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2月的一篇文章里，雷蒙·阿隆说出了一句他自己认为“相当动人”的名言：“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用这几个书写符号组合成这样的语义群，大概确是阿隆的专利，不过，锤炼出这个短语的思想历程，在世界各地可谓源远流长矣，大凡影响过这个历程的学人、政要或教门，无不对这两类问题的关系给予强烈关注。直到二战之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终于能够在世界范围成为时代的要求和显著特征了，两者的关系才算大体上稳定了下来，也就是说，使政治非道德化，使道德非政治化，从而实现了政教分离以来文明的又一大进步。也许，这只能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屈指算来，人类得享这一成果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功夫，从这个角度看上去，此前的历史便都化作了代价，真够骇人听闻的！读读《莫洛托夫秘谈录》（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就可以多少掂出这些代价的巨大分量。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莫洛托夫，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不仅同苏联的历史密不可分，而且同二十世纪中几乎一半时间的世界历史密不可分。虽然他至死也未能走出那位身材矮小的巨人所投射的血腥阴影，但他却是那些有幸直接参与创造历史、摆布人类命运的有数几个“大腕”之一。在他被迫退出政治参与之后，特别是在他生前的最后十七年中（1969—1986），回顾历史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方式。大概是逃脱了斯大林毒手残酷威胁的缘故，也大概是好不容易才当上了无休无止的宫廷倾轧的旁观者，他的回忆显得相当直率坦诚，他常常使用经验式的人文语言叙事论人和进行价值判断，从而避免了使用僵硬的意识形态行话有可能造成的理解障碍，也从而给阿隆的名言提供了一些所谓“价值中立”的证据，而这样的证据总是很难得的，尤其是从莫洛托夫们那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下这些证据，一是国际方面，一是国内方面。
一、关于世界革命
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莫洛托夫认为他毕生的事业主要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苏联一诞生就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那么削弱帝国主义的阵地就是题中应有之意。怎么破题呢？“作为外交部长，我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疆域。我和斯大林在完成这件任务上似乎干得不错。”（见该书p1。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语，均只注明页码。）因为成果是明摆着的，“我们1939年和里宾特洛甫决定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乌克兰、西俄罗斯和比萨拉比亚的问题。”“从来不属于俄国”的奥地利领土契尔诺维茨“转归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因为契尔诺维茨而惊喜雀跃。”（5）芬兰差一点并入俄国版图，不过“那里的人非常非常顽固”，居然把入侵的苏军痛殴了一顿，于是，“我们没能使它成为民主国家。”（3）此外，为了让波兰人“把我们认为应当无条件属于苏联的那部分波兰领土给我们”（3），苏联红军挥师西进，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纳粹军队胜利回师，波兰第三次从历史上消失了。
西方舆论界根据莫洛托夫的饮食习惯，给他出色的外交努力送了一个雅号：莫洛托夫的萨拉米熏肠，即成块切割欧洲，将其并入苏联。对此，莫洛托夫颇为自得，“对，这也可以说是政策，别的更好的政策我们暂时还没想出来。……萨拉米熏肠是一种猪油香肠，我非常爱吃，味道极佳。”（96）这种政策在战后获得了更加显著的成就，苏联以外的大概三分之一欧洲版图划入了苏联势力范围，不同于战前的只是，这是以同样残酷但却不那么生硬和笨拙的方式办到的，程序也较为复杂一些，而在战前，大都是把人家的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召来，交给他一份“合并声明”，然后由莫洛托夫说一声“您要不签字与我们合并，您就回不去了”（2），事情就结了。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莫洛托夫也毫不含糊，只是成就没那么突出。早在1940年，莫洛托夫就向希特勒提出了土耳其海峡问题，意在为俄国在黑海找到出海口，得到了希特勒赞同（93-94），但还没来得及动手就爆发了战争，顾不上了；“到战争末期，我们向土耳其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不同意，邻国也不支持”，于是便硬往里闯，没想到“当我国军舰驶进海峡的时候，英国已早有准备……”（93）战争一结束，苏联便正式“提出要这里的控制权”，理由竟然是“纪念苏军取得的胜利”，还要“和土耳其共同守卫博斯普鲁斯海峡”，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给他点压力，共同控制。”
