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教科书从来没有客观中立地把故事叙述出来。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大体上处于革命史观之下，而且这个革命史观是双重的，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史观。这两种革命史观对一战的论述，尤其是北洋政府和一战的关系的论述，基本是批判性的，或者说是扭曲化的，并且他们调用了民族主义的悲情。以前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在两个革命党所激化的民族悲情之下，显然就会把北洋政府骂得一无是处，把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夸大到了不得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战到底怎么回事？所以首先很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要把它恢复成一个真实的过程，我们要在真实故事的基点上，来思考一战与中国思想的激变。在此之基础之上，我来谈几点看法。

不应对北洋政府过分苛责

第一，从外围来看，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暂且不谈思想史的关系，首先要确立一个坐标。一战是欧洲国家在主权国家形态相对比较完整的情况下，围绕着国家利益进行的外部争夺、资本扩张、殖民地重新调整等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的背后，有一套国际法的制约，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但是中国和一战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关系。1912年中华民国初建，初建的民族国家羽翼还不丰满，甚至内政外交的基本制度框架、人民的认同性以及国家执行能力，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之所以没有建立起来，不能说是北洋政府的无能，而是因为它本身是在一系列约束的情况下出现的。比如，《中华民国约法》给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设了一个重大陷阱。比如，宋教仁案意味着中国宪政初期的夭折，使得本来可以正常建设的国家发生了变化。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的一个领袖，某种意义上不主张革命，而是主张议会斗争，如果他不被刺，可能当了总理，民国宪政也许会不一样。那时候袁世凯底下的军阀还没有成气候，国家奠定之后有了宪法，宪法之后有制宪，然后有政府，还有议会，就开始进入国家建设。正常情况下，假如到了一战发生，（国家建设）应该已经初见成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至于那么失败了。所以这个过程是宋教仁被刺扭转了（历史），尤其是之后的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等一系列事情，使得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国家能力非常脆弱。

当然我们讲伟大的政治家，可能有重整家国的能力，使这个国家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但是历史的演变（责任）不能在北洋政府一系，而且孙中山国民党的激进主义，从来没有承认过袁世凯，他认同的是后来南京的中华民国。在这个意义上，从辛亥元年就有一股革命的激进力量，虽然革命的正当性在当时是有的，但是建国后就应该停止革命了。权力不是让给袁世凯，而是让给一个选举出来的总统，应该搞和平建设了，结果谁刺杀的宋教仁就一直说不清楚。这历史迷案暂且不说。总的来说，民初国家建设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国家能力非常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能对北洋政府太苛刻。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一战之后所谓的国民党的黄金十年，没有民国这十年的社会建设和资本家的建设，怎么能有黄金十年？中国发展最好的是1927-1937年。但是1927年之前的这十年，说起来是军阀混战，实际上军阀哪有混战过？通电打打仗而已，实际上经济发展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功劳是要讲的。国家层面上一直没整合好，社会的自生自发建设在北洋这十年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国民党相对来说还可以。所以在这点上，对于一战过程中的北洋政府，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说，给予同情和理解，确实不是很优良，但是不至于那么糟糕。

一战时的中国是一个初建的现代国家，而参与一战的西方诸国则处于扩展时期。我们的国家刚刚构建，政治也不成熟，所以对于这一段历史，没有过多的可指责的，它是客观事实，你可以指责北洋政府无能，我同样可以指责革命党捣乱，各打五十大板。这就是中国当时的现状，这是第一个故事，而一战后的那些是第二个故事。

俄国带给中国的灾难远大于日本

第二点，谈到思想演变，一战的五年，加上之前、之后战争的发育、演变、扩展期，大约前后有十来年，中国确实进入了第二代思想家的时代。但可惜的是，第二代思想家时代是更扯淡，因为第二代不如第一代。第一代有康梁、张謇等诸多人，而第二代里头，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可惜的是，源自第一代严复的自由主义没有占主体，第二代思想家胡适的自由主义，虽有一脉血统，但是没有占主体，这比较可惜。我们要问，为什么一战前后自由主义没有兴起，反而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兴起了呢？这是某种程度上运气不好，赶上了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上升期，整个知识界的潮流有点所谓的“世界公理”，旧的西方世界瓦解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样板苏联逐渐升起了。这是一个大思潮，所以知识分子像胡适这样的人，都曾经有过一段简单的迷恋，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里面最让人佩服的是徐志摩，虽然他是个诗人，但从来对这一块都非常斥责。所以说这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即世界格局，无论是中国还是当时西方的知识界都不成熟或者幼稚。就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代表世界公理，只是一时之短长，但很多人迷恋了，西方的知识界也有这样肤浅的认识或者被迷惑，那么中国的知识界显然更是容易被迷惑。

第三点，日本在中国的关系中是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日本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致命的因素。虽然从历史上来说，在中国好的时期，日本人出于它的国家利益，确实在使坏，比如甲午战争时期，民国时期，日本确实挺坏的，但问题是还有更坏的。而且我们要站在大国角度上，比日本历史更久远的大国，体量比日本大，思考的尺度也应该比日本大，所以就可以理解日本虽然带给我们很多灾难，但作为一个小国、它要生存，它的国家利益就是要做这个事。那我们虽然记住这段历史，但应该超越中日关系的恩怨，尤其在今天谈这个问题。因为中国跟日本的矛盾不是根本的，根本的矛盾在俄国，至少相当一段时期内，俄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日本。我们反省这段历史，不能过于强调日本的关系，还要向日本学习，至少日本现代转型比我们好，宪政发展了，国家文明，国民精神也好，这不够我们学习吗？所以要超越中日恩怨，气魄要大。

民族主义不可极端

第四点，当时的民族主义有正当性，任何一个国家有民族主义都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不能导致极端。俄国导致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是极端，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极端。正常的、理性的民族主义适合一个国家的正常建设，是一个正能量，但问题是怎么能够理性地处理好这把双刃剑？不能说一见到民族主义就怕，也不能说民族主义就是一个好东西，只有一个审慎的、理性的民族主义才是好的，尤其是中国具有超大负荷的国家，稍微大一点人家就怕，更要审慎。现在中国的筋骨发育不强，却要向人家展示肌肉，这不是愚蠢的民族主义吗？在这点上，民族主义更应该理性、健康和自由主义相结合，这才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