人呵！
直到庐山会议，尽管种种诬蔑、斥责、非难铺天盖地而来，彭总仍然是照顾大局，不愿多作申辩。其实，大跃进时的种种问题，他早有察觉，部队中反映的有关材料，都及时给主席送去。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武昌会议公布粮产７，５００亿斤，他有所怀疑。随后到湖南视察，到了自己的家乡，情况更加清楚。他担心群众饿肚子，立即给中央打电报，认为不能征购１，２００亿斤，只能９００亿斤。会议初期，在小组七次发言，想找主席面谈未果，才一个通夜亲笔写了那封有名的信。通观彭总一生言行、性格和为人，不难了解，这完全是一件自然而正常之事，何况信中还肯定了大跃进的“伟大成绩”。《自述》最后这一段话，真是令人不忍卒读：“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有一次，“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同所谓“野心家”的诬蔑之词一样，所谓“伪君子”，主要是对彭老总出名的生活俭朴、厌恶奢侈的一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诬蔑。彭总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讨米、饿饭、砍柴、挖煤、当堤工这样苦难的生活中过来的。他的一个弟弟是活活饿死的。大年初二，祖母要带着三个小孙子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写这些“交代材料”时，写到伤心的时候，我们威震寰宇的统帅，常常写哭了，眼泪打湿了纸张。“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彭总一生不忘本，一生关心、热爱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最朴素的阶级感情，尤其严格要求自己，这同他的童年苦难生活分不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
在庐山时，彭总说过，他一生不保留笔记与文字材料。可是他却为后代保留了这样一本《自述》。彭总很喜欢《离骚》中的两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自述》相距两千多年，内容与价值自然不同；但两位作者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志洁行廉，为后人之楷模，可与日月争光，则是相同的。这本《自述》应当向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共产党员推荐；这是一部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教科书。
（原载《读书》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