莫洛托夫颇感为难：“人家不干。”
“你要求嘛！”（94）
当然，也只能要求要求而已，“我们及时退了回来，否则会把我们当侵略者，群起而攻之。”（95）不仅如此，“我们还想要靠近巴统的一片地区，因为这片土耳其境内的地区过去曾有格鲁吉亚居民”（95）。靠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土耳其领土也被纳入“还想要”的范围，理由都差不多；为了“使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土扩大一倍”，还曾试图“要求合并伊朗”，“我们开始提出问题进行试探，（结果）没人支持……沙皇政府已经攫取了俄国周围的地区，我们应当十分谨慎，但是要吓唬一下，好好吓唬一下。”（95）
“战后，我们需要利比亚，斯大林说，‘给点压力！’”但很显然，办这事“难以找到根据”，只好硬找，“在一次外长会议上，我提出，利比亚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想给以支持，在那里建一个军事基地。”这下把个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气得直喊：“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据说还打了一针大概是镇静剂之类的东西。（95）
最具想象力的大概是“想把阿拉斯加要回来”，幸好“没越雷池一步，……（因为）还不到提出这一任务的时候。”（91）
在亚洲，干得最利索的大概是占领千岛群岛，二话没说就划进了苏联的地盘；最麻烦的大概是朝鲜，“我们本来不需要这场战争，是朝鲜强加给我们的。”（95）
最简捷的大概是蒙古，乔巴山“死后应该任命一个人，有人提出丹巴，我观察了这个丹巴……他是个狡猾的蒙古人……不会说俄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不适合当领导……”，于是“决定任命泽登巴尔”。（107-108）
最客气的大概是对中国，主动放弃了在东北的存在，原因是“我们已经占有了许多，可这是另外一件事。”（92）
显然，彼得大帝开创的俄罗斯对外政策传统在莫洛托夫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沙皇们好象也表现出了什么什么先锋队们的高瞻远瞩：“很好，沙皇给我们征服了这么多土地，现在我们和资本主义斗争就比较容易了。”（1）虽然莫洛托夫对斯大林之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统统抱着轻视、蔑视、敌视的批判态度，但惟独在这一点上矢忠不渝。就在瓜分波兰十五个月之后，希特勒对莫洛托夫抱怨：“怎么会成这样呢？那么一个英国，就靠那么几个倒霉的岛子就拥有半个世界，还想攫取全世界——这可不行！这不公平！”这得到了莫洛托夫的强烈共鸣：“这当然不行！也不公平！我很同意他的意见。”（10）四十年以后，团结工会乍起，他立刻感到揪心：“我们不能失去波兰，（否则）我们会为此吃苦头的。”（70）当阿富汗已明显成了无底洞的时候，他仍然语重心长地呼吁：“我们不能失去阿富汗……”（102）
应当由衷地感谢莫洛托夫，他的坦诚使我们立刻就能理解一个被国际共运的官方意识形态语言长期粉饰的事实：他在谱写一部新的强权政治史。不同之处在于，前现代的强权政治大体上都是赤裸裸的，一般不加什么遮掩，至少还显得很诚实，而这种新的强权政治却雕琢了一整套天花乱坠的意识形态牌坊，我们对此早已烂熟于心，但是，这也埋下了一个迟早要发作的政治隐患：要么使新强权政治因陶醉于意识形态幻想而丧失现实感，要么使意识形态因无法面对现实而沦为笑柄。一段人所共知的历史可以作为小注。
斯大林苏联和希特勒德国在切齿相向了几年之后，1938年8月23日，出人意料地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大笔肮脏交易的合同书。希特勒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给十天以后可能发生的西线战争解除东顾之忧。斯大林的说法就比较冠冕堂皇了：一、英法帝国主义正在想尽办法挑动希特勒打击社会主义苏联，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因此必须改善苏德关系。二、即使英法同德国发生战争，那也是帝国主义战争，而在帝国主义彼此消耗力量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祖国将在和平条件下养精蓄锐，然后就有机会进行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干预。于是，在这种云山雾罩的价值判断基础上，苏德关系便突然间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此，人家帝国主义者丘吉尔倒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为了苏维埃的利益，可以说，苏联亟需将德军的出发阵地西移，以便赢得时间，并能在本国的广阔领土上调集军队。如果他们的政策冷静慎重的话，那么在那个关头，这个政策会是极为可行的。”（19）其实，斯大林—莫洛托夫自然也有着非意识形态的现实考虑：“我们需要推迟德国的进攻，……我们害怕自己挑起战争，授人口实，……当时所做的一切，就是不给德国人以发动战争的借口。”（21）这“所做的一切”也包括试探与英法结盟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对英法怀有无法消除的猜疑，关键是由于和希特勒似乎更易于灵犀贯通，而且希特勒出的价钱也更高更快更解人意，于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便在大战前夕断然踢开了英法帝国主义，从而使英法丧失了本有可能得到的第二战场，苏联则得到了喘息时间。不过这样干的结果也是明摆着的：在遭到德国进攻时也没有一个第二战场来帮助苏联自己了，因为苏联的落井下石几乎把英法逼上了绝路。不仅如此，苏德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也害苦了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欧洲各共产党。
法共在8月23日以前还高傲地自称站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现在却不得不把仇恨集中发泄在波兰地主身上，并为苏联伙同纳粹瓜分波兰声辩，鼓动大家与希特勒媾和。及至法国被打垮，法共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它力图把1940年和1917年等同起来，醉眼朦胧之间似乎看到了历史即将重演——当德军粉碎了俄国帝国主义时，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了；现在，德军又粉碎了法国帝国主义，因此，其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在法国的胜利。6月25日，法共甚至致函纳粹军队驻巴黎司令部的宣传科领导干部，自称是唯一坚决反对对德战争的法国政党！
这时已处于地下状态的捷共所持的态度更让人啼笑皆非：他们揭露流亡总统贝纳斯的追随者所犯下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在捷克居民中散布对穿着军装的德国工人的仇恨”！真是令人绝倒！按照这种逻辑，中华民族耗费数千万人的血肉去抗击穿着军装的日本工人，同样有违“工人无祖国”的泊来祖训。这是一种什么意识形态呢？
二、关于国内革命
莫洛托夫坚定不移地指出，“我们的思想就是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497）恢弘博大而言简意赅。自然，革命要由人来干，自然也要干人，这都天经地义。问题在于，什么人来干，来干什么人，还有，怎么干。这些问题在莫洛托夫们的理论上似乎早有完备的答案，不过一旦动手干起来，事情就麻烦多了。多亏莫洛托夫直言相告，才使我们了解到一些过去想象不到或不大愿意想象的意义。
职业革命家加上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革命的主观愿望便催化出了客观现实。莫洛托夫的回忆使人强烈感到，革资产阶级的命几乎易如反掌，困难在于革那些革过资产阶级命的人的命，因为卷入阶级对抗的资产阶级有着一目了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后一种人的背景主要是心贼（419页及“关于肃反”一章），所以莫洛托夫最为苦恼的就是，“我们不得不与那些现有的人、而不是与我们所希望的人一起”从事革命伟业（227），表明了道德理想与当下现实的矛盾。莫洛托夫不厌其烦地告诫或暗示，真正彻底的革命家只有三位：列宁、斯大林和他本人，其他所有的人都只能凑合着加以利用，“一旦需要，当然就应立即一脚踢开”（525）。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似乎不大好踢，于是“我们榨干了他们最后的血汗”，以使他们乖乖地效力于革命（367）；同时也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只有向农民索取，才能继续前进。”（251）而知识分子除了“庸俗之辈”就是“非党废物”，连凑合着用的价值都不大（散见于多处，不易枚举）。显然，这和那些口头禅式的“人民当家作主”啦、“工农联盟”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啦等等甜言蜜语相比，尽管令人胆寒，倒是说出了革命的内在逻辑，可惜我们知道得太晚了。当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问题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的问题，我们着重看看政治领域中的情形。
政治是什么，很难给出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但是有一个东西大概是任何定义都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权力。无需或不追求权力也能运转的政治，仅仅在无政府主义或乌托邦那里存在过，不足为训。因此，这里的关键是，少数真正彻底的革命家如何才能经常保持领导权以推动革命不断前进。莫洛托夫毫不含糊地认为，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民主集中制”（476），二是“左右开弓，大加杀伐”（401）。
关于民主集中制，莫洛托夫是这样描绘的：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实现“少数开除多数的原则”——“70人开除10至15人，然后是60人再开除15人……这就实际形成一种结局，中央委员会中，排除了多数，留下了少数，但又没有违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而也就没有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莫洛托夫指出，这“决不是少数人推翻多数人”，而是“清除路障”（476）。“您看看列宁，……他知识渊博、懂得科学、智慧过人、坚如磐石”，虽然“他身边有过非常有才干的人，可是全都不中用，随便可以举出哪个人为例。”（216）谁呢？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古比雪夫，李维诺夫，契切林，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可这些人都是革命元老，都不服斯大林的气，“列宁死了，他们都还在，所以斯大林的处境很困难。”（25）“要在那种千夫所指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当然需要忍耐。”（411）于是，民主集中制发挥了作用，最后是“留下了少数”，“任何反对派都没有了，这样就轻松多了”（406）而“列宁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别的出路，只是没完没了的争论”（407）。当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使用第二个办法。
关于专政。托洛茨基曾经抨击斯大林主义说，旧有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新的原则则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无怪乎托氏被打倒、流放并死于利斧之下，他太书生气了。在莫洛托夫们看来，十月革命“差不多过去七十年了，敌人还到处都是”，更何况当初（561）！这显然要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的匡算准确得多，作为决策依据也充分得多，因为人人都有心，有心就可能有心贼，因此，从革命的立场来看，不仅不服从者不得食，仅仅被怀疑成不服从者也不得食，甚至不得性命。莫洛托夫告诉我们，同后者的斗争，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程度更烈，因为这种人太多，几乎每个活人都是革命的潜在敌人，又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摸透他，只好看中一个消灭一个，杀掉再说，“即使是从拿破仑时代就入党的又有什么用？”照例杀无赦（410）。于是，屠戮高潮迭起，无数人头落地。至于证据，“当我们认为他们有罪、他们是敌人的时候，还需要什么罪证！”（416）这种革命也被几代中国人亲身经历过，只是没有听到那些真正彻底的革命家们的类似表白，他们只顾一路杀将过去，直到闹得不象话了，便临时出来个头面人物道个小歉，或者抛出个什么替身搪塞一下众怒，喘口气儿再接着杀接着整。然而，就是这个杀法，“赫鲁晓夫分子还是躲了过去，米高扬之流还是躲了过去”（402），说明“我们斗争不力，……没有把所有的混蛋全都打死。”（215）相信我们这里那些没大有人性的革命传人听了这话一定会极为振奋，下回再弄场革命出来一定接受如此沉痛的教训！
说老实话，我把这本《秘谈录》仔细读了两遍，这才不大情愿地相信了莫洛托夫不是在开玩笑或者跟什么人说赌气话。简言之，他向我们和盘托出了一种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乌托邦革命的精神本相，堪称解读他们特制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证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把人类或人民的“解放”、“幸福”等等作为政治目标兼道德理想的革命，显然是以“至善论”的道德功能作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和社会动员的投标书，这样才能使革命家甚至普通的革命者好意思自诩是什么什么人的先锋队，是什么什么特殊材料铸成的，是最有远见的，有着先天的伟大光荣正确性。但是莫洛托夫所坦陈的这类革命化政治，即使按照革命本身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也很难说有什么道德可言。这个问题曾使无数善良的人们困惑不已乃至绝望不已。不过事实已经证明，问题的症结在于，无论是革命者还是旁观者，早就应当摆脱一个认识论误区，就是说，根本不能从道德角度去评判革命及革命化政治，因为，“在政治斗争中什么手段都是可能的”（193）。这就意味着，革命及革命化政治随时都可能打破任何道德底线。事实上，单从谋取成功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原则适用于古往今来的一切革命及革命化政治乃至一切政治。然而重要的是，莫洛托夫们的革命及革命化政治与别人的不同，它宣称的是要彻底结束人间的一切苦难，在地上建立一个终极性的天堂，自然也是一个道德至善的天堂。不过事实已经同样证明，如果政治上不择手段却又坚持以道德化的意识形态标准进行自我评价，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信誉破产，从而引发革命与革命化政治本身的危机，这种先例我们已经目睹了许多，今后恐怕还有机会目睹，这肯定不是好事。
无疑，世界并没有改善到我们能够无视革命与革命化政治的程度，但也确实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变化。瞻前顾后一下，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没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政治是找不到出路的，而没有理想性的现实主义政治则有违道德。在两者之间纵横捭阖，至少从现代以来，似乎只能依靠法治，而且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法治。如果说这个办法不算太好，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在人类迄今所做的种种努力之中，其他办法更坏。（完）（2007年8月16日，发于